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内外的文化大革命——长篇小说《胡同》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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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胡同》出版后,已经有一些评论。小说的作者、作家施亮(以下文中简称施)与本书的责任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刘茁松(以下文中简称刘),对这部小说的出版过程以及对文革问题的反思等展开了一次对话。

   小说有半自传性质

  施:我看到关于《胡同》的网上评论多起来了。

  刘: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不少文章,人们开始关注文革问题了。温总理在3月14日的“两会”中外记者会上,提出强调清除文革错误的遗毒与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重要性。这让我们对如何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更重视了。长篇小说《胡同》恰好就是讲文革初期北京胡同内外发生的事。

  施:哦,我更加重视网友们对此书的评论。尤其是那些比我年轻的网友,比如70年代后,80年代后等,那一批没有经过文革的人们,他们对这部小说怎么看,我更在意!

  刘:以前,我误会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未必对这段历史会有深刻认识。现在看来,真是低估了他们的眼光!我看其中有一位叫虞洋的网友说得好:“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被迫害者是刻骨铭心的,有的人仍心悸,有的人已淡漠,有的人已逝去,只有一少部分受迫害者想把这段记忆真实地写进历史里,不能容忍它再重演……”

  施:哦,一位叫“如鱼饮水”的网友,专门写了一篇博文《遥远的真实》。她认为,看到了此书,使她回想起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遥远的真实”。她在回复朋友们的评论说,“面对那段历史,忏悔还是不忏悔,意义重大。觉悟还是不觉悟,意义也很重大。如果在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就不仅仅是可悲了。是能不能站起来的问题。”这段话讲得太深刻了!我甚至觉得,有了这样的评论,我也就没有白写这部小说。

  刘:我觉得,这部书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极具真实感。“豆瓣”读书网的一位评论者西慕藏之说,写文革就该如此写。应该极尽客观地还原当时的历史环境、事件、人物,交织成“无形与巨大的反思之网”,将那个年代的荒诞一网打尽!

  施:他的评论,让我有遇到知音之感。我对这部小说大改三次,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真实,再真实!不过,这部小说本来就带有半自传性质。可以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方小野就是我自己的化身,我在文革开始时正好10岁么!

  刘:(笑)我读了你的稿子后,也给同一编辑室的一位女编辑读了。她断定,你必有一位早逝的妹妹!如小说情节中一样。我说,那可不一定,人家是小说家言嘛,后来一问你,果然是有!

  施:这是我有意为之啊!我决心,一定要本本色色、原汁原味地还原那段历史。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只有艺术性再现,甚至是复制当时的社会气氛、心理状态、动荡的环境,才能让没有经过那个荒诞年代的年轻人们,理解一些东西。

  刘:你写《胡同》,已经离文革爆发三十年。这有个好处,就是冷眼旁观,有一种旁观者的清晰与事后的清醒。可以力避简单化。小说中的描写是多角度的,不再只是描写表面的冲突和暴力的场面,而是以沉着细致的描写,深入反映文革发生的复杂性。我看你在每一节最后大都引用了一首儿歌,文革时期的童谣。有个读者说得好:“童言无忌竟然胜过批判和讨伐的力量”,说你的小说“是不是檄文的檄文”。

  施:这部书是在1996年基本完稿的。完稿后曾交给了两个大出版社,他们都很有兴趣。其中一个出版社还请了一位老编辑帮助我修改这部书稿,她拖着带病之身,两次仔细阅读书稿,提出很多好的意见,使我非常感动。但是,这部书仍然未能在那个出版社出版。以后,交给了另一出版社,也是经历一番很大的波折,还是退给了我。这部书,整整在我手头放了近十多年!

  刘:是啊,我出书前也有过犹豫哩。开始,也退还过一次么!

  施:无论如何,我是感谢你们的!尤其感谢你的诚心诚意,还有社领导刘清华先生及老编辑罗尉宣的支持,《胡同》才最终出版了。这部书稿搁置多年,几经挫折,也使我更加珍重与你们的友谊。

   文革与此前的社会积怨有关

  刘:您的书在湖南出版,也是缘分啊!我们湖南有位学者、出版家朱正先生,他写的《1957年的夏季》,书的最后说过大约这样的话:反右运动打开了通往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是从历史运动的关系来解说文革的来源。

  施:我很同意朱先生的这个观点。文化大革命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小说里有一首童谣:“翻饼烙饼,油炸馅饼。”我把历史比作烙饼,油炸馅饼。一个网友欣赏这句话。

  刘:79年我上大学,同寝室的林为进,对于文革说过一句话,我过耳难忘。他说:文革跟文革前社会的积怨有关。

  施:林为进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一个很有思想见地的评论家,可惜英年早逝。否则,我们可以搞“《胡同》三人谈”了。他的话是有体验有见识的真话。很多人惊呼,文革悲剧可能重演,也就是看到了社会积怨的问题,已经到了非化解不可的地步了。

  刘:《胡同》写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很到位。那个环卫工人在抄家时把戴太太往死里打,他们积怨的源头就是,他到戴家收粪,不小心掉一点到地面,戴太太说过一些难听的话。小说主人公方小野,家中比较宽裕一点,赵舅妈来借钱,借到了,朋友好上加好;小耳朵和豁嘴他爸来借,没借到,就成仇人,不让小野去他们门口玩了,在文革中就给方家贴大字报。看到这些,我真是觉得人间是危机四伏啊。

  施:这里描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源远流长。譬如文革前干群关系就相当紧张。反右运动后,可以给人随便乱扣“反党”的帽子,甚至在一个小单位给党支部书记提意见,也成了反党。这就使得到处是“一言堂”盛行,官僚主义严重泛滥。毛泽东后来注意到这种状况,却把它笼统归为“阶级斗争”,又开始整起干部来了。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就是整农村干部嘛,分“四清”和“四不清”干部。多数干部都有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派。这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

  刘:我母亲生下我几个月就遇上四清运动,她下乡搞运动去了,后来又历经运动。我觉得自己从小缺少母爱,这一点,从四清就开始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感叹我们生活在缺少爱的时代与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积满了冤仇与怨恨。文革中斗走资派,原因就在此。还有《胡同》里的于滨,他是一位延安老干部,自己生活作风不检点,害得人家夫妻反目,也害得知情人方小野母亲失去了工作。那个行政科长特别可恨!为了拍于滨马屁,遮盖于滨的丑闻,竟然诬陷方小野母亲!文革来了,就有人特意来找方小野妈妈,希望她出来斗争于滨。我觉得,于滨这个人物设置得特别好,他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生活腐化堕落,任用那些无耻逢迎的佞幸之徒。经过文革冲击,他才有所悔悟。官僚主义也是文革的导火索。

  施:我因为自己的家庭背景,对高层多少有些直接和间接的认知。写《胡同》时,就有意带一笔。其实,还有中国知识阶层的软弱,使得他们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也是懵懵懂懂的。我在《胡同》里就写到他们自身的毛病,比如小说中唯一比较冷静、理智的梁先生,对他夫人的态度也是很纠结的,既囿于旧伦理的束缚,不愿意离弃她,又与她没有爱情。这与胡适的婚姻很像。还有方小野父母,为了自保,过分地攻击他人。知识分子也是有很多毛病的。没有人完全伟大,也没有人绝对光荣,更没有永远正确。

  刘:所以不能因为人有毛病,有缺点,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不健全的制度也是一样,不能因为它有不足,有缺陷,就号召文革式的砸烂,提倡文革式的破坏。

  施:文革前的积怨,以后又导致文革中的积怨。我看到一些回忆文革的文章,就都是积怨的发泄。一些出身不好的学生们对文革初期“红五类”出身的老红卫兵有积怨,说你们在“红八月”时怎么怎么迫害我们。老红卫兵也有积怨,说你们后来也没有闲着啊,趁我们的爸爸妈妈被打成走资派后,你们也跟着军宣队、工宣队迫害我们!

  刘:我看《胡同》里胡宗义与校长王蕙兰的恩怨很有典型性。胡宗义原来是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很受王蕙兰重用。文革初期,他却响应革命造反的号召给王蕙兰贴大字报,还把她揪出批斗,让她站上高高课桌身心受辱。胡宗义成了学校革委会副主任,但转瞬间又失势了,王蕙兰上台后与工宣队联合,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让他受尽凌辱。这就写出当时的错综复杂的真相,没按照多数文革题材作品那样千篇一律把造反派写成威风凛凛的整人者。

  施:这也是文革中的“翻饼烙饼”呀,结果每个人都成了油炸馅饼。一部文化大革命史,几乎把每个人都整遍了。先整牛鬼蛇神,又整走资派,以后还整红卫兵。揪“五一六”分子时,也整了多数的造反派。

  刘:作家安武林评论《胡同》说,从这场革命到来之后,每个人的生活都敞开了,《胡同》内外的文化大革命就像没有门的家庭一样,每个人都在他人不怀好意的监视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生活,而是战争。他说的这样的气氛,我多少有些体会。文革爆发时我才三岁,我是在文革的余音中长大的。文革时期,买煤烧,买肉吃,都是打仗一样的场面;买许多东西都要排队,也像出征一样。

   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矛盾

  施:那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不过,在荒唐的文革停止三十年后,一种新的荒唐出现了:许多人不了解文革,却喜欢对文革乱发议论;有的人忘记了文革的悲惨,还怀念起文革时代的所谓“好处”来。还有就是,文革虽然结束三十年了,跟文革类似的社会矛盾,却依然存在,而且还比较恶化。

  刘:我看到高考之后学生撕书的照片报道。我也听到过学生们议论高考时愤恨的语言。我不能不想,假如再来一次文革,废除高考,即使大家知其不可,但对于中国式补课、中国式高考的痛恨,也许会让学生们有出一口恶气的喜悦感吧?我读《胡同》,有时会想,那些受到学生攻击的老师们,是不是因对学生要求过严而引起积怨造成的呢?其结果,就是造成所谓“反师道尊严”运动。

  施:这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学生受到极左思潮影响,而且在文革以前就开始了。里面的复杂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有教育制度不完善需要改革的问题,也有对青少年的道德文明和精神文化教育不够有力的问题,等等。文革中产生红卫兵运动的教训值得总结。我看网上关于《胡同》的评论,有的网友说,“喜欢看有红卫兵的。”我心中奇怪,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有些青少年是不是还想当新红卫兵?

  刘:其实,由于我们教育制度不完善,功课的压力太重,学生对于老师发生各种各样的怨恨,这也是应该注意的社会弊病。当然,绝不能提倡文革那样的发泄积怨的方式。我绝对不赞成用文革运动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这就是我们上面说到过的,任何人,任何制度,都不会尽如人意。但不能利用这些“现代积怨”再去搞什么空前的文化大革命,这种革命理当绝后。

  施:说到这些现代的积怨,我以为最重要的思路就是,不要挑动这些积怨,不要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办法来处理这些积怨。我更赞成“和谐社会”的提法。当然,要让社会真正和谐起来,是很难的,路是很长的。但是,要警惕啊,这些积怨的爆发会造成社会的大动荡!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这些社会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而且不能放任让矛盾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社会各方面必须劳心费力同心协力去做的事情。

  刘:是的。社会积怨的爆发,会从一件小事引发一系列大事件!这时候,历史像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就不能中途停住了。

  施:我前年在医院养病时,读了关于二战历史的书籍,其中有叙述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史实。你知道吗?希特勒是靠赢得多数选票的民主选举上台的!他后来很长一段时期还得到德国民意的支持。墨索里尼也是依靠失业工人等弱势群体的支持,发动了“向罗马进军”的群众运动,使得意大利国王不得不任命他当首相。他们夺取政权后,曾经把国家局势稳定下来。但是,他们利用民意,欺骗民意,强奸民意,又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用国家主义蛊惑人心,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大灾祸!这一段历史,实在应该让我们引为殷鉴!

刘:以人为本、多元开放的人文主义,是应该弘扬的当代普世价值。文化大革命把人文主义精神当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毒草铲除殆尽,结果斗来斗去,斗得大家都如临大敌,迎来的是一个杂草也不生的精神与物质的沙漠。

  施:是啊,《胡同》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沙漠化的过程。所以,我在《胡同》结尾这样写:我小时候在幼儿园里唱过的一首儿歌,已经很久没听人唱了。

  刘:我记得,那首儿歌,是“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我个人特别喜欢《胡同》开头部分写的文革之前人与人之间的亲友式的关系情调。《胡同》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一条可怕的“死胡同”。只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炮灰们才愿意送死。

   “世界之中国”的文化涵义

  施:梁启超曾经把中国历史分为三阶段:一是“中国之中国”,从炎黄五帝至秦始皇,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期吧,以先秦诸子文化为代表;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汉到清代晚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成熟期,以儒家文化为代表,这种文化精神甚至影响到了东亚的周边国家,比如朝鲜、越南等,日本则受影响最大。三是“世界之中国”,从清代晚期始,西方列强的军舰开进来了,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不得不认识世界,也开始走向世界,中国文化也就必须与西方文化相交流,相融合了!

  刘:梁启超的划分很有意思!这是从世界大格局的视角来认识中国文化史的。19世纪与20 世纪确实是中国几千年亘古未有之大变局。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真是风起云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现代史一系列大事件,社会文化及人们心理也急剧变化!

  施:咱们从服饰上就可以看出社会风气的变化!上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都喜欢穿长衫,我记得杨绛先生说,刚解放时钱锺书先生也仍然穿长衫,他到“毛选”英译委员会去办公,被胡乔木批评过。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们都穿中山装、毛式制服,以致于来华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服饰太单调,到处是蓝色与灰色。到了80年代,人们又都穿起了西装!陈丹青有一篇散文,说他从海外归国,穿上“人民装”,也就是“毛式制服”,他父亲揶揄他,你想穿奇装异服上街么?

  刘:(笑)哈哈!我们以前都是穿过奇装异服的。那时候,西服倒是奇装异服呢!哪个中国人穿西服上街必定会被围观呢,认为是“假洋鬼子”。真的,想一想,时代的变化真大!实质上,人们的文化心理也完全不同了。

  施:清代诗人吴梅村因为经过明、清两代,所以说自己是“两截人”。我们其实也是“两截人”,既经过了文革时期,也经过了改革开放时期,所以对有些问题认识特别深刻!如今,在中国需要进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转型期里,反思文革特别重要。这里有一个如何塑造中国的现代文化问题。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世界之中国”文化格局变动中的一个小阶段,是大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刘:是呀!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的口号就是“破四旧”和“立四新”。结果,“破四旧”无非是焚烧旧字画,砸庙宇道观,改换街道名称,然后是打人抄家。他们破坏的是人类世代积累的文化物质财富,破坏的是一日不可或缺的人类基本权利与尊严。而“立四新”呢,比如,工农兵学员直接通过选拔上大学,还有工农兵上讲台、工农兵学理论什么的,实践证明里面是弊病百出,形式主义流行,文化大革命反而成了革文化的命。

  施:说是“破四旧”,实质是封建奴性文化的复辟。那时,把毛泽东的只言片语称为“最高指示”,岂不成了封建皇朝的圣旨么?还有,“万万岁”“万寿无疆”什么的,你现在正做古籍整理,古籍中到处都是这种对封建皇帝的颂语么。

  刘:我想起一个笑话,我们长沙的火宫殿,毛泽东年轻时就爱吃那里的臭豆腐,以后当了伟大领袖也还去吃,说过一句赞扬的话,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写上一行大字:“最高指示: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施:(笑)哈,这个笑话太有意思了!你看,原来号称最革命、最先进的,其实又是最倒退、最封建的。可当时那么多人却蒙在鼓中。

  刘:我还记得,《胡同》里有一位天真的知识分子王伯伯,虽然自己家被抄,还是努力争取理解文化大革命。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不要资产阶级文化,不要封建主义文化,要全新地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说我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施: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是那么看的。这是当时的主流理论,有着话语霸权,还有所谓的伦理高度。毛泽东说,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他们的灵魂反而是不干净的。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服帖呢?因为民本思想就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人格之一。他们便心服口服。比如,我随父母去干校,听一位老知识分子讲用说,他刚挑起粪桶觉得大粪是臭的,后来经过劳动锻炼,才知道不是大粪臭,是自己的思想臭!

  刘:那时候,强调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么!我们上学就讲学工、学农,也进过工厂,去过农场,其实大多是形式主义的,未必真学到什么,反而把书本知识也撂下了。我自己知识不足,临到高考恢复,自己急得要去当知识青年下农村呢。文革时代,知识迅速贬值。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能不贬值么?如果那时情形延续下去,中国科学界和文化界就会后继无人,中华民族的崛起,也将成为泡影。

  施:我们如今正处在“世界之中国”的文化发展阶段,特别应该注意两点:一是既要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更要注意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使两者相融合;二是尤其注意总结“世界之中国”——也就是近两百年来文化大变局中的一切经验教训。在目前,最迫切的就是要反思文革!

  刘:我同意你的看法。网友“如鱼饮水”的话,说得好:“如果我们民族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就不仅仅是可悲了,是能不能站起来的问题啊。”不反思,就可能走老路啊!那就谈不到中华民族崛起,很可能又会走入另一场大劫难之中。

  施:我们的看法一致。甚至,那场大劫难会更胜过文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反思文革,也不仅是一个历史研究的课题。它有着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写《胡同》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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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前夕、正午与黄昏——长篇小说《胡同》节选


其一 前夕篇

在小雅宝胡同里,我家的小独院恰好就坐落中间。不知怎的,门牌却是“甲一号”。一号就一号呗,干吗还要“甲”?我不明白,别人也都懵懂。小胡同本来就弯弯曲曲,谁也想不到胡同深处又有这么个“甲一号”的小院,人们若初来乍到,很难找得着。
七间半房屋陈旧不堪,没一间屋不漏雨。一家人住了四间北屋,分成寝室、客厅和书房。剩三间窄促的东屋,一间堆满杂物充作库房,较大的另一间算是饭厅,旁边相联便是厨房。正对北房,除了旮旯里的厕所,是一长溜满是绿色苔藓的高墙。阴渍砖缝伸出几簇野草,一条深褐色壁虎缓缓爬动。墙边,还种一株枝干粗壮的枣树,浓厚树叶像一把大伞。夏夜,星星点点月光透过叶丛,洒了大半院子。一家人在枣树下乘凉聊天,直到眼皮发涩才回屋。
小院铺满碎砖头,由于没有修建泄水沟,到雨季会积起很深的水。包裹铁皮的大门,以前所涂黑漆早已斑驳剥落,关门时很沉重。门上有铜制撞锁,还有一根大门杠可横顶住大门。大门后一座木制影壁,中间是斗大的红色“福”字,年长日久已暗淡了。爸爸有一回说,这个影壁破旧了,还挺碍事,干脆拆掉吧。外婆使劲摇头,连连摆手说:“搞唔得!搞唔得!格是挡鬼的,拆去会有鬼进来咯!”
“外婆,”我好奇问,“这个怎么挡鬼呀?”
“鬼走直路哉,”外婆解释,“弗晓得拐弯,它从门外进来撞到影壁上,还会撞回去咯。”
我反问:“咱们胡同那么曲里拐弯,鬼要是光走直路,还不一头撞墙上,连胡同都进不来!”
外婆答不上来。爸妈也笑了,用上海话骂我是“小赤佬”。
小寒妹妹也咯咯乐着,手指点戳我:“哈,哥哥是小赤佬,小赤佬!”

从胡同南口出去,走十多分钟,又进一条胡同赵家楼。历史有名的五四运动时,学生游行队伍火烧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在里面还痛打了章宗祥,就是那儿。后来,那座小楼已经成为一座医院了。
妈妈常带小寒妹妹去那儿。
小寒妹妹比我小一岁,才八岁。她看去却像四五岁的孩子,身体瘦弱枯干,长个很大的“奔儿头”,一双罗圈腿。听妈妈说,小寒妹妹是早产儿,原本就体衰多病。她一岁时,妈妈领她在外面却赶上被浇一场大雨,小寒妹妹连发几天高烧,引发了肾炎、心脏病等。
她特别聪明。由于多病,爸妈就没有让她上学,而是让我回来教她功课。可是,她比我学得还好。做算术题,总是又快又对,还能写短短的信了。
这天,我正教她一道算术题,她却怔怔瞧着窗外,黑眼眸里闪烁着很神秘的光。
“嘿,你怎么啦?”我推她一把。
“唉——”她叹一口气说,“哥哥,你知道吗?我快死了。”
“瞎说!你又瞎说……”我的心被紧紧揪作一团,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俩沉默了。明亮的玻璃窗外,枣树叶丛里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叫。我忧郁地想,它们怎么那么高兴呢?它们以后会不会死呀?
妈妈闯进屋,吩咐道:“小寒,先跟我去赵家楼吧!回来再做功课。”
“又去赵家楼……”小寒妹妹嘟囔一声,收拾起小书包。
她们出门了。
我呢,傻怔怔呆望着那棵大枣树,树上的麻雀们,那堵湿漉漉高墙上纷乱的树影。

小雅宝胡同的门牌没有二号院,紧挨我家小独院旁边的四号院,里边却是一座楼房。那儿是某机关的宿舍,门口传达室专有一个老头看门。五十年代一片低矮的平房里,这座楼就算很巍峨了。胡同里的孩子们管那儿叫“大楼”。
大楼里的孩子们成帮结伙,对胡同里的孩子们佯佯不睬。我的小学同班有个女生邵倩也在楼里住,这条胡同里只有我跟她一块在新鲜胡同小学读书。起初一年级,我俩上学和放学共同走的。至二年级,班里一伙调皮鬼挤眉弄眼地起哄,说我们是“小两口”,惹得邵倩哭一场。我与她不得不疏远了,甚至谁也不跟谁说话。
这座大楼崛起,破坏了整条胡同的格局。拆掉一片平房后,原来笔直的胡同变成扇面状了,几乎使小雅宝胡同不成其为胡同了。以后又与其他胡同相接,也再一次变更了门牌。大楼后面,又是一圈高墙围起的大院子,里面停放许多车辆,是北京市清洁队所在地。白天大门紧闭,静寂无人;深夜却热闹喧哗,灯火通明,一辆接一辆清洁车驶出,鸣笛,粗声吆喝,咣当当的响动,常将人们从睡梦中惊醒。
一幢大楼,一座清洁队大院,原来的深深巷陌没有那么幽静了。不过,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它总还是隔绝都市喧嚣红尘的一道避风塘吧,算是多少还保留着恬淡的民俗风味,也仍然蕴藉着这座城市古老的传统。

我家对过,是通在一起的大杂院。据说,原是官宦人家的一所大宅院呢。分前院和后院,有两个大门,也就有两个门牌——六号和七号。胡同里的人们管这院子叫“六七号”,这是个很怪的专用名词。
这院子住了十几户人家,加盖好几间简易房,拥挤不堪。这儿成了胡同的海湾地区,隔三岔五,必有一场战事。两家邻居吵架的场面颇为壮观。吵起架来,谁家的人多,谁家的声势就大:“你算什么玩意儿你算你算算算算……”“你他妈王八蛋王八蛋蛋蛋蛋……”嗓门大,频率高,干脆成为抽去语言实质的嚎叫。周遭一大拨子人,有助威的,有喊好的,有凑趣的,有大笑的,有皱眉的,有叹气的,也有上去劝架的,不小心又会衍生一场新的战争,那可就更乱乎了。多数邻居只在一旁瞧热闹,这是大杂院的一种特殊娱乐消遣,犹如今日唱卡拉OK,不可不欣赏的。
门洞旁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大概是昔日大院的门房吧,挤进满堂堂一家七口人的赵家。邻居们无论老幼,都管这家夫妇叫赵舅爷和赵舅妈。他俩究竟是谁的舅爷,又算是谁的舅妈呢?谁也说不上。小胡同就是这样,某种称呼叫开,大伙全那么叫了。赵舅妈奇胖,挺大肚子,摇摇晃晃走来,好似一座移动的小肉丘。她干活儿极利索,只穿件小背心,晃荡一对面袋似的大乳房,擀面条、贴饼子、搬运大白菜,还汗水淋漓地挥舞铁锨,往捡来的那堆煤核里掺黄土,对上水,自做煤块儿。赵舅妈颇有女中豪杰气概,与人吵架时扯嗓门大吼,仿佛当阳桥头喝断桥梁的猛张飞,一个霹雳炸去,威风凛凛,无人敢对阵。据说一回,她坐在大门槛骂街,连拍大腿,足足骂了大半天,竟没有重复一句话。
豁嘴一家人也住在门洞不远处的矮矮一间小屋里,比赵舅妈的屋还要窄促,原来那间小屋是堆放柴草的,连窗户都没有。以后只稍微修缮一下,就住进他家四口人。豁嘴比我小两岁,他长个兔瓣嘴,吐字不清楚。他妹妹也又瘦又矮,带点儿歪脖子。可能是他俩父母近亲结婚引起的。豁嘴他爸妈老家在河南山沟里,那儿兴表妹嫁表哥,再加上水土恶劣,人们发育不良。豁嘴他爸妈也很矮小,细眯眼,牙齿朝外耙着。他家是赤贫户,豁嘴他爸在一个街道工厂当临时工,蹬平板三轮车送货,挣钱养活一家四口人。他家也不善,刚搬到大杂院才不到一年,很不服气赵舅妈在院里的霸权,总爱故意招惹她。
一天,豁嘴他爸又惹上赵舅妈了。
赵舅妈正擀荞麦,擀面棍咣咣敲打小炕桌,破口大骂:“我操你妈,操你奶奶,操你姥姥,操你祖奶奶……”
豁嘴他爸反倒笑了,满脸阴坏:“噫——你还操……成,成,我让你操……可你拿什么操呀?”
旁边人们哗地全笑了。
赵舅妈眨巴下眼皮,怔住。
豁嘴他爸越发得意,“说呀,你说呀!嘿,嘿,你能拿什么操?”
没想到,赵舅妈挥舞擀面棍,吼道:“我用这个擀面棍操呀……”
众人目瞪口呆。赵舅妈瞪着豁嘴他爸,又霍地转身指大门后,声色俱厉喊:“……不光用擀面棍操,还能用门杠子操呀!”
众邻居笑弯了腰。连豁嘴他爸也笑了。
惟独建设他爸不笑。他站在瞧热闹人群中,鄙夷地攒起眉头,“真,真!真是的,唉,低级趣味——俗!俗!太庸俗啦!”他把崭新工装袖子挽到肘上。
赵舅妈猛回头,举起擀面棍,指向建设他爸,大喝一声:“你——他妈的说谁呢你?姓崔的!”
“没,没,没说你……”建设他爸倒退几步,差点儿闪个趔趄。他不住摆手,又手指向豁嘴他爸,“说他呢,说的是他……”
稳住神,他转身冲豁嘴他爸绷起脸孔,训斥道:“我说的是你哇!老李呀,咱们是工人,嗨,嗨,讲这些话……可太低级,太没水平啦!没水平,真是没水平!这不是政治性,这是庸俗性!”
豁嘴他爸尴尬地咧一咧嘴,没吱声。
建设他爸是国营大工厂的工人,前些年由于不慎被机床轧扁了半个手指,院里邻居给他起个外号叫“半截指”。谁知,那场小小的横祸,却为他带来政治上的鸿运。他的事迹登到了报纸上,被厂里选成劳模,提升车间副主任,最近还入党了。豁嘴他爸颇巴结他,也想托他介绍进大工厂,转成正式工人。建设他爸平时总是一脸严肃,倒背手,低着头,见人不理,好像是一位大首长在思考什么问题。
大槐树下,坐板凳上看报纸的徐家老二,人称他“小耳朵”。刚才还兴高采烈地瞧乐子,直着脖子,合不拢嘴嘻嘻笑呢,一抹脸,也一本正经了,他凑上去挥舞着报纸说:“那是,崔叔说的,那是——对呀!政治性儿,是要挂帅的!这是报纸上说的。意识形态斗争呢,要不然,会让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那是危险呀!出身好也不是保险箱哩。”
邻居们安静了。赵舅妈也无话可说。她再所向无敌,可岂敢与报纸对抗?报纸,在那个年月里就代表着政治权威呢。她眨巴着眼皮,也不说什么了,低头擀面皮。
“对呀,你说得对!很对!你很有政治头脑!”建设他爸跷起半截拇指,夸赞徐家老二,“唔,小波呀,你的理论水平有进步!噢,帮我写的那篇发言稿,写完没有?厂里开会还等着用呐。”
“那是——我哪儿敢耽误呀。我考虑一下,您得加几个活生生的事例!理论联系实际,这报纸上反复说的。那是——联系了实际,理论就深刻了,是不是?”
“联系两条,得联系两条!来,你帮我联系!”建设他爸搂住徐家老二肩膀,亲密地进屋了。人们用古怪的眼光目送着他俩。他们还不习惯“政治性”也渗透到私生活中,觉着他俩玩这一套有些假正经假来劲儿。
徐家老二的名字叫徐小波,邻居们却直接喊他的绰号“小耳朵”。他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患神经衰弱症,暂时休学在家,一天到晚无事可做,无聊憋闷至极,竟夜里趴邻居窗台偷听墙根儿,让人发现了,全院子哄传开来,送他这么个外号。他的耳朵其实并不小。最近半年,他追随社会风气,又研究起政治理论了,从书店买来全套的领袖著作,每天坐在大槐树下划红道道,神情也变得持重严肃了。
院里最老的住户是老聋头一家人,传说这所宅院即他家的祖产。他家的祖辈,可能是老聋头的父亲吧,是清朝的礼部侍郎。以前,他家堂屋挂着那位礼部侍郎的相片,梳着辫子,圆圆的脸,皱着眉头。这大概是中国有了照相术以来,最早的一张照片吧。这些年,政治气氛越来越浓厚,他家就悄悄地把照片收起来了。他家姓莫,住着一溜五间东房。这家人最本分,平日胆小谨慎,从不惹是生非。他们自己家里似乎并不和谐,时常关紧门扯上窗帘在房间里嘁嘁嚓嚓吵架,还传出微弱的哭泣声。小耳朵之类便跑去偷听他家的墙根儿。
到了傍晚,七十多岁的老聋头,独自一人去胡同遛弯儿,披一件衣服,低头弓腰,唇上一撮小胡子,闷头走啊走。一群调皮孩子跟后面追喊,老聋子——老聋头!他如木头人一样毫无知觉。可是,听妈妈说,老聋头年轻时还曾经到日本留学过,是东京帝国大学的留学生呢。那么,他那个时候是聋子吗?他是在什么时候聋的?他都做过什么事情?他的经历是怎样的?他现在是真聋子还是假装聋呢?我有一肚子问题,可惜妈妈也答不出。
莫家可称是教师之家了。老聋头的儿子是中学老师,住学校很少回家。他的女儿是小学教师,邻居们称她为莫老师。莫老师的丈夫也是中学的历史教师。莫老师眉清目秀,文质彬彬,颇有大家闺秀风度。妈妈常带我去她家,他们一家人非常客气,端水递板凳。她那瘦骨棱棱的丈夫周老师,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也跑来拉一拉我的手,“好哇,好哇,小弟弟来啦。”他本能舔一舔嘴唇,冲妈妈谦卑地说,不知方先生可忙,他很想去借几本书看看,可以不可以?妈妈支吾着引开话题。莫老师上前瞪眼呵斥:“得啦——别■嗦啦!干你的去吧!我该给小野复习功课啦!”对她丈夫的神情近于嫌恶。周老师讪讪地干笑,那么可怜巴巴的样子,大家都很窘迫。连我稚嫩的心也被触动,咦,莫老师平时待人温柔和气,干吗对丈夫凶巴巴的!
他家人特别窝囊,不敢得罪任何一个邻居。一次,他们取出箱里一件狐皮袄晾晒在院子里,丢掉了。寻找不着,他们正商量该报居委会还是派出所?豁嘴他爸却站当院破口大骂,说是反动派又在搞复辟,诬赖劳动人民,真是混蛋透顶!不是资本家地主,谁能买得起狐皮袄?一顿大骂,吓得莫家人躲在屋里打哆嗦,倒像是他们偷了别人东西。后来妈妈打抱不平,要向民警报案。莫老师苦苦劝住妈妈,连说东西丢了就丢了,别得罪人结仇就行啦。
这可是奇怪的一家人。他们干吗这么窝囊呢?有一回,赵舅妈的儿子小义子揭开了谜底,他对我说:“又跟你妈去老聋头家啦?”他坏不溜秋一挤眼睛,“哼,还去呐!告诉你吧,他家是国民党!”
我大吃一惊,忙问:“他家谁是呀?”
“老聋头就是。他嘴唇留一撮胡子,那叫东洋胡子!好人谁留这种胡子?不是国民党是什么?”小义子洋洋得意说,“还有他女婿周老师也是。”
“这,这……周老师也是吗?他怎么还当老师呀?”
“你问我,我问谁去!”
简直无法想象!我在电影、连环画和小说里见到的国民党徒,个个都穷凶极恶,或是横行霸道,或是杀人放火,哪像是老聋头和周老师,那么可怜兮兮的,那么窝囊废!我觉着,他俩连国民党都没资格当。

一挑门帘,赵家小屋黑糊糊的。十平方米不到的小屋,里面盘一条大炕,几乎占大部空间,只剩了够伸一下脚的窄促地面。他家白天平时大都在门洞里,何时吃饭,何时睡觉,做什么事情,院里人们进进出出,对他家的日常生活一目了然。
爸爸妈妈一块出门,必把我放到赵家。我有时还在他家吃饭。我与这一家人,小华、小义子、小玲、小云,坐到门洞的小炕桌前,赵舅妈捧来一蒸屉金黄玉米面窝头,再端来一锅熬白菜汤。赵舅妈冲我眯眼一笑,对小华说:“去拿卤虾酱和韭菜花吧。”小义子咧嘴捅一下我:“我妈是招待贵客呀。嘿,卤虾酱韭菜花拌上熬白菜,滋味儿!不轻易拿出来呢……”
卤虾酱臭气熏天的。韭菜花也有一股怪味儿。金灿灿窝头和棒子面粥却无比香甜。我狼吞虎咽啃完一个窝头,他们直瞅我笑。赵舅妈问:“还吃得下吗?再来一个吧。”窝头塞满嘴,我摇晃脑袋,“吃不下了。”小义子狡黠地问:“这窝头比你家的果酱抹面包好吃?”我认真回答:“两个味儿。”他嘻笑着,“那,我去你家吃果酱抹面包,你来这儿吃窝头吧!咱俩换一换,成不成?”都乐了。赵舅妈眯眼骂道:“穷——嚼!滚你的蛋吧,不想想你什么玩意儿……”
我最喜欢去赵舅妈家玩。尤其晚上,内心总是向往那间窄促的小屋。找一个机会,我悄悄溜出来就跑到对门了。进屋,谁也不跟我特意打招呼,各干各的事。我坐炕沿上,抄起撕去封面的高年级课本翻阅。屋里电灯雪亮,弥漫了汗馊味儿、脚丫臭味儿、暖烘烘的土腥味儿。小义子精赤膀子,趴在炕桌上写作业,嘴巴里咬住铅笔头,皱一会儿眉头,又讨好地问小玲:“嘿,问你一字儿,‘接班人’的‘接’字儿怎么写?”
小玲正背诵课文,有些不耐烦:“一个提手……”
“旁边什么来着?”
小玲眨一下眼,不乐意说:“拿一张纸,我写给你看!”
小义子乖乖递过课本,戳点着揉烂的书皮说:“写这儿吧。”
小玲写了个很大的“接”字。我旁边讪笑道:“呵——五年级学生还得向三年级学生问‘字’呀!”小华和小玲咯咯笑出声。小义子朝我翻下眼皮,也乐了。
小玲背诵课本里一首诗,是歌颂小英雄刘文学的,还记得前两句:“嘉陵江水浪滔滔,日日夜夜起波涛……”她反复背诵这两句,音调清脆又铿锵。诗句引起我的一连串想象,啊,嘉陵江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江面宽吗?浪头很大吗?真是汹涌澎湃不断掀起波浪吗?我仿佛真的看到了那条大江。
小屋子虽憋闷,热闹活泼的气氛非常吸引人。写完功课,他们或围坐炕上打扑克牌,或随意聊天开玩笑,还扯开嗓门唱歌。都是那时的歌,一首接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花儿朵朵向太阳》、《歌唱王二小放牛郎》。由小玲领唱,她是少年宫红领巾合唱团的,嗓音好,还会指挥打拍子。大家起劲唱着,忽然,她停下来制止道:“不是——那么唱!走调啦,走调啦!”她越着急,我们越是那么高声唱。特别是小义子,兀地提高嗓门,嗷嗷嚎叫;突然声儿又变尖细,女孩子似的捏嗓子唱,还嘎嘎大笑。我们也笑得前仰后合。
小玲呼哧喘气,后来她也忍不住笑了。我瞥一眼,她胳膊上戴个两道红杠的符号,惊讶地问:“咦,什么时候,由一道杠又变两道杠啦?”
“前天,我们班中队委改选,把我选上了。”小玲昂头带些矜持地说。
“你知道……嘿嘿,她怎么被选上吗?”小义子犯坏地一挤眼,“她最会拍老师马屁了,是小马屁精。凡是马屁精才能当官……”
“胡扯八道!”小玲给惹急了,“我正经八百被全班同学们选上的!”
“得得得!蒙谁,还蒙得了我?你那点儿猫腻……”
“你造谣!你——你放屁!”
“哟——中队长还骂人呐!闹半天你那学雷锋文明礼貌是假装的呀!”
小玲辩解不清,气得哇哇大哭。小华一边看不过去了,指着小义子鼻子说:“你就是爱招她!”
小义子翻出白眼珠,“管得着嘛你!又没招你!”
赵舅妈进屋了。她瞧见小玲哭,一下子猜出是怎么回事儿,把正补缀的衣服扔一边,顺手抄起炕沿上的笤帚。一看大势不妙,小义子光脚丫嗖地从炕上蹿到地下。赵舅妈伸手抓向他的光脊梁,滑溜溜的,一把没抓住,狠狠一笤帚抽在他屁股上;又一笤帚随手揍去,打空了。小义子已跑出门,赵舅妈使劲将笤帚砸向他,扯嗓门大吼:“好你个兔崽子!搁着你的,有本事今儿别回家!”回头瞅见小玲呜呜哭泣,又狠歹歹地骂:“嚎!嚎什么丧呀——你妈还没死呢!又他妈的冲神见鬼闹撞客!”
屋里乱哄哄的,我也悄悄溜出去了。

小义子爸爸赵舅爷矮个子,脸盘圆圆的。他在一所小学校的传达室看门,平时不在家住,偶尔回来一趟,吃顿晚饭又回学校了。回到家里,他持一根烟袋锅,在门洞通道里坐小板凳上,吧唧吧唧抽烟。赵舅妈会派遣个孩子小华或小玲,去小酒铺买二两白干酒,再买点儿猪头肉、炸豆瓣什么的。要不什么都不买,他抽着烟袋锅子,抽一口烟喝一口酒,举着小酒杯,也是那么有滋有味。
赵舅妈坐一旁,吱啦——吱啦,使劲纳鞋底,眯起眼睛冲他乐:“嘿——嘬你的猫尿吧。”赵舅爷不怎么爱说话。他的发音吐字可是极地道的京腔京韵,仿佛舌头卷出的每句话,便是浑然天成的京味儿。他还特讲究老北京人的“礼性”:您好哇。您早哇。您吃了吗?您慢走。老没见了,您呐!您啊您的。
我走近他,他满脸喷红,笑嘻嘻放下酒杯,“啊,小少爷——您来啦。”话音是亲昵的,还有点儿讨好意味。
“干吗这么叫我呀?”我抗议道,“我可不是小少爷!”
他呵呵笑了,“那叫什么呢?”
“我叫方小野。”
“哦,方小少爷。”
大伙全笑了。我也无可奈何笑了,又问:“什么是小少爷呀?”
“小少爷是尊贵的孩子。”
“是好的称呼呀?”
“那当然,是好称呼。”
“那,小义子哥是不是小少爷呢?”我指着旁边的小义子说,“该叫他赵小少爷吧?”
“他也配?”赵舅爷一撇嘴,“一脑袋窝窝头,一肚子臭大粪!”
又一阵哄笑。赵舅妈仰头大笑,不留神,一锥子扎到了手指头。小义子躲赵舅爷身后又皱鼻子又瞪眼作怪样子,又逗我们一阵笑。赵舅爷喝过酒,吆喝小义子从屋里拎出二胡,把它架腿上。吱呀——吱呀,定起弦来,很是悠闲自得。
我们知道,他又要唱京戏了。邻居们围拢过来,瞧他如醉如痴的模样,秃脑门沁出晶亮汗珠,脖子轻盈地扭来转去,捏起尖细嗓音自拉自唱《贵妃醉酒》:“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他咿呀咿呀唱着,个别字句带出浓重的鼻音。细听起来,才能分辨出是老头儿装女人腔。
院里的老木匠刘大爷忽然振臂高喊:“好!”吓大伙一跳,转身纷纷瞧他,叽嘎乱笑。
“嘿,听戏喊好,戏园子早年的规矩,有什么可乐的?少见多怪!”刘大爷又冲赵舅爷伸出大拇指,夸赞道:“我说,兄弟,你行!快比上梅老板啦!”
“哎哟!别臊我啦。”赵舅爷一摆手,“咱哪儿能跟梅老板比呀!也就瞎嚎一通自个儿找乐子呗!怎么着,您老也来一段?来段——《打龙袍》?”
刘大爷扭搭着腰身上前,装成妇人样儿,人们哗地笑开了。他唱起了老旦:“龙车凤辇进皇城,御街来了我讨饭人……讨饭人……”
他的嗓音有点儿发干,上气不接下气。人们嘻嘻哈哈笑着,聚拢的邻居越来越多。一些老头合着板眼,一下又一下拍着大腿,也随声哼哼。小孩子相互推搡着,打闹着。赵舅爷屏气端坐,聚精会神扯动弓弦,脑袋摇晃得更加陶醉,似乎进入某种音乐至境。

下午,我举起毛笔,在描红字本上描那一个个字。蓦然,外面传来模糊的喊声,一片纷乱,像是有人打架。“大祥子,大祥子,搁下!你搁下!”“听我说,怎么动真家伙呀!”“起开,起——开!别拉我!要不我……”“小义子,还不把他的菜刀抢下来!”又隐约听见赵舅爷嘶哑地喊:“大祥子,你个王八蛋!别拿把菜刀瞎比划,冲我砍一刀!今儿咱们是死磕!……”还有赵舅妈连哭带骂的声音:“祥子,你个丫挺养的!你不是人!你把咱一家子都宰了吧,宰呀,你宰呀!”
我竖耳聆听,妈妈匆匆进了屋。她对爸爸说,是赵舅爷跟大儿子大祥子打架,抄起菜刀啦。妈妈要去劝架。我也兴奋地想跟去看热闹,妈妈喝一声,令我老老实实写大字。她出门了,爸爸紧锁眉头望一会儿窗外,又回书房写文章了。我坐下捺起性子,又描了一个红字。街上骚乱的人声却鼓荡着我的心,撂下毛笔,我还是偷偷地溜出院子。
七号院门口围满里外三层人。豁嘴、建设几个孩子挤进又挤出。小义子却蜷缩在墙角,眼睛失神地瞧着他家。建设他爸和徐家二哥几个人抱肩观望,看笑话似的不时议论两句。大多数邻居都忙着过去劝解,刘大爷死拖活拽着赵舅爷往外走。赵舅爷茫然的圆脸肿起一块,手里拎一根铁通条,摇头嘟囔着:“儿子打老子……没有王法啦!这王八蛋也不怕雷劈!”一群邻居簇拥他走过来,过路人也停脚观看。
我挤进大门台阶前,小义子大哥大祥子穿一身污黑工作服,剃了光头,两手抱脑袋蹲坐门口。他身边放一把菜刀,几个邻居劝说着,他一声不吭。他平时住工厂里极少回家,我也很少见到他。过一会儿,大祥子抬起脑袋,一手很快地擦拭鼻孔淌出的血,抹到鞋底上。他额头也鼓起一大片红肿血块,漠然瞥一眼人群,又将脑袋埋进胳膊里。我心里颤栗一下,生出一股惶怵感,悄悄地退出人群。转过身,我发觉一群探头探脑的孩子围在我家小独院门口,大门也半敞开了。我挤过去,进了院子才知道,妈妈和邻居们已经把赵舅爷拽到我家了。
客厅里乱噪噪的,赵舅爷、刘大爷以及莫老师弟弟几位邻居在座。妈妈给他们沏茶,爸爸也拿出铁罐头装的高级香烟,朝大伙每人敬烟。莫老师弟弟吸一支烟。刘大爷摆手称不会吸烟。赵舅爷从腰里掏出烟袋杆,举起说:“方先生,我抽这个!不劳您驾,您呐……”他一捏烟袋,发现关东烟没了,又放下烟袋杆子。爸爸从香烟罐里取出一支烟,递给他:“还是抽这个吧。”
“谢谢您呐。”赵舅爷剥开香烟纸,捻碎烟末按进烟锅,点燃吸一口,“方先生,家丑不可外扬呀!您是有学问的人,识书懂礼,唉,儿子打老子!这是怎么说的!唉,唉!要是在前清,那可是忤逆不孝罪呀……”
爸爸没来得及答话。刘大爷的手指点搠着赵舅爷,“我说大兄弟呀,大祥子打你自然是他不对——不管怎么说,是爹呀!他更不该抄菜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事儿起头,你先抽他一个耳刮子呀!我亲眼瞧见的。大祥子都是大小伙子啦,快娶媳妇啦,咋说打就打呀!”
“刘大爷——您呐,咱们老邻居啦,也该知道我,是那种混主儿吗?喝两子儿猫尿就上房揭瓦,惹得四邻不安生,我是那种人吗?我和大祥子,一年难得见几面,谁不愿意透着和气呢……今儿,我知道他回家,特意赶回家,跟他商量个事儿……”赵舅爷眼圈一红,哽咽地说不下去,“为……为小玲……”他连吸两口烟,才嗓音带点儿沙哑地慢慢说:“小玲是我家最出息的,班里回回考第一。班主任见我就夸她!她还进了市少年宫的红领巾合唱团,全校才选拔三个人。多体面!唉,唉,可惜她摊上我这个没出息的爹!”
他捂住脸孔,抽抽噎噎哭出声。顺手抹几把,横一道竖一道,像戏台的花脸。妈妈递给一个热毛巾把儿,他欠腰接过,“方太太,不劳您驾!不劳您驾!”他匆匆擦把脸接着说:“唉,合唱团要求一律穿白衬衫、蓝裤子,她没有,只好问同学借。老是借,人家也不乐意。她哭着问我要,我是一天到晚为嘴奔命,哪还顾得上白衬衫、蓝裤子!小玲成天哭呀,哭成个小泪人儿。班主任也劝我,没衣服,也许换别人,那可真真伤透孩子心啦。怎么办?借钱吧!方太太,我还欠着您家几十块钱呢。只好另想辙子,求求大祥子吧,他现如今工作啦,也该帮衬一下妹妹吧……”
赵舅爷满脸忧愁,呆呆盯着白铜小烟锅,额头绽起一条条青筋,粗长地喘息着,手腕有点儿颤抖,“唉——我低声下气朝他伸手啦……可是撕破了老脸皮,向儿子伸手呀!为了他亲妹妹,能有一套……队服……唉,我话没说完,他先把大门关死:‘说到底,又是要钱,我没有!’我好言好语说,‘你当哥哥的,总该可怜妹妹呀。’他瞪起牛眼睛嚷,‘谁可怜我来着?我小学没毕业,先回老家种地,又到工厂学徒,你们管我了吗?’我当时快跪地求他了,‘你过去受那么多苦,怪我当爹的没能耐!今儿爹求你帮衬帮衬妹妹,咱一家子记住你的好处!’他直邦邦给我顶回来啦,‘我每个月帮衬五块钱还不够?告诉你,甭想再从我这儿挖出一个子儿!什么记住我不记住我,别装孙子啦!’我急火攻心,又嚷两句,才动手扇他个耳刮子!他也冲我抄起家伙……唉,唉,家丑不可外扬!我可扬得满大街都知道啦!”
赵舅爷凄然落泪。屋里静默好半天,爸爸吸一口烟,同情地望着他。妈妈也叹一口气。莫老师弟弟欲言又止,瞧这个望那个,低头喝茶。刘大爷打破沉闷空气,一拍大腿,长嘘一声:“嗨——!腰里没钱心似铁呀,这话不假!”
“您呐——还是骂我吧!”赵舅爷又抹一把泪水,瓮声瓮气道,“说来讲去,该怪孩子怎么会摊上我这个没出息的爹呢……是不是?”
“喔,别急,别着急!”爸爸微笑安慰他,吐出一口乳白烟雾,问道,“也就是一套队服,还不到十块钱吧?哦,我们给小玲买吧。”他瞥一眼妈妈,也征求她意见。
妈妈立即说,“这个星期日,恰好要去百货大楼,给小野买一双白球鞋。我们也带小玲一块去,顺便替她买一套合身的队服吧!”
“这怎么成呐!我借您家的钱还没还呢……旧账未还,新债免谈!唉,是老规矩呀!”
“不,这套队服,是我们送小玲的。”妈妈笑着又补充一句,“这孩子聪明伶俐,我们也喜欢她呢。”
“哎,方先生,方太太呀,”赵舅爷突然离座,双手扶膝盖,两腿稍微一屈,爸妈以为他要下跪呢,忙奔上前阻拦,谁知他已转身,只不过稳重而潇洒地请了个蹲安,“我们一家子向您道谢啦——您呐!”
爸妈哪儿见过这种礼节呢,他俩目瞪口呆。
很尴尬地沉寂片刻,还是刘大爷微微一笑,不紧不慢端杯啜一口茶水,站起身说:“方先生,方太太呀,你们好心必有好报!我们——”他扫一眼几位邻居,“怎么着,回去吧。”
邻居们才纷纷起身。
两天后,是个星期日。爸妈带着我出门,小玲坐在7号院门口正眼巴巴地盯着我们小独院的大门呢。赵舅妈说,小玲清早天没亮就醒来了,自己端个小板凳坐在那儿等着。见我们出来,她欢天喜地地迎了上来。
去王府井大街的一路上,小玲主动帮爸妈拎包,还说一些小大人的话,“林姨方叔叔,您靠马路边走,小心车过来了。”过马路时,还搀扶着妈妈。爸妈对她赞不绝口,我却产生一种很隐秘的嫉妒心理,嘿,小义子哥没说错,小玲可真是个小马屁精呀。
百货大楼的人们川流不息,我们直奔二楼,先给小玲买队服。在柜台前,很快替小玲挑出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到大屏风后,她试穿衣裤却稍嫌有些肥大。爸爸主张换小一号的,妈妈不同意,侧脸打量一下说:“我看这就挺好!孩子正在长身体,明年还可以穿嘛,就合身了。”售货员伯伯也说:“就——是!孩子身体长得快,再小一号,明年衣服就不合体啦。”
又问小玲,她大方地说:“方叔叔,林姨,不用费劲儿给我挑了,这件挺好的……”想一想,又补充一句,“你们觉着什么样好,就买什么样的,我小孩子没主意!”
售货员和几个顾客一片啧啧称赞:“这孩子真会讲话!”“没见过这么懂事的!”“像个小大人!”妈妈在柜台前又挑拣一会儿,还是决定买下这套队服。他们领小玲更换下旧衣服,穿上那套崭新的白衬衫蓝裤子,胸前系一条红领巾,臂上佩个两道杠,真精神!
在百货大楼又转悠半天,爸妈也为我买一双白球鞋,另外买了一些物件。中午,我们一块儿在外面餐馆吃了一顿饭。

咦,豁嘴他爸怎么坐客厅里?可是新鲜事儿。他平时与我家极少来往,街上见面也是佯佯不睬。这时,他却眯缝着小眼睛,正一口口猛吸妈妈递给他的罐头香烟。我进屋,他歪过满是落腮胡子的脸,冲我嘻嘻一笑,“噢,小野,你放学回来啦?”
妈妈脸色不太好,斥责我,“小野,怎么不懂规矩呀,叫李叔叔!”
“李叔叔!”
“好孩子,懂礼貌!”他转脸,又冲妈妈讨好地一笑,“六号七号院的邻居们都知道,方先生和方太太好心肠。赵家多亏了你家救济呀,前两天还给小玲买了一件队服,是不是?嘿嘿,你们家肯帮咱们穷人的……”
“该互相帮助呀,”妈妈勉强笑着说,“可也得量力而行。我家的日子也很紧呢。”
“不管怎么着,你们再紧,也比我们松快呀,”豁嘴他爸满不在乎一笑,喷出一口烟,“十块钱总借得出来的!”沉默片刻,见妈妈不语,他又说,“要不,先借五块吧?”
妈妈还是低头不说话。我眼巴巴呆望着,心想就借几块钱给豁嘴他爸不就得啦,这么僵持多难受呀。这时,里屋外婆叫我了,“格小囝!……”妈妈抬头瞥一眼我,生气地说:“你,站这儿干吗?还不进屋去!”
我进屋写作业了。过一会儿,豁嘴他爸也走了。
吃晚饭前,爸爸喝一杯啤酒,拈着油炸花生米吃。妈妈满脸懊丧立一旁说,“唉,赵舅妈这人,怎么说她呢!咱们给小玲买队服的事儿,她嚷嚷得满院子都知道啦。”
“哦?”爸爸啜一口啤酒。妈妈接着说,“她是好意,可给咱家惹来大麻烦呢。院子里的这些邻居们还以为咱们是大财主呢,全跑来借钱啦。徐家老二小耳朵来了一趟,豁嘴他爸刚才又来了,不借他们钱,他们都挺不高兴!”
“唔,既然如此,就借点儿钱给他们呗。”
“唉,你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哪晓得咱们这个月的开支有多紧?你从来不管这些的。”妈妈满脸阴云,两手抹下子围裙,转身去厨房了,“咳,他们都跑来吃大户了,咱家哪经得起呀!”
“吃——大户?我是大户?”爸爸自语地苦笑一笑,又拈起一颗炸花生米。

几日后,我又到七号院玩。徐家正吃饭,一家人在槐树下摆了小方桌,喝绿豆汤,吃馒头。还有几个邻居凑一旁聊天。小耳朵母亲徐慧琴放下碗,捋一捋头发,取出一根香烟点燃,心满意足架起大腿,喷出一口烟雾。跟邻居们正高谈阔论的小耳朵,突然转过脸,上下打量着我,“喂——”他一本正经地问,“你到我们院子来干吗?”
“玩啊。”
“玩?”他伸手扶一扶眼镜,板起脸孔说,“我怎么就不能上你们家去玩呀?”
我眨巴一下眼皮,脸红了。
“你家总关着门,不让我们进。可你能随便到我们院子,那——那是,合理吗?”
徐慧琴噗嗤一声笑,抖动肩膀,袅袅青烟萦绕她。她年轻标致,举动活泼像少女。与女儿徐小琴上街,常被人误认为母女俩是姐妹。徐小琴咯咯地笑,小耳朵绷不住脸也乐了。周围的邻居们瞅着我,笑成一片。我懵懂地走出七号院子。
我回家跟妈妈说了这事。她脸色很难看,沉着脸片刻才说:“往后,你别去那儿玩了。少疯跑,好好在家写功课!”
我不能随便去七号院玩了。
不过,我还能去七号院过道门口玩呀,那儿是赵舅妈家的地盘。
大楼对面也是一所独院,称三号院。院里的主人戴先生闭门索居,不与胡同里任何邻居们来往。他是政协委员,算这条胡同里的大人物了,还时常有小汽车接送他参加社会活动呢。那年代,大街上也难得见几辆小汽车。一辆小汽车驶入胡同,就有一群孩子簇拥过来瞧稀罕。司机不断响亮地鸣笛,车灯把狭窄胡同照得雪亮,戴先生从小汽车弯腰走出,一顶咖啡色礼帽,一身藏青色毛料中山装,提一根手杖,大摇大摆迈上台阶。
听妈妈说,爸爸上大学时就结识了戴先生,去帮助他翻译一些英文资料,挣点儿外快。以后他俩时常往来,相互关系很亲密的。我家搬来小雅宝胡同,还是戴先生介绍的呢。隔两个星期,爸爸总要去探望戴先生,或是他到我家来闲聊。戴先生很有派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又高又瘦的挺拔身材,银白头发整齐梳向脑后,稀疏的长眉毛,一些褐色老人斑长在清癯脸庞上。他的手里总要持一根烟斗。除去出外参加会议,他才穿那套笔挺的中山装,平日家居却是穿中式对襟府绸短衫,一排排布纽襻,衣服下摆很长,袖子也挽起一截。
我大概算惟一进过三号院的孩子吧。戴家阔绰华丽,却寂寞冷清。很大的院子里种着花草,专门有个花匠料理。空旷的大客厅里,天花板吊一盏枝形的水晶玻璃灯,四壁围住米黄色木制墙裙,打蜡的菲律宾木地板,墙角里有一个红木架子,摆着青铜大鼎。屋中间还铺着一大块伊朗地毯,置放三个黑皮沙发。
戴先生招呼我们坐沙发上,先吩咐保姆去给我拿巧克力及各色点心。他笑吟吟朝爸爸眨一下眼皮:“我去煮咖啡。”他把煮咖啡当成一件考究的事,从来不让保姆干。用一把金晃晃的大咖啡壶煮,要精细地看好时间。时间短了,咖啡香气没出来;时间长了,咖啡香气跑掉了。他喝的那种咖啡也是由居住美国的女儿定期寄来,是真正的巴西咖啡。戴先生把它看成是珍贵的东西,来了好朋友才拿出来的。
他亲手端上热气腾腾的咖啡,笑眯眯问:“秉仁,要加方糖吗?……哈,我晓得你要的,密斯林也要的。哈哈,你们自己加吧。我喝咖啡,向来不放糖的,这才是真正会喝哩。”
他俩先是东拉西扯聊几句,无非是天气呀,身体呀,最近忙不忙呀。戴先生神情落落寡欢,小银匙慢慢搅着杯里的咖啡,“哦,这一次,把我的政协委员,还有国务院参事室参事都撤掉了……”
“噢——是吗?”爸爸显得很惊讶,“那么,您现在……还是什么呢?”
“还是我呀!”戴先生哈哈笑着,发肿的眼泡里含有苦涩,喝咖啡不再津津有味了。
“我的意思是,”爸爸皱起眉头解释,“还保留下什么职务?”
“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委员……”戴先生点燃烟斗深吸一口,缓缓吐出一团乳白色烟雾,“都是空的。不过……我也不在乎。”
“不在于这些啊,我是担心……”爸爸忧虑地摇头,又低声讲出一串英文。戴先生也歪过身去,叽里咕噜低声说英语。他俩的脸色阴沉。讲一会儿,又都沉默不语。妈妈已经跟戴师母去后屋了。我幼小心灵有一种反感,觉得爸爸跟戴先生可能正在说一些挺可怕的私房话。别是反动话吧?我把手中的鸡蛋饼干捻成碎末,也莫名其妙地恐惧起来。
爸爸呷一口咖啡,叹气说:“唉——也许,这些年定息还不至于取消吧?”
“那可说不定。”戴先生目光迟滞地望着烟斗飘起的那一缕青烟,“我倒不在乎那些钱。说实话,工资和定息加一块儿,也不够我们花销的。唉,那就靠国外的儿女们寄钱来吧。”
“紧缩一下开支,总还是够的。”爸爸委婉地规劝他。
“我还想好好过一个晚年哩。如今我已经七十多岁,还有几年活头?”他一口喝光杯里的咖啡,仰靠在沙发上,“反正,人家认定我是资本家,剥削阶级,我洗不清楚的!我们日薄西山,该完蛋啦!”
爸爸犹豫地望着手里的咖啡,并不喝。“报纸好像还是讲,民族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有贡献呢。当然,口气已经有很大改变。我看,不再讲国旗上有你们一颗星了。这个说法没有了。”
“唉——这颗星该落下喽!”戴先生晃一晃手中的烟斗,优雅地打个手势,“翻一翻历史老账,我为民主革命还算做过一些事情呢。抗战胜利后,我最早加入民盟。我的名字,那时上了军统特务的黑名单呀。”他竖起烟斗嘴,微笑着,“后来为了反对内战,上海各界人士组织请援团去南京,我也参加的。在下关车站被特务们殴打,我的一根肋骨被打折,住进医院,周总理专门来看望我们……”
“这些事体,我以前听说过。”爸爸连连点头。
“讲老实话,我当年办厂子也不光为自己赚钱呀,也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现代工业,咱们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中国人也得伸伸腰,扬眉吐气噢!”
“这个,我也晓得的,您是爱国的。”
“上海临近解放,好几位朋友劝我将产业搬到东南亚、美国或香港,起码搬一部分留个退路呀。我拒绝了。”他轻轻摩挲着烟斗,胸口起伏长呼一口气,“香港的朋友们问我,你不后悔留下来吗?我说不后悔。我这人,做什么事体出来不后悔的。唉,我心里可也是通亮的,自己没有好结果哇……我有这个预感!”
戴先生颓然将身体斜倚在沙发上。梳得齐整的银发,一小绺纷乱地披散在隆起的眉骨上,显得那么衰老,那么疲惫,喑哑地不住喃喃自语:“我的预感很灵的,常常很灵的……”
爸爸欠身过去,先是低声细气安慰他,接着又说起了英语。他俩的脑袋凑得很近,神情隐秘地用英文对语,还时不时打着手势,又间杂两句上海话。
我溜到另一房间,妈妈也正和戴师母聊天。戴师母圆圆的脸庞,一排雪白晶莹牙齿。一笑,左颊现出个浅浅的酒窝。她是苏州人,才四十来岁,话语像唱歌又软又快。爱努起嘴唇,双手一合,支在下巴颏,显出娇媚的模样。她的双眉细长,明显被镊子拔过,还用眉笔重重描画,又涂了黑眼圈,嘴唇抹着浓浓的口红。我记得戴师母最喜欢换衣服,一天下午在家里她正跟妈妈随意聊天,扯一下身上那件米黄色凡立丁料子旗袍,嘟哝道:“咋个搞起格唔多皱折?”跑到里屋,换一件苹果绿色旗袍。才坐片刻,她到红木镜台前左瞧右看,仍不满意,又去换一件黑旗袍。再过一会儿,我们告辞回家,她也要上街,要我们等她一些时候共同走。等老半天,她才慢吞吞出来,又换一件紫红色丝绒旗袍!

厨房里,外婆问妈妈:“戴师母与戴先生格弗是结发夫妻哇?”
“哪里是结发夫妻!”妈妈噗嗤一声笑了,“戴先生娶了三个老婆呢!那些孩子也不是一母所生。美国的大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是大老婆生的。他的大老婆很能干,帮他白手创业起家,以后得病死了。”她在盆里洗着青菜,又说:“戴先生还娶过一个小老婆,唱越剧的演员,好漂亮呀。他家还留有照片呢。解放前,她卷带了家中金银财宝,跟一个国民党军官逃到香港了。现在的戴师母是第三个老婆啦……”
外婆不住摇头,“哎哟哟,搞了格勿多个老婆哉!”
妈妈在围裙上擦擦手,接着说:“戴师母出身也很苦呢,从小被家里卖入苏州妓院,当妓女得一身脏病。后来戴先生跟朋友吃花酒,看中了她,把她赎出来,又花许多钱给她治好了脏病……”
我插嘴问:“妈妈,给她治什么脏病呀?”
她俩相视一眼,妈妈又呵斥我:“小孩子不懂,别乱问!”“是格,是格!”外婆点点头,又慢吞吞切葱,“戴师母无法生小囝哉!”
“唉,也够可怜的。”妈妈叹口气。
我心内隐约生出一股强烈的厌恶。哦,戴师母以前当过妓女,还得过脏病!是什么脏病呢?朦胧中,戴师母又变成挺丑陋、挺可怜,也挺可怕的模糊形象。
戴师母来我家走动更勤了。她常与妈妈外婆叽叽呱呱聊天,那一口软软的苏白又快又脆,同是上海人的外婆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
她会说起伤心事,“无论戴家如何瞧不起我,戴先生待我老好格!他是我救命恩人。要不是他,我这条命也可能没有哉!我跟他讲,不管侬是啥个阶级,我跟定侬一辈子!”
“哦,他家在美国的儿女不认你吗?”妈妈问。
“每次写信来给他爹,提也不提我一句!我也无所谓。反正我和戴先生过日子,也不是跟他们过日子……”
外婆忧心忡忡说:“戴师母哇,侬自家也要打算一下子,戴先生不在了侬怎么办哇……”
妈妈赞同说:“对呀,侬也要留一些积蓄!”
戴师母脸色倏然一变,激动地说:“小林呀,我也做好打算啦。我是个苦命人,新社会总不能没有我一碗饭吃哇?唉,在苏州那些日子,我简直不敢再想!我忘记爹娘啥个样子,也记不起我家在哪里啦。光是记得,一个老太婆抱我出去,我大哭大闹,她抱得我紧紧的,勒得我喘不过气来,爬上一辆黄包车……”
她捂住脸啜泣。外婆也落下泪,递她一条毛巾,不迭地说:“戴师母——勿要格伤心,勿要!”
戴师母拿毛巾揩干泪水,又哽咽说下去:“从那一日起,我进了地狱!天天挨打,用竹片子打得我浑身没一块好肉,还拧得我全身青一块紫一块,还用篦子扎我,叫我在碎碗碴上罚跪。有一回,我倒开水不小心洒出一点儿,老鸨浇了我一身开水,烫得我起了许多泡……他们天天逼我唱小曲,烧鸦片烟,接客,我有时真想跳进河里自杀了事!亏得遇见戴先生,接我出来,唉,我就是把他当成救命恩人哉!”
我鼻子发酸,心里同情戴师母,也对戴先生充满了好感。我想,这个资本家是个好心眼的人。他救出戴师母,毕竟做了善事。
果然,戴家开始明显地走下坡路了。接近月底,戴师母便向妈妈借钱,有时借十元,有时借二十元。借不了几天,下月初戴先生发工资,她立刻就来还了。
一天晚上,妈妈走过来,一边解着围裙,一边说:“戴师母又来借钱啦!”
“好呀,借给她就是了。”爸爸斜卧在长沙发上翻阅英文书,随便搭讪一句。
“你倒是万事不操心,工资往我这儿一塞,柴米油盐全由我管,”妈妈发气了,“到月底,咱们也没钱啦!”
爸爸起身,跷着的二郎腿也放下,蹙眉认真地说:“你先把钱支给她。过两天,《北京晚报》会来一笔稿费的,别着急。”他又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拂戴先生的面子,他待我有恩。过去我在清华读书时,常在他家吃饭。交不起伙食费了,他也替我垫上,从无二话!如今,他走下坡路,我们不能不扶人家一把!”
妈妈脸色也缓和了,一会才说:“其实,戴先生的工资比你多两倍,再加上定息,两口子花也花不完,就是他们太爱吃馆子了。吃了这家,又吃那家,花钱如流水,给多少钱也不够用……”
“这是他家的事,我们别去管。”
戴先生隔三岔五地常来我家串门了。坐下以后,他的话题便是吃饭馆。
“吃西餐,到莫斯科餐厅没意思。俄式大菜光是大鱼大肉,没味道,没味道!不如去欧美同学会餐厅,那里的西餐还有些意思。”
爸爸说:“吃西餐,不如吃中餐。吃淮扬菜去江苏餐厅不错,几个菜还保留了原来的风味。”
“狮子头,鸡汁煮干丝,糖醋鳜鱼的味道也差多了。”
“上海老正兴饭馆呢?听说推出一些时兴菜?”
“嘿嘿,小笼汤包,我一咬,没有汤!”
“还是到四川饭店,那儿的棒棒鸡不错!”
“偶尔去一两趟还行,我吃不惯川菜的辣味。唉,仿膳,萃华楼,同和居都大不如前啦……”
听他们聊这些话题,我在一旁不屑地撇撇嘴,然后走开。我是小学生了,马上就要加入少先队,老师总教育我们学雷锋,要艰苦朴素。我认为谈论吃喝,是一件庸俗的事情。爸爸也津津有味地与戴先生大谈特谈,我甚至替他羞耻。我觉得他也沾染上资产阶级思想了。

其二 正午篇

从那天起停课了。每天我还是准时到校。同学们在教室里打闹嬉戏,一片乱嘈嘈的。张保林大模大样过来,冲我说:“嘿,咱们提前放暑假,也不考试啦,老师们集中学习。”
我不太相信,问他:“你听谁说的?真的假的?”
“不信你等着瞧!”
我在座位呆坐片刻,又百般无聊。唉,没有老师教课,我来学校干吗呢?
一会儿,于伟又集合全体男生到教室角落,洋洋得意地说:“所有人都报一报自个儿的家庭出身吧!”他又报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是“革军”。其他同学也纷纷报了贫农、城市贫民、工人什么的。轮到我,妈妈说爸爸是出版社的编辑,应该算国家干部。我也就这么报了。
陈永强马上说:“什么国家干部呀!你说过,你爸爸还翻译过一本书呢!”
张保林大嚷:“那是反动权威,得打倒!”
我急扯白脸分辩,“我爸爸没有被打倒!不信,你们调查去……他还参加四清工作队呢!”
于伟一听肃然起敬,“还参加了四清工作队?那是‘革干’了。”
我没吱声。
每人报过家庭出身,于伟横眉竖目撵走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我们要开会,你们滚蛋吧!”他又转身取出一本红皮小书,向大伙炫耀,“这是《毛主席语录》!你们有没有哇?咱们每人都得有一本,想办法回家去找,明天上午,咱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去!”
“怎么宣传呀?”
“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呀!”
“哈哈,太带劲儿了!”陈永强挥拳擂击课桌大叫。
同学们商定,明天上课的时间就直接到24路公共汽车的演乐胡同站牌下集合。有同学问,还得向家里要一毛钱买车票吧?于伟一摆手,宣传毛泽东思想还买什么票!
回家,我把这事儿向爸妈复述一遍,问爸爸要一本《毛主席语录》,爸爸沉着脸没答话,倒背手在屋里踱步。妈妈皱眉头问:“是老师让你们去的?”
“老师管不了我们啦!”我得意忘形说,“是同学们自个儿组织的!”
妈妈火了,厉声道:“那你老老实实家呆着,不许去外面瞎掺和!跑公共汽车上念语录,要是不小心让汽车轧着怎么办!”
一听妈妈不让去,我急得快哭了,“出身不好的同学才不准去哩。你不让我去,人家以为我出身不好,往后我在学校怎么呆呀……”
他俩面面相觑。沉吟一下,爸爸才说:“唔,可能,让小野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是有好处的。他太腼腆内向,这样也不好,适应不了以后的社会环境。”他答应借出那本《毛主席语录》,我转泣为喜。
第二天清早,演乐胡同聚齐好几位男生,大多数人没带语录。因为那时,《毛主席语录》刚在社会上流传,只是军人们和少部分干部才持有。于伟说不要紧,有几本就行,大家轮着念就是了。
一辆24路公共汽车驶来,我们一拥而上。
梳短发的女售票员问:“哦,你们要给乘客们念《毛主席语录》吧?这是好事。不过,你们来晚啦,”她往后一指,“已经有了演乐胡同小学的同学们了,你们瞅——”
果然,车厢后面有一群系红领巾的学生。
陈永强不依不饶说,“凭什——么呀!宣传毛主席语录,人人有份。干吗许他们宣传,不许我们宣传呀?就不下去!”
张保林也嚷道:“谁敢不让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就坚决打倒谁!”
女售票员不敢阻挡我们。关上车门,公共汽车启动了。突然,演乐胡同小学那帮孩子,共同扯大嗓门念一条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他们似乎在示威。我们也不甘示弱,于伟低声嘱咐:“咱们的嗓门要比他们大,压住他们!”大伙憋足了劲儿,扯响更大声音嚷:“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你们的嗓音响,我们比你们更响。甚至,他们每念完一条语录,我们连喊带嚷念另一条语录,互相企图盖住彼此的声音,好像用毛主席语录吵架,车厢里一片喧嚣,乘客也听不清楚我们念什么,都是想笑又不笑的模样。公共汽车驶得风快,街两旁的房屋、自行车、行人,都一闪而过。陈永强把脑袋伸出车窗外,我也特别兴奋,似大喊大叫冲锋陷阵一般过瘾。
公共汽车到东单总站,乘客们下车了。我们正要再上另一辆车,迎面走来一个又瘦又矮的中年人,倒背两手,官气十足,售票员说是他们的领导。这个领导上下打量我们一眼,说:“小同学呀,你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很好很好。唔——啊,可要有组织,有纪律呀,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是新鲜胡同小学的。”
“嗯——24路车,我们这儿,已经安排演乐胡同小学和大方家胡同小学的同学们,你们还是去别处联系吧?啊——”
大伙急了,纷纷吵嚷:“干吗许他们宣传,不许我们宣传呀?”“你们不合理!打倒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要上去!我们就要上去!”
一起哄,那位领导恼火了:“我就是不让你们上去!哼——看谁敢上?”他一甩手,转身便走。我们傻眼了。陈永强眼珠一转,大声说:“好——哇!你不让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哥是红卫兵,明儿,我带他们来造你的反!”
那位领导倏然变色,又转回身,顿时满脸堆笑:“唉,唉——干吗来造反呢……你们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当然支持啦!你们先上那辆车吧,好的,好的,小同学们,我支持你们,是支持的呀!”
同学们蜂拥蹬上公共汽车。其实,陈永强他哥正在工厂学徒,哪儿是红卫兵呀!他一句谎话,把那位领导吓坏了。新上的那辆车,才驶过两站,乘客们满满当当的,我们被挤得东倒西歪了。又热又累,每人的嗓子也嘶哑了,便改变宣传方法,由每个同学轮流念。车厢充满了强烈汗馊味儿。我正汗流满面朝车窗外呆望着,张保林伸手捅一下我,递过《毛主席语录》,“嘿,该你念啦。”
我接过语录本,随便翻一页急忙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某些……”我念不下去了,不认识这个“蠢”字。可是,满车厢乘客全都竖耳倾听,我又不能另换一条语录念,也无法跳过这个生字,怎么办呢?只好瞎猜。“蠢”字下边有两个“虫”,大概也是念“虫”字吧?
略微犹豫,我硬往下念:“……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虫’人的一句俗话……”这句话没念完,满车厢乘客们哗地哄笑了。所有人都瞧着我哈哈大笑。一个妇女捂嘴笑,胳膊挎的小包掉下,她一边捡,一边笑。另一个戴眼镜中年人仰面大笑,眼镜差点儿滑下鼻梁,他喘着气说:“虫——人!哈哈!真逗……虫人!哈哈!”
我满脸通红站那儿,真恨不得有条缝钻进去。身旁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拍一下我肩膀说:“孩子,是‘蠢人’不是‘虫人’,你念了错别字啦!得好好上语文课呀,哈哈!”张保林替我分辩,“老师还没教我们这个字呢!”
一片笑声中,我晕乎乎念完那段语录,再无兴致瞧车窗外的街景了。只盼望公共汽车快到站,那批乘客早点儿下车。我无地自容埋下头,尽量不看一张又一张笑嘻嘻的脸孔……
中午,大家回家吃饭。解散时,同学们约定下午两点仍在原地集合。往家走的路上,我浑身发冷,嘴巴干渴,嗓子眼儿要冒烟。快炸裂的脑袋里,下意识层里翻来覆去是:蠢人——虫人……啊,虫人?
跨进家门,妈妈立即发现我脸色不好,惊讶地说:“咦,你的脸色怎么发白呀?是不是发烧啦?”她匆匆寻找温度计。我迷糊地躺倒在沙发上,还是去不掉满脑子的“蠢人”和“虫人”。过一会儿,妈妈给我再试一试温度计,果然是低烧。
我病了几天,再也不能跟大伙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了。不久,学校也发来通知,我们提前放暑假了。

太阳似乎越来越大,它的热力蒸腾入空气中,散发出辣辣的腥味儿。柏油路白晃晃的,仿佛要被阳光晒得蜷缩起来,也显得更空旷了。我跟在妈妈身后,满身满脸腻出一层油汗,黏糊糊滞住了毛孔。
哦,世界大变样儿了!大街墙壁上贴满大字报和大标语,许多人拥挤着驻足观看。商店都改了名字,什么“四新”百货商店,“东风”照相馆,“红旗”书店之类。街对面高挂“同仁堂”大黑匾的中药店,也改名为“红光”中药店。马路到处是高音大喇叭的喧嚷,有时播送革命歌曲,或反复广播毛主席语录。熙熙攘攘的人群,服装是单调的蓝色、灰色和黑色以外,绿色军装成了时髦衣服。没有一个姑娘穿裙子,据说红卫兵组织最近联合发布一道“通令”,禁止奇装异服,专有一条是不准穿裙子。
天空无一丝云彩,闷热得像个火炉。我嗓子眼几乎冒烟,想喝一杯冷饮或吃一根冰棍。我和妈妈正要走进东安市场——不,也改名叫“东风市场”了,闹哄哄的大门处聚拢一大群人们,人群中两个戴红卫兵袖章的女孩子,也就十四五岁吧,穿军装,腰扎皮带,从军用挎包取出一把剪刀,拽住一位高个儿姑娘说:“辫子是‘四旧’,你知道不知道?你应该破‘四旧’……”
高个子姑娘背后有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辫梢直达腰下。她嘴唇颤抖,几乎说不出一句整话:“我……我不知道……我也要……要革命……我……剪……”
一个女红卫兵递给她剪刀,“好吧,你自己剪!”
高个子姑娘犹豫一下,哀求道:“让……我回家再剪……行不?”
她没说完,四面人群起哄了,纷纷嚷:“不行,不行!”“革命要有勇气!”“破‘四旧’要彻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剪就现在剪!”“现在必须剪,必须剪!”“剪,剪!”
高个子姑娘脸色像纸似的煞白,她浑身哆嗦,摇摇晃晃站不稳脚,像要跌倒,眼睛里噙满泪水。我的心怦怦跳,特别同情她,只希望她能尽快逃出窘境。
另一位红卫兵不耐烦了,瞪眼说:“你没有勇气革命么?我们替你革命……”她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攥住两条辫子就要剪。
“不,我来……我自己来……”高个子姑娘颤巍巍接过剪刀,牙咬住嘴唇,一狠心,嚓!嚓!两剪刀,那两条粗大辫子落地。刹那间,她的头发蓬松披散开,遮住半个脸,只露出失神的双眼,呆怔怔注视前边,就像个女疯子。
人群发出欢呼:“好!”还零零落落鼓几下掌。
一个红卫兵两手插腰演讲:“同志们,我们要破除‘四旧’,大立‘四新’,将革命进行到底!我现在宣布,辫子共有十大罪状……”
妈妈拽一下我衣角说:“快走吧,咱们走……”离开人群,走到街面上,她才低声说,“别再逛街了,快点儿回家吧!”我立即点点头。不知怎的,我也充满了恐惧感。
人群扰攘的王府井( 改名为人民路 )大街两旁尽是红卫兵。他们胳膊上佩带红袖章,戴军帽,腰扎皮带,随便叫住人们盘问,然后在笔记本上记录着。
走到钟表店大门口,听到后面厉声叫喊:“站住,站住!叫你呢,穿蓝短袖衬衫的那个女的!就是你,听见没有?”
路边好些人一齐站住。回头望望,又惊慌地面面相觑,不知道叫谁。
追上来三个女红卫兵,一个穿旧黄军装,一个穿旧蓝学生制服,一个穿灰衣服,三人都佩带红袖章。她们手指妈妈喊:“叫你呐——你怎么不站住?”
妈妈脸色刷白,汗水从额头淌下。我的脑袋也像挨一棍子嗡嗡乱响,呆立一旁。
穿蓝学生服的女红卫兵上前,从挎包取出皮尺,蹲下来量妈妈的裤腿,量了又量,才抬头带点儿失望地说:“六寸三分,够标准。”
她们并没有完,从军用挎包掏出笔记本,咄咄逼人问:“你是什么出身?”
“我家庭出身小业主……”
“小业主?”她们三人对视一眼,一时搞不清楚小业主算什么阶级,应该是团结对象,还是打击对象。
妈妈赶紧解释:“毛主席说应该算是半无产阶级,相当于中农。”
“你丈夫是什么出身?”
“他家也是小商贩出身。”我仰头一看,妈妈嘴唇皮微微颤抖,她又加一句,“我们本人成分都是学生。”
她们仍然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妈妈,又从头扫视到脚,穿旧黄军装的女红卫兵放连珠炮似的提出一连串问题:“你们是不是牛鬼蛇神?是不是黑五类?是不是反动学术权威?是不是文化大革命冲击对象?说老实话!”
“不是,不是。我们都不是,我爱人只是一个普通国家干部,我是家庭妇女。”
“你为什么要烫发?”
妈妈总算恢复了冷静,微笑说:“我以前是烫过头发。不过,破‘四旧’运动一起来,我响应红卫兵号召,不再烫发,还剪了头发……”
她们站当街,立即引动一些人围拢来看热闹。我脑袋里一片混沌,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重压感觉。忽然,记起刚才东安市场门口的那一幕,高个子姑娘被一群人起哄,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也会成为他们围攻的对象。这时,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大多是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开始叫嚷:“她的头发就算是烫发!”“搜查她的皮包!”“我看她就不像红五类!”
我的后脊背一阵阵发凉,两腿像棉花。
从街对面过来两个女红卫兵,发旧的蓝学生服,腰间也没扎皮带。呀,前面那个剪短发的红卫兵不就是小华姐吗?我拉一把妈妈的袖子,向前一指,“妈,小华姐!”妈妈也瞧见了,大声叫:“小华!小华!”
小华姐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她笑吟吟先冲妈妈点头,“林姨,您上街买东西呀?”立时,转脸又朝三个女红卫兵说:“这是林姨,我们街坊,没问题的!让她走吧。”
她们跟小华姐是同校的,脸上神情顿时温和了,挥手让妈妈走了。三人推搡着围观人群,气势汹汹嚷道:“起开,快起开!有什么好看的!”人群散开了。
走出挺长一段路,妈妈才心有余悸地回头瞥一眼,对小华说:“好家伙,你们那几个同学真厉害呀……”
小华姐一笑,悄悄说:“今儿是五六个中学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到王府井大街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林姨,我送您到大街口吧,省得又碰上麻烦。”
“好,好!”妈妈眉开眼笑,连连点头。她不住用手背抹着脸颊的汗水,甚至不敢掏手绢擦。大街上三五成群到处都是红卫兵们,随便可以叫住行人盘诘,还往笔记本记录着,便道聚拢好几堆人群,不时发出起哄的怪叫。
我们的脚步加快了。妈妈和我紧挨小华姐,她胳膊上红闪闪的袖章成了我们的护身符,妈妈时不时与小华姐没话找话说几句,以显示我们与这个红卫兵挺熟悉。一直到街口,果然,再没有人拦住我们盘问了。
妈妈拉住小华姐的手说:“太谢谢你啦。”
晚上,赵舅妈来我家串门,全家人对她出奇地热情。妈妈迎上前,拉住她的手说:“哎哟,今天多亏了小华啦!”爸爸平时见赵舅妈来,也只淡淡打个招呼,便进入书房了。今天,他破天荒特地为赵舅妈沏一杯茶,也坐沙发上陪她聊天。
赵舅妈笑嘻嘻地连声道:“这算啥呀,算个啥呀!还不是应该的。林姨对我们一家人那么好,应该的事儿!”他们闲聊几句,赵舅妈又得意地说,小华和小义子在中学的红卫兵组织都是当头儿的,因为他们家庭出身好,属于红五类。
爸爸应和道:“对,对呀,出身好,革命才坚决呀!”
妈妈也说:“没错儿,越穷才越革命!”
“嗨——革个什么命呀!革来革去,还不是那么穷!小华小义子当红卫兵倒挺起劲儿,可连一条皮带和军帽也没有,他们学校别的红卫兵都有。我就说,你们瞎折腾个啥,折腾来折腾去,还不是吃窝头的命!”
爸妈迅速交换眼色,妈妈即刻掏出钱包,把一张五元钞票塞进赵舅妈手中,“唉——你早不说呀,当红卫兵是光荣的事儿!怎么能军帽和皮带都没有呢!拿去呀,就说是林姨送的……”
“不成,这可不成!这不成!”赵舅妈连连推让,妈妈硬要塞给她,她俩几乎扭作一团。爸爸也劝说着赵舅妈收下。
悄悄地,我溜回自个儿房间。唉,夜晚的月光那么皎洁,斑斑点点的枣树叶影子洒了一院子,模糊的一片黑影也落在我床上。或许,一场革命风暴真的要来了?我们已经嗅到了雨腥味儿了。可是,对于赵舅妈和小华姐、小义子来讲,最大问题是他们还缺一条皮带和一顶军帽!噢,月光真白,白得让人迷惘。

宽敞的广场中央,圆形莲花喷水池朝外挥洒水点,在强烈阳光照耀下,如千万颗银闪闪的珍珠。我挺想过去瞧一眼,水池里可否有鼓眼金鱼游着?爸爸拽住我说:“嗨,你不是吵着来莫斯科餐厅吃西餐吗?再玩,耽误了时间,里面没座位啦!”
跨上花岗岩台阶,我不时仰望耸入云端的一座镏金铁塔,塔顶上那颗五角星,真的挺像苏联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颗红星,西餐馆干吗要修成这样呢?我想问一问,却见爸妈脸色阴沉,遂知趣地不做声了。
走入餐厅,里面的人真不少,大都是言谈举止颇有修养,风度翩翩,脸色白皙的人们。他们如今也穿着朴素,不敢穿戴过于考究了。从外表也可看得出来,这些人是属于社会养尊处优阶层的,或许正惶惶不安等待文化大革命浪潮的冲击呢。大厅的光线有些暗淡,玻璃窗都拉上紫色丝绒帷帘,打蜡地板发出深黄色光亮,一根根红色大理石立柱显示出华贵的气派,宽阔餐厅内放了一张又一张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我们一家人找一张空餐桌坐下。
爸爸拣起菜单,说一句:“今天多叫几个菜,吃得舒服一些!”妈妈耷拉下眼皮,从胸间忧心忡忡吐出一口气。
我心中也掠过影影绰绰的不安。昨夜,偶尔听到爸爸与妈妈商量:“……我的意思是交一半,留一半。”妈妈过了片刻才说:“单位命令你们把所有的稿费全交上去吧?”“当然啦。”
“那就全交出去吧。”“嗨,干吗这么傻?还是交一半,留一半吧!有几百块钱留在家里,往后再怎么乱,心里有底呀。”妈妈默然不语。爸爸安慰她:“放心,单位的事儿我来应付……我说,明天是星期日,咱们取了钱,去莫斯科餐厅吃一顿吧!唉,要不,以后怕吃不着了。”
白制服侍者近前,听爸爸点菜,他飞快地记下。
“一个猪排,一个奶油鱼……有油炸子鸡没有?”
“有。”
“要一个吧。再来一个杂拌?”他又问妈妈。
妈妈摇摇头说:“菜太多了,吃不下的。”
“不要紧,咱们带了饭盒的。”随后,爸爸又要了三份奶油蘑菇汤,一盘沙拉,还有面包、果酱和黄油。
“再来两杯清咖啡,”他瞟我一眼,“还有,一杯冰激凌。”
我笑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我最喜欢这儿的冰激凌,做工很细腻,味道上品。
白制服侍者送来银闪闪的餐具,有叉子,有餐刀,还有一摞白色餐巾纸。爸爸心境转好,满有兴致教我使用刀、叉:“嗨,上次教过你,又忘了?是右手拿刀,左手拿叉子……这么着,你看!”他给我做示范。
妈妈的脸也浮起笑容,“你教他也没有用,他还是不会使的!连我拿起刀叉还是别别扭扭呢……”
侍者端上一大摞面包片,一盘沙拉,每人一盘奶油汤,几碟果酱和黄油。爸爸舀一勺奶油蘑菇汤,很满意地呷一口道:“唔,味道不错。”
我正往面包片抹着黄油。突然,餐厅里涌进一群红卫兵,约有七八人。天气虽然很热,每人都穿一身将校呢军服,腰间扎皮带。为首是个女孩子,一顶将军哔叽的军帽压在短发上,傲然四顾,边走边说。他们走进来,餐厅的喧声迅速静止,立即变得一片肃静,所有眼光聚焦到那几个红卫兵身上。
几个侍者快步迎上前。一个老年侍者跟那些红卫兵说着什么,满脸讨好的笑容。几个红卫兵傲慢地扬着脑袋,目光极其冷淡扫视着餐厅里的人们。其中,一位戴黑框眼镜的红卫兵还解下腰间皮带。
整个餐厅鸦雀无声,人们恐惧地望着他们。兀地,寂静中当啷一声响,离这儿不远的一张餐桌上,有位戴金丝眼镜的老头子一慌张,餐刀失手掉入汤盘里,红色番茄汁溅出,溅了他一脸一身。雪白餐桌布到处是红色油渍,他的脸也像个花猫。
人们心里一震,只不以为然瞥他一眼,目光又紧张盯在那群红卫兵们身上。旁边桌上那个老头儿摘下金丝眼镜,神色尴尬地嘟哝两句,用餐巾纸擦拭着溅到脸颊的番茄汁。瞧他那怪样儿,我有点儿想笑,又笑不出。
老年侍者还跟那些红卫兵商量着什么,不住点头。不一刻,他满面笑容领着这群红卫兵,穿过大餐厅,径直往专供外宾的小餐厅去了。顿时,餐厅里的气氛又松快了,一片欢声笑语。
爸爸长长吐一口气,叉起一块油炸子鸡,说:“哦——他们来吃饭的。”
“他们也吃饭?”我不禁好奇地问。
“废话,他们不吃饭,成神仙了!”
“不,我说,他们也到莫斯科餐厅来吃西餐?”
“可不是。莫斯科餐厅的西餐好吃啊,谁都喜欢吃好吃的东西。”
我又有些迷惘。对那些红卫兵,我既有恐惧心理又充满敬仰,但我向来认为他们是非常革命的,不能容忍任何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四旧”沾一点儿边的事儿。可是,他们竟然也来吃西餐!他们不是最提倡艰苦朴素吗?不是最憎恨奢侈享受的生活吗?我甚至遗憾,他们怎么不来这儿造反呢!想象着红卫兵在这里造反,餐厅的上流社会的老爷太太们战战兢兢,上前回答红卫兵的喝问,我隐秘内心里有一种恶意快感。或许,这是一个孩子极古怪的叛逆心理吧?
沉闷地吃过这顿饭。剩下很多菜,饭盒也装不下了。爸爸买一个塑料口袋才装回去。喝咖啡时,爸爸神色很阴郁,妈妈察觉出来了,问:“秉仁,怎么了?有点儿不舒服吧?”
爸爸点头,“胃有些疼。”
“别喝咖啡了吧,太刺激了。”
“哦,我想,咱们回家吧,别再去动物园了……”
他俩目光又投向我,其中杂有歉疚与忧愁,心事重重,又疲惫不堪。我忽然生出对他们大人的同情,甚至是怜悯。我立即慷慨地答应了。

那一溜儿高大南墙上,有时,潮湿砖缝间会爬出一只蜗牛。
指甲大的硬壳,爬呀,爬呀,慢慢爬。
我抓个蜗牛放在手心里,低声唱起来:“水牛,水牛,前出来犄角好出头,你妈你爹,给你买了烧羊肉,你不吃喂狗吃,狗不吃……”
狗不吃,怎么办?我记不得了。
这首儿歌的歌词有些莫名其妙,水牛的妈和爹是谁?干吗要买烧羊肉?干吗还要喂狗吃?全然无逻辑可寻。不过,那时儿歌大都是这样,胡说八道才好玩,小孩才喜欢唱。
我只记得,这首儿歌是小义子教我的。唱起它声调是温柔的,和缓的,低沉的,像一只摇篮曲。
水牛就是蜗牛。
然后,我们等待蜗牛真的伸出肉乎乎小犄角。
唱这首儿歌时绝对不能大喊大叫。
路灯亮了。
晚风吹拂,黄晕的光圈似乎随风闪烁。朦胧夜色中,胡同里面挺寂静。没什么人出外乘凉,六号院门口两个老头儿下棋,旁边一人支招儿。路灯下,建设和几个孩子拍三角。他们匍匐身体,伸巴掌往黑糊糊的柏油路面上,啪——啪!猛烈拍着。
我正想进家门,胡同口传来纷乱的自行车铃声。十几个穿旧军服的中学生,胳膊一色的红袖章,腰扎皮带,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威风凛凛摇晃着身子,蜂拥而至。路灯下,他们煞住车子,为首的人问:“喂——小孩儿,五号在哪儿?”
“小雅宝胡同五号院吗?你们干吗呀?”
“少废话!你快说,在哪儿呀?”
“就在你们身后边呀,那不是门牌嘛!”
哗啦啦一片响动,那伙红卫兵极利索支上自行车,又上了锁。他们涌向五号院,建设跟在后面问:“你们要抄五号的家呀?是不是……”一个戴白框眼镜的红卫兵,抻一把军帽,咔嚓一声解下军用板带,随手一挥,“起开点儿,少跟这儿捣乱!”建设吓得倒退两步。
“快来看噢!”“红卫兵来喽!”“来抄家喽!”五号院门口聚集一群孩子乱嚷。那两个老头也收了棋摊,与闻声赶来的那些邻居们凑过去看热闹。一个女红卫兵抬脚踹大门,砰!砰!砰!那群孩子们也趁机帮助踢门。居委会田主任匆匆来了,跟红卫兵们打过招呼,也上前按门铃。院里很快传来王伯伯的声音:“谁呀?来了,来了……就来了。”
我的心要跳出喉咙口,不由自主退后一步。
门开了。王伯伯略微秃顶的脑袋伸出,眼皮急速眨一下,笑嘻嘻眯眼说:“红卫兵小将来啦,哦,欢迎!欢迎!”一个矮个儿红卫兵,顺手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瞪眼说:“我抽死你个老混蛋,别这儿跟我们哩嘻!”
“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我向你们致……”他的“敬”字还未出口,一板带嗖地抽去,圆脸已经隆起一道血痕。王伯伯捂住脸,魁梧的身躯摇晃一下,声音沙哑地说:“小将呀,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文斗,不、不要武斗……打人……违反党的政策……”
“再说,再说!还抽你老王八蛋!”
“别跟他逗闷子……”戴白框眼镜的红卫兵似乎是领头的,他一摆手,指挥那伙红卫兵,“来!把这个老混蛋捆到那棵树旁!叫他们家里人集中到院子里!”
建设、豁嘴一伙孩子也挤进门,随人流涌入院子。他们以前没有进过五号院,进来后就特别兴奋。人们冲进客厅,矮个子红卫兵两手插腰站屋子当中,扫视一眼桌上两个外国科学家的石膏头像,厌恶地嘟哝一句:“他妈的,全是封、资、修的玩意儿!砸!”他话音未落,建设已经抱起一个石膏头像,往地下猛一摔,砰一声,碎片四迸。还有几个孩子争先恐后去抢另一尊石膏头像。
一顿乱砸。又一个女红卫兵,抄起写字桌上镇纸石,顺手朝那一排玻璃书橱抛去,玻璃哗啦啦碎裂开,一片碎玻璃碴子飞到一位老太太脸上,吓得她抱头逃走。那个女红卫兵还掀开钢琴盖子,随便按几下黑白分明的琴键,弹奏出凌乱音响。她冲另一女红卫兵说:“听说,有的特务专门把电台藏进钢琴里……这儿,会不会有电台?”
“管他妈的,先拆开看看!”
她俩拿板带敲击着钢琴,认真商量怎样把它拆开。建设几个孩子窜来奔去,积极给她俩到处找铁钳、铁棍等工具。我溜出客厅。
院里正开斗争会。
那个戴白框眼镜的红卫兵,一手插腰,伸出板带挑起王伯伯下巴颏:“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知道,我知道……”王伯伯被五花大绑捆到一棵柳树下,张嘴大喘粗气,胸脯一起一落,稀疏的头发散乱披在前额,两眼失神望着前方。
“你交代吧!”
“我交代什么呐……”
“你是不是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联系?”
“小将哇,小将哇,这真是冤枉哇!我是共产党员呀!入党时,党组织对我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我,我也将以前的历史向党组织做了全面交代……”
“你他妈是混进党内的!老实交代,你把电台藏在哪儿了?”
“真没有……”一句话未完,猛烈抽去两板带,啪!啪!戴白框眼镜的红卫兵恶狠狠抽打后,另外两个红卫兵也上前轮番挥舞板带,更凶狠地抽打王伯伯。
王伯伯微秃的脑门鲜血涌出,像一道又一道红色蚯蚓缓慢蠕动。他上齿咬紧嘴唇,仍忍不住从抽搐身体内发出微弱的呻吟。我的心紧缩了,唉,他真的是……美国特务吗?回忆起他与梁伯伯辩论时的“左派”言辞,我难以置信。难道这能伪装得出来吗?
“别想蒙混过关!”戴白框眼镜的红卫兵冷笑一下,双手抱肩说,“我们什么都知道!什么材料都掌握!台湾、美国,都有我们地下工作者,你是混不过去的!”
“好家伙!从美国来的情报!”下象棋的老头儿说。
“那肯定的!要不,好端端抄他们家干吗?”另一个老头儿坚信不疑说。
“我真是……冤枉!”王伯伯扬起血糊糊脸盘,青一道,紫一道,像唱戏的大花脸,“小将,小将哇,你们误会了……我,我能正确对待……你们放心吧……”
“少废话!说,电台在哪儿?”
“没有哇……确实没有哇……”
啪!啪!又是板带抽在肉体上的沉闷声音。我低下头,不敢看这个残酷场面。吹过一阵微风,树上的柳叶似少女披散的长发拂来荡去,故意将这幅血腥的图画搅得模糊不清。恍惚中,王伯伯血淋淋的脸,红卫兵们轮番举板带抽打的举动,被一大片黑黝黝的树影遮掩,一声接一声爆发出的惨叫呻吟,一条又一条挥舞起来“呜——呜”带着啸音的军用板带,墙角断断续续蟋蟀的凄鸣,更为夏夜增添了浓重的恐怖气氛。
那边树影下,王伯母也跪着,脑袋顶一个凳子。居委会田主任凶暴地叫嚷,手指头点着她的前额:
“说!把金条埋在哪儿啦?”
“我们家确实没有金条……”
“胡扯!你家那么阔气,能没有金条?”
“我家有一点儿金银首饰,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交公了!这,这……屋里有单据保存呢……”
“你狡辩!告诉你,要是搜出来,可轻饶不了你!”然后,田主任带一群老太太小孩又进屋翻箱倒柜了。
王伯母头发蓬乱,淡黄格短袖衬衫上满是孩子们的唾沫,又沾了板带抽打的血渍,一个袖子被撕扯破,裸露出半个白皙的肩膀。她实在支持不住了,脑袋摇晃一下,顶着的木凳掉下。一个短发女红卫兵冲过去,狠抽一皮带,“他妈的,你还不老实!”王伯母身躯也抽搐一下,终于嘤嘤哭泣成声。
所有房间的灯全打开了,一片通亮。几个红卫兵从屋子里拉出电线,把一盏六十瓦的大灯泡挂树上。院子里也灯光闪耀。他们砸坏一些桌椅,又把许多书籍、报刊堆积一处,浇了汽油,燃烧起一堆熊熊的篝火。
大门内外拥挤了众多看热闹的人们。几个孩子嚷:“嗨,解放军来啦!”“什么呀,这是警察!”“让他进去!”果然是管理这儿地片的民警文叔叔,腋下夹个黑皮包走进门,板起的脸孔流露出一丝紧张不安。警察刚换了警服,除军帽上是圆圆国徽外,红领章、绿军服都与军人相同。
戴白框眼镜的红卫兵先走过去,递给民警文叔叔一张证明信,又讲几句话。文叔叔匆匆瞧一眼,主动与他握手:“我是这里管片儿的民警,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我好奇地想再过去看一看,却有人使劲抻我的衣角。回头一瞧,是妈妈。她努一努嘴,轻声道:“快回去吧,爸爸等你呢。”我俩挤出五号院。大门内外,熙熙攘攘,院里又是一片通红的火光,仿佛是战争影片的一个场面。

走进屋,爸爸匆忙翻着几本日记,一页一页往下撕。他抬头瞥我一眼,没理睬我。显然,他没有工夫管我了。撕碎的纸片很快盛满了脸盆。房间光线暗淡,仅亮一盏浅绿色壁灯,有一种忧郁恐惧的气氛。寂静中,可听到嗤啦——嗤啦的撕纸声响。
屋檐下也亮一盏灯,绕飞着一些小虫子。淡黄色灯光斜对面砖墙上,错落投下一片枣树叶影子,黑黝黝随风晃动。青苔斑驳的墙壁爬着几条蝎虎子。
爸爸低声对妈妈说:“咱们还是不要在院子里烧,好哇?冒出烟,会让人发现的!”
“嗨,把它撕碎了,扔进厕所不就行啦?”
“不行的,那可不行!我们单位有一位老先生,他把信件和日记撕碎了,扔进厕所里,让掏粪工人发现了,汇报到领导那儿,一顿狠批他呀,他有口难辩!”
妈妈垂下头,嗄声说:“唉,我怕烧着了屋里的家具……好吧,就这儿烧吧!”她回头盯我一眼,板起脸孔说:“记住呀,家里的事,千万不能跟别人讲啊!”
他俩紧关上门窗,怕邻居家知道。爸爸还搬开桌椅,客厅中央留一块空地,往脸盆堆积的碎纸片里又浇一点儿汽油,燃一根火柴扔过去,呼啦一下,火焰蹿得挺高,映红了爸爸铁青的面孔。
“快,把窗帘拉上!”
我和妈妈立即去拽窗帘。这是怕别人看见屋里的火光。其实多余的,街上的人们岂能看到这个小院子里的情景呢?这不过是出于恐惧感而已。我们怔怔瞧着跳跃的火苗,火光映红了四壁。我一阵惊怵,情不自禁又朝窗帘外看一眼。幻觉中,天空的一片片乌云中,正悄悄分解着噩运的阴影,它们或许窥探着,寻思突然降临到谁的头上。啊,我们会不会也被抄家呢?会不会也把爸爸捆在枣树边,也让妈妈跪到院子里?会不会也遭受到板带的抽打?我的心像被铁爪子抓住,一紧一缩。我明白了,完全可能发生的!爸爸和妈妈烧日记和信件,不就是防备这类事情发生吗?每一个人都不安全,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噩运忽然降临……
“站这儿干吗?”爸爸瞪我一眼,“还不睡觉去!”
我转身要走,他又叫住我:“小野呀,你刚才瞧见王伯伯家被抄吗?怎么回事?”
“见着了——”我想起才看到的情景,更觉得后怕,“红卫兵把王伯伯绑在柳树旁,举皮带狠抽他;王伯母也被打了,让跪在院子中间……”
妈妈接着说:“管片儿民警老文说,抄家的那伙红卫兵是他大女儿欣欣的中学同学。以前,他们到她家玩过,熟悉情况,就过来抄家了。”
爸爸摇头叹息,“唉——中学生正是半大不小,似懂非懂,最难控制了!随着他们任意胡来,王先生和王太太可能会被打死的呀……唉,唉!”
妈妈脸色苍白,额头沁出汗珠,一只手捂住胸口。
回到房间,我爬上床,却怎么也睡不着。耳边是随风而来的枣树丛喃喃细语,还有遥远黑夜传来的模糊火车鸣笛。蓦地,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恐怖的重压,它像铁幕把我们的生活紧紧封闭住,使每一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唉,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三:黄昏篇

放学回家,我宁愿绕远一点儿路,从曲曲弯弯胡同小巷走过去。一个人默默走,深幽巷陌里僻静无人,老是空寂寂的,似乎能清晰听见自个儿的足音。
兀地,隐约低弱的笛音传来。哦,那是从空中降下的,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忽断忽续,就像云端上管弦乐队奏出的清雅曲调。它萦人魂魄,缥缈在碧空间,弥漫到云影里。我仰起头,一只白色鸽子如随风飘动的云絮,上空划了一个圈,带着呜呜作响的鸽哨迅即消失了。
喔,鸽哨!我足有两年没听到这绝妙的音响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红卫兵们认为养花鸟鱼虫是封、资、修一套玩意儿,发布通令不许再养。再不见遛鸟的老人在街头走动,也不见盘旋翱翔于白云间的鸽群,更听不到响彻云霄的鸽哨了。
一阵微风拂过。我不顾脖颈酸疼,仍然仰脸寻找已然逝去的鸽影,也还想听一听那幽雅的鸽哨声。呆望半天,却只见那若有若无的云絮,还有灰色雾幕低垂的天空。
鸽哨未能给我带来心旷神怡的好心情。尘嚣渐绝的短暂愉悦过去,空灵心境又扩展出寂寞,生出无端的忧郁,它把我惆怅中丝丝意绪牵引出,还聚集更多烦恼,追问着自己:唉,我在做什么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是谁?我在哪儿?这都是谁编成的故事吗?我还有了莫名的惶惑:这个时候,我的童年时代结束,少年时期就要开始时,突然从空中传来摄人心魂的鸽哨,它难道代表着某种上天的呼唤吗?或者是什么征兆?
清绝的鸽哨,似乎永远是余音缭绕。

厨房油烟弥漫,妈妈抓一小撮盐扔进锅里,葱花也在锅里嘶嘶作响。
她盯着油锅,冲正洗菜的梁伯母说:“唉,我整天在居委会写材料,憋闷得难受哇!我和老田讲过不只一次,我不是党员,又不是红五类,让我写材料不合适!老田却说,你不合适让谁写呀?街道里有点儿文化程度的人,就你一个啦!唉,唉,可是,写出材料来,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我实在看不惯他们的做法儿……”
“民警老文这个人还不错呀,挺懂得政策的。”
“他呀——”锅里油烟窜上,妈妈赶紧将菜倒入锅里,抄起锅铲咣咣炒着,一边说,“唉,老文在派出所也被停职啦!以前,他给一个大首长当警卫员,那个大首长倒台了,组织上逼他写揭发材料哩。”
“唉,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哇!”梁伯母连连摇头,把择好的菜叶放案板上,“原来老田这人还可以,怎么变得那么刻薄……唉,唉,真是的,越来越难对付了。”
“九号院里的徐木匠,你晓得哇?人很忠厚的。解放前,当过两年伪警察,历史已经搞清楚了嘛!老田非要把人家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嗨,说来说去,还不是好多年前她找徐木匠修理家具,她嫌人家多要了钱——其实也没多要,她就不想给钱罢了……唉,唉,良心要摆中间呀!”
妈妈和梁伯母一起剥着虾仁。梁伯母应和着说:“对呀,你还是应该劝劝她,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唉,我哪儿劝得住她呀!老文不在了,更没人能管住她了。”妈妈回转身,取出一个大盘子,“我听秉仁讲,要让他们知识分子到农村啦,以后也不让回北京了。我想,干脆回江苏老家,南方小县城,鱼肉蔬菜比北京还便宜,日子也蛮好过的。”
“那怎么行呀,不行,可不行!北京户口要是一迁出去,就迁不回来啦!政府非要强迫我们走,也只好不得不走。既然没有命令下来,可别主动去呀!千万别做这个傻事情!”
她俩闲聊起柴米油盐的事,换瓶的酱油质量不如以前好啦,在菜市场买不到菜啦,上哪儿能买到供应以外的鸡蛋呀。我听着腻歪,就主动端起那盘刚炒好的虾仁往客厅去。
客厅的大圆桌旁,围坐着梁伯伯、王伯伯,正在喝酒闲聊,爸爸伸筷子点一下热腾腾的虾仁说:“哈,我在朝内菜市场排一个钟头长队才买到的。如今不容易见到新鲜虾仁了,请,请,用勺子舀。”说着,爸爸又举起黄釉酒坛子给王伯伯斟酒,“老王呀,再来一点吧!”
王伯伯脸上红扑扑的,推开酒杯摆手说:“老方哇,我的酒量不行,在你家还出过一回丑呢!你知道的,我不喝了,还是吃饭吧。”
“不要紧的,”爸爸还是笑嘻嘻为他斟上小半杯酒,“绍兴黄酒,醉不倒人的。”
“老王啊,喝,喝!有酒直须醉呀。这样的聚会,以后怕是再也不容易了。”梁伯伯喝了不少酒,面色惨白,眉宇间流露出感伤,“老方啊,你们单位的干校选定在哪儿?”
“好像在湖北,最后还没有正式宣布哩。你们呢?听说去河南,是不是?”
“也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嗨,还是你们……吭!吭!湖北更好一些,吃大米,天气又暖和。我这个身体,吭吭!最怕天气冷的地方……”
王伯伯舀一勺子虾仁,津津有味咀嚼着。他连忙抬头安慰道:“不要紧,河南不太冷的。我常去那里开会,知道的。”
“我搞‘四清’就是在河南。那儿外面气候倒不很冷,不过缺乏燃料,冬天屋子里不生火,可冻得够难受的!”爸爸是微醉神态,滔滔不绝道,“河南这个地方很穷呐,山区里真正是大姑娘没裤子穿。譬如我们去的林县,连水也没有,一遇灾荒,农民们只好跑外要饭……”
王伯伯眼珠瞪圆,惊讶地摇头说:“啊——解放以后,还有要饭的?不可能,不可能吧!”
爸爸和梁伯伯哈哈大笑。“吭吭,吭……你可真是少见多怪喽!”梁伯伯与王伯伯碰一下杯,又问:“老王,你们的干校选在哪儿呢?”
“唉,还没准儿哩。也许,我们研究所要迁去陕西。反正,我把家里的事料理好了。已经把文娜送回杭州老家啦,也省得人家总揪扯她历史上的事儿!三个女儿都去农村插队啦……我真正是光杆一人啦!”王伯伯眯缝起眼睛笑了,圆脸却充满了苦涩,又连喝两大口酒,“家里如今真是家徒四壁呀,哈哈!把家具全卖掉了,把书也当废纸卖掉了,留下几本非要不可的业务书。我本来想将房子也退掉的,干脆住到单位里!可是,单位不让我住。哈!”
妈妈又端上砂锅煨的炖鸭子,饭桌上短暂出现一片寂静。大家专心一意纷纷伸筷子夹那只炖鸭子,撕扯着鸭皮,挑拣着鸭肉,可听到筷子碰碟盘的细微声响。
爸爸啜一大口酒,眼神阴郁地问王伯伯:“唉,你把家具全卖掉啦?”
“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也不剩!只留下一张单人床。我现在的一天三顿饭,天天在单位食堂吃。星期天,食堂不开伙,就到小饭铺吃。”
“你可以到我家吃饭呀,别客气!”爸爸诚恳地邀请他。王伯伯嘿嘿一笑,又道一声谢,摇头拒绝了。爸爸明白他的脾气,也能体会出他的心境,就不多劝。他夹起一块口蘑,眯眼看着,长叹一口气,“唉——这几天,我天天看见有人用平板车推着一捆书一捆书,去卖废纸……有时候,连我的心眼也活动了,是啊,可能这些书籍的价值也真就是一堆废纸!”
“吭、吭……我不卖!……吭、吭!倒不是说,这些书多么珍贵,有什么用处……吭、吭……也不是说,我还有什么非分之想……我就是离不开它们!”梁伯伯捂住胸口,又喝一大口酒。
“带着那些书去干校?”王伯伯很不以为然,惊奇地问,“能带去吗?不可能吧……”
“吭、吭……我准备带一部分书去,吭、吭……还有一部分,放在北京,吭、吭!空闲时候,总可以看看书解闷……吭吭!”
“这个……可不太好吧?到干校去改造思想的,带一套《毛泽东选集》就够了,我劝你不要带其他书了。”
“吭吭!……除了《毛选》以外,其他书都是毒草,都是封、资、修一路的?”梁伯伯气呼呼问,“天下没有一本好书啦?”
“这个,不好说,不好说呀。”王伯伯摇摇头。
爸爸抱起涂黄釉的酒坛子,给梁伯伯和王伯伯斟满了酒,又叹一口气说:“唉——真是亘古未有啊!所有的知识分子全去干校,所有的书籍——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一捆一捆都卖了废纸,我实在弄不清楚,难道真是不要文化了吗?”
王伯伯圆脑门浮出几道皱纹,认真解释道:“我理解的不知道是对不对?哦,不是说不要文化,是不要资产阶级文化,不要封建文化,要无产阶级文化。文化大革命嘛!本来也是亘古未有的,世界也没有的,就是要在中国创造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是咱们难以理解的,因为咱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很兴奋地说,“喂,你们听说没有?大学准备招新生,不通过考试,直接从工农兵中推荐人才上大学!有哪个国家这么搞过?”
“无论如何,哪个国家决不可能永远不要知识分子吧?”爸爸抑郁结胸,又喝一大口酒,“比如,那些工农兵大学生入校门,也要有人给他们讲课吧?可是,怎么能够保证讲课的教授都是百分之一百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吭、吭……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不过,你也要做好思想准备……吭、吭!”梁伯伯轻拍着胸口,激烈喘息,瘦削脸庞泛起一层红晕,“固然,还要用知识分子……但是,干吗一定要使用你呢?你研究的西方现代文学,还有我研究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对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有什么用处呢?吭、吭……老王的话,有他的道理!对了,老王,你还是有用处的。你是学核物理的,是搞技术的……吭吭!”
“嗨,你高看我啦。如今,组织上依靠的是一批年轻人。他们业务上虽然欠缺一些,还可以学嘛!政治上,可比我们强多了。”王伯伯掏手绢擦一把沁出的汗珠,笑嘻嘻举杯喝一大口酒,又说,“让我干,我就干。不让我干,我也准备回老家了。”
“是杭州吗?”爸爸问。
“哪里,哪里,哪儿还能去大城市呢?去杭州附近的一个县城里,文娜的侄子就在那里住,我们去投奔他们。”
“吭、吭、吭!我也想好了……我回浙江老家上虞县咧……我什么也不要啦,只是带一部分书去,也就够了。”梁伯伯一本正经说。
大家很沉闷地笑了。爸爸又说:“我们还没有定下来,是回宁波呢?还是回江苏的江阴县?不过,我在县中学当一个中学教师还够格吧?我可以教英语。”
王伯伯说:“噢,我能够教物理。”
梁伯伯咳嗽着说:“我……吭、吭!我去教中文……”
王伯伯诧异地问:“你为什么不教俄文呢?你的俄文不是很好吗?”
爸爸笑了:“老王可真是迂!你想想,现在的中学哪儿有俄文课程呀?”
这时,妈妈端上一盘炒小油菜,问大伙:“你们现在吃饭吗?要是吃饭,我把汤也端上来。”
“把汤端上来吧。不过,我可吃不下饭了,喝几口汤也够了。”梁伯伯说。
“我嘛,只吃小半碗米饭……”王伯伯也说。
爸爸举起酒杯提议:“来,咱们干掉这一杯吧!”他们纷纷举起杯子。
■啦——■啦——■啦,一把锯来回往复拉扯,总也是锯不进去很深。小表哥不耐烦了扔下锯子,挺一挺壮实的腰板,又抄起斧子,嚷一声:“这玩意儿,可真憋死人啦!”他吐一口唾沫到手心,咬牙瞪眼,抡斧子朝黑黝黝枣树砍去。“噗”一声,斧子正砍到刚才锯开的缺口上,没砍进去多深,斧子倒是拔不出来了。好容易才把斧子拽出,他又砍了一斧,仍旧未砍进去多深,斧子却再也拽不出了。站立一旁的爸爸、表姐夫,还有刘大爷,都叫小表哥别硬拽了。他们拿来一柄铁锤,敲了斧柄几下,把它敲歪了,小表哥过去一脚踹上树干,使劲一拽,总算拽出斧子,人也差点儿仰面摔倒。
刘大爷拍一拍他的肩膀,笑吟吟说:“小兄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还是使锯吧。”
小表哥嘟哝一句:“唉,这么蹭来蹭去,怕是三天三夜也放不倒这棵树!”
表姐夫凑过去说:“来,你拉这头,我拉那头,咱俩一块儿拉这把锯吧!”他俩一人一脚蹬个凳子,一来一往地拉扯这把锯,灰黄色细碎木屑洒下。
爸爸双手抱在胸前,神色阴郁,瞧着他们。锯倒这棵枣树,是前两天他和妈妈商定的。因为,这棵枣树到了结枣时节,总是招惹一些孩子来大门口窥伺,还往院子里扔砖头。此外,这棵枣树紧挨院墙,倘若有人企图跳墙进来,正好可以攀树而下。爸爸立刻要去五七干校,小独院只剩下我和妈妈,在这混乱的世道里,不得不预先提防一点儿。其实,我内心深处极不愿意锯倒这棵枣树,听着■啦——■啦的拉锯声音很刺耳,又见树干发颤,枝叶也簌簌抖动,我的心像是被锯割进去似的隐约疼痛。
我走过去,抚摩着黑黝黝的斑驳树皮,指甲抠到里边,先凉凉的,仿佛又温温的,好像触摸到一个人长满硬茧的皮肤,似乎树身里有血液流动,充满了精气……忽然又想起来,小寒妹妹死去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她穿一身雪白衣衫,飘飘然而来,越走越近,越是雪白得混沌一体。我招呼她,她不睬我,袅袅飘至枣树下。又顺着枣树,直飘上树梢。绿色叶梢上出现一团雪白影子,又飘然逝去。噢,很可能在枣树里也有许多白色精灵?
■啦——■啦——■啦……锯树的声音使我起一身鸡皮疙瘩,莫名的恐惧感油然而生。一阵风吹过,茂密的树叶簌簌作响,哼起一首凄凉的歌。这棵枣树有一根粗壮枝桠,牢牢抵住长一层青苔的黑色墙壁。它的底部却裂开一道宽缝,又隆出两道粗壮的树根,就好像伸出两条胳膊,紧紧抓住黑土地面,坚持着,努力着,不使它的身躯倒下。
表姐夫沮丧地一拍大腿,“不行啊,得换一个方向锯了!这儿的木质是斜纹的,不好使锯呢……怎么办?”
“换哪个方向都不好办,我没辙了!”小表哥扔下锯子,不肯再干了。
刘大爷走到树干前,倒背手仔细观察,看了又看,招呼一声表姐夫,“来,这儿试试看!”
■啦——■啦——■啦……锯树的声音,又像有无数条忧郁的小虫子啮咬着我的心。唉,没有这棵枣树的院子又将是怎样的呢?又会是多么冷清,多么寂寞啊!我再也不可能春夜时分从窗户朝外痴望着那片浓密枝叶浮想联翩了,再也不可能夏晚乘凉时坐到枣树绿荫下聊天了,再也不可能秋天到果实累累的树下用竹竿打枣子了……唉!这是个喧嚣混乱的时代,许多的生活都改变了模样,家庭不再是恬静暖馨的港湾,学校不再是温文尔雅的知识乐园,小胡同甚至也不再充满了敦厚的人情氛围及娓娓风情了,那么,为什么竟连一棵枣树也不能保留呢?
“爸爸,干吗非要锯倒这棵枣树呀?”我已经问了好多遍,爸爸没有理睬我。
“我说呀,也要用锯,也要用斧,碰到不好锯的地方就用斧子……”爸爸转脸,拍一拍小表哥肩膀说,“小弟,你去帮刘大爷一把!”
“好!看我这回再用斧子!”小表哥兴冲冲上去,抡起斧子又朝枣树砍去,砍得木屑四迸。他越砍越有劲儿,连砍几斧,斧子又卡在里面,只好想法子拔斧子。
枣树被锯开一半。它静默屹立在那儿,底部两道粗树根,更像是抠紧了地面,无奈地做最后挣扎。又一阵微风拂来,树叶偏向一边晃动。金灿灿阳光照耀得树尖梢发亮,犹如融入了云彩。从树叶间隙,可见蓝得发白的天空。太阳光芒落在树叶上,渗下无数金黄与黑色的斑点,铺到嵌满碎砖的地面上,好似枣树洒下星星点点泪水。我迷惘地想,在无数个深夜,窗前的这棵枣树静悄悄陪伴我。而今,它要离我们而去,怎么能不流下辛酸的泪水?
我不忍心眼睁睁瞧着枣树倒下,恹恹不乐地转身走进客厅。
过一会儿,我坐在沙发上翻看小说,突然听见刘大爷在院子里嚷:“你们几人快躲开,快躲开!嘿呀,用绳子拽树,用绳子拽树呀……”
我跑到窗前张望。爸爸和几人躲在屋檐下,在刘大爷指挥下,表姐夫和小表哥用一根粗麻绳使劲扯拽那棵枣树,粗大树干渐渐倾斜,倾斜着,墙壁也仿佛要随着倒塌下来。我不由倒退几步,却见那棵枣树仍然未倒,还是倾斜在那儿。刘大爷握起斧子,小心凑过去,抡起斧子朝缺口处又狠砍几下子,躲闪一旁,挥一下手说:“拉吧!”
他们一声呼喊,又使劲猛拽一下绳索,轰然一响,枣树颓然躺倒在院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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