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纪沙龙
冯友兰出身于河南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科举出身，做过晚清县官。他的 妻子任载坤，是任锐的妹妹，任锐是孙维世的母亲，这么讲来，他是孙维世（周恩 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姨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界颇有名声，但其个性却缺乏耿介和高洁，有结交权势、 低头用世之心。他的心智中，除了读书善于动脑，还有一种世俗的聪明，那就是处 世的灵活性，奔凑掌权政治人物、掌权势力和喜欢出头露面的世俗心态（学术成绩 和政治荣光互为辅翼）。他的性格中与时俯仰的特点，风派、投机、为权势主动效 劳等行为，构成对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嘲弄，亦是对古代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道义和士人风骨的揶揄。他一生学术成果系于这种聪明，污点亦系于此， 晚年投靠毛泽东四人帮黑暗政治势力，正是这种世俗性格的结果。这是聪明反被聪 明误。
这里有一例：冯友兰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认为学界 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所行的礼很复杂，有一种人是“侍候客的”， 很熟悉这些礼，他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 儒”，但身份却是仆役，称为“小人儒”。他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 释（见《三松堂自序》第二十六页）。冯氏这种观察和解释，是有道理的，可供一 说，因为这些“小人儒”不过是些卑微器具。此例显示，他善于从生活细节中体察 古代文化问题。不过也应当指出，后来人们对“小人儒”的理解，有所变化，具有 道德上的贬义。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对自己一生 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 缺乏更深揭露，但是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有趣的是，他谈到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即善于保护传统。他认为，只要是新酒 ，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第八十五页）。这话显然得自他的晚年政治经历，是意在讽世的经验之谈。
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下，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年轻教授冯友兰，已获较高学术 声望。史学家陈寅恪曾为冯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撰写过两篇学术报告（即 学术评语），给以肯定性评价。一九四八年秋，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选他为院士。蒋 介石曾请他吃过几次饭。他对政治领袖的这种赏识性接见，未见厌烦态度，而是有 请必赴、既来则安的态度，乐陶陶接受（其自传对此有所透露，为省篇幅，不作引 述）。不久后，他转而投靠毛泽东政治集团，低首下心，后来跟着积极奔竞效劳， 这是同一个冯友兰在用世，同一种性格在起作用。
在共产党掌权前夕，冯友兰从美国访问回到北京。共产党势力即将进城夺取权 力，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冯友兰的思忖和选择是有趣的。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和哲 学史教授，他的态度，在当时也比较有代表性。
他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 ，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 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 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兄）问我说：‘走不走？ ’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 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 ’那一套。”（第一二六页）至于后来是不是这样，他笔下没有讲。至于那个党派 不能把中国治理好，他敢不敢不拥护，他也未讲。
冯友兰当时的选择，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 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在 座者相顾无言，不置可否。冯友兰是在座者中的一个。
共产党来人拉拢他。他当时在清华大学，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管会负 责人张宗麟到清华，在校务会议（冯是委员之一）上发言，并且对冯说：“我们对 于你的行动曾经作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 ”（第一三一页）这类娓娓动听的拉拢话，一定对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说过，为 稳住他们那颗动摇的心。
一九四八至四九年之际，在去留选择上（就那些有条件作选择的知识分子而言 ），能够看出一个学者的政治眼光和文化素养。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人毫不犹 豫，都飞走了，从此免遭这口苦难的大锅长达数十年的非人的无尽煎煮、凌辱和折 磨。
冯友兰对共产党势力的文化本质，显然没有深刻认识，太缺乏知识，尽管他是 个比较出色的哲学史学者，而且不乏处世的灵活和聪明。他可能太自恃这种聪明， 以为靠这种聪明和已往的地位，在任何政权下都会被敬为上宾，如鱼得水。
他不走，遂演出后来许多故事，成为被宰杀的头羊，在思想改造和后来的多次 运动中受到共产党势力的批判，包括一九五七年对他的所谓“抽象道德继承”问题 批判，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光 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毛泽东手下的一根棍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第二九四页）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共产党的理论家都是这种料，其流氓文化本质 ，决定了他们必然知识浅薄，没有逻辑，强词夺理，棍子横抡。你既然愿意留下来 等他们统治，又何怨之有？
冯友兰对“思想”等辞的的理解，自然与共产党全不一样。例如，共产党动不 动就说“这是思想问题”，冯纳闷：“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 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第一三 四页）至于共产党的所谓“思想”是什么，冯氏没有说。其实，那就是没有思想、 没有灵魂，或者说是奴才观念和百依百顺。
冯友兰不只是“不理解”共产党，还奴颜媚骨去迎合，以获得一点可怜的生存 空间和政治信任。他写效忠信，投靠毛泽东势力。他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 ：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 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见第 一五六页）
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象你 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 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毛 的用词明显在侮辱他：“过去犯过错误”，显然是一个随时可以打击对方的武器（ 你以前政治上失过足、一身脏、这是你的旧案底、我们心里有数）；“不必急于求 效”，此语婉转带有不相信口吻，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一辈子的事，岂可三、五 年就脱胎换骨而归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语则更是贬斥了，口吻完全 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轻蔑训示态度。
冯氏也认为末句“最重要”，当时心中有反感，“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 不老实。”冯晚年深有所感：“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 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 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 就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第一五八 页）
一九六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闭会时毛泽东接见和 拍照。毛和他握手，照片中还有刘大杰、周予同等。冯友兰就此作了一副对联：“ 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这是典 型的奴才小文人心态和“小人儒”尺寸。冯氏已落入彀中，还为所谓“关怀”而沾 沾自喜，一副获得宠信的自得和准备效劳的心态跃然纸上，此对联已透露冯友兰的 投机心理和后来对毛泽东势力的投靠之心。此时，毛泽东不需要他效劳，他自己正 是这“帝修反”中的一个。
第二年，即一九六六年，爆发“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专家教授学术权 威统统在被打倒之列，连中学教师都备受迫害和杀害。北京大学，首当其冲，冯友 兰身在的哲学系，更是首发嚆矢，成为漩涡的中心，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 报”，被毛泽东利用，搅得天下纷纷攘壤，开始对知识分子发起令人发指的残酷迫 害和打杀。
一九七一年，不甘寂寞的冯友兰摇笔写诗，托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 达毛泽东：“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 荫。”这是冯的效忠诗，表达他这棵“朽株”愿效犬马之劳的心愿。如果把这首效 忠诗，与他一九四九年写给毛泽东的效忠信、一九六五年写的效忠对联，联系起来 ，就可以清晰看出冯友兰一生作为一个知识者的心灵和骨髓中的致命弊端。一个须 发苍苍的哲学史家，内心装着的却是一颗卑渺而破碎的灵魂。
一九七三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 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 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如果自 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 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 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第一八九 页）
此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 写诗，颂扬毛泽东黑暗势力，有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之类词 ，成为那个时代若干知识者的大耻辱。
四人帮倒台后，冯友兰失宠，受到新势力的蔑视，他承认：“经过追随四人帮 这段历史，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他已被新政权抛弃。
他在反省一生形迹之后，还谈到自己的哲学成果，认为他的《中国哲学史》一 书有两点自豪：“一是向来的人都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学，我认为其实辩者之中 分二派，一派主张‘合同异’，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 公孙龙为首领。二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 的，我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唯心主义，后者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点是发先人所未发。”
他谈到此书也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 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 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 只是稍带而过。”（第二二五页）这些是实在话。
对胡适那本开先河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冯友兰给以很高的尊重，这种 态度是难得的。他指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 是不可埋没的。”（第二二八页）他说：“我认为，在我们讲历史的时候，不能认 为古代的人都是下愚无知，他们的见解都荒谬，古人全都错了，只有我们是正确的 。”他强调指出知识的发展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前人对后人总有贡献（第二三一页 ）。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 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他这番话，恰恰勾勒 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后半生的屈辱、虚度和无能。
冯友兰的个性性格与那个专制时代构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是值得后代知识者 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尽管总有人沿着这种性格轨迹，重蹈覆辙。
冯友兰出身于河南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科举出身，做过晚清县官。他的 妻子任载坤，是任锐的妹妹，任锐是孙维世的母亲，这么讲来，他是孙维世（周恩 来的干女儿、毛泽东的俄文翻译、“文革”中被江青集团迫害致死）的姨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界颇有名声，但其个性却缺乏耿介和高洁，有结交权势、 低头用世之心。他的心智中，除了读书善于动脑，还有一种世俗的聪明，那就是处 世的灵活性，奔凑掌权政治人物、掌权势力和喜欢出头露面的世俗心态（学术成绩 和政治荣光互为辅翼）。他的性格中与时俯仰的特点，风派、投机、为权势主动效 劳等行为，构成对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嘲弄，亦是对古代知识分子“有所为、有所 不为”的道义和士人风骨的揶揄。他一生学术成果系于这种聪明，污点亦系于此， 晚年投靠毛泽东四人帮黑暗政治势力，正是这种世俗性格的结果。这是聪明反被聪 明误。
这里有一例：冯友兰对《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认为学界 皆不得其解。他老家河南一带红白事所行的礼很复杂，有一种人是“侍候客的”， 很熟悉这些礼，他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是“ 儒”，但身份却是仆役，称为“小人儒”。他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 释（见《三松堂自序》第二十六页）。冯氏这种观察和解释，是有道理的，可供一 说，因为这些“小人儒”不过是些卑微器具。此例显示，他善于从生活细节中体察 古代文化问题。不过也应当指出，后来人们对“小人儒”的理解，有所变化，具有 道德上的贬义。
冯友兰晚年写的自传《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版），对自己一生 治学和做人，成绩和污点，做了反省。他的自我批判并不深刻，对自己的性格弊端 缺乏更深揭露，但是态度还算比较诚恳。
有趣的是，他谈到英国人的一个优点，即善于保护传统。他认为，只要是新酒 ，用个旧瓶子装着，没有什么不可以，怕的是“新瓶装旧酒”，那是“换汤不换药 ”（第八十五页）。这话显然得自他的晚年政治经历，是意在讽世的经验之谈。
在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下，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年轻教授冯友兰，已获较高学术 声望。史学家陈寅恪曾为冯的《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撰写过两篇学术报告（即 学术评语），给以肯定性评价。一九四八年秋，南京中央研究院推选他为院士。蒋 介石曾请他吃过几次饭。他对政治领袖的这种赏识性接见，未见厌烦态度，而是有 请必赴、既来则安的态度，乐陶陶接受（其自传对此有所透露，为省篇幅，不作引 述）。不久后，他转而投靠毛泽东政治集团，低首下心，后来跟着积极奔竞效劳， 这是同一个冯友兰在用世，同一种性格在起作用。
在共产党掌权前夕，冯友兰从美国访问回到北京。共产党势力即将进城夺取权 力，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冯友兰的思忖和选择是有趣的。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和哲 学史教授，他的态度，在当时也比较有代表性。
他和妻子商议后决定，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当时我的态度是 ，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 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 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兄）问我说：‘走不走？ ’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 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 ’那一套。”（第一二六页）至于后来是不是这样，他笔下没有讲。至于那个党派 不能把中国治理好，他敢不敢不拥护，他也未讲。
冯友兰当时的选择，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一个是去美国或留在美国，一个是去 台湾。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派一架飞机来北京，愿意走的人，可以上飞机。在 座者相顾无言，不置可否。冯友兰是在座者中的一个。
共产党来人拉拢他。他当时在清华大学，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文管会负 责人张宗麟到清华，在校务会议（冯是委员之一）上发言，并且对冯说：“我们对 于你的行动曾经作了估计，现在你的表现跟我们的估计差不多。党中央很重视你。 ”（第一三一页）这类娓娓动听的拉拢话，一定对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说过，为 稳住他们那颗动摇的心。
一九四八至四九年之际，在去留选择上（就那些有条件作选择的知识分子而言 ），能够看出一个学者的政治眼光和文化素养。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人毫不犹 豫，都飞走了，从此免遭这口苦难的大锅长达数十年的非人的无尽煎煮、凌辱和折 磨。
冯友兰对共产党势力的文化本质，显然没有深刻认识，太缺乏知识，尽管他是 个比较出色的哲学史学者，而且不乏处世的灵活和聪明。他可能太自恃这种聪明， 以为靠这种聪明和已往的地位，在任何政权下都会被敬为上宾，如鱼得水。
他不走，遂演出后来许多故事，成为被宰杀的头羊，在思想改造和后来的多次 运动中受到共产党势力的批判，包括一九五七年对他的所谓“抽象道德继承”问题 批判，他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发表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光 明日报》，批判者中的一位，就是毛泽东手下的一根棍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陈伯达。冯诉苦说，陈的“思想相当混乱，叫人不知道他所问的究竟是什么。”（ 第二九四页）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共产党的理论家都是这种料，其流氓文化本质 ，决定了他们必然知识浅薄，没有逻辑，强词夺理，棍子横抡。你既然愿意留下来 等他们统治，又何怨之有？
冯友兰对“思想”等辞的的理解，自然与共产党全不一样。例如，共产党动不 动就说“这是思想问题”，冯纳闷：“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 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第一三 四页）至于共产党的所谓“思想”是什么，冯氏没有说。其实，那就是没有思想、 没有灵魂，或者说是奴才观念和百依百顺。
冯友兰不只是“不理解”共产党，还奴颜媚骨去迎合，以获得一点可怜的生存 空间和政治信任。他写效忠信，投靠毛泽东势力。他第一次与毛泽东直接接触，是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他也写了一封，大意说 ：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 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见第 一五六页）
毛泽东回信：“友兰先生：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象你 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 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毛泽东十月十三日。”毛 的用词明显在侮辱他：“过去犯过错误”，显然是一个随时可以打击对方的武器（ 你以前政治上失过足、一身脏、这是你的旧案底、我们心里有数）；“不必急于求 效”，此语婉转带有不相信口吻，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一辈子的事，岂可三、五 年就脱胎换骨而归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语则更是贬斥了，口吻完全 是一个居高临下的轻蔑训示态度。
冯氏也认为末句“最重要”，当时心中有反感，“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 不老实。”冯晚年深有所感：“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 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 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 就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第一五八 页）
一九六五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开会，闭会时毛泽东接见和 拍照。毛和他握手，照片中还有刘大杰、周予同等。冯友兰就此作了一副对联：“ 执手感关怀，三人并列文、史、哲；集会明任务，一笔齐扫帝、反、修。”这是典 型的奴才小文人心态和“小人儒”尺寸。冯氏已落入彀中，还为所谓“关怀”而沾 沾自喜，一副获得宠信的自得和准备效劳的心态跃然纸上，此对联已透露冯友兰的 投机心理和后来对毛泽东势力的投靠之心。此时，毛泽东不需要他效劳，他自己正 是这“帝修反”中的一个。
第二年，即一九六六年，爆发“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专家教授学术权 威统统在被打倒之列，连中学教师都备受迫害和杀害。北京大学，首当其冲，冯友 兰身在的哲学系，更是首发嚆矢，成为漩涡的中心，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 报”，被毛泽东利用，搅得天下纷纷攘壤，开始对知识分子发起令人发指的残酷迫 害和打杀。
一九七一年，不甘寂寞的冯友兰摇笔写诗，托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爪牙谢静宜转 达毛泽东：“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 荫。”这是冯的效忠诗，表达他这棵“朽株”愿效犬马之劳的心愿。如果把这首效 忠诗，与他一九四九年写给毛泽东的效忠信、一九六五年写的效忠对联，联系起来 ，就可以清晰看出冯友兰一生作为一个知识者的心灵和骨髓中的致命弊端。一个须 发苍苍的哲学史家，内心装着的却是一颗卑渺而破碎的灵魂。
一九七三年，“文革”中的批林运动转向批孔。冯友兰主动写了两篇批林批孔 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不久《光明日报》转载。这两篇文章，也是由谢静宜 转给毛泽东。他晚年反思这一行为，引用《周易》“修辞立其诚”一语：“如果自 己没有真实的见解或有而把它隐蔽起来，只是附和暂时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某一 方面的吹捧，这就是伪。这就叫哗众取宠……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 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第一八九 页）
此后，冯友兰又写《咏史》诗。一九七六年大地震后，江青来看他，他又借机 写诗，颂扬毛泽东黑暗势力，有所谓“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之类词 ，成为那个时代若干知识者的大耻辱。
四人帮倒台后，冯友兰失宠，受到新势力的蔑视，他承认：“经过追随四人帮 这段历史，我从解放以来所得到的政治待遇都取消了”。他已被新政权抛弃。
他在反省一生形迹之后，还谈到自己的哲学成果，认为他的《中国哲学史》一 书有两点自豪：“一是向来的人都认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学，我认为其实辩者之中 分二派，一派主张‘合同异’，一派主张‘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 公孙龙为首领。二是，程颢和程颐两兄弟，从来都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 的，我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前者是主观唯心主义，后者是客观唯心主义 。这两点是发先人所未发。”
他谈到此书也有两个大弱点：“一是，讲佛学失于肤浅，虽一一排列，却缺乏 内部联系。这是因为我对于佛学没有学通，所以不能讲透。佛学资料浩如烟海，不 是几年能完全搞通的。二是，讲明清时代，失于简略，象王夫之那样的大家，书中 只是稍带而过。”（第二二五页）这些是实在话。
对胡适那本开先河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冯友兰给以很高的尊重，这种 态度是难得的。他指出，“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 是不可埋没的。”（第二二八页）他说：“我认为，在我们讲历史的时候，不能认 为古代的人都是下愚无知，他们的见解都荒谬，古人全都错了，只有我们是正确的 。”他强调指出知识的发展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前人对后人总有贡献（第二三一页 ）。
冯友兰这样总结自己的后半生：在“解放以后”，也写了一些东西，其内容主 要的是忏悔。首先是对自己在四十年代写的那几本书的忏悔。他这番话，恰恰勾勒 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后半生的屈辱、虚度和无能。
冯友兰的个性性格与那个专制时代构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是值得后代知识者 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尽管总有人沿着这种性格轨迹，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