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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
[FONT=楷体_GB2312]冉云飞
[FONT=黑体]【腾讯《大家》文章】[FONT=黑体]冉云飞：[FONT=黑体]《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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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读不懂与老妪能解的逻辑谬误
[FONT=黑体]——《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之一
[FONT=楷体_GB2312]冉云飞
公元九世纪初的某一天，唐朝一位大官的老保姆出门买菜，看到一位妇女的两个孩子，被一位驱使着高车大马的人抢走，绝尘而去的灰烟里，妇女啼哭哀伤难止。老保姆和围观的人从妇女的痛哭泣诉里得知，抢走她孩子的是一位破虏有功而新晋的将军，而她是刚被这位将军另觅新欢而抛弃的妻子。这位大官听着老保姆的诉说，当然不能打破官场潜规则，立马上奏皇帝敦风励俗，而是将其写成一首《母别子》的新乐府。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这位大官怪癖还很多，写完了还要念给保姆听，问她是否听懂了他撰写的诗。老保姆说，奇怪了，你写得如同像我看见并转述给你的一样，活灵活现。这位大官高兴地把自己的诗抄录下来，收入其最后定稿的《白氏长庆集》中。
自此以后，这位大官常把自己的诗作拿给老保姆指点，问她是否听懂了他所写的诗。老保姆和小伙伴们都很惊讶，他是不是得了病？为何每首诗都要征求她的意见呢？难道她真的有那么重要么？老保姆暗自嘀咕：“他为什么不征求自己老婆的意见，倒是时常来念给我听呢？这到底是何居心？”老保姆真怕大官老婆吃醋，很不想再听他念诗，但想到大官也不好惹，只好硬着头皮听，没懂也说懂了。免得他老是纠缠，引起女主人的不悦。大官时常问道“解否？”老保姆不停回应“解”。
不知底细的人还以为这是他们的暗号，幸好大官老婆自我感良好，否则解与不解会闹出一场水杯里的风波。
官当得再大，别说你只是位极人臣，你就是皇帝佬儿本尊，对今天的民众来说都是“俱往矣”的陌生人，没有谁能记得住你。但这位大官因创造了“老妪能解”的诗，而被唐朝迄今的人记住，他就是不少诗被人们家弦户诵的大诗人白居易。
请老保姆指点的事，不是我运用说部手法来“编排”（川语，指杜撰且恶搞）他，而是出自宋人曾慥辑的《类说》。很多人都赞美白居易，但在我看来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算不得白居易的解人，独有清末湖南怪人王闿运能解：“居易急求人知，意陈于词，遂令老妪能解。”（《湘绮楼论唐诗》）长安居大不易，急求人知，千年来只有王闿运深通人情世故，解人不易。其实这不能全怪白居易，要怪只能怪他生在李杜等高手之后，要独出机杼，谈何容易？但剑走偏锋既是诗歌创造之必须，亦是能在李杜之外活出来的不二法门。
白居易并不因倡导“老妪能解”，能格外获得历代诗人和统治者的青睐，有很多人不买他这条诗律的账，苏轼甚至批评元稹与白居易的诗是“元轻白俗”。但1949年后，“老妪能解”加上他批评唐朝当时现实的诗歌，让他千年后获封“人民诗人”的徽号。他名声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学课本里读过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由于有关部门线性化地推崇白居易这些揭露唐朝现实阴暗面的诗歌，使许多人觉得白居易除了心忧生民，似乎连别的事都不会做了。他仿佛是穿着袜子洗着的道德模范，是每饭不忘人民的、德艺双馨的人民诗人。
其实，“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寄殷协律》）之类的诗作，很能看出他的小资情调。更有“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燕子楼》）状写妓女的情深之作，也有“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赋得古原草送别》）——虽然后世有人说这两句犯了合掌的毛病，但我依然认为这是很漂亮的诗句——这样同咏大自然和历史的诗章。
凡是写过诗的人都知道，习诗者众多，高手辈出的时代，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我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习过新诗，知道诗歌江湖水深浪阔，你除了诗要写得出色外，还应是个酒鬼，有袍哥气，有红卫兵的串联精神，能到处混吃喝，有人与你疯狂玩乐。更重要的是你能举旗称派，发表古怪宣言，占山为王，没有这一点你在诗歌江湖的名声就得打点折扣。你只要看过徐敬亚、孟浪等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一书，就会知道我所言不虚。书里有许多流派如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热闹场面，其间每派的宣言可算是巨浪滔天。也就是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算得上是元稹、白居易的诗歌宣言，他们要开创的流派大抵叫“新乐府运动”。
虽然元稹、白居易的宣言，也不无抄袭汉代学者何休评价《诗经》所说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解诂》）之嫌，其流派也只是在早已有的乐府诗歌之上加个“新”字。但在唐代他们却是算是最早发表宣言和举旗称派的人物，有着文艺创作的自觉，加上“老妪能解”这个透露出创作方法的广告语，其不胫而走不难想见。但问题是，白居易的诗都是“老妪能解”吗？那肯定不是。只有小部分是“老妪能解”，能起着带着宣传大部分老妪不能解的诗作，这样诗人的名声就获得了提高。
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就像今天的口语诗（包括下半身、垃圾派等），如果只是废话全集，没有对彼时人们生活（性情、爱好等）和社会现实的反应，那么无异于大家嘲笑的据说是郭沫若五十年代的诗“远看石头大，近看大石头；石头果然大，果然大石头”（用乐山话念出来特别有反讽讥刺效果）。但太过据实写来，甚至好像要对现实来个一一对应，又加上要“老妪能解”，必然出现“元轻白俗”的局面，同时也使诗歌成了历史爱好者寻宝的洞天福地，那些欣赏诗歌艺术的人反倒离开了这样的诗歌。
不过，元稹、白居易不仅运气好，其新乐府运动名声也很大，使得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写出《元白诗笺证稿》来研究他们的诗作对唐代历史的反应。这是历史的幸运，未必是诗歌的胜利，虽然不可尽否他们对开拓诗歌领域的努力，但说其诗歌的艺术生命力受到人们一般意义上的离弃，恐怕并不为过。“老妪能解”不能保证人们对他诗歌的喜爱，因为对历代诗歌的喜爱不能下发中央文件来统一要求。
经历三十多年的运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新诗，也和众多领域一样出现解冻现象。从朦胧诗以降，到崛起的诗群，进而第三代诗歌，再到诗歌流派大展，一直活跃到八十年代末。八十年代文学中的报告文字和诗歌，承担了现在律师、时评等方面的异议和启蒙作用。不特如此，八十年代以后，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上，比前三十年前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很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衔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诗写作的传统。但所有的新诗探索，无论是朦胧诗还是崛起的诗群，对旧有的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之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朦胧诗等探索派的作品，被贴上“读不懂”的标签，作为主流报刊杂志将打入另册、被官方意识形态培养长大的批评家们猛烈批评的依据。
从白居易的“老妪能解”到新诗的“读不懂”是个有逻辑递进的变化。但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个人写诗的一种自我要求，而后者的“读不懂”既有可能是普通的读者，更有可能衔着意识形态的官方要求。
其实用“读不懂”来批评朦胧诗等探索派诗歌，只不过是一个幌子。很多在官方及民间看来读得懂的诗，在当时也受到很多官方的指陈，如叶文福1979年写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李鉴钊1980年12月发表于云南《边疆文艺》上的《将军与士兵》等受到批评。前者众所周知，我暂且按下不表；后者寂没无闻，但它是一首反战诗，说将军的勋章上面是士兵的累累白骨。这首二十一行的短诗最后九句是：“勋章/佩在/将军的胸上；//功碑/竖在/将军的陵旁；//士兵的血骨/腐烂在泥土中/早已被人遗忘……”。
这首诗没有什么不好懂，《边疆文艺》发表不到一月，《云南日报》就发表了苏策的《评〈将军与士兵〉》，说它是“诅咒和歪曲我们部队的上下级关系”“这首诗一共二十一行，艺术水平谈不到，思想却那么简单、露骨，我真不相信会有人看不清它的语言、它的含意，它的矛头所向。”（转引自牧夫《邓小平的中国》P76至77，开拓出版社1986年版）这样近乎赤祼祼的打压性指控，立马被文艺界的“人民日报”《文艺报》转载就不足为奇了。
你看批评者并没有说这首诗让人“看不懂”，而是说“我真不相信会有人看不清它的语言、它的含意，它的矛头所向”，显然这首诗及作者受到批评，并不是因为看不懂。这说明“看不懂”和看得懂，都有可能受到批评，那是因为意识形态对诗歌的强逼。
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创刊，掀开了四九年后诗歌史上新的一页，从此那些在文革时期萌芽的地下诗歌，逐渐为社会所知晓。但这知晓和传播、发表的过程，却并非想像的那般容易。1980年4月诗歌批评家谢冕在全国诗歌研讨会上作了《在新的崛起面前》的发言，后来批评家孙绍振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特别是年轻的批评新锐徐敬亚在1983年第一期于《当代文艺思潮》上刊发的《崛起的诗群》，影响甚大。上述三位所撰之文，被称为新时期关于诗歌创作的“三崛起”雄文，正式向以前僵死的诗、口号诗、逢场作戏的应酬诗告别。
这样的批评不只是在诗歌发表和传播的利益上打破与冒犯了此前那些诗坛的既得利益者，更重要的是让官方看出“崛起”的是对他们文艺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挑战。
1980年第八期的《诗刊》杂志刊发了批评家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他将“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诗作，视为“朦胧体”，从此“朦胧诗”之名一鸣惊天下。
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徐敬亚的自我检讨《时刻牢记社会社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徐敬亚怎么在高压下检讨的，已没必要缕述，只说几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即可。在《崛起的诗群》一文里，徐敬亚“在文艺与政治、诗与生活、诗与人民，以及如何对待我国古典诗歌、民歌和“五四”新诗的革命传统，如何欧美文学的现代派等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宣扬了一系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错误主张，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不少同志的尖锐批评。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文艺界的同志们也对他进行了多次严肃批评和耐心帮助。”
“似懂不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不仅成了诗歌被批评的靶子，甚至成了被意识形态讨伐的罪名。我前面说过，看得懂和看不懂，其实不是他们评价诗的标准，他们的标准只有一个，即这诗符合官方意识形态之意否。有关部门用“读不懂”来作打压的辩词，民间读者用“读不懂”，拿来作为诗歌好坏的一个标尺。这就像唐代白居易拿“老妪能解”来作为写诗标准的宣告一样，所幸唐代皇帝没有下令所有人写诗都需要“老妪能解”，否则一概以“看不懂”打入另册。
事实许多好诗，别说老妪不解，就是学富五车的人也争论不休，如李商隐的“无题诗”就是如此，你能就此得出李商隐这些诗写得不好么？不是第一流的好诗么？反倒是许多“老妪能解”的诗，一点也没有诗味，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艺术创造，言之不文，行而不远。
诗歌与“看不懂”和“老妪能解”有什么逻辑关系呢？如果我们来个三段论的推理演示的话，我们就能从中看出有什么效果：
“看不懂”的诗歌不是好诗歌，因为李白的《上皇西巡南京歌》组诗我“看不懂”，所以《上皇西巡南京歌》不是好诗。如果你作社会学调查的话，你还可以占多少百分比的人“读不懂”这首诗，你可以得出百分之多少的中国认为这不是一组好诗的结论。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调查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说看不懂这组诗，从而最终认定这不是一组好诗，以此作为定论，这样的定论有说服力吗？诗的好坏固然没有百分之百的客观标准，而且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爱好与趣味，但“多数代表”原则在诗歌评判中是有效的吗？“懂”是个非常模糊的词，有人把“知其然”视为“懂”，有人把“知其所以然”视为“懂”——有人把“从众”视为“懂”，这样的“懂”最终让“懂”者讲不出道理来——一首诗“知其然”已是很难，要“知其所以然”，那众多公认的好诗，可能都会被因此而视作“看不懂”而被评判为非好诗。
“老妪能解”作为一个创作手法，偶尔用用倒也有吸引眼球的广告效果。但都要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妪能解的话，也许你写的儿童诗都要给她解释一遍她才听得懂。老妪能解诗才是好诗，“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老妪能解，所以它是好诗。也许你会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白，低头思故乡”是老妪能解的好诗。但如果你仔细问一问床前何以有明月，而明月又何以疑是地上霜，那不仅老妪不解，恐怕就算是一些有学问的人，也并非能解了。床事实上是“牀”，非今天睡觉的床，而是水井旁边的栏杆，谓之“牀”，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出李白诗里的景致。可见“老妪能解”，也是个模糊的既念，像“看不懂”一样不能量化，不能用此拿来做对诗歌的定量定性研究。
要言之，看得懂和老妪能解既不是一首诗之所以成为诗的必要条件，也不是一首诗成为好诗的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看得懂和老妪能解这两个要求，不影响一首诗成为诗。这就说明看得懂和老妪能解不是判断一首诗是不是好诗的标准。你看得懂一份文件，可它不是诗，老妪能解女红活儿，可是女红活儿不是诗。进一步说，诗歌自身的独特性与看得懂否和老妪能解否，根本就没有坚实的逻辑根柢。但我们的诗歌评论，往往囿于这两种成见，而不能展示更好的欣赏能力。
1803年，一位美国工程师富尔顿正在驱使一艘他发明的蒸汽船动起来，巴黎塞纳河两岸人潮涌动。这些“打酱油的”围观者的心态真是好玩极了，他们很少有人相信这艘“庞然大物”能够动起来。“打酱油”的民众不断讪笑起哄，几乎像念咒语一般说此船：“动不了，动不了，绝对动不了！”仿佛动了，他们就会像赌徒唯恐遭受巨额损失一样焦急。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没想到船一下子就发动了，伴着蒸汽机的轰鸣，以人力与风力船望尘莫及的速度行驶起来。大多数民众像输了钱的赌徒一样张口结舌，鸦雀无声，时间仿佛停顿。好一会儿才改口说：“停不了，停不了，绝对停不了！”
一个人写出了一首诗，民众可能会一致说读不懂，这就像富尔顿的蒸气船被民众说“动不了”一样。一个人写出了一首诗，运气好到“老妪能解”，但民众也可能会说你会像富尔顿已经开动的船一样“停不了”，他们或许会说你的诗只能写到“老妪能解”的地步，没办法精进了。但事实如何呢？富尔顿的蒸气船既能动，又能停，没有陷于动不了又停不了的诅咒中。同理，你要相信自己的诗既能让一些人懂，但远不只是老妪能解。
[FONT=黑体]（未完待续）
[FONT=黑体]（责任编辑：余江波）
[FONT=黑体]【腾讯《大家》文章】[FONT=黑体]冉云飞：[FONT=黑体]《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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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形象与逻辑打架的诗歌
[FONT=黑体]——《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之二
[FONT=楷体_GB2312]冉云飞
2003年新年伊始，《南方周末》以非常隆重的篇幅报道了几十年来法学界遭受的沉重打击，文章名叫《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1949年前南有东吴（大学）法学院，北有朝阳（大学）法学院，二者鼎立的法律教育格局，培养了一大批法律人才。可惜四九年后法律一度成为权力的婢女，这些法律上的饱学之士，其厄运可以想见。迨八十年代以降，法学就像社会学一样，受到了一定的重视，而学科的特色和实绩也有所恢复。
在我看来，四九年后受到巨大冲击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元气的就是逻辑学。看看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所受的侮辱和他的回忆文章，基本上就相当于看到了逻辑学在中国的命运了。
中国的大学里除了哲学家系里教古典逻辑（教不教现代逻辑那是很难说的事）以外，以我的了解好像其它系没有将其当成专业课在教（数学系是否在教数理逻辑不太清楚），但逻辑作为必选之公共课，好像在整个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形成共识。至少在我看来，文科生都应该上古典逻辑，哲学系甚至还应该上数理逻辑课。理科生都应该上数理逻辑，而法律系应该上专门的“法律逻辑”课。据说现在法律院校开了法律逻辑，但好像只是法律系的公共课，而非必修课，这对研习法律和推进法治是很不利的。
逻辑对一个人行事、判断、撰文、表述、演讲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作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逻辑学的运用也十分广泛，几达无所不包的地步。有这样大的需求方，却没有相应的市场供给。也就是说卖方市场如此稀缺，而买方市场如此强劲，但就是形不成正常的教学供求关系，其原因到底何在？原因就是有机构在破坏逻辑学所应有的市场秩序。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想形成有效的交流与合作，必须通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较多的共识，那么大家要有一些能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中逻辑就是我们行事说话最重要的一条规则。
如果一个人逻辑混乱，那么交流将成为不可能，或者说扯皮成本攀升、交流与合作效率降低、达成较多共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如果逻辑混乱的人，占人口基数的比例较大，那么这个社会就像丧失涵养水分的植被，水土流失严重，不仅造成环保灾难，而且会使人们的生活受到极大的损伤。很不幸，我们很多人没有逻辑这“植被”涵蕴，说话做事之不靠谱，之易受有关部门宣传的愚弄与盅惑，那是轻易而举的事。他们的所作作为，像水土流失严重的大自然一样不堪收拾。
我们都知道，事实的客观存在有两种基本形式：事物与事件。没有这样的东西垫底，人的观念之形成将成无源之水。观念不反映事实本身，就成为对现实的讳饰和僭越，这样的言说就成了完全与现实的真情实况不搭界的奥威尔新话。譬如1945年至1949年内战，这是个谁都承认的事实，但对这个事实的描述，国共双方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国民党认为此战是“剿匪勘乱”，共产党说是“解放战争”。前者把因此次战争失败退出大陆说成是“大陆沦陷”，后者说此次战争后的胜利是“大陆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双方的表达在我看来都不准确，都是由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为我所用的价值判断，而非基于不带意识形态的事实判断，自然双方会形成严重的观念之战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南北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内战，北方虽然的确是抱着争放南方奴隶的目的，但从不认为这是一场“解放战争”，南方也不因为失败而说自己与北方而战是在“剿匪勘乱”。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是美国的统一，但在许多人学者和民众的描述中，南北战争依旧是一场必须反思的灾难性内战。
我们要基于事实本身来用语言来表述，因此就形成了概念。而概念是经由陈述、对比、抽象、概括等手段来对事实本身做精神表述。作为概念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诚实与精确。如果所说的语言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的落差，那么就会成为对现实的有意歪曲，从而形成对扭曲信息的不当传播。
比如“镇反”里大量错杀、冤杀，杀人之易，使得“镇反”这个词汇成了讳饰滥杀的概念。“镇反”的全称是“镇压反革命”，“反革命”的概念内涵与外延均不确定，其所涉及的人数之多，波及的面之广，实在令人胆寒心颤。“反革命”的标签一贴，你大量的冤死和错杀，就变得天然正义了，故我们不能小看语言所形成的观念之力量。我们要对语言及观念与现实的关系弄清楚后，你才会在这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如此才能完成你对现实及观念的准确判断。
再比如1959年至1961饿死无数人的“三年大饥荒”，被有关部门认定为是“三年自然灾害”或者“三年困难时期”。事实是那几年虽有局部的自然灾害，但总体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这一点已被研究者如金辉等人所证实，同时也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报道的民间大饥荒记忆所证实。至于说“三年困难时期”也是有关部门杜撰苏联逼着还债的谎言来推卸责任。甚至有还鸡蛋时大了不要，小了不要，必须符合苏联大小要求的鸡蛋，苏联人才要的离谱谎言流传。事实上，当时一些地方粮仓是装得满满的，但就是不开仓放粮济民。“三年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都是奥威尔新话类的饰词，是一套与现实不相匹配的讳饰观念。
观念不反映事实本身，那么观念就起着巨大的装饰和愚民作用。
自1949后逻辑学至今仍不受人重视，从有关部门的角度来看，那是因为逻辑学是破解谎言的利器，此学科不受待见，与其巨大利益相关。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你的逻辑学知识付诸阙如，或者零散不成系统，那么你对运用逻辑维护你的权益，提升你对社会的判断，乃至建立你的知识谱系，并由此使你的知识结构形成良好的均衡，都有巨大的负作用，但很多人对此根本就认识不清。有的人甚至认为逻辑学是那些学哲学和数学的人，才需要了解的东西。
许多人浑然不知，你把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得清晰有理，易于传播，容易被人接受，这里面就有逻辑的功劳。逻辑随时跟随着你，你会在口头表达和笔头表达中，有本能的运用与发挥，正如《易经》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但你要更深地认识逻辑的作用，运用它来抵御别人对你的欺骗，认识更深透的客观及主观世界，倘若你只有在语言使用时所存在的逻辑本能，是远远不够的。比如“等额选举”，你要拿出点逻辑来才能说清其毛病在何处，而不仅是靠逻辑本能。
关于毛泽东的语言，一些人的防御点自动降低，被灌输了就马上喜欢。另一些人是被灌输的次数多了，他会形成自我说服，承认毛式语言的精妙。再有一些人甚至是有文化的人，也欣赏毛的语言直接，会用比喻，说得直白。我承认这也是毛式语言的特点，但语言如果仅有这样的特点，而没有逻辑，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滥用全称判断的句式很多，跟启示录式的，只给结论，永远没有论证链和论证过程。但这样的句子唬人能力却不能低估，它成功地让人们的判断力降低，跟着说类似的昏话。
全称判断，只要找到一个例外，其论断基础就轰然倒塌，可惜很多人没有基本的逻辑常识。如果我们问敌人反对你吃屎，你吃吗？你说敌人怎么可能这样好意，反对你吃屎呢？问题在于敌人知道你为反对而反对的逻辑、非此即彼的思维，存心搞你，就是要反对你吃屎，你怎么办？你不吃屎说明你敌人反对的你没有拥护，你吃屎吧，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逻辑上自洽，但无法下咽是肯定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矛盾困境。
《韩非子》里那位又卖矛又卖盾的楚人，之所以看上去可笑，就是他犯了典型的逻辑毛病。说自己的矛无坚不摧，可以刺穿所有的盾；说自己的盾坚固无比，可以抵挡任何矛的猛刺。问题在于这位卖矛盾的人，滥用全称判断——盾可以抵挡所有矛的猛刺，矛可以刺穿任何的盾——同时又犯了不可能同时为真的矛盾律，轻易就被人揭穿了，后世人们还用卖矛又卖盾的故事得出“自相矛盾”和“矛盾律”等概念，其愚蠢被人加以揭露和研究，倒也泽惠了后人。
我们嘲笑这个既卖矛又卖盾的楚人，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做了可笑的楚人而不自知。比如我们一方面被教唱“从来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但另一方面又被教唱“他是人民大救星”，有多少人感到这里面的矛盾与别扭呢？你纳了重税政府不想帮助你养老时，他就叫你相信“从来没有救世主”；当然你纳了重税，过年过节走过场去慰问一下少量贫苦民众，却要让他们对着电视镜头感恩，叫你相信“他是人民大救星”。
如既卖矛又卖盾是自相矛盾的话，那么糟糕的诗歌难免让形象思维与逻辑打架。这样的打架，使烂诗可以欺人一时却不能欺人一世，可以欺少数人很久，却最终会被人识破。大跃进时不少人的诗歌创作——“诗歌大跃进”，就是典型的逻辑与思维打架的例子。
如上海县农民周洪中的《我社棉花高过天》：“我社棉花高过天，卫星撞落一朵棉，飘飘飞落银河边，织女拾起织半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1959年上海民歌选》P86，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这首诗只见由棉花一词而起的无限夸张，而不见稍微的事实基础——现实中的棉花没有高过天的，更不用说后面被卫星撞落，被织女拾到，而且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卫星。即没有任何一句是写真实事物的——没有任何的心理和真实应对。没有任何真实的现实基础而反映的观念，作为民歌运动中讳饰现实而撒谎的工具，其逻辑与形象的紊乱，一看便知。
古代虽没有被官方大规模组织起来的诗歌夸饰运动，但也总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对自己的浅陋之处不加遮掩，反而拿出来希望别人的表扬。彭渏涟在《古诗词中的逻辑》一书曾转引过一首唐代将军权龙襄所写的《秋日述怀》：“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疆。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他这首拿给周围的人看都没弄明白，就连熟悉他的下属也没有读出明堂。原来他这诗像故意缺字一样，意思必须填充才明白，檐前飞着的风筝值七百文，雪后园子里晒着雪白的衣裳。我吃饱了，侧身睡在家里，忽然听说家里粪里聚集了一群蜣螂（《古诗词中的逻辑》P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权龙襄这完全是思维混乱得出的最不靠谱的诗章，如果他是根本不知道如何为诗的话，也有人专门故意写怪异诗来让人读不懂。如唐代黎灌的“惯向溪边折柳杨，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赠漳州崔使君乡饮翻韵诗》）如果你不懂翻韵诗（亦即倒字诗）的读法的话，那么这首诗完全令人一头雾水。如果不按翻韵诗来读的话，那大约算是与权龙襄同学的搞法有一拚。
有人或许会说，你说大跃进中民歌运动的诗是形象与逻辑在打架，那你怎么看李白诗歌的极度夸张呢？比如“白发三千丈”，就说人的头发再怎么长，也不可能长到三千丈啊。这样胶柱鼓瑟地读诗，诗歌焉得不凋敝而亡佚？
很多人忘了李白下面一句“愁缘似个长”，原来他的“三千丈”是拿来形容愁苦之多的。如果说前者是现实夸张，那么后者便是心理对应。心理上即便再夸张，它都有其相应的心理真实。所以这样的现实夸张与心理对应，使得夸张显得慰贴而不存在逻辑矛盾。正如鲁迅说李白的《北风行》里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其夸张总有现实基础，要是李白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在夸张与事实之间没有丝毫对应，而成笑话了。
为了考察李白诗的夸张不存在形象与逻辑打架的矛盾，让我们以一首《望庐山瀑布》和一首对此诗的“剥皮诗”为例，就更能显示李白诗歌形象与逻辑的交融自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望瀑布挂前川”，这是可以坐实的基本事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则是在基础事实上的夸张状写。
九十年代以降大学读书交费开始增多，有清贫的学生戏仿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如下：“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烤鸭看前竿。口水直下三千尺，一摸口袋两分钱。”（周正举编选《替诗词剥层皮》P117，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版）这首诗除了没诗味，不存在形象与逻辑矛盾的问题，虽然有口“水流下三千尺”的极度夸张，但前有烤鸭挂前竿铺垫，后有“一摸口袋两分钱”的反锁，这样使得夸张显得有其心理和现实意义上的诚实。和那些大跃进时期在形象与逻辑上打架的民歌完全不属于同一类型。
为了加深大家的理解，再举一首李清照的《如梦令》及其对她词的“剥皮词”，来进一步说明形象与思维打架与否，以及其间的逻辑推理。《如梦令》短短六句非常有名：“昨夜风疏雨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阐释词之美及其诗意，不是我们的重心。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个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如果用三段论来表示的话应该如下：海棠花受到风雨打击的话，应该是红花减少，绿叶增加（绿肥红瘦），而昨夜海棠花受到风雨打击，故海棠应该绿叶增加了，红花减少了。李清照还没起来，就由此前的生活经验加以推理就预料了绿肥红瘦的结果。而卷帘人可能是佣人，心思根本就不在海棠经风雨打击的变化上，导致她马上做出“海棠依旧”的判断。“股市狂风雨骤，股民好生忧愁。试问无形手，却道还没跌够。知否？知否？早该斩仓割肉。”（周正举选编《替诗词剥层皮》P350）这首剥皮词几乎完全模仿李清照，当然没有原词的深曲词韵，过于直白，但却也是对股市下跌中遭受重大损失的无奈自嘲。
形象与逻辑打架的诗歌，有些是作者故意的无厘头，属于搞笑和恶搞。这在儿童诗与童谣中特别多，但这反而增添童趣。
如版本很多的“张打铁，李很铁”其中的一种：“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姐姐留我桥脚歇，螃蟹把耳朵咬个缺，杀个猪儿补不起，杀个牛儿补半截。”别说耳朵不会咬个缺，即使咬了个缺也不会杀猪肉、牛肉来补，这当然是调侃儿童的，非常得童趣。这就像“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在害病，打发乌龟去买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也是调侃听众和当事者的。小孩爱听有趣的成人讲故事，大人却叫他去打点酱油买点盐，半天不回来，就会有“龟儿子在听龙门阵”的调侃。
[FONT=黑体]（未完待续）
[FONT=黑体]（责任编辑：余江波）
[FONT=黑体]【腾讯《大家》文章】[FONT=黑体]冉云飞：[FONT=黑体]《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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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名诗文里的娴熟逻辑举隅
[FONT=黑体]——《古诗文里的逻辑运用》之三
[FONT=楷体_GB2312]冉云飞
古诗文里所涉及的诸种逻辑形式，难以遍举。我只有捡比较有名的诗文，常见的逻辑形式，来给朋友们说一个大概。更多的了解，要靠自己踏实学逻辑学和古诗文去寻绎了。欧阳修的《纵囚论》在我看来是千古论说名文，一篇五百余字的短文可以让人从各个方面来做深入的研究，实是一个值得好好探寻的宝库。其在思想的创发上，关涉到政治心理学诸问题，我在《〈纵囚论〉里的政治心理学》一文里将已有专门的阐发，但在论说的严谨及逻辑上，还值得专门来做一点探讨。
《纵囚论》一开始就来个直言命题“信义刑于君子，而行戮施于小人”——信义在君子间施行，而种种刑罚则是拿来对付小人的——作为一个标准的三段论的大前提，而小前提是“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按罪行当死的是小人中最坏的罪大恶极的人，为坚守道义而视死如归，就是君子中的佼佼者也难做到。在第二段欧阳修就给出了结论，“其囚及期，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视死如归是君子中的佼佼者都难做到的，小人中罪大恶极的当然不能做到。但问题在于小人中最大恶极的反而能做君子中的佼佼者做不到的事，这是近人情的吗？不近人情的话，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接着欧阳修又主动来为自己设立难题，再坏的人总是可以感化而且可以快速感化的嘛。但欧阳修说如果可以这么快就感化的话（放回家几个月），唐太宗当皇帝已经六年了，怎么现在还有这么多年死囚犯（一说290余人，一说为390余人）没有感化呢？用你认可的方法来论证你方法的荒谬，这是在用归谬法。你唐太宗这么有感化能力，一日之恩有这么大的能量，你为何六年后还有这么多死囚犯呢？你早先干什么去了？既然唐太宗玩这种所谓快速感化的把戏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玩呢？其目的就是唐太宗博取好的名声，囚犯也因此获得释犯，是“上下相交贼”亦即互相揣摸心思和利用的结果。这样的利用可以从政治心理学上获得很好的解释。清代学者王夫子比欧阳修说得更加直白，唐太宗与囚犯内部串通，唐太宗和囚犯都能利益最大化，从而完成对民众的欺骗和社会的管理。
以上三段就已经完成了对唐太宗纵囚的事实描述和逻辑论证了，完全可以结束了，但从循环往复的文章学角度看，却有所损失。于是欧阳修再度给自己设立难题，你欧阳修说囚犯们回来放了他们不对，那应该怎样做才是对的呢？囚犯们回来就杀了他们。经过这一次后，你唐太宗再放他们回家，他们一个不少地回来，那才说明你很有感化能力，但这样的事是一定不会发生的。偶尔玩一回纵囚，既破坏法制，又达不到真正感化的目的，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玩呢？那只不过你用怪异的悖理举动以给人你高明的感觉，同时违背人情，以便沽名钓誉。通观欧阳修论证和唐太宗当上皇帝的“道德红字”和合法性焦虑，对唐太宗过于好名的论说，有相当的道理。一篇五百字的文章，有很强大的逻辑，而且环环相扣，这在古人所写的文章里实属不多见。
与欧阳修有同样强悍的逻辑思辩和议论技巧的，唐末著名诗人罗隐算一个。他的《英雄之言》在短短两百字里，表达了很大的政治批判才能。他说那些打着吊民伐罪、解民于倒悬、“救彼涂炭”的英雄如刘邦、项羽，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在意秦始皇高大巍峨华美的宫殿和帝王的宝座，“以百姓心为心”只不过是外在的涂饰。罗隐以百物都不想故意显摆自己，怕别人起盗心为喻，说人亦如此。下面他述盗贼，再及英雄。这是典型的由一般到特殊的逻辑顺序，先有总论然后分述，层层分析，使得英雄背后的勾当如土委地、水到渠成。不特如此，他还用盗贼与英雄进行类比，这本身就把所谓的英雄“皮袍下面的小”在比较中不经意地说出来了，其批判锋芒不可阻遏。当然罗隐他说不出为何中国千百年来一直上演成王败寇的把戏，欺世枭雄为何如此不绝的原因，事实上就连鲁迅也只看到了罗隐批评帝王欺人的思想。当然罗隐和鲁迅都没看出来是这篇文章隐含着非常重要的政治命题：要结束英雄欺世的恶性循怀，那就只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改造成选票出政权。若是后者，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和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都不用流血，只需要刘邦和项羽取悦选民即可，不必要你死我活地厮杀，完全可以和平解决。
罗隐作为晚唐有名的诗人，应试十次不第，人称“十不第先生”。貌寝又十不第，其生活坎壈愤懑，不想可知。正是因为拜这样的生活经历所赐，反而成就了他观察事物的敏锐细腻。如《魏城逢故人》一诗之颔联、颈联意味深长：“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山将别恨和心断，水带离声入梦流”。而他用《西施》一诗为西施鸣不平，大用归谬法，可谓迥出常人：“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如果是西施亡了吴国，那不宠幸女人的越国又是怎么亡的呢？从而反过证明吴国之亡与西施无关，其亡也只是“家国兴亡自有时”。一家一姓之国，不能像选票之国一样，真正让民众互动参与，共同拥有，那么到时衰亡，这不是什么宿命，而是必然。但那些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历代统治者，似乎没有人是相信这条铁律的。
就像我曾说生活中无处不充满逻辑，古诗文里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如陶弘景的《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这看上去非常简单的句子，其实也包含着相应的逻辑问题。一问一答，加上后面两句的补充，便是由问推答的过程，显然自然而妥贴。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过剑门。”这个问里没有答，有的是不甘心，陆游颇有抗金之志，然偏机会不与，生活非得把他铸造成一个诗人而非将军。都已经从南郑撤退过剑门关，准备到成都了，那些“铁马秋风大散关”的生活只有在梦中做做而已了。因此作为诗人陆游来说，正如学者梁启所谓“百无聊赖以诗鸣”。而黄仲则之《绮怀》之“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这是明知故问，不需要任何人的回答，反而因情深而绝望沉痛。
再如王建有名的小诗《新嫁娘》三首之一：“三日下厨房，洗手做羹汤。未谙姑娘性，先遣小姑尝。”其所蕴含的推理过程主要在后面两句诗，小姑与婆婆既是母女，又长期生活在一起，自然饮食习惯有相近之处。因此符合小姑饮食习惯的汤，一定会在婆婆那里讨彩，这里面甚至可以做不只一个三段论式的推理。诗句里面蕴含的推理，其一大特点就是不可能呆板地具列其间的大小前提及结论，否则的话，那就会丧失诗歌的灵活飞动。几乎与王建同时的另一位诗人张祜的小诗《何满子》，其间也不无逻辑因子在：“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因为前两句，所以后两句，我们这样来看，前两句就是后两句的充分条件。
同样很短的曲，元人姚燧《凭阑人·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所展示的却不是三段论式推理，而是一种内在二难推理。前面三句都处于矛盾状态，所以两难推理之后，得到的是“妾身千万难”。担心对方不还和担心对方身寒之间形成一个两难矛盾，正是在这样的很难处理的纠结里，非常细腻地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深爱。二难推理要同时遵守假言和选言双方的推理规则，首先假言判断必须真实，如果寄衣的话怕你不回来，如果不寄衣的话怕你又冷，这两种心里都是绝对真实的。寄还是不寄，要么寄要么不寄，形成不能相容的选言判断，也穷尽了寄与不寄这样的选言判断肢的可能性。寄与不寄之间的反复考量，实在可以看出妻子内心因爱而产生的翻江倒海。
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是一首家弦户诵的名作，我们平时无论是读还是背的时候，都很少想到其间的逻辑问题。这也反过来证明逻辑无时无刻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和语言表达之中。西施与西湖的美通过类比，“淡妆浓抹也相宜”，说明她们有这样的相同点。当然这种通过比喻的类比，得依靠读者的联想和想像的填补，而不是直接通过很规范的类比推理形式而来。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杜甫所写“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绝句，其实这里面也包蕴着假言推理。成都与东吴不通水道，那么就不可能“门泊东吴万里船”；同理“门泊东吴万里船”，那么成都与东吴一定有水道相通。能与东吴通水道，如果我们不通过历史证明和逻辑推理，今天的成都人已经无法直接证明了。再如清代诗人龚自珍《已亥杂诗》之第220首从“九州生气恃风雷”至“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里蕴藏着两个假言命题，只有风雷激荡一样的巨大力量才能使暮气沉沉的中国生发蓬勃生机，这是个必要条件的假言命题。而且这两个假言命题还有互相阐释的关系，“恃风雷”意谓“天公重抖擞”，“九州生气”意谓着“不拘一条降人才”。换言之，如果“天公”真能“重抖擞”的话，那么他一定会“不拘一格降人才”，自然这是充分条件的假言推理。
与龚自珍有一定交情的，清代非常有意思的、玩掌心雷的诗人王昙撰写过《万古烟霞楼集》，其中有一些诗我很喜欢，特别喜欢他咏项羽的咏史诗三首《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斗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其二谓：“秦人天下楚人弓，枉把头颅赠马童。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早摧函谷称西帝，何必鸿门杀沛公。徒纵咸阳三月，让他娄敬说关中。”王昙用反推法，来驳斥项羽一系列行动之不当，以及不当之自杀身死。如果“早摧函谷称西帝”，那么哪里用得着去玩鸿门杀沛公的把戏呢？不仅鸿门杀沛公不必要，纵火烧咸阳完全多此一举，娄敬哪有机关再去说什么在关中称王的废话呢？王昙对项羽的批评当然是世后诸葛亮，但他的推理是比较强大的。这也就是他所写的三首咏项羽的诗，为什么能够从众多咏项羽的诗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前年我刚从看守所里出来，从未见过面的父亲来看我。当我说及我因何进事进去后，他不假思索地就背出了唐代诗人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因为我知道他没有读过书，我便问他何以知道此诗，他便告知我是十来岁为别人放牛的间隙，于小学校旁听学生念而记得的。他能背得这首诗我不吃惊，因为他记力好，但我惊讶他用得如此贴切。他说他把老师讲给学生的内容也大致理解并记下来了，至今不忘。当然我想父亲用这首诗来形容我的遭遇，一定是不知不觉地运用类比的推理。但他未必知道这首诗原本运用了反驳的推埋手法。秦始皇与李斯认为把书烧掉，将儒生坑掉，就能有效保证秦国万世基业，其实短短几十年秦国就灰飞烟灭，但灭亡秦国的根本就是不读书的大老粗。所以秦始皇和李斯用坑儒烧书来维稳，那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有次我教孩子们学白居易《大林寺桃花》的时候，带他们三月中旬到平原地区看桃花，四月下旬到高山地区去看桃花，让他们直观地感觉到因地势海拔之差，而造成的两地桃花先后开放的不同。但还是有孩子觉得不能太懂，我看得出他们觉得这里面有矛盾，但他们表达不出来。是的，同样的桃花，开放的时间与地点都有矛盾。这造成了他们的困扰，就像我们南方人七月中旬到内蒙古阿尔山看到油菜花正盛开一样惊喜，但我们不会因此困扰自己。不过小孩子们不一样，在他们的思维中，开花还是一件很“平面”的事，不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开同样的花，那对他们的时空转换和其间的逻辑矛盾是个考验。“芳菲尽”和“始盛开”这对矛盾的表达针对的都是同一对象——桃花，事实上平原桃花芳菲尽，山地桃花始盛开，并不矛盾。如果只是笼统地针对桃花既说它“芳菲尽”，又说它“始盛开”，那么就是在同一层面的矛盾表达。但在桃花前面用上“人间”和“山寺”这样的限制词，就不会笼统地说桃花既在开放又在凋谢了。
事实上，有很多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诗人贾岛为了演化出著名的“推”和“敲”两字，正说明他“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艰难程度。我们一般会说“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谴词炼句的典范。这是从诗学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而得出的结论。但如果我们用逻辑学的方式来观察的话，那么它涉及到的是关于概念选定（内涵与外延）的问题。因为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哪个概念更生动更准确，需要反复比较才能更准确地传情达意。所谓概念的选定，就是概念的准确性值得我们深深注意，也就是内函与外延要自洽，在语言与具体表达的事物之间形成高度的重叠，以免引起读者的误解。但诗歌用词的准确不只是要注意事实上的精确性，更重要的是形象上带来的联想而产生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准确性，才是诗歌概念选定（遣词炼句）的王道。
不只是在概念的选定上，我们要注意纯逻辑的要求，和在诗歌里面体现出来的差别。就是联言命题中，从纯逻辑角度可以互换，而不影响其意义内涵（逻辑表达叫“真值”），但为诗歌计，就不能像纯逻辑要求那样可以随意互换。如王维的《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起笔好像无所依傍，起势突兀，正如清代学者方东树所谓：“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虽然此二句如果前后颠倒顺序，在意思的理解和逻辑上都不存在问题，却对诗歌之欣赏和写作上有很大的损伤。倘使写着“将军猎渭城，风劲角弓鸣”，平铺直叙，凡庸作手，哪还像右丞手笔？高妙之诗歌，全在这不可置换处也。一如老杜《月夜》，不写自己如何思念家人，却反写家人思念自己，儿女细小，不解此中苦情。故只有妻子“闺中只独看”，正是《雨村诗话》之“善用反笔”。右丞乃笔势突出，挽住后面的句子；子美是笔意反夺，自己想家人却写家人想他，缠绵悱恻，意蕴深醇。
关于古诗文里所涉及的逻辑学诸方面问题，因篇幅的原因不能全部罗列。只涉及到大家日常较多遇着的逻辑问题，所举诗歌也是耳熟能详者居多，这是便于增加听讲者的接受力。如同一律、直言命题、负命题、模态命题、可能命题、语义与语用推理、语项限制等，都还未来得及例举。如相传是唐伯虎所写的谐谑诗：“这个婆娘不是人，九天仙女下凡尘。生下五男都是贼，偷得蟠桃献母亲。”这样看上去前后矛盾的险句，最终能获得求诗者的认可，不仅是情感转换顺利得当，而且从逻辑上看符合同一律。看是惊险万状，却是虚惊一场。唐伯虎像高手一样如履平地，不仅涉险过关，而且是险中求胜。
我们对古诗文的欣赏，大多是从文章学、诗学、美学的角度来观察，这没有什么不好。此种思考路径，自古及今，堪称正统，蔚为大观。但我认为存世甚多的古诗文，我们只是从诗学、文章学的角度来观察，未免太浪费资源。我欣赏竺可桢从古诗文里研究出中国三千年气候之变迁，亦欣赏陈正祥之研读唐诗而著《唐诗地理》，复喜欢闫艳所著之《唐诗食品词汇语言与文化之研究》，更力挺大气磅礴、功力深厚的谢弗所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和细腻有趣之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换言之，面对这么多古诗文，我们不能仅在文章学和诗学里打主意，而是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应该从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角度来加以研讨，使旧有的东西，开放出“原来如此”的光芒。
[FONT=黑体]（责任编辑：代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