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萧瀚
按：又一次看到贺卫方被批评，而且这次批评的语气已经不仅仅是批评了，差不多是在舆论上威胁贺卫方离开北京大学，我想对于这样的言论虽然说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是也太过分了一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谴责谁，只是想进一步澄清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什么，我们的学术可能面临着什么。
中国社会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个让人极痛心的现象：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周期性动荡，人们的信仰、道德、精神状况、文化积累、社会财富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发生巨大的倒退，甚至遭到毁灭性打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非常敏锐地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里缺乏保护产权的强有力制度，虽然这仅仅是从表象上得出的结论，尚未进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寻找原因，但是，至少在中国学者里，提出确立产权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利益，确保社会的安定还只是近一百年的事情，同时如何从现有的条件入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在50年代以前由一批杰出的法学家完成，但是，50年代以后，这一切成果全部化为乌有，待80年代以后学界才战战兢兢收拾旧山河，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重新研究产权问题，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人们从原来对立法寄予过高希望的理想主义状态中转向对司法寄予更高的希望。季卫东，这位让人尊敬的学者率先向世人昭示了程序法的重要性，几乎与之同时贺卫方也提出“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从此，贺卫方几乎将推进司法改革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事业。至此，中国法学在一片废墟上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可能改变社会的明确思路。
但是，中国学者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学术本身对于学者有创造性要求，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另一方面，现有的学术成果必须在现实中生根开花才能表明它是有价值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前者虽然困难，优秀的学者依然代有人出，而在现实中理性地推进学术成果转化为真正可践履的制度却不仅仅是学者能够完成的，因此，全社会的普法就等待着我们去尽快完成，因为在缺乏全社会（包括官民在内）的观念成功改变之前，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真正被遵循。而普法对于学者自身的学术生涯却往往是巨大的戕害，因此，大量的学者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不管民间死活，等而下之的则打着教授旗号骗吃骗喝骗发财，我在《贺卫方做了些什么？》中曾经严厉批评法学界对待正在发生的司法不公集体沉默。实际上，这种集体沉默不仅仅对于全社会是失职的——为无权者说话本是法学界天职，对于法学界本身也没有任何好处——人们瞧不起法学界至少有部分责任应当由法学界自身承担，但是大部分的法学界人士依然抱着云端里看厮杀的悠闲做他们那点未必有什么原创的学问，那些著作等身者又有几个真有值得看的学术作品？而且，法学界至今没有什么反省的声音。
事实上，法学界也许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清楚一个社会失范的可怕，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财富不均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盗贼蜂起、反抗虐政，最终极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长期动荡，这在我们的历史中一点都不陌生。因此，我一直认为学者是否反对革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是否发生不是谁的意愿能够改变的，学者最需要做的是尽力消除革命的原因，铲除革命的土壤，具体到法律人而言就是呼吁司法公正——因为不公平是社会的致乱之源！虽然，学者努力去这么做未必立竿见影，但是做肯定比不做要好！贺卫方看到了这一切，因此他比谁都急着鼓吹司法改革，他比许多法学界人士自动担当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他认为只有司法公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的侵害才有可能得到校正和弥补，人们的心灵才可能有安全感，社会也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所以贺卫方长年累月地到处飞，四处演讲、发豆腐干文章，许多次他在外地大学、法院演讲时因为长时间说话而嗓子完全失去声音，我想批评贺卫方的朋友可能对于他的想法了解得太少，理解得更少，这怪不得他们。以贺卫方的资才，想成为一个流芳后世的学者未必就不可能，但是，贺卫方生长在这个时代，时代给了他过多的要求——于是他只好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贺卫方鼓吹司法改革虽然不是完全的孤军奋战，但是他确实很孤独倒是事实，他说该讲的都讲了，也是疲惫之声，因为在一个整体框架不肯突破的现行体制中，当决策者还不懂得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在制度中生存的人们也还意识不到司法改革具体措施的严谨性的时候，一个贺卫方喊破了嗓子，也就是小小的一点改变，但是如果没有这副嗓子，就是这点小小的改变也可能需要再等两年。这就是贺卫方为什么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者（在我的眼里只有深刻的人才有绝望后振拔的能力，贺卫方就是这样的绝望者）态度做现下的一切。
我有个也许杞人忧天的担心（这个担心不可明说，否则有人会抓我坐牢，我胆子小，见笑勇者），贺卫方也有，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司法改革，他是在与社会的堕落速度赛跑，如果司法改革的速度赶不上社会不公的速度，也许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学术积累都将毁于一旦，几十年后，当贺卫方和我们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又会看到年轻的学人从零开始，重新建设我们今天本已完成的学术大厦——像二十年前的季卫东、梁治平、贺卫方们一样，我相信谁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因此，我再一次呼吁理解贺卫方、爱护贺卫方，少一点苛责，多一点支持，让他带着饱满的精神去准备下一轮演讲，让他感觉到在他身后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保卫他，贺卫方到目前为止才出了一个，如果出了一百个，司法改革也完成了，那时，我们再说：“贺卫方，你回到书房里去吧，我们不需要你了！”
然而以贺卫方之聪，他能不懂？
2001/12/3
2001-12-3 3:19:59 发表于[雅典学园]
附：部分后续讨论整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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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告别法律思想网
【未名】 2001-12-3 8:46:40
我的一番话，被萧瀚学长理解成了在舆论上威胁贺老师离开北大，贺老师好像也是这个理解。我感到很难过。这个罪名我承担不起。我的本意只是说，贺老师在北大的威望不如从前而已。可能我的话表达的比较暧昧。不过中国人的阴谋论的思想也太根深蒂固了。我也感到痛心和失望。不仅对贺老师的理解，也对萧瀚学长的理解失望。我决定离开法律思想网，不再说和贺老师有关的任何一句话。同时也请沈浪把我说过的话删掉。
我再次声明，我的话里没有任何威胁贺老师离开北大的意思。我也不喜欢这种阴谋论的解读思维。其实萧瀚学长在这里和我说的也是一回事。你肯定的是贺老师的姿态，而你同样也指出，贺老师为此付出了学术上的代价。只不过你以为值得，而我以为不值得。我从来不以为一个学者能改变多少社会现实。贺老师与其这么奔波辛苦，不如学学孔子，广受门徒（比如萧瀚学长这样的高徒），形成一股合力。关键是贺老师自己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水准，让跟随者愿意追随。
贺老师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奔走呼吁，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也希望贺老师能够学学汪丁丁。贺老师去浙江大学看看，汪丁丁是如何对学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的。还有同是北大的周其仁老师。他也是很关注现实的，但是在学术上也有重大的影响。
贺老师说的对，从出发的话到到达的话，要经过很多磕磕碰碰，我现在感到自己是被碰得头破血流了。这是我最后的话。谢谢沈浪的工作，我虽然很喜欢这里，也要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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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名兄致歉
【萧瀚】 2001-12-3 10:47:11
我没有任何意思说你有什么阴谋，所以请你不要误解，恰恰相反，我讨厌一切阴谋，如果你有印象，就会发现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批评（如对苏力和《中国学术》）都是公开的。
但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因为话说重了。你的话被我理解为某种威胁这确实没有交待清楚，我的意思是贺卫方是一个注重学生感受的人，学生的离弃意味着对他最致命的打击，因此虽然仅仅是你一个人说了这么重的话（如告别之语），我还是认为不妥，不够体谅贺卫方目前的所作所为和孤独、尴尬的处境。你以汪丁丁、周其仁为例，这也不是不能类比，但是经济学界与法学界不同，前者已经是显学，在中国是最成熟的独立社会科学，他们已经不必再像贺卫方那样需要牺牲自己的学术来鼓吹，而法学在这个时代必须成为显学，贺卫方等一批人的鼓吹正是要让人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其中贺卫方的牺牲最多，普及化的工作成果也最多，我想其它就无需再说了。
但是，我衷心希望你留下，否则我也会离开（两天内见不到你的帖子，我将不会再登陆法律思想网，虽然我与你一样热爱这片虚拟的土地）——因为我在不经意之间，伤害了一个朋友，一个同道，这种后果使我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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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2001-12-3 10:44:52
“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司法改革，他是在与社会的堕落速度赛跑，如果司法改革的速度赶不上社会不公的速度，也许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学术积累都将毁于一旦”
“胆小”的萧瀚说出来的这话已足以震聋发馈了。其实到时何止是学术界将毁于一旦，我们二十年来的改革成果都有可能毁于一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过去我知道的法律学人不多，即使知其名也未必读其书，因为经验告诉我许多所谓的学术精英都飞翔在天上。终于有一天，“贺卫方”三个字使我眼睛一亮，我兴奋地发现，他们当中还有人的脚没有离地，我喜欢人而不喜欢神，因为人可以让我不费劲地保持平视。渐渐地，我发现了更多象贺卫方这样脚踏实地的学者，我突然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爱法律，热爱自己的职业，尽管它在现实的世界中备受讥讽与苛责。
我能理解贺先生“话说尽”了的感觉，就象我们这些司法改革的直接经历者和利益相关人，也觉得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已没什么好改的了，甚至觉得学者们是在那里空耗劲，因为他们的改革构想必须获得现行官僚权力的认可方有实验的机会，多数情况下现行官僚权力不会买学者的帐，所以许多改革就是当官的一句话，失败了可以把责任推到改革头上，成功了就是领导者的政绩。在这样一种带有浓厚封建家长制的官僚体制中，要把现代司法制度的精华引进去，并让它产出我们需要的公平、公开和正义，可想有多么困难。
“只有深刻的人才有绝望后振拔的能力，贺卫方就是这样的绝望者”，希望萧瀚没讲错，如果贺先生能继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想我对法律的热情会象贺先生的执着一样，我对自己的职业也才会坚定那永不放弃的信心！
在阴郁的日子
烛光不仅能照亮人的眼睛
它还能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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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最想见见贺先生！
【沈浪】 2001-12-3 12:19:27
早上出去办事，忘了带手机，回来一看，未接电话中，管理员已经打来了11个电话，我进门的时候，电话还在响，一问，才知道有了这么一些帖子。仔细看了看，才松了一口气。没问题也。
网络上的争论，非常正常。法律类网站还算好的呢。未名要走吗？我想不会吧？萧瀚兄解释清楚了，也就没事了。这个时候，我最想见的还是贺先生，非常希望能和他在一起说说话。这个心情，我不说，大家也能理解吧。想想贺先生的痛苦，或许未名兄能够平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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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 2001-12-3 13:03:46
看到上面的帖子，心里的感觉确实难以道明。
于是又只好把她归结为感动。
我来思想网是在一月前，但现在我发现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里。
我知道贺老师是在一年前，同样的，现在我已经不能忍受缺乏呐喊的法学！
未名和萧瀚，你们都是血性的，但是在血性后面要有兄弟之间的包容。
在这个年代，能够在一起思考的人不多了。
所以请不要轻言离开，就象不要轻言放弃，轻言成功与失败。
或者选择这份学业与血液的意义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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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啊
【贺卫方】 2001-12-3 23:02:43
今天早晨到网上浏览，看到未名君的“挥泪告别法律思想网”，把我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仔细想想，我恐怕应该检讨自己的说话方式了。说实话，我回应里的那句毫不迟疑的离开北大的话说的过头了。虽然按理想的标准，不能赢得学生尊重的学者的确应当离开，但自以为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相信未名也绝无此意——怎么可能呢？这里又用得着那句话了：批评你是因为看得起你。作为一个追求思想的学生，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够在思想领域中作出更多的原创性的贡献，当然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尤其是他所寄予厚望的教师，一旦发现任何不尽人意的事情，感到失望，并且将这种失望表达出来，体现的正是一片赤子之心。因此，我要由衷的对未名、黄觉以及沈浪诸君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我也许应当对未名君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都会同意，目前我们这个国家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转型期，各种制度在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都面临着改变的机遇，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的人们有一种责任，那就是，尽可能地释放出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变革初期的制度能够走向较为健康的轨道。我们需要呐喊，需要把课堂上讲过的东西在大众传媒上向更广泛的受众解释。我觉得，有关司法制度建构的许多道理，人们了解的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至今仍然把《联邦党人文集》视作法学和政治学的经典，仔细读来，那些本来发表在报章上浅白易读的篇章并不符合理论家的要求，但是，对于后来制度的发展却是影响深远的。甚至这些不以理论创造为追求的文章具有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别的不说，看看后来多少理论家靠它吃饭就说明了它的理论内涵是多么的博大精深。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自己的那点可怜的东西有多么高的价值，而是说，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有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奔走呼号，使得我们这个老大中华的制度建设上轨道。
理论追求也许有其多样化，并非只有那种满纸韦伯、布迪厄、福柯的文章才叫理论。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化人为我，古往今来的学说在笔下仿佛水中盐、蜜中花，不鲁莽，不生硬，新鲜活泼，浑然一体，那才是真正的哲人。（《围城》里“philosopher”与“philo-philosopher”之辨颇堪玩味。）沈浪君说在观察我的学术理路，但似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我当然离哲人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向往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另外，法思网的诸网友因为对我的批评而有些分歧，这是十分正常的。我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情绪化。读过这里的帖子的人们都会承认，法思网集中了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一批青年才俊，虽然有些还只是在校学生，但他们表现出来的理论旨趣和家国情怀都是十分令人感动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在这些网友中会出现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学人。这里的讨论无疑也是我们的一种学术训练过程，当然也是一种培育我们建构一个理性的法治城邦的能力的过程。因此，坦诚，宽容，对他人观点的尊重，都应当是特别重要的品质。
我要真诚地感谢沈浪君对我的关心。看到大家这样坦诚的交流，未名君也回来了，萧瀚、若有所思、一二、barriste、罐头诸君表达了不会跟我告别的心情，文岛君甚至把我的打油诗贴出来以缓和略显紧张的气氛，我没有任何问题，让我们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文革期间最Chinglish的译法是Goodgoodstudy,daydayup）。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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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回来了
【黄觉】 2001-12-3 23:38:23
向贺先生致意。我的理解偏颇了。希望能和贺先生一起努力，希望能在贺先生的引导下，中华大地上也会涌现自己的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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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都宽容吧！
【民事法官】 2001-12-4 0:02:14
所有的语言都让我感动，我已无言。
我与一二同是法官，和我们一样，还有千千万万的法官都会感谢贺先生的贡献的！
来源：雅典学园
法律思想网
按：又一次看到贺卫方被批评，而且这次批评的语气已经不仅仅是批评了，差不多是在舆论上威胁贺卫方离开北京大学，我想对于这样的言论虽然说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是也太过分了一点。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了谴责谁，只是想进一步澄清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什么，我们的学术可能面临着什么。
中国社会在历史上经常出现一个让人极痛心的现象：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周期性动荡，人们的信仰、道德、精神状况、文化积累、社会财富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发生巨大的倒退，甚至遭到毁灭性打击。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非常敏锐地指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里缺乏保护产权的强有力制度，虽然这仅仅是从表象上得出的结论，尚未进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寻找原因，但是，至少在中国学者里，提出确立产权制度以保护人民的利益，确保社会的安定还只是近一百年的事情，同时如何从现有的条件入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曾经在50年代以前由一批杰出的法学家完成，但是，50年代以后，这一切成果全部化为乌有，待80年代以后学界才战战兢兢收拾旧山河，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重新研究产权问题，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人们从原来对立法寄予过高希望的理想主义状态中转向对司法寄予更高的希望。季卫东，这位让人尊敬的学者率先向世人昭示了程序法的重要性，几乎与之同时贺卫方也提出“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从此，贺卫方几乎将推进司法改革作为他的最重要的事业。至此，中国法学在一片废墟上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可能改变社会的明确思路。
但是，中国学者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学术本身对于学者有创造性要求，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另一方面，现有的学术成果必须在现实中生根开花才能表明它是有价值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前者虽然困难，优秀的学者依然代有人出，而在现实中理性地推进学术成果转化为真正可践履的制度却不仅仅是学者能够完成的，因此，全社会的普法就等待着我们去尽快完成，因为在缺乏全社会（包括官民在内）的观念成功改变之前，任何一项制度都不可能真正被遵循。而普法对于学者自身的学术生涯却往往是巨大的戕害，因此，大量的学者更愿意躲进小楼成一统而不管民间死活，等而下之的则打着教授旗号骗吃骗喝骗发财，我在《贺卫方做了些什么？》中曾经严厉批评法学界对待正在发生的司法不公集体沉默。实际上，这种集体沉默不仅仅对于全社会是失职的——为无权者说话本是法学界天职，对于法学界本身也没有任何好处——人们瞧不起法学界至少有部分责任应当由法学界自身承担，但是大部分的法学界人士依然抱着云端里看厮杀的悠闲做他们那点未必有什么原创的学问，那些著作等身者又有几个真有值得看的学术作品？而且，法学界至今没有什么反省的声音。
事实上，法学界也许比任何一个学科都更清楚一个社会失范的可怕，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财富不均将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盗贼蜂起、反抗虐政，最终极有可能导致全社会的长期动荡，这在我们的历史中一点都不陌生。因此，我一直认为学者是否反对革命没有意义，因为革命是否发生不是谁的意愿能够改变的，学者最需要做的是尽力消除革命的原因，铲除革命的土壤，具体到法律人而言就是呼吁司法公正——因为不公平是社会的致乱之源！虽然，学者努力去这么做未必立竿见影，但是做肯定比不做要好！贺卫方看到了这一切，因此他比谁都急着鼓吹司法改革，他比许多法学界人士自动担当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他认为只有司法公正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到的侵害才有可能得到校正和弥补，人们的心灵才可能有安全感，社会也才有可能长治久安，所以贺卫方长年累月地到处飞，四处演讲、发豆腐干文章，许多次他在外地大学、法院演讲时因为长时间说话而嗓子完全失去声音，我想批评贺卫方的朋友可能对于他的想法了解得太少，理解得更少，这怪不得他们。以贺卫方的资才，想成为一个流芳后世的学者未必就不可能，但是，贺卫方生长在这个时代，时代给了他过多的要求——于是他只好放弃对学术的追求。贺卫方鼓吹司法改革虽然不是完全的孤军奋战，但是他确实很孤独倒是事实，他说该讲的都讲了，也是疲惫之声，因为在一个整体框架不肯突破的现行体制中，当决策者还不懂得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尤其在制度中生存的人们也还意识不到司法改革具体措施的严谨性的时候，一个贺卫方喊破了嗓子，也就是小小的一点改变，但是如果没有这副嗓子，就是这点小小的改变也可能需要再等两年。这就是贺卫方为什么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者（在我的眼里只有深刻的人才有绝望后振拔的能力，贺卫方就是这样的绝望者）态度做现下的一切。
我有个也许杞人忧天的担心（这个担心不可明说，否则有人会抓我坐牢，我胆子小，见笑勇者），贺卫方也有，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司法改革，他是在与社会的堕落速度赛跑，如果司法改革的速度赶不上社会不公的速度，也许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学术积累都将毁于一旦，几十年后，当贺卫方和我们都垂垂老矣的时候又会看到年轻的学人从零开始，重新建设我们今天本已完成的学术大厦——像二十年前的季卫东、梁治平、贺卫方们一样，我相信谁也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因此，我再一次呼吁理解贺卫方、爱护贺卫方，少一点苛责，多一点支持，让他带着饱满的精神去准备下一轮演讲，让他感觉到在他身后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保卫他，贺卫方到目前为止才出了一个，如果出了一百个，司法改革也完成了，那时，我们再说：“贺卫方，你回到书房里去吧，我们不需要你了！”
然而以贺卫方之聪，他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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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3 3:19:59 发表于[雅典学园]
附：部分后续讨论整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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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告别法律思想网
【未名】 2001-12-3 8:46:40
我的一番话，被萧瀚学长理解成了在舆论上威胁贺老师离开北大，贺老师好像也是这个理解。我感到很难过。这个罪名我承担不起。我的本意只是说，贺老师在北大的威望不如从前而已。可能我的话表达的比较暧昧。不过中国人的阴谋论的思想也太根深蒂固了。我也感到痛心和失望。不仅对贺老师的理解，也对萧瀚学长的理解失望。我决定离开法律思想网，不再说和贺老师有关的任何一句话。同时也请沈浪把我说过的话删掉。
我再次声明，我的话里没有任何威胁贺老师离开北大的意思。我也不喜欢这种阴谋论的解读思维。其实萧瀚学长在这里和我说的也是一回事。你肯定的是贺老师的姿态，而你同样也指出，贺老师为此付出了学术上的代价。只不过你以为值得，而我以为不值得。我从来不以为一个学者能改变多少社会现实。贺老师与其这么奔波辛苦，不如学学孔子，广受门徒（比如萧瀚学长这样的高徒），形成一股合力。关键是贺老师自己要保持自己的学术水准，让跟随者愿意追随。
贺老师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奔走呼吁，当然是好事。不过我也希望贺老师能够学学汪丁丁。贺老师去浙江大学看看，汪丁丁是如何对学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的。还有同是北大的周其仁老师。他也是很关注现实的，但是在学术上也有重大的影响。
贺老师说的对，从出发的话到到达的话，要经过很多磕磕碰碰，我现在感到自己是被碰得头破血流了。这是我最后的话。谢谢沈浪的工作，我虽然很喜欢这里，也要告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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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未名兄致歉
【萧瀚】 2001-12-3 10:47:11
我没有任何意思说你有什么阴谋，所以请你不要误解，恰恰相反，我讨厌一切阴谋，如果你有印象，就会发现我迄今为止的一切批评（如对苏力和《中国学术》）都是公开的。
但是，我还是要向你道歉——因为话说重了。你的话被我理解为某种威胁这确实没有交待清楚，我的意思是贺卫方是一个注重学生感受的人，学生的离弃意味着对他最致命的打击，因此虽然仅仅是你一个人说了这么重的话（如告别之语），我还是认为不妥，不够体谅贺卫方目前的所作所为和孤独、尴尬的处境。你以汪丁丁、周其仁为例，这也不是不能类比，但是经济学界与法学界不同，前者已经是显学，在中国是最成熟的独立社会科学，他们已经不必再像贺卫方那样需要牺牲自己的学术来鼓吹，而法学在这个时代必须成为显学，贺卫方等一批人的鼓吹正是要让人们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其中贺卫方的牺牲最多，普及化的工作成果也最多，我想其它就无需再说了。
但是，我衷心希望你留下，否则我也会离开（两天内见不到你的帖子，我将不会再登陆法律思想网，虽然我与你一样热爱这片虚拟的土地）——因为我在不经意之间，伤害了一个朋友，一个同道，这种后果使我不能原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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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2001-12-3 10:44:52
“因此他才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司法改革，他是在与社会的堕落速度赛跑，如果司法改革的速度赶不上社会不公的速度，也许我们今天所有获得的学术积累都将毁于一旦”
“胆小”的萧瀚说出来的这话已足以震聋发馈了。其实到时何止是学术界将毁于一旦，我们二十年来的改革成果都有可能毁于一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过去我知道的法律学人不多，即使知其名也未必读其书，因为经验告诉我许多所谓的学术精英都飞翔在天上。终于有一天，“贺卫方”三个字使我眼睛一亮，我兴奋地发现，他们当中还有人的脚没有离地，我喜欢人而不喜欢神，因为人可以让我不费劲地保持平视。渐渐地，我发现了更多象贺卫方这样脚踏实地的学者，我突然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爱法律，热爱自己的职业，尽管它在现实的世界中备受讥讽与苛责。
我能理解贺先生“话说尽”了的感觉，就象我们这些司法改革的直接经历者和利益相关人，也觉得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已没什么好改的了，甚至觉得学者们是在那里空耗劲，因为他们的改革构想必须获得现行官僚权力的认可方有实验的机会，多数情况下现行官僚权力不会买学者的帐，所以许多改革就是当官的一句话，失败了可以把责任推到改革头上，成功了就是领导者的政绩。在这样一种带有浓厚封建家长制的官僚体制中，要把现代司法制度的精华引进去，并让它产出我们需要的公平、公开和正义，可想有多么困难。
“只有深刻的人才有绝望后振拔的能力，贺卫方就是这样的绝望者”，希望萧瀚没讲错，如果贺先生能继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想我对法律的热情会象贺先生的执着一样，我对自己的职业也才会坚定那永不放弃的信心！
在阴郁的日子
烛光不仅能照亮人的眼睛
它还能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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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最想见见贺先生！
【沈浪】 2001-12-3 12:19:27
早上出去办事，忘了带手机，回来一看，未接电话中，管理员已经打来了11个电话，我进门的时候，电话还在响，一问，才知道有了这么一些帖子。仔细看了看，才松了一口气。没问题也。
网络上的争论，非常正常。法律类网站还算好的呢。未名要走吗？我想不会吧？萧瀚兄解释清楚了，也就没事了。这个时候，我最想见的还是贺先生，非常希望能和他在一起说说话。这个心情，我不说，大家也能理解吧。想想贺先生的痛苦，或许未名兄能够平静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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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头】 2001-12-3 13:03:46
看到上面的帖子，心里的感觉确实难以道明。
于是又只好把她归结为感动。
我来思想网是在一月前，但现在我发现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了这里。
我知道贺老师是在一年前，同样的，现在我已经不能忍受缺乏呐喊的法学！
未名和萧瀚，你们都是血性的，但是在血性后面要有兄弟之间的包容。
在这个年代，能够在一起思考的人不多了。
所以请不要轻言离开，就象不要轻言放弃，轻言成功与失败。
或者选择这份学业与血液的意义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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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易啊
【贺卫方】 2001-12-3 23:02:43
今天早晨到网上浏览，看到未名君的“挥泪告别法律思想网”，把我吓了一跳——这是怎么了？仔细想想，我恐怕应该检讨自己的说话方式了。说实话，我回应里的那句毫不迟疑的离开北大的话说的过头了。虽然按理想的标准，不能赢得学生尊重的学者的确应当离开，但自以为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相信未名也绝无此意——怎么可能呢？这里又用得着那句话了：批评你是因为看得起你。作为一个追求思想的学生，希望自己的老师能够在思想领域中作出更多的原创性的贡献，当然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尤其是他所寄予厚望的教师，一旦发现任何不尽人意的事情，感到失望，并且将这种失望表达出来，体现的正是一片赤子之心。因此，我要由衷的对未名、黄觉以及沈浪诸君表示感谢。
另一方面，我也许应当对未名君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我想我们都会同意，目前我们这个国家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转型期，各种制度在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下都面临着改变的机遇，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的人们有一种责任，那就是，尽可能地释放出自己的影响力，以便使变革初期的制度能够走向较为健康的轨道。我们需要呐喊，需要把课堂上讲过的东西在大众传媒上向更广泛的受众解释。我觉得，有关司法制度建构的许多道理，人们了解的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至今仍然把《联邦党人文集》视作法学和政治学的经典，仔细读来，那些本来发表在报章上浅白易读的篇章并不符合理论家的要求，但是，对于后来制度的发展却是影响深远的。甚至这些不以理论创造为追求的文章具有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别的不说，看看后来多少理论家靠它吃饭就说明了它的理论内涵是多么的博大精深。我这样说当然不是说自己的那点可怜的东西有多么高的价值，而是说，在现在的中国，我们仍然需要有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奔走呼号，使得我们这个老大中华的制度建设上轨道。
理论追求也许有其多样化，并非只有那种满纸韦伯、布迪厄、福柯的文章才叫理论。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化人为我，古往今来的学说在笔下仿佛水中盐、蜜中花，不鲁莽，不生硬，新鲜活泼，浑然一体，那才是真正的哲人。（《围城》里“philosopher”与“philo-philosopher”之辨颇堪玩味。）沈浪君说在观察我的学术理路，但似乎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我当然离哲人境界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向往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
另外，法思网的诸网友因为对我的批评而有些分歧，这是十分正常的。我唯一的希望是不要情绪化。读过这里的帖子的人们都会承认，法思网集中了法学界和法律界的一批青年才俊，虽然有些还只是在校学生，但他们表现出来的理论旨趣和家国情怀都是十分令人感动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在这些网友中会出现我们国家最优秀的学人。这里的讨论无疑也是我们的一种学术训练过程，当然也是一种培育我们建构一个理性的法治城邦的能力的过程。因此，坦诚，宽容，对他人观点的尊重，都应当是特别重要的品质。
我要真诚地感谢沈浪君对我的关心。看到大家这样坦诚的交流，未名君也回来了，萧瀚、若有所思、一二、barriste、罐头诸君表达了不会跟我告别的心情，文岛君甚至把我的打油诗贴出来以缓和略显紧张的气氛，我没有任何问题，让我们继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文革期间最Chinglish的译法是Goodgoodstudy,daydayup）。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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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回来了
【黄觉】 2001-12-3 23:38:23
向贺先生致意。我的理解偏颇了。希望能和贺先生一起努力，希望能在贺先生的引导下，中华大地上也会涌现自己的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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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都宽容吧！
【民事法官】 2001-12-4 0:02:14
所有的语言都让我感动，我已无言。
我与一二同是法官，和我们一样，还有千千万万的法官都会感谢贺先生的贡献的！
来源：雅典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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