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泳
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物理学大师？有人会说，你所谓的大师是如何界定的？赵忠尧、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算不算大师？我不是在作科学论文，只权当是基于一种感觉上的问题假设和思考吧。
华人的聪明现在已得到世界公认，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出身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是吴大猷、吴有训、王竹溪的学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高等教育，以清华为代表，实在有许多了不起的地方。恩·维纳还没有创立控制论的时候，清华就请他来教书，他和中国数学家李郁荣就有过合作研究，清华后来还请过冯·诺依曼，因为抗战爆发，他未能成行；还有在生命科学领域，四十年代汤佩松在建立清华农学院时，对于当时刚刚起步的生命科学就有过设想，他想建立的就是类似于后来美国霍普金斯生命科学院那样的机构，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对于1949年以后清华农学院的消失痛心疾首。他当时就看到了这一学科的前景，他连请什么样的教授都想好了，像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少壮殷宏章、王伏雄、娄成后都在他的麾下，但清华不要农学院了。
在我的感觉中，中国人的物理才能是一流的，丁肇中是华人，朱棣文是华人，李远哲（化学）也是华人，还有吴健雄，何泽慧这样杰出的女性，但这些杰俊多是在域外显露出他们的卓越之处的。
我看过吴景超一篇文章:《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吴景超引述倭克朋在《社会变迁》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圆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所以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非生物的问题。"
吴景超说："也许有人要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提出几个假设来，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们参考。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就没有成就罢。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功夫，并非不能下功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基础，在十九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含了不少外来的成份，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欧洲各国，因彼此距离很近，一国的发明，不久便成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们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计过，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份，比自己创造的成份为多。这是西方各国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中国，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便可一点一点的传入中国，加入我们的文化基础。也许中国便有一部分人，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学的研究。真能如是，我们今日一定有很光荣的发明可以自豪了。"
吴景超提出的问题和他的表述，可能就是科学史研究当中常说到的"李约瑟难题"，我查了一下文献，吴景超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比李约瑟提出他的命题要早三年，不过他没有涉及印度和亚洲其它地方的情况。
吴景超说中国人没有把才能用在科学方面，这话对我很有启发。我特别想到的是，一个社会对青年学生科学才能的转移。一般来说，物理学家常常最能看到一个社会的本质，并努力去改变它，近几十年来，世界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均以物理学家为代表，大约就与物理学家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趣味有关。
现在我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 在物理上有才华的人，对社会结构通常也有兴趣，他们总是能看到这个结构最不合理的地方，而想让它好一些。 为此，那些本来在物理方面有才华的学生，却为了改变这个社会结构，而暂时放弃了对物理本身的兴趣，这种社会逼迫下的舍物理而政治的选择，使多少物理天才因政治而最后丧失了他们在物理上作出贡献的机会。1957年，北京大学最有名的两个右派谭天荣和刘奇弟都是物理系的学生，据说刘奇弟的物理才能很受他的老师王竹溪先生称赞。当年清华的右派学生中，也是物理系为多，教授中也如此，这好象是个规律。一个正常的社会本应该让那些具有物理才能的学生去研究物理，或者研究他们感兴趣的自然科学问题，如果社会的现实转移了许多物理才俊的理想，他们多数成为民主战士，我们自然也就看不到物理大师了。
选自《东方》2002-11期
如果这样提出问题：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物理学大师？有人会说，你所谓的大师是如何界定的？赵忠尧、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等，算不算大师？我不是在作科学论文，只权当是基于一种感觉上的问题假设和思考吧。
华人的聪明现在已得到世界公认，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出身20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是吴大猷、吴有训、王竹溪的学生。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高等教育，以清华为代表，实在有许多了不起的地方。恩·维纳还没有创立控制论的时候，清华就请他来教书，他和中国数学家李郁荣就有过合作研究，清华后来还请过冯·诺依曼，因为抗战爆发，他未能成行；还有在生命科学领域，四十年代汤佩松在建立清华农学院时，对于当时刚刚起步的生命科学就有过设想，他想建立的就是类似于后来美国霍普金斯生命科学院那样的机构，他晚年在回忆录中对于1949年以后清华农学院的消失痛心疾首。他当时就看到了这一学科的前景，他连请什么样的教授都想好了，像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少壮殷宏章、王伏雄、娄成后都在他的麾下，但清华不要农学院了。
在我的感觉中，中国人的物理才能是一流的，丁肇中是华人，朱棣文是华人，李远哲（化学）也是华人，还有吴健雄，何泽慧这样杰出的女性，但这些杰俊多是在域外显露出他们的卓越之处的。
我看过吴景超一篇文章:《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吴景超引述倭克朋在《社会变迁》一书中的观点，认为"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圆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所以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非生物的问题。"
吴景超说："也许有人要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发明的文化基础？这个问题如换一个问法，便是中国为什么缺乏自然科学？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愿意提出几个假设来，以供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们参考。中国的自然科学不发达，第一便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譬如背诵十三经，首尾不遗一字，有许多儒者便做到了。我还遇到过能背汉书的人。但还没有听人说过，西方有什么学者，能背诵柏拉图的共和国，或卢梭的民约论。这种耐心，这种毅力，假如改变了途径，用在自然科学上面，不见得就没有成就罢。一个在自然科学上没有下过功夫的民族，对于自然科学，自然没有成绩可说。但没有下过功夫，并非不能下功夫，这一点我们是要认识清楚的。"
"第二，我们的自然科学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个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我们偏在东亚，而世界上的文明国家，大多数都在西方。我们与他们，因为过去交通不便的缘故，接触是很少的，所以他们所产生的文明，我们不能借来做我们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我们的文化基础，在十九世纪以前，虽然已经含了不少外来的成份，但大体可以说是我们自己建筑起来的。欧洲各国，因彼此距离很近，一国的发明，不久便成为各国共同的所有品，所以他们文化基础，可以说是各国共同建筑起来的。研究瑞典文化的人曾估计过，瑞典文化中，外来的成份，比自己创造的成份为多。这是西方各国占便宜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吃亏的地方。假如在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中国，交通便有今日的方便，那么他们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文化，便可一点一点的传入中国，加入我们的文化基础。也许中国便有一部分人，受了这种文化的影响，便加入工作，加入自然科学的研究。真能如是，我们今日一定有很光荣的发明可以自豪了。"
吴景超提出的问题和他的表述，可能就是科学史研究当中常说到的"李约瑟难题"，我查了一下文献，吴景超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比李约瑟提出他的命题要早三年，不过他没有涉及印度和亚洲其它地方的情况。
吴景超说中国人没有把才能用在科学方面，这话对我很有启发。我特别想到的是，一个社会对青年学生科学才能的转移。一般来说，物理学家常常最能看到一个社会的本质，并努力去改变它，近几十年来，世界最有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均以物理学家为代表，大约就与物理学家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趣味有关。
现在我想，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 在物理上有才华的人，对社会结构通常也有兴趣，他们总是能看到这个结构最不合理的地方，而想让它好一些。 为此，那些本来在物理方面有才华的学生，却为了改变这个社会结构，而暂时放弃了对物理本身的兴趣，这种社会逼迫下的舍物理而政治的选择，使多少物理天才因政治而最后丧失了他们在物理上作出贡献的机会。1957年，北京大学最有名的两个右派谭天荣和刘奇弟都是物理系的学生，据说刘奇弟的物理才能很受他的老师王竹溪先生称赞。当年清华的右派学生中，也是物理系为多，教授中也如此，这好象是个规律。一个正常的社会本应该让那些具有物理才能的学生去研究物理，或者研究他们感兴趣的自然科学问题，如果社会的现实转移了许多物理才俊的理想，他们多数成为民主战士，我们自然也就看不到物理大师了。
选自《东方》2002-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