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首富被捕背后的社会经纬
作者: 皇甫茹
俄国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于１０月２５日突然被捕。之前警方还逮捕了另外几位尤科斯高层人员。这一事件，在俄国引起了强烈震动，一时间官员辞职，股票跳水，卢布贬值。国际上也是疑虑重重，美国和欧盟都表示，该事件可能会影响西方投资。
据说，霍氏有政治野心，从经济上支持反对党，甚至自己也想参选。今年１２月有俄国杜马（国会）选举，明年３月又有总统大选，因此普京先下手为强，不准工商巨头干预政治。也有人说，这反映了俄国国内的新旧之争。霍氏代表苏联解体后暴富起来的工商阶级，要求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普京周围那些前安全机构人员则倾向于加强国家控制。还有人认为，这是俄国传统的排外，借霍氏之囚，以阻止尤科斯将２５％的股份出售给美国公司，政府甚至可能趁机“国有化”尤科斯。种种猜测，不一而足。杂多的议论中，讲得最有意思的，大概要数某证券交易行的分析家克里斯?威弗（Chris J.Weafer）。他指出：“对投资者而言，问题是投资在一个放大了的委内瑞拉呢，还是在一个有点象马来西亚的地方？”
俄国人称霍氏为“寡头”，听上去颇有些列宁的余韵——列宁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腐朽的、垂死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委内瑞拉的“梅斯提索”（Mestizo ，即白人和黑人、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也把占据经济强势的西班牙裔白人称作“寡头”。他们支持左派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 与“寡头”们斗；“寡头”们则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要求查韦斯下台的罢工和示威，甚至联合军人举行政变。连年内斗的结果，是经济一蹶不振。单是今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１８．５％。如果俄国陷入类似局面，显然不是投资的适宜之处。
马来西亚则刚刚完成了权力过渡。统治该国二十二年的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总理退休了，由他的副手巴达威（Abdullah Badawi） 接任。马哈迪一些极有争议的政策——比如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资金管制——令商界啧有烦言，１０月３１日他退休当天，吉隆坡股市就上涨。但是，总体而言，马哈迪执政期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马国从一个出口锡矿和橡胶的落后国家转型为高科技出口国，成为东南亚一条新“小龙”，人均收入已接近九千美金，近来更成了中国人偷渡打工的一个目的地。在联合国今年发表的“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2003）列表中，马来西亚居第５８位，比俄国高了５位，比委内瑞拉高了１１位（中国是第１０４位，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是也）。虽然马来西亚的市场化和透明度仍然远远不如西方国家，石油那样的重要产业还是由国家经营，但投资者毕竟可以指望获得相当丰厚的回报。
看来威弗希望俄国最差也该象马来西亚那样，虽然不是西方民主，至少还有开明强人，对工商界抱合作态度。不过，一个国家的走向，领导者个人因素之外，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马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华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但却不关心政治的有产阶级，与马来人形成某种互相容忍的政经分工。而委内瑞拉的特点是西班牙裔白人与“梅斯提索”之间的惊人的贫富差距，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俄国的现状，更接近于哪个国家呢？
我们知道，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在肉体上消灭了资产阶级。但实际上，他们所消灭的，远多于我们在中文语境内所理解的“资产阶级”。在中文里，同是“资”字打头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似乎是一回事。但在西方语言里，比如英语，资本家是 capitalist ；而马列著作里中文译作“资产阶级”的 bourgeoisie，如果你查原版字典，会发现其实是“中产阶级”的意思。这词的词根是指贸易集市，bourgeoisie 就是住在贸易集市里的人，包括工匠、商贩和家庭饭馆小老板。马克思用这个词指与无产阶级对应的“有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和真正的资本家阶级 capitalist class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所肉体消灭的是整个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有产阶级。不但是中产阶级的文化基因被围剿批判，而且他们的生理基因——诸如勤劳、节俭、敢于冒险等性格——也被大量消灭了。以至于改革开始后，率先投入大潮的，多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我们来看看俄国富翁的年龄。英语是三进位一跳，百万（富翁）乘千是十亿，俄国的被称作“十亿富翁”的 billionaire，首富霍氏４０岁；二富３７岁；三富３８岁；四富比较大，５７岁；五富４２岁；六富只有３４岁，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时他才大学刚毕业；等等。俄国经济规模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十亿富翁的人数却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这些人多有犹太血统，霍氏也是。他们的年龄、族裔和人数都显得很不平常。他们看上去象是一些奇异的个例，而不是人数众多的有产阶级的上层精英。确实，在他们下面，不象我国那样有着无数的家庭饭馆小老板——去俄国旅游的人，都对那里至今存在的“吃饭难”有着深刻印象。
说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建国之后，除了文革极端时期，对资本家之外的有产阶级，时断时续地还允许他们操持旧业。十三届三中全会允许个体户存在时，那些革命了一辈子的领导干部，想想家庭饭馆小老板毕竟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的雇工剥削的“资产阶级”，也就举手同意了。中国的改革，就此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中文的很多译名来自日文。而在日文里，bourgeoisie 却是译作“中产阶级”的。历史常常呈现出一种很神秘的偶然性，不知当年哪位译者的妙手，错改一字，救了中国。
如果富翁们的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认同他们的伦理价值的中产阶级，在选举时，以富翁们的孤立突出，就很容易成为政客的打击对象，众多问题的替罪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靠着痛骂“寡头”赚取“梅斯提索”的选票。俄国首富霍氏的被捕，还有别的“寡头”所受到的打击，在即将到来的１２月７日的杜马选举中，也对支持普京的政党有利。１０月底，在俄国公众意见和市场研究（ＲＯＭＩＲ）所作的民意调查中，５２％的被询问者支持官方立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贫民，特别是那些老而穷的领养老金者，都认为霍氏早该蹲大狱了，“盗窃国有资产的骗子终于被抓起来了！”
这话听着义正词严。可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时的一大难点，恰恰在于如何计算国有资产。比如说，某座国营工厂的固定资产到底值多少？社会主义国家都奉行高积累低折旧政策。厂里一条投资三千万的生产线，按国际标准只能用十年，每年应该折旧三百万；但国家主管工业部的规定可能是三十年，每年只能折旧一百万。本该存着作为将来设备更新的资金，统统上缴国库买军火去了。十年之后，按国际市场价格，这条生产线已是一堆废铁；但是部里账面上，还存二千万。如果出售给私人，私人只肯付一百万废铁钱，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了一千九百万？
１９９０年东西两德统一后，拍卖原东德的国有企业。噼噼啪啪按西德会计方法一算，德国政府大吃一惊：东德的资产只有统一前估计的一半。结果，德国为统一付出的费用，超出原预算一倍还多。曾是西欧经济火车头的德国，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有一段后来被称为“改革家纷纷中箭落马”的时期，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也是“国有资产流失”。在购买国有企业时，按商人的本性，当然希望出最低的价。勾结原企业领导人（其实这些人往往本身就是买家），故意低估国有资产，压到市场价格之下，不但完全可能，而且普遍存在——事实上，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不低估也很少有人买得起①。另一方面，那些只受过革命教育、毫无经济头脑的法官所写的判决，十有八九也是夸大不实之词——被盗或流失资产的数字，来自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账面值。这些账面值，如果都是烈火真金，那又何必搞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账面上虽然很漂亮，报纸也天天在讲“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内囊却是净上来了，计划经济再也撑不住了。
虽说现在还没有见到俄国检方对尤科斯官员的详细控状，有些罪名已经看着很可疑。对尤科斯大股东、梅纳杰普银行总裁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v）的控告是他在１９９４年的一家肥料厂私有化交易中“盗窃国有资产”。苏联老大哥的肥料厂，高消耗，大污染，按国际市场的标准，大概真的是一堆废铁，能值什么钱？
所谓“国有资产”，写在纸面上，只是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是按一定的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会计准则变了，数字就会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封闭的会计准则转向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准则，纸面上的“国有资产”必然缩水，并引起一系列问题。检察官控告尤科斯逃税。俄国内政部长格利斯洛夫（Boris Gryslov） 指责霍氏：所有矿产资源属于全体俄国公民，如果委托某个公司管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将利润也“私有化”。看来俄国国库急着要钱。原为银行家的霍氏，在尤科斯的困难时期，于１９９６年以贷款交换股份，成为尤科斯最大股东。霍氏掌管日常业务之后，尤科斯在１９９９年成为第一个改用国际通用会计准则的俄国大公司。尤科斯声称他们交足了国税，不过，如果税务部门没有相应改变会计准则的话，两边的数字很可能对不起来。还是以前文假设的那家有一条投资三千万的生产线的工厂为例。私有化之后，业主重新投资三千万，彻底更新了生产线。如果税务部门认为，计入生产成本的设备折旧费每年只能有一百万，而业主坚持按国际标准折旧三百万，业主计算的利润就要比税务部门计算的少了两百万，应交的国税也就低了。业主是否“偷税漏税”呢？
正是这类利益上的冲突，必将导致富人们和有产阶级寻求更大的政治影响，与政治精英发生或合作或斗争的互动。
假设按尤科斯的立场，他们确实交足了国税，假设警方检方也确实是依法行事，将来的历史学家，审视这类案件时，大概会很无奈地摇头。一边是按他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相信自己正在为国除蠹，从而满怀正义激愤的检察官；一边是按自己的经验，相信市场经济的潮流无法抗拒，满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坚定信念的新富“寡头”。从黄仁宇所喜欢讲的“历史的长程合理性”的角度看，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对抗。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改革是一个充满妥协的过程。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首富二富，或许是难以避免的权力斗争，却不会有效地推进改革。一个国家要走向真正的稳定繁荣，还在于政策引导，创造一个人数众多的有产阶级——其中有几个巨富，但更多的是家庭饭馆小老板那样的中产阶级。
【注】
① 据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的文章，《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２０００年４、５月间，“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它们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国有股依次仅占６％、２１％、３２％。此举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典型的‘靓女先嫁’：这是三家效益好、规模大，通常被认为‘没有改革必要性’的大型企业。……按１９９９年期末会计报表，这三家企业剔除土地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后的账面净资产均超过１亿元，如果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置换’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在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重新‘界定产权’原则的指导下，湘江涂料的国有资产比例便由１００％变为２０．５３％。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挤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７０００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１５００多万元。对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再按‘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可实行５０％的优惠’的规定，由湘江涂料用５００万元买断其中的１０００万。只剩下５００万进入改制后企业资本账内。……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而在此进程中实行‘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
不改变会计准则，搞什么“重新界定产权”、“剔除不良资产”，最后的结果也是让账面上的国有资产大量缩水。
私有化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私有化是暴富，是党内一大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新生的资本分子瓜分国有资产的暴富过程。
上面这一段很象文革时的毛语录，但笔者是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来描述的。不舍得让国有资产缩水，不肯卖出去，得到的就是今日东北的凋蔽。当然，在高积累低折旧的政策下，东北重工业的设备更新资金被国家抽走，国家是亏欠了白山黑水的。但是，现在回头向东北国有企业挹注大量国家投资，却也未必是东北复兴之路。首先是国家投资一般都是无效率的。其次，经济环境大改变了，中国已经加入ＷＴＯ了。十三年的谈判，讲解什么是“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经济”就花了七年。好不容易让其他国家相信我国也是市场经济，再给亏损国企高额无效投资，要被别人视作变相的政府补贴的。如果是出口产品，有些国家可能要控诉。
【１１月１５日后记】
最近，１１月１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有一个报告：作为深化改革的步骤，今后两年将大量出售国有企业，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例。他说，对效益差的企业，出售将不设底线。就是说，不再象目前那样将资产评估值作为拍卖最低价——对那些纯是包袱的企业，管它资产是否“流失”，跳楼价也甩卖。这已经很象俄国政府１９９６年拍卖濒临破产的当时的国营尤科斯石油公司时的情况。
虽然李荣融指的是效益差的企业，但在地方实践中，官员急于在降低国有经济比例的政治路线上作出成绩，售出的更可能是效益不错的企业，就象秦晖先生文章里讲的“靓女先嫁”。毕竟，买主并不是为党分优，而是为己发财，当然是效益好的企业更有吸引力。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作者: 皇甫茹
俄国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于１０月２５日突然被捕。之前警方还逮捕了另外几位尤科斯高层人员。这一事件，在俄国引起了强烈震动，一时间官员辞职，股票跳水，卢布贬值。国际上也是疑虑重重，美国和欧盟都表示，该事件可能会影响西方投资。
据说，霍氏有政治野心，从经济上支持反对党，甚至自己也想参选。今年１２月有俄国杜马（国会）选举，明年３月又有总统大选，因此普京先下手为强，不准工商巨头干预政治。也有人说，这反映了俄国国内的新旧之争。霍氏代表苏联解体后暴富起来的工商阶级，要求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普京周围那些前安全机构人员则倾向于加强国家控制。还有人认为，这是俄国传统的排外，借霍氏之囚，以阻止尤科斯将２５％的股份出售给美国公司，政府甚至可能趁机“国有化”尤科斯。种种猜测，不一而足。杂多的议论中，讲得最有意思的，大概要数某证券交易行的分析家克里斯?威弗（Chris J.Weafer）。他指出：“对投资者而言，问题是投资在一个放大了的委内瑞拉呢，还是在一个有点象马来西亚的地方？”
俄国人称霍氏为“寡头”，听上去颇有些列宁的余韵——列宁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腐朽的、垂死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委内瑞拉的“梅斯提索”（Mestizo ，即白人和黑人、印地安人的混血儿）也把占据经济强势的西班牙裔白人称作“寡头”。他们支持左派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 与“寡头”们斗；“寡头”们则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要求查韦斯下台的罢工和示威，甚至联合军人举行政变。连年内斗的结果，是经济一蹶不振。单是今年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就比去年同期下降了１８．５％。如果俄国陷入类似局面，显然不是投资的适宜之处。
马来西亚则刚刚完成了权力过渡。统治该国二十二年的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总理退休了，由他的副手巴达威（Abdullah Badawi） 接任。马哈迪一些极有争议的政策——比如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资金管制——令商界啧有烦言，１０月３１日他退休当天，吉隆坡股市就上涨。但是，总体而言，马哈迪执政期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马国从一个出口锡矿和橡胶的落后国家转型为高科技出口国，成为东南亚一条新“小龙”，人均收入已接近九千美金，近来更成了中国人偷渡打工的一个目的地。在联合国今年发表的“人文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2003）列表中，马来西亚居第５８位，比俄国高了５位，比委内瑞拉高了１１位（中国是第１０４位，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是也）。虽然马来西亚的市场化和透明度仍然远远不如西方国家，石油那样的重要产业还是由国家经营，但投资者毕竟可以指望获得相当丰厚的回报。
看来威弗希望俄国最差也该象马来西亚那样，虽然不是西方民主，至少还有开明强人，对工商界抱合作态度。不过，一个国家的走向，领导者个人因素之外，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马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华人，他们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但却不关心政治的有产阶级，与马来人形成某种互相容忍的政经分工。而委内瑞拉的特点是西班牙裔白人与“梅斯提索”之间的惊人的贫富差距，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俄国的现状，更接近于哪个国家呢？
我们知道，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在肉体上消灭了资产阶级。但实际上，他们所消灭的，远多于我们在中文语境内所理解的“资产阶级”。在中文里，同是“资”字打头的“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似乎是一回事。但在西方语言里，比如英语，资本家是 capitalist ；而马列著作里中文译作“资产阶级”的 bourgeoisie，如果你查原版字典，会发现其实是“中产阶级”的意思。这词的词根是指贸易集市，bourgeoisie 就是住在贸易集市里的人，包括工匠、商贩和家庭饭馆小老板。马克思用这个词指与无产阶级对应的“有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和真正的资本家阶级 capitalist class 。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所肉体消灭的是整个与无产阶级“对立”的有产阶级。不但是中产阶级的文化基因被围剿批判，而且他们的生理基因——诸如勤劳、节俭、敢于冒险等性格——也被大量消灭了。以至于改革开始后，率先投入大潮的，多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我们来看看俄国富翁的年龄。英语是三进位一跳，百万（富翁）乘千是十亿，俄国的被称作“十亿富翁”的 billionaire，首富霍氏４０岁；二富３７岁；三富３８岁；四富比较大，５７岁；五富４２岁；六富只有３４岁，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时他才大学刚毕业；等等。俄国经济规模在世界前十名开外，十亿富翁的人数却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这些人多有犹太血统，霍氏也是。他们的年龄、族裔和人数都显得很不平常。他们看上去象是一些奇异的个例，而不是人数众多的有产阶级的上层精英。确实，在他们下面，不象我国那样有着无数的家庭饭馆小老板——去俄国旅游的人，都对那里至今存在的“吃饭难”有着深刻印象。
说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建国之后，除了文革极端时期，对资本家之外的有产阶级，时断时续地还允许他们操持旧业。十三届三中全会允许个体户存在时，那些革命了一辈子的领导干部，想想家庭饭馆小老板毕竟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的雇工剥削的“资产阶级”，也就举手同意了。中国的改革，就此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中文的很多译名来自日文。而在日文里，bourgeoisie 却是译作“中产阶级”的。历史常常呈现出一种很神秘的偶然性，不知当年哪位译者的妙手，错改一字，救了中国。
如果富翁们的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认同他们的伦理价值的中产阶级，在选举时，以富翁们的孤立突出，就很容易成为政客的打击对象，众多问题的替罪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靠着痛骂“寡头”赚取“梅斯提索”的选票。俄国首富霍氏的被捕，还有别的“寡头”所受到的打击，在即将到来的１２月７日的杜马选举中，也对支持普京的政党有利。１０月底，在俄国公众意见和市场研究（ＲＯＭＩＲ）所作的民意调查中，５２％的被询问者支持官方立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贫民，特别是那些老而穷的领养老金者，都认为霍氏早该蹲大狱了，“盗窃国有资产的骗子终于被抓起来了！”
这话听着义正词严。可是，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时的一大难点，恰恰在于如何计算国有资产。比如说，某座国营工厂的固定资产到底值多少？社会主义国家都奉行高积累低折旧政策。厂里一条投资三千万的生产线，按国际标准只能用十年，每年应该折旧三百万；但国家主管工业部的规定可能是三十年，每年只能折旧一百万。本该存着作为将来设备更新的资金，统统上缴国库买军火去了。十年之后，按国际市场价格，这条生产线已是一堆废铁；但是部里账面上，还存二千万。如果出售给私人，私人只肯付一百万废铁钱，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了一千九百万？
１９９０年东西两德统一后，拍卖原东德的国有企业。噼噼啪啪按西德会计方法一算，德国政府大吃一惊：东德的资产只有统一前估计的一半。结果，德国为统一付出的费用，超出原预算一倍还多。曾是西欧经济火车头的德国，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有一段后来被称为“改革家纷纷中箭落马”的时期，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也是“国有资产流失”。在购买国有企业时，按商人的本性，当然希望出最低的价。勾结原企业领导人（其实这些人往往本身就是买家），故意低估国有资产，压到市场价格之下，不但完全可能，而且普遍存在——事实上，在改革的初始阶段，不低估也很少有人买得起①。另一方面，那些只受过革命教育、毫无经济头脑的法官所写的判决，十有八九也是夸大不实之词——被盗或流失资产的数字，来自严重偏离市场价格的账面值。这些账面值，如果都是烈火真金，那又何必搞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账面上虽然很漂亮，报纸也天天在讲“到处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内囊却是净上来了，计划经济再也撑不住了。
虽说现在还没有见到俄国检方对尤科斯官员的详细控状，有些罪名已经看着很可疑。对尤科斯大股东、梅纳杰普银行总裁列别杰夫（Platon Lebedev）的控告是他在１９９４年的一家肥料厂私有化交易中“盗窃国有资产”。苏联老大哥的肥料厂，高消耗，大污染，按国际市场的标准，大概真的是一堆废铁，能值什么钱？
所谓“国有资产”，写在纸面上，只是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是按一定的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会计准则变了，数字就会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封闭的会计准则转向改革开放、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准则，纸面上的“国有资产”必然缩水，并引起一系列问题。检察官控告尤科斯逃税。俄国内政部长格利斯洛夫（Boris Gryslov） 指责霍氏：所有矿产资源属于全体俄国公民，如果委托某个公司管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将利润也“私有化”。看来俄国国库急着要钱。原为银行家的霍氏，在尤科斯的困难时期，于１９９６年以贷款交换股份，成为尤科斯最大股东。霍氏掌管日常业务之后，尤科斯在１９９９年成为第一个改用国际通用会计准则的俄国大公司。尤科斯声称他们交足了国税，不过，如果税务部门没有相应改变会计准则的话，两边的数字很可能对不起来。还是以前文假设的那家有一条投资三千万的生产线的工厂为例。私有化之后，业主重新投资三千万，彻底更新了生产线。如果税务部门认为，计入生产成本的设备折旧费每年只能有一百万，而业主坚持按国际标准折旧三百万，业主计算的利润就要比税务部门计算的少了两百万，应交的国税也就低了。业主是否“偷税漏税”呢？
正是这类利益上的冲突，必将导致富人们和有产阶级寻求更大的政治影响，与政治精英发生或合作或斗争的互动。
假设按尤科斯的立场，他们确实交足了国税，假设警方检方也确实是依法行事，将来的历史学家，审视这类案件时，大概会很无奈地摇头。一边是按他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相信自己正在为国除蠹，从而满怀正义激愤的检察官；一边是按自己的经验，相信市场经济的潮流无法抗拒，满怀“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的坚定信念的新富“寡头”。从黄仁宇所喜欢讲的“历史的长程合理性”的角度看，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对抗。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改革是一个充满妥协的过程。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打击首富二富，或许是难以避免的权力斗争，却不会有效地推进改革。一个国家要走向真正的稳定繁荣，还在于政策引导，创造一个人数众多的有产阶级——其中有几个巨富，但更多的是家庭饭馆小老板那样的中产阶级。
【注】
① 据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的文章，《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２０００年４、５月间，“湖南湘江涂料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通大有限公司、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相继宣告成立，它们从原来的‘国有独资’，‘置换’成国有资本不控股或仅仅相对控股：国有股依次仅占６％、２１％、３２％。此举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是典型的‘靓女先嫁’：这是三家效益好、规模大，通常被认为‘没有改革必要性’的大型企业。……按１９９９年期末会计报表，这三家企业剔除土地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后的账面净资产均超过１亿元，如果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置换’的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在上述两个文件提出的重新‘界定产权’原则的指导下，湘江涂料的国有资产比例便由１００％变为２０．５３％。再经过‘剔除不良资产，挤干水分’，湘江涂料被核定进入改制的优良资产为７０００多万元，其中国有资产为１５００多万元。对剩下的这些国有资产，再按‘国有产权一次性买断可实行５０％的优惠’的规定，由湘江涂料用５００万元买断其中的１０００万。只剩下５００万进入改制后企业资本账内。……紧接着便是把被‘界定’的企业资产‘一次性量化分配到人’。而在此进程中实行‘经营者持大股’的原则。”
不改变会计准则，搞什么“重新界定产权”、“剔除不良资产”，最后的结果也是让账面上的国有资产大量缩水。
私有化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私有化是暴富，是党内一大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新生的资本分子瓜分国有资产的暴富过程。
上面这一段很象文革时的毛语录，但笔者是当作一种无可避免的历史现象来描述的。不舍得让国有资产缩水，不肯卖出去，得到的就是今日东北的凋蔽。当然，在高积累低折旧的政策下，东北重工业的设备更新资金被国家抽走，国家是亏欠了白山黑水的。但是，现在回头向东北国有企业挹注大量国家投资，却也未必是东北复兴之路。首先是国家投资一般都是无效率的。其次，经济环境大改变了，中国已经加入ＷＴＯ了。十三年的谈判，讲解什么是“国有经济主导的市场经济”就花了七年。好不容易让其他国家相信我国也是市场经济，再给亏损国企高额无效投资，要被别人视作变相的政府补贴的。如果是出口产品，有些国家可能要控诉。
【１１月１５日后记】
最近，１１月１１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有一个报告：作为深化改革的步骤，今后两年将大量出售国有企业，继续降低国有经济的比例。他说，对效益差的企业，出售将不设底线。就是说，不再象目前那样将资产评估值作为拍卖最低价——对那些纯是包袱的企业，管它资产是否“流失”，跳楼价也甩卖。这已经很象俄国政府１９９６年拍卖濒临破产的当时的国营尤科斯石油公司时的情况。
虽然李荣融指的是效益差的企业，但在地方实践中，官员急于在降低国有经济比例的政治路线上作出成绩，售出的更可能是效益不错的企业，就象秦晖先生文章里讲的“靓女先嫁”。毕竟，买主并不是为党分优，而是为己发财，当然是效益好的企业更有吸引力。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