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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信函】张怀恭老人致川大校长谢和平先生的公开信
[FONT=黑体]http://weibo.com/p/1001603785557925885560
敬爱的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先生：
您好！
我叫张怀恭，女，现年76岁，原成都工学院陆地水文乙班56级学生。我的冤案是在成都工学院铸成，而成都工学院后来并入四川大学，所以给您写信。
1960年初，成都工学院召开“公捕大会”，处理三个学生，准备送去劳教。其中一个学生叫邓华伦，是我当时的热恋男友。我一时感情失控，上台将一包糖果送给邓华伦。与会者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将我也揪上台陪斗。事后，我被同班刘思军、辜翠英押解回原籍乐山五通桥。
当时是彭万源（调干生，水利系党总支委员）安排的押解。彭对他们说，我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要开除学籍，又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们连人带信交给五通桥公安局派出所。信中说，张怀恭的“反革命材料”赓即寄去。就这样，我失去学籍，失去自由，成了“暗管反革命分子”。
1960年下半年，盖有成都工学院公章的一封公函寄到了五通桥区公安局，内容是关于“新生反革命分子”张怀恭的处理：“一、反对共产党，参加反革命组织人民党，收集情报，联络员；二、反对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三、同情右派，为右派分子传书带信”。
被遣回原籍后，数十年来我所受的苦、所遭的罪，一言难尽。文革结束后，我因居住农村，消息闭塞，又心有余悸，错过了平反昭雪的时机。
2010年起，我前后送交川大申诉材料10份，均无果；2012年4月18日，一些老同学联系上我，得知我的境况，自发为我作证，联名向川大党委写信，要求为我昭雪平凡，落实政策。
2010年12月24日，川大党办副主任秦云清与一名姓罗的同志到五通桥公安局国安科查到成都工学院公函原件，与五通桥区信访局达成了为我平反的初步意向，但以后便无下文。
这以后，我多次到川大党委办公室等部门申诉，要求平反，落实政策。有人同情支持，有人推诿敷衍，有人拒之门外。此中酸甜苦辣，难以尽述。
近年信访政策出台之后，我继续申诉，均由川大党办秦云清副主任经办。他曾到五通桥公安局调查。五通桥区委办、五通桥信访局也多次打电话、发函，催促解决此事。但川大方面始终无明确答复。
2014年7月，我给秦副主任打电话，他说暑假后答复，但开学后又说还要调查。
2014年9月，我又一次来到川大，党委办公室等部门皆避而不见。有人叫我去省信访办，等我到省信访办，五通桥区信访局已派人车在彼处等候，要我体谅他们的难处。我心软，又随他们回五通桥。回去即打秦电话，秦仍说还要调查，跟着就挂掉电话。
我之所以写这封公开信给谢校长，是因为我实在想不通、搞不懂，为何一个长达54年的并不复杂的冤案，竟如此难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症结究竟何在？是领导不关心不受理，还是经办人员冷漠麻木不作为？
没有亲历当年境况的中青年人，也许无法理解受冤屈者的悲惨遭遇和痛苦心情。如今“依法治国”已成为社会共识，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也反复强调“各级领导要带头依法办事，不能以言代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法治中国的理想照进现实。
我沉冤受害54年，现已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惟望在有生之日，谢和平校长能为我这个近80岁的老妇人主持公道，依法落实政策、昭雪平反。如果仍得不到解决，我只有寻求法律援助，并公开向社会求援。无论道路如何崎岖曲折，我坚信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五十多年的沉冤必将昭雪，公平和正义必胜！
此致
[FONT=黑体]http://weibo.com/p/1001603785557925885560
[FONT=黑体]张怀恭老人致川大校长谢和平先生的公开信
敬爱的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先生：
您好！
我叫张怀恭，女，现年76岁，原成都工学院陆地水文乙班56级学生。我的冤案是在成都工学院铸成，而成都工学院后来并入四川大学，所以给您写信。
1960年初，成都工学院召开“公捕大会”，处理三个学生，准备送去劳教。其中一个学生叫邓华伦，是我当时的热恋男友。我一时感情失控，上台将一包糖果送给邓华伦。与会者群情激愤，高呼口号，将我也揪上台陪斗。事后，我被同班刘思军、辜翠英押解回原籍乐山五通桥。
当时是彭万源（调干生，水利系党总支委员）安排的押解。彭对他们说，我参加了反革命活动，要开除学籍，又开了一封介绍信，让他们连人带信交给五通桥公安局派出所。信中说，张怀恭的“反革命材料”赓即寄去。就这样，我失去学籍，失去自由，成了“暗管反革命分子”。
1960年下半年，盖有成都工学院公章的一封公函寄到了五通桥区公安局，内容是关于“新生反革命分子”张怀恭的处理：“一、反对共产党，参加反革命组织人民党，收集情报，联络员；二、反对三面红旗，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三、同情右派，为右派分子传书带信”。
被遣回原籍后，数十年来我所受的苦、所遭的罪，一言难尽。文革结束后，我因居住农村，消息闭塞，又心有余悸，错过了平反昭雪的时机。
2010年起，我前后送交川大申诉材料10份，均无果；2012年4月18日，一些老同学联系上我，得知我的境况，自发为我作证，联名向川大党委写信，要求为我昭雪平凡，落实政策。
2010年12月24日，川大党办副主任秦云清与一名姓罗的同志到五通桥公安局国安科查到成都工学院公函原件，与五通桥区信访局达成了为我平反的初步意向，但以后便无下文。
这以后，我多次到川大党委办公室等部门申诉，要求平反，落实政策。有人同情支持，有人推诿敷衍，有人拒之门外。此中酸甜苦辣，难以尽述。
近年信访政策出台之后，我继续申诉，均由川大党办秦云清副主任经办。他曾到五通桥公安局调查。五通桥区委办、五通桥信访局也多次打电话、发函，催促解决此事。但川大方面始终无明确答复。
2014年7月，我给秦副主任打电话，他说暑假后答复，但开学后又说还要调查。
2014年9月，我又一次来到川大，党委办公室等部门皆避而不见。有人叫我去省信访办，等我到省信访办，五通桥区信访局已派人车在彼处等候，要我体谅他们的难处。我心软，又随他们回五通桥。回去即打秦电话，秦仍说还要调查，跟着就挂掉电话。
我之所以写这封公开信给谢校长，是因为我实在想不通、搞不懂，为何一个长达54年的并不复杂的冤案，竟如此难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症结究竟何在？是领导不关心不受理，还是经办人员冷漠麻木不作为？
没有亲历当年境况的中青年人，也许无法理解受冤屈者的悲惨遭遇和痛苦心情。如今“依法治国”已成为社会共识，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也反复强调“各级领导要带头依法办事，不能以言代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法治中国的理想照进现实。
我沉冤受害54年，现已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惟望在有生之日，谢和平校长能为我这个近80岁的老妇人主持公道，依法落实政策、昭雪平反。如果仍得不到解决，我只有寻求法律援助，并公开向社会求援。无论道路如何崎岖曲折，我坚信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五十多年的沉冤必将昭雪，公平和正义必胜！
此致
敬礼！
[FONT=黑体]受害人：张怀恭
[FONT=黑体]13219709886
[FONT=黑体]2014[FONT=黑体]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