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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7月27日 06:21 AM
“中国模式”独特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这个拗口的书名，它的英文书名则更为直接和大胆——《Selling China》。我当时的《经济观察报》专栏编辑方军及时地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知道我正着手准备创作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史作品。
黄亚生在他的这本著作中，给出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成长的独特角度。他将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表现作了对比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也正因此，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境遇要可怜得多。黄亚生所依据的研究数据截至到1998年前后，他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某种特征。它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也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崛起故事有很大差异。在那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规模相继超过英国和德国，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如火如荼，黄亚生无疑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六年后的今天，黄亚生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出版了，书名是《“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在这本书中，这位生性儒雅、而文词却不乏激烈的学者直接提出，“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全球背景下的研究坐标中，黄亚生指出，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与数年前相比，黄亚生跳出了微观经济的范畴，而以一种更宽泛的政经视角来重新探讨“中国模式”。
几乎就在黄亚生的新书出版之际，另外一本同样是红色封面的新书《中国震撼》也成为某些圈子热议的话题。它的作者是担任过邓小平英文翻译、现在国外高校当研究员的张维为。张的观点与黄恰成对照。在他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和模式，而在政治上，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不是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动的基础上日益回归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张维为认为，“我觉得现在中国执政党也是一个完成天命的执政集团。它的天命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因为学术背景的不同，你很难将黄亚生与张维为的观点做一种明确的对照式解读，然而，他们毕竟都涉及到了“中国模式”，而且在结论上互有冲撞。
这是正在中国理论界发生着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个命题上，人们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理论界是倾向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为此，专家们发明了很多专用名词，比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以及“增量改革”、“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等等。这些名词各有所指，不过大家都不否认，这些发展模型是从中国的独特政策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对它们的综合提炼，将可能描述出一种独步天下的“中国模式”。而如果哪位经济学家竟能毕成此功，就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是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
就在不久前，北大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与黄亚生完全相同的观点。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有特殊的模式。”中国所进行的种种改革，如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都是普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不是中国的发明。
而在上海，在80年代以倡导“新权威主义”而成名的萧功秦则呼应了张维为的观点。他说，“他的不少理念我都很赞同，我们很早就对激进主义抱有批判态度。不同于很多中国学者所习惯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国的参照比较对象，他是把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作为观察研究中国的参照系。这十分难能可贵，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近30年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的，不必言必称西方。这种观点客观上有助于民族自信的建立。”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甚至颇有点黑色幽默意味的现象是，那些否认有“中国模式”的学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正是中国式经济改革政策的鼓吹者和献策者。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充满了不安，而这种不安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学范畴。正如黄亚生在新书中明确指出的，“我反对这种主流观点：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与它相提并论”。黄亚生与张维迎等人所担忧的是，如果“中国模式”被认定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否认有一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中国将因此拒绝更深层面的改革，而那显然是危险的。
显而易见的是，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越来越呈现为意识型态上的分歧，在一些人看来，甚至已演变成“新左”或“新右”的“选边战”。
在今天，所有关心中国改革方向的人们都已意识到，那些能够在经济范畴内改革的课题大多已经完成，而未被攻克的部分，都大大超出了经济范畴，而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体制改革框架下去寻找出路。正如美国学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所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既是经济性的，亦是政治性的。
2011年07月27日 06:21 AM
“中国模式”独特吗？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200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华人经济学家黄亚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对于这个拗口的书名，它的英文书名则更为直接和大胆——《Selling China》。我当时的《经济观察报》专栏编辑方军及时地向我推荐了这本书，他知道我正着手准备创作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企业史作品。
黄亚生在他的这本著作中，给出了一个观察中国经济成长的独特角度。他将三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跨国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表现作了对比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FDI），是因为中国经济存在某些本质弱点；也正因此，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相对而言，民营企业的境遇要可怜得多。黄亚生所依据的研究数据截至到1998年前后，他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某种特征。它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也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崛起故事有很大差异。在那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规模相继超过英国和德国，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如火如荼，黄亚生无疑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
六年后的今天，黄亚生的第二本中文著作出版了，书名是《“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在这本书中，这位生性儒雅、而文词却不乏激烈的学者直接提出，“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中国实行的是价格自由化，企业非公有化，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模式，中国也在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全球背景下的研究坐标中，黄亚生指出，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与数年前相比，黄亚生跳出了微观经济的范畴，而以一种更宽泛的政经视角来重新探讨“中国模式”。
几乎就在黄亚生的新书出版之际，另外一本同样是红色封面的新书《中国震撼》也成为某些圈子热议的话题。它的作者是担任过邓小平英文翻译、现在国外高校当研究员的张维为。张的观点与黄恰成对照。在他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和模式，而在政治上，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不是复制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全球互动的基础上日益回归中国本土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心向背”和“选贤任能”的理念。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张维为认为，“我觉得现在中国执政党也是一个完成天命的执政集团。它的天命就是恢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因为学术背景的不同，你很难将黄亚生与张维为的观点做一种明确的对照式解读，然而，他们毕竟都涉及到了“中国模式”，而且在结论上互有冲撞。
这是正在中国理论界发生着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个命题上，人们形成了不同的阵营。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理论界是倾向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为此，专家们发明了很多专用名词，比如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三角模式，以及“增量改革”、“地方政府公司主义”等等。这些名词各有所指，不过大家都不否认，这些发展模型是从中国的独特政策环境中培育起来的，对它们的综合提炼，将可能描述出一种独步天下的“中国模式”。而如果哪位经济学家竟能毕成此功，就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是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
就在不久前，北大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与黄亚生完全相同的观点。他说，“我不认为中国有特殊的模式。”中国所进行的种种改革，如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私营企业的发展，以及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都是普世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不是中国的发明。
而在上海，在80年代以倡导“新权威主义”而成名的萧功秦则呼应了张维为的观点。他说，“他的不少理念我都很赞同，我们很早就对激进主义抱有批判态度。不同于很多中国学者所习惯的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国的参照比较对象，他是把世界上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作为观察研究中国的参照系。这十分难能可贵，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认为相较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近30年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的，不必言必称西方。这种观点客观上有助于民族自信的建立。”
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甚至颇有点黑色幽默意味的现象是，那些否认有“中国模式”的学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正是中国式经济改革政策的鼓吹者和献策者。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充满了不安，而这种不安显然已超出了纯粹的经济学范畴。正如黄亚生在新书中明确指出的，“我反对这种主流观点：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与它相提并论”。黄亚生与张维迎等人所担忧的是，如果“中国模式”被认定是独一无二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否认有一种符合普世价值观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中国将因此拒绝更深层面的改革，而那显然是危险的。
显而易见的是，这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越来越呈现为意识型态上的分歧，在一些人看来，甚至已演变成“新左”或“新右”的“选边战”。
在今天，所有关心中国改革方向的人们都已意识到，那些能够在经济范畴内改革的课题大多已经完成，而未被攻克的部分，都大大超出了经济范畴，而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体制改革框架下去寻找出路。正如美国学者C.E.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所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既是经济性的，亦是政治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