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年来，一个念头不断地在我脑际萦绕。它有时会在初春早晨的残雨里冒出，而使我骑车去北大校园讲课的路程变得忧伤；有时它在龙井袅袅的清芬里飘起， 而使听风阁内关于学术规矩的讨论激烈起来。一个仲夏的深夜，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哲学系的一间办公室里，我在电脑上敲下了“微斯人，吾谁与归”这个题目，突然 间思潮汹涌，文章的“眼”做成了，许多原本看起来不相干的事情可以连成一气说出来，而自能肆言无碍。不过，这个题目以及当时写下的一些文字随软盘回到燕北 园的听风阁，存在自家电脑文档期间虽然又添加了不少的段落，题目和这些文字却依然散漫地以我至今不知其原理的方式在电脑里静伏着，一直没有缀连为一篇文 章。去年秋天它又装在笔记本电脑里随我来到德国，这次与它做伴的还有商务新出的《康德的知识学》。案头上这本新出的旧著，康德祖国森林里的空气，便令那个 念头成了一种压力。我应该在这块土地上将这篇文字写出来，纪念我的老师齐良骥先生。
那也是初春的时候，先生丧事办完之后不久的一天，师母傅琰先生带信叫我去一趟。中关园先生的书房一如生前那样的安排，没有任何的变动。那本先生从大学 时代就用熟了的斯密英文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依然翻在先生最后所读的那一页，上面密密码码的红蓝等各色批注是我多年来所看熟的。师母先拿出一份先生亲笔的 提纲让我看，她想知道先生的著作究竟写到什么程度了。在一页人们现在已经不常用的八开五百字格大稿纸的题头上，有“总体方面的设想、计划、方针”一行字， 底下写着一些解释的文字和纲目。这个提纲非常清楚地标明了一部康德研究著作的完整而宏大的计划。不过只有第一部分第一编和第二编下面具列了每节的目录。
这时我想起在北医三院我与先生最后的那次谈话。先生很衰弱，见到我来还是很欢喜。躺在病床上的先生依然为自己未完成的稿子放心不下。我向来很少问及先 生著作的具体情况，尽管我知道先生退休之后的精力全都花在撰写康德理论哲学研究的著作上了。但是这次先生主动谈起自己写作的进度，说分析论以前的研究文字 大体完成了。我就说，那么，可以先出版已经成稿的部分。因为在康德研究领域，有不少专家甚至只研究分析论以前的理论，而到分析论为止的理论哲学研究，也可 以说是康德研究的主流。不过，其中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知道，在住院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先生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在晚间还伏案工作！这正是这次得 病的主要原因，诚如师母在后记里面那沉痛的文字所描述的那样：“先生自识年高体弱，唯恐难成夙愿，故而争取时间，日夜奋笔。然而由是更加心力交瘁。”所以 我想劝他不必着急，不要过劳。先生以其惯有的谨慎口气说，也可以这样考虑。这是我见先生的最后一面，一天之后先生就突然因心肺衰竭而过世了。那次谈话的内 容和先生的神态，是我一生最深刻的印象之一，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样，当下我就断定，至少这一部分应当是成稿。我对师母说，将手稿与提纲核对一下，如果是成稿，就可以出版。果然，第一编和第二编是全部完成了的， 约有一半以上的章节先生已经以其特有的一丝不苟的笔迹清清楚楚地誊好了，师母说，有些章节是她帮着誊写的——先生与师母两家是世代联姻的蒙满仕宦之家，他 们俩人又是青梅竹马，字都写得很好而且像，我有时很难辨别。其他部分则是有涂改增删的草稿，不过仍然非常清楚。我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提了一些建议，并自告奋 勇去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当时，商务哲学编辑室主任是武维琴先生，他听完之后就一口答应，以稍为高扬的苏北口音说，齐先生是康德大家，他的书我们是一定要出 的！他补充说，我也是齐先生的学生，也听过齐先生的课。
今天，在锋芒为经验不断磨勚而于好事多磨这个道理有了深刻的体会之后，对在中国做成一件事情，尤其有益的事情，我自忖养成了足够的耐心。所以在十年之 后，去年初春，又是在先生那个陈设依然的书房外面的小厅里，师母将《康德的知识学》一书放到我手上，无限感慨地说“毕竟出版了”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 即便如此，它毕竟是今天汉语康德研究中最高水平的著作，为汉语康德研究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康德研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多种不同的风格。各种研究著作的风格就其大端而言，或许可以粗分为二大类型。比较令人瞩目的一种就 是对康德哲学的创造性的诠释或重构，如斯特劳逊的《意义的界限》就是完全从解释康德入手而提出新的理论。还有另一种写法，就是在创建自己理论时将康德哲学 作为基本的理论背景，在这类著作中，康德思想与哲学家本人的思想如影相随，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可以说是此中的秀林之木。在此书第一版序中,叔本华说，“康德的哲学对于我这里要讲述的简直是唯一要假定为必须彻底加以理解的哲学”，而名为《康德哲学批判》的附录又几近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
第二类便是专门研究著作，其中又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对康德哲学的整体研究，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如果没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博大精深的 康德知识，这类著作的结局往往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其成功的例子有卡西尔的《康德的生平和思想》。第二种形式专门研究康德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或一个学说， 其极致便是由此问题或学说而进至整个康德哲学。新手之撰处女作一般自然而然地采取此种方式，康德研究的博士论文大都属于这一类形式。当然，其中也不乏高手 的名作，如普劳斯的《康德与物自身问题》。最为常见而且应该说构成康德研究著作主力的，乃是研究理论哲学、实践哲学或其他领域一个部分的著作。这种著作通 常依照康德三大批判或其他著作的一部或部分为论述的秩序，以对相关的著作、思想、原理以及名词术语进行分析、解释、考证为务，并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哲学理 论，不过对康德哲学提出新的解释却是题中应有之义。康德研究的经典之作，尤其专注理论哲学的研究名著，多数便以这种形式写就。较早的杰作有法欣格、斯密和 帕顿的文字，现在则有艾利逊等人的。就汉语文献而论，六经注我而得以成一家之说，牟宗三先生当是第一人；而我注六经的康德研究文字，先生的著作则无可争议 地是唯一的经典之作。
这样的评价大约会招致一些人的质疑和非难，笔者愿意另文回答一切可能而中肯的批评，而在这里只想简单地提出几点理由。第一，也是这里最想强调的，这是 一本极其规范的学术研究著作，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经年研究的结论，在书里书外都有相关的考证和分析以为奥援。先生一生致力于康德，约从七十年代起， 就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这个宏大的研究做直接而充分的准备。比如范畴起源问题是康德理论哲学中的难题，先生在八十年代所撰的《康德哲学中范畴的起源问 题》，就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实际上，除已经发表的文章，先生为此部著作还准备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师母曾经从那叠高逾半米的资料中拿出一些让我 看过。规范的学术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依旧匮乏，而规范的学术著作便是弥足珍贵。就我熟悉的领域来说，某些出自“名家”的著作，常识性的东西一说就错， 没有证明的独断之语，没有考证的臆想之说，比比皆是。
从先生的总体设想来看，《康德的知识学》不仅是对康德理论哲学的整体研究，而且也包括对他自己一生康德研究的总结，甚至要谈到业师的影响。康德哲学任 何一个部分的整体研究，都是一项耗费时日的艰巨任务，而理论哲学尤其如此。这不仅因为必须至少了解康德的全部哲学，精通康德理论哲学的主要著作，而且探讨 稍涉深入，就还必须熟悉至少康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大家的思想。读者自可以在此书随时求证如上特点。这是第二。
第三，康德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汉语康德研究自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是不可以脱离国际学术的境域；而直接参与康德研究的国际讨论，当是更高的要 求。一些以前无古人的姿态出现的汉语康德研究文献，颇有自说自话的自负，却几乎没有与西方学者讨论的能力，因为连根本的问题也往往不甚了了。先生此著的许 多观点乃是一家之说，而他的对手就是西方那些重要的康德研究专家。这些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都在最困难的一列。譬如，《纯粹理性批判》究竟是内在一致的体 系，还是“百衲衣”（patchwork,先生称之“拼凑说”），在这一个问题上，帕顿与斯密的观点是恰好相对的。先生向来反对“百衲衣”之说，而且与帕顿不同，也不允许易于导致“百衲衣”的观点有效性。在第七章第21节中，先生以非常清楚的分析，指出即使帕顿也承认有第二类推由六个证明组成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这个小处着手而大处着眼的周密分析，正是眼光与功力的体现。
这一节是全书最长的一节，也是全书最为精彩的一节。先生在这里以其精辟的分析和证明抗论康德研究大家法欣格、阿的凯斯、斯密、贝克和帕顿，就休谟是如何影响康德这一始终聚讼纷纭的疑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及其令人信服的论证：康德应当在1755年之后就通过《人类理解研究》德译本而对休谟的基本思想有了全面的了解，这种影响与康德过渡时期的探讨一起导致约在1772年康德的顿悟。仅仅这一论证就足以使先生居于世界一流康德专家的地位。这种分析和论证，不是才子一夜万言所可以言其万一的真功夫。
读到这一段时，我不禁想起每次念及便令我肃然的一幕：在先生过世前一、两个月的一天，在中关村路口至中关园东侧的人行道上，那时旁边还有一片空地，先 生拎着一大布袋西文书慢而稳地走着。先生告诉我，他刚从北图借书回来。当时北京图书馆的服务虽然乏善可陈，却还保持一点国家图书馆的气魄，一次可借书十 种，一种可含若干册。比如康德全集29卷 也算一种。先生那袋书究竟有多少册，我不好细问，但显然很沉重，而先生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拎几次回来。这样先生便始终了解和掌握当时国内所能找到的最新而有 价值的相关文献。先生当然也并非每次都得自己去北京图书馆拎书，先生的女公子当时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次劝阻先生自己去借书。我也说，我可以代劳。但先 生不愿意麻烦人，然而他的理由很正当：可以散散步，看看风景。直到进医院检查之后，人们才痛悟道，原来先生那时就可能有了大量的腹水。
许多康德传记都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康德的教授资格论文通过之后，康德的朋友称赞说，从此法国人再不能说德国无人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德国的思 想在康德哲学出世之后，虽不能说独领风骚，却执世界思想牛耳达一百余年。先生虽然没有完成自己的整个计划，但《康德的知识学》也足可以让国人说，从此汉语 康德研究至少在著作上面可以与西方人鼎足而立了。
《康德的知识学》这一名称表明对康德理论哲学的一种独特观点，这就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于知识的学说，从而就与其他的解释，比如形而上学理论等等区别了 开来。由于整个写作计划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无缘读到先生如此解释康德理论哲学的集中说明。不过，此书通篇都是围绕这个原则展开的，在全书的最后一节的最后 一部分，列有康德知识学十七个核心论点。第一次看到这些本该自成一章，或至少一节的文字时，我曾有几种推测：这十七点是全书的核心观点，因而就是先生观点 下的康德知识学的基本原则，它可以是全书的总结，但完全也可能是先生积年研究的基本结论，因而是全书的经纬。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体不佳，就将最为要紧的 论点列在后面，而向读者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最后两个核心论点在现在这个稿子里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无论如何，先生最重要的观点，亦即支持将康德的理论哲 学主要看成一种知识学的这个重要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我们来看441页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
“自然界的最根本的统一性不是本体论的统一性，也不是当时那种以力学为基础的物质机械运动的统一性，而是更高一层的统一性，即知识学，知识先天条件的 统一性……一切事物，不论大小巨细，无不网罗于其中。我们靠着这个统一性，就有了一个自然，这也是我们了解的自然界，它有一些最普遍必然的规律，在这些规 律指导下，我们得以无止境地探索出各样的经验规律，于是，这个自然界就是可以预测的，有办法对付、利用的自然界。”
与其说这是康德学说，我更愿意将之看作齐式的康德理论，其中不正也透露出先生自己的哲学见解？这样的文字同样也是这部著作的精髓所在。由此，我也就有 必要澄清，前面所说的康德研究两种类型著作的区别并无绝对的意义，没有实质上的分别，而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任何一种够格的哲学探讨，无论是哲学史研究，还 是对问题本身的措置，都必定是哲学之思。
先生晚年写作期间，正是中国大学一般教师生活最为艰苦的时期，多数青年教师陷入了一个根本的困境：如果纯粹从事学术研究，就无法养活自己；而要养活自 己，就得从事学术以外的营生。这是中国学术几千年间少有的苦难时期。而先生面临的是另一种巨大困难：这本著作完成之后，是否能够付得起高昂的出版资助？有 一件让人非常难过的事情。1990年， 世界康德会议在美国召开，先生很早就寄去了论文，并且安排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但是，先生向各级单位的申请都遭到拒绝——我的悲愤已不是任何指谪和抱怨所 能消弥的，细节不说也罢，然而事实就是，中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康德学者竟一次也不能参加国际康德会议！先生在给我看会议寄给他的各种材料时，显得非常痛 苦——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次；因为先生向来像康德一样，内心充满了宁静，以智者的态度生活。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先生完成如此宏大计划的决心。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先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不过，先生的写作看起来是比以前加快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 理由来解释先生的行为，而只能说学术在先生那里原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支撑先生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极度匮乏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这个看似西方人的说 法，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国人视野里的人生基点了：“立言”原本是仅次于“立德”的崇高职责。一切把学术仅仅当作工具的看法在这里都失去了说服力。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生这一辈人其实更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由此而浮想连翩，竟至于许多与学术不甚搭介的事情。自从入北大求学以来，二十 几年的学术生涯，虽然生性散淡，疏于交游，却也在不可避免和有意无意之间熟识了不少人，但总觉得自己与先生一辈人有更多相同的志趣，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 更多的认同感。我也常常琢磨其中的原因，倘仔细说来，可能又太过复杂和迂曲。然而，较为清楚和明白的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中国风格和情调，认真的精神和 诚恳的态度，尤其是狷介之性，常常有其令人着迷的神气，令人肃然起敬的境界。
在此书的总体设想里面，有 “自己过去[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书]对康德哲学的认识的自我反省” 这样一段文字。1957年 先生出版了一本论述康德的小册子，书名是《康德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批判》。在那样一个年代，这真是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如果没有一通批 判，此书连出版也是不可能的。但先生认为那本书对康德的评价是不正确的，因此他自己要承担责任，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反省。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今天中 国思想界的有趣场面，一些人提倡全民忏悔——这原本是应该大加赞成的，但却同时大行即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需忏悔之事，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不应该忏悔，虽 然在批评他人时总是义正辞严，虽然曾为文革的战斗队员或其他什么，因为有别人或者比他们犯了更大罪行的人还没有忏悔，所以他们也无需忏悔。
这种令人起敬的东西就学术层面而言，正是使学术达到炉火纯青的人的素质。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丝不苟。那篇拟定的反省惜未成稿，而使我们失去一次精神鞭策的机会，但在此书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先生对自己先前工作的反省。此书113页 有一段长长的脚注，辨析知性纯概念究竟是功能和作用，还是表象。这原是一个十分奥衍的理论问题，即便康德学者也有不少对这类问题不是说不清楚，就是轻轻放 过。因为，这里所讨论的虽然事关一个句子的翻译准确性，而其所承带的其实是对康德整个理论哲学的总体理解，并且唯有具备了自己特定的观点才可以有清楚的诠 证。先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自己先前翻译的错误，也不轻易将自己的责任由其原先所依照的英文本译者斯密来承担。先生现在的理解即知性纯概念乃是功能和作用， 对其所持的康德理论哲学乃内在一致的体系的基本观点，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斯密之所以持“百衲衣”说，除了受前人的影响之外，与其对康德许多重要学说的错误 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在400页分析休谟如何影响康德的一段文字中，先生否定了自己十多年以前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同类的例子。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生晚年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那个恶湿居下的时期，人们得不断地降低自己对于正当事业的要求和标准，以便能够勉强地活下去。大学教师的职业在那个时代仿佛是一项志愿工作，有权当 然也就生活无忧的人，不断地向人们鼓噪：创收！于是，笔者在当时每每为一个荒唐的逻辑所纠缠：你不能指望大学教师的职业所提供的报酬能够支付这项工作所必 需的费用，即便勉强的温饱，你都必须自己在职业以外挣出来，遑论其他的一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仿佛是有原罪的，必须经受一切的苦难才能得到救赎，但不是在 这个世界。饮冰茹檗已经不足以形容当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心情。
先生那一代人也经受着同样的贫困而却别有意味。有一天我出北大东门，看到先生在果园一侧的路边稳稳地走着。我下车趋前问候。他说，买了点新产的碧螺 春，又补充说，东西越来越买不起了，想了很久，只是实在想尝尝，才买了二两。我的博士导师杨一之先生多次说到，即便在文革之前，每年也能吃上一两次鲥鱼， 而现在竟是完全不可能了。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惨痛的玩笑，国民政府时期和平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竟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学教师的美谈，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 想。我们那一代人因此而身受三重痛苦，贫困生活带来的日常烦忧，过去和外部世界现实的压迫，以及乌托邦破灭和无力感。而精神的磨难则始终是其中的主调而难 以消弥的。
先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一般不谈这些生活琐事。除了学术问题，先生说及的别类事情很少，我至今清楚记得的廖廖可数。其中一件事关北大康德研究的传统： 当年他念北大时，蓝公武先生讲《纯粹理性批判》，听课的只有四人，他，牟宗三和其他两人。先生对蓝先生和牟先生并无臧否，蓝先生之从事革命是后来我从别的 书中读到的。另一件也有关康德研究，是我问及他才提起的。约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他在当时常去的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里遇见一位早年的学生。这位学生有一部十 几万字研究康德的手稿，想请先生提一下意见，先生觉得路数不同，不便发言而婉拒了。由此，我才明白那书第一版后记中所吐属的对京城德国哲学专家不满的缘由 之一。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措置是合理的。
齐先生的喜欢足球，少年时代中学放学之后，常常跑到东单体育场去看足球比赛，他的喜欢昆曲，他的写诗填词，都是先生身后由师母告诉我的。先生对于音乐 的爱好是我从这本书中读出来的。我和杨先生在一起时，是另外一种情形。杨先生的博学和才气常常让人倾动；他少年成名，游学欧洲，从事政治；投笔从戎，交游 缙绅，往来鸿儒——可惜这些在那个时代，竟成了他一生的包袱。我曾几次听他在谈兴如春之时用法语流利地背诵狄德罗的著作，《三国志》的文字——他钦服诸葛 亮。每当此时，就会有精妙而出人意表的言论发表。在先生羽化后帮着编辑遗稿时，发现他早年发表的政论竟是那么的远见卓识，而使目下的许多时论显得陈旧不 堪。每去杨先生府上在他的书房兼客厅坐下，多半他会先问我对某一事情怎么看，然后就会发表他自己的见解。杨先生不拘形迹，很合我喜自如不羁的天性；我有时 甚至也敢打趣先生，先生对此不仅不在乎，反而很高兴。杨先生于律诗的造诣是极高的；我一直觉得此生可以同时引为高兴和遗憾的一件事情，便是我与两位先生在 诗词方面有同好，而竟未能向他们请益。
齐先生平生很少出行，在1948年，他原本有去英国牛津留学的机会，但因为肺病，怕不耐海上长途旅行的颠簸，放弃了。先生晚年对我说起这件事情，不免流露出遗憾的神情。他觉得，否则，他的外语就会好得多，而且，其实另一位罹患同疾的人，毅然出行，也无大碍。这件事在我脑子里总是与另一件事情连在一起的。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北大迁至昆明。先生当时已经毕业，因为生病在家闭门读书。1941年 得知西南联大消息，便远走四川欲转道昆明。期间在内江一家工厂当过一段时间的出纳，最后取道越南才到达昆明，历时一年有半。师母在先生面前提起此事，以揶 揄的口气强调“管帐”这件事，而我却是无法想象眼前瘦弱和谨慎如斯的先生在烽火连天的险途上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昆明的情景——然而，这就是先生的精神。
在此书搁置了约八年之后，终于有了付印的消息。出版社和师母希望我能够将一些未及注明的页码补齐。在写下的那些文字反复磨洗而先生墓草几度枯荣之后， 再有机会给先生做一点事情，是非常欣慰的。八年睽阔，再次读到当年即完成的抄本，旧著新颜，不免吁嘘。先生手头常用的是一套W. Weischedel编Suhrkamp出 版的《康德著作集》，但在康德研究界一般以引科学院版为准——北大图书馆有一套半科学院版本，但借书是颇不方便的。多数引文已经注上了科学院版的页码，只 有少数尚需补齐和核对。此外，一些引文已注明引用文献或作者，但尚需补足版本、页码或统一书名等等。这是我所做的工作，也是一个学生所应该承担的。如果天 假先生以年，我也没有这样效力的荣幸。
十余年来，这个念头之所以始终压迫我，实在是因为我一直吃不准该如何说出面对先生在天之灵所想说的话来。在我中年之际写下的这些文字已无法将青年时代的情 感倾吐出来了。少年懵懂时就读熟的纪念老师的名篇虽然常在脑海里浮现，然而这个时代使这里的文字应有与之一概不同的别调。四十不惑，其实是在行与不行之 间，有了明白的选择；所以啸傲睥睨的心态便放在了一边，而只想说，在这个一切神圣性都已破碎的时代，受人敬重是一种绝响，而有人值得自己敬重就是一种福 祉。我敬重齐先生！就像先生从北京到昆明的远行，虽然时经一年有半，却终于到达；就像先生这部著作，虽然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却终于成 就；我也应该这样去做
2001年3月4日定稿于德国蒂宾根干草山居
那也是初春的时候，先生丧事办完之后不久的一天，师母傅琰先生带信叫我去一趟。中关园先生的书房一如生前那样的安排，没有任何的变动。那本先生从大学 时代就用熟了的斯密英文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依然翻在先生最后所读的那一页，上面密密码码的红蓝等各色批注是我多年来所看熟的。师母先拿出一份先生亲笔的 提纲让我看，她想知道先生的著作究竟写到什么程度了。在一页人们现在已经不常用的八开五百字格大稿纸的题头上，有“总体方面的设想、计划、方针”一行字， 底下写着一些解释的文字和纲目。这个提纲非常清楚地标明了一部康德研究著作的完整而宏大的计划。不过只有第一部分第一编和第二编下面具列了每节的目录。
这时我想起在北医三院我与先生最后的那次谈话。先生很衰弱，见到我来还是很欢喜。躺在病床上的先生依然为自己未完成的稿子放心不下。我向来很少问及先 生著作的具体情况，尽管我知道先生退休之后的精力全都花在撰写康德理论哲学研究的著作上了。但是这次先生主动谈起自己写作的进度，说分析论以前的研究文字 大体完成了。我就说，那么，可以先出版已经成稿的部分。因为在康德研究领域，有不少专家甚至只研究分析论以前的理论，而到分析论为止的理论哲学研究，也可 以说是康德研究的主流。不过，其中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知道，在住院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先生不顾七十多岁的高龄，在晚间还伏案工作！这正是这次得 病的主要原因，诚如师母在后记里面那沉痛的文字所描述的那样：“先生自识年高体弱，唯恐难成夙愿，故而争取时间，日夜奋笔。然而由是更加心力交瘁。”所以 我想劝他不必着急，不要过劳。先生以其惯有的谨慎口气说，也可以这样考虑。这是我见先生的最后一面，一天之后先生就突然因心肺衰竭而过世了。那次谈话的内 容和先生的神态，是我一生最深刻的印象之一，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样，当下我就断定，至少这一部分应当是成稿。我对师母说，将手稿与提纲核对一下，如果是成稿，就可以出版。果然，第一编和第二编是全部完成了的， 约有一半以上的章节先生已经以其特有的一丝不苟的笔迹清清楚楚地誊好了，师母说，有些章节是她帮着誊写的——先生与师母两家是世代联姻的蒙满仕宦之家，他 们俩人又是青梅竹马，字都写得很好而且像，我有时很难辨别。其他部分则是有涂改增删的草稿，不过仍然非常清楚。我就一些具体的问题提了一些建议，并自告奋 勇去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当时，商务哲学编辑室主任是武维琴先生，他听完之后就一口答应，以稍为高扬的苏北口音说，齐先生是康德大家，他的书我们是一定要出 的！他补充说，我也是齐先生的学生，也听过齐先生的课。
今天，在锋芒为经验不断磨勚而于好事多磨这个道理有了深刻的体会之后，对在中国做成一件事情，尤其有益的事情，我自忖养成了足够的耐心。所以在十年之 后，去年初春，又是在先生那个陈设依然的书房外面的小厅里，师母将《康德的知识学》一书放到我手上，无限感慨地说“毕竟出版了”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 即便如此，它毕竟是今天汉语康德研究中最高水平的著作，为汉语康德研究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康德研究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多种不同的风格。各种研究著作的风格就其大端而言，或许可以粗分为二大类型。比较令人瞩目的一种就 是对康德哲学的创造性的诠释或重构，如斯特劳逊的《意义的界限》就是完全从解释康德入手而提出新的理论。还有另一种写法，就是在创建自己理论时将康德哲学 作为基本的理论背景，在这类著作中，康德思想与哲学家本人的思想如影相随，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可以说是此中的秀林之木。在此书第一版序中,叔本华说，“康德的哲学对于我这里要讲述的简直是唯一要假定为必须彻底加以理解的哲学”，而名为《康德哲学批判》的附录又几近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
第二类便是专门研究著作，其中又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对康德哲学的整体研究，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如果没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博大精深的 康德知识，这类著作的结局往往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其成功的例子有卡西尔的《康德的生平和思想》。第二种形式专门研究康德哲学中的一个问题或一个学说， 其极致便是由此问题或学说而进至整个康德哲学。新手之撰处女作一般自然而然地采取此种方式，康德研究的博士论文大都属于这一类形式。当然，其中也不乏高手 的名作，如普劳斯的《康德与物自身问题》。最为常见而且应该说构成康德研究著作主力的，乃是研究理论哲学、实践哲学或其他领域一个部分的著作。这种著作通 常依照康德三大批判或其他著作的一部或部分为论述的秩序，以对相关的著作、思想、原理以及名词术语进行分析、解释、考证为务，并不在于提出一种新的哲学理 论，不过对康德哲学提出新的解释却是题中应有之义。康德研究的经典之作，尤其专注理论哲学的研究名著，多数便以这种形式写就。较早的杰作有法欣格、斯密和 帕顿的文字，现在则有艾利逊等人的。就汉语文献而论，六经注我而得以成一家之说，牟宗三先生当是第一人；而我注六经的康德研究文字，先生的著作则无可争议 地是唯一的经典之作。
这样的评价大约会招致一些人的质疑和非难，笔者愿意另文回答一切可能而中肯的批评，而在这里只想简单地提出几点理由。第一，也是这里最想强调的，这是 一本极其规范的学术研究著作，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经年研究的结论，在书里书外都有相关的考证和分析以为奥援。先生一生致力于康德，约从七十年代起， 就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为这个宏大的研究做直接而充分的准备。比如范畴起源问题是康德理论哲学中的难题，先生在八十年代所撰的《康德哲学中范畴的起源问 题》，就对这个问题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实际上，除已经发表的文章，先生为此部著作还准备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师母曾经从那叠高逾半米的资料中拿出一些让我 看过。规范的学术研究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依旧匮乏，而规范的学术著作便是弥足珍贵。就我熟悉的领域来说，某些出自“名家”的著作，常识性的东西一说就错， 没有证明的独断之语，没有考证的臆想之说，比比皆是。
从先生的总体设想来看，《康德的知识学》不仅是对康德理论哲学的整体研究，而且也包括对他自己一生康德研究的总结，甚至要谈到业师的影响。康德哲学任 何一个部分的整体研究，都是一项耗费时日的艰巨任务，而理论哲学尤其如此。这不仅因为必须至少了解康德的全部哲学，精通康德理论哲学的主要著作，而且探讨 稍涉深入，就还必须熟悉至少康德以前的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大家的思想。读者自可以在此书随时求证如上特点。这是第二。
第三，康德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术，汉语康德研究自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是不可以脱离国际学术的境域；而直接参与康德研究的国际讨论，当是更高的要 求。一些以前无古人的姿态出现的汉语康德研究文献，颇有自说自话的自负，却几乎没有与西方学者讨论的能力，因为连根本的问题也往往不甚了了。先生此著的许 多观点乃是一家之说，而他的对手就是西方那些重要的康德研究专家。这些问题从专业角度来说，都在最困难的一列。譬如，《纯粹理性批判》究竟是内在一致的体 系，还是“百衲衣”（patchwork,先生称之“拼凑说”），在这一个问题上，帕顿与斯密的观点是恰好相对的。先生向来反对“百衲衣”之说，而且与帕顿不同，也不允许易于导致“百衲衣”的观点有效性。在第七章第21节中，先生以非常清楚的分析，指出即使帕顿也承认有第二类推由六个证明组成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这个小处着手而大处着眼的周密分析，正是眼光与功力的体现。
这一节是全书最长的一节，也是全书最为精彩的一节。先生在这里以其精辟的分析和证明抗论康德研究大家法欣格、阿的凯斯、斯密、贝克和帕顿，就休谟是如何影响康德这一始终聚讼纷纭的疑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及其令人信服的论证：康德应当在1755年之后就通过《人类理解研究》德译本而对休谟的基本思想有了全面的了解，这种影响与康德过渡时期的探讨一起导致约在1772年康德的顿悟。仅仅这一论证就足以使先生居于世界一流康德专家的地位。这种分析和论证，不是才子一夜万言所可以言其万一的真功夫。
读到这一段时，我不禁想起每次念及便令我肃然的一幕：在先生过世前一、两个月的一天，在中关村路口至中关园东侧的人行道上，那时旁边还有一片空地，先 生拎着一大布袋西文书慢而稳地走着。先生告诉我，他刚从北图借书回来。当时北京图书馆的服务虽然乏善可陈，却还保持一点国家图书馆的气魄，一次可借书十 种，一种可含若干册。比如康德全集29卷 也算一种。先生那袋书究竟有多少册，我不好细问，但显然很沉重，而先生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拎几次回来。这样先生便始终了解和掌握当时国内所能找到的最新而有 价值的相关文献。先生当然也并非每次都得自己去北京图书馆拎书，先生的女公子当时就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次劝阻先生自己去借书。我也说，我可以代劳。但先 生不愿意麻烦人，然而他的理由很正当：可以散散步，看看风景。直到进医院检查之后，人们才痛悟道，原来先生那时就可能有了大量的腹水。
许多康德传记都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当康德的教授资格论文通过之后，康德的朋友称赞说，从此法国人再不能说德国无人了。这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德国的思 想在康德哲学出世之后，虽不能说独领风骚，却执世界思想牛耳达一百余年。先生虽然没有完成自己的整个计划，但《康德的知识学》也足可以让国人说，从此汉语 康德研究至少在著作上面可以与西方人鼎足而立了。
《康德的知识学》这一名称表明对康德理论哲学的一种独特观点，这就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关于知识的学说，从而就与其他的解释，比如形而上学理论等等区别了 开来。由于整个写作计划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无缘读到先生如此解释康德理论哲学的集中说明。不过，此书通篇都是围绕这个原则展开的，在全书的最后一节的最后 一部分，列有康德知识学十七个核心论点。第一次看到这些本该自成一章，或至少一节的文字时，我曾有几种推测：这十七点是全书的核心观点，因而就是先生观点 下的康德知识学的基本原则，它可以是全书的总结，但完全也可能是先生积年研究的基本结论，因而是全书的经纬。先生是否意识到自己身体不佳，就将最为要紧的 论点列在后面，而向读者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最后两个核心论点在现在这个稿子里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挥。无论如何，先生最重要的观点，亦即支持将康德的理论哲 学主要看成一种知识学的这个重要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证。我们来看441页一段极为重要的文字：
“自然界的最根本的统一性不是本体论的统一性，也不是当时那种以力学为基础的物质机械运动的统一性，而是更高一层的统一性，即知识学，知识先天条件的 统一性……一切事物，不论大小巨细，无不网罗于其中。我们靠着这个统一性，就有了一个自然，这也是我们了解的自然界，它有一些最普遍必然的规律，在这些规 律指导下，我们得以无止境地探索出各样的经验规律，于是，这个自然界就是可以预测的，有办法对付、利用的自然界。”
与其说这是康德学说，我更愿意将之看作齐式的康德理论，其中不正也透露出先生自己的哲学见解？这样的文字同样也是这部著作的精髓所在。由此，我也就有 必要澄清，前面所说的康德研究两种类型著作的区别并无绝对的意义，没有实质上的分别，而只有程度上的差异。任何一种够格的哲学探讨，无论是哲学史研究，还 是对问题本身的措置，都必定是哲学之思。
先生晚年写作期间，正是中国大学一般教师生活最为艰苦的时期，多数青年教师陷入了一个根本的困境：如果纯粹从事学术研究，就无法养活自己；而要养活自 己，就得从事学术以外的营生。这是中国学术几千年间少有的苦难时期。而先生面临的是另一种巨大困难：这本著作完成之后，是否能够付得起高昂的出版资助？有 一件让人非常难过的事情。1990年， 世界康德会议在美国召开，先生很早就寄去了论文，并且安排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但是，先生向各级单位的申请都遭到拒绝——我的悲愤已不是任何指谪和抱怨所 能消弥的，细节不说也罢，然而事实就是，中国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康德学者竟一次也不能参加国际康德会议！先生在给我看会议寄给他的各种材料时，显得非常痛 苦——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一次；因为先生向来像康德一样，内心充满了宁静，以智者的态度生活。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先生完成如此宏大计划的决心。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先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不过，先生的写作看起来是比以前加快了。我实在想不出别的 理由来解释先生的行为，而只能说学术在先生那里原是一种神圣的职责，支撑先生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极度匮乏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这个看似西方人的说 法，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中国人视野里的人生基点了：“立言”原本是仅次于“立德”的崇高职责。一切把学术仅仅当作工具的看法在这里都失去了说服力。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生这一辈人其实更具有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由此而浮想连翩，竟至于许多与学术不甚搭介的事情。自从入北大求学以来，二十 几年的学术生涯，虽然生性散淡，疏于交游，却也在不可避免和有意无意之间熟识了不少人，但总觉得自己与先生一辈人有更多相同的志趣，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 更多的认同感。我也常常琢磨其中的原因，倘仔细说来，可能又太过复杂和迂曲。然而，较为清楚和明白的是，他们的观念，他们的中国风格和情调，认真的精神和 诚恳的态度，尤其是狷介之性，常常有其令人着迷的神气，令人肃然起敬的境界。
在此书的总体设想里面，有 “自己过去[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书]对康德哲学的认识的自我反省” 这样一段文字。1957年 先生出版了一本论述康德的小册子，书名是《康德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批判》。在那样一个年代，这真是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了，如果没有一通批 判，此书连出版也是不可能的。但先生认为那本书对康德的评价是不正确的，因此他自己要承担责任，对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行反省。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今天中 国思想界的有趣场面，一些人提倡全民忏悔——这原本是应该大加赞成的，但却同时大行即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需忏悔之事，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不应该忏悔，虽 然在批评他人时总是义正辞严，虽然曾为文革的战斗队员或其他什么，因为有别人或者比他们犯了更大罪行的人还没有忏悔，所以他们也无需忏悔。
这种令人起敬的东西就学术层面而言，正是使学术达到炉火纯青的人的素质。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一丝不苟。那篇拟定的反省惜未成稿，而使我们失去一次精神鞭策的机会，但在此书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先生对自己先前工作的反省。此书113页 有一段长长的脚注，辨析知性纯概念究竟是功能和作用，还是表象。这原是一个十分奥衍的理论问题，即便康德学者也有不少对这类问题不是说不清楚，就是轻轻放 过。因为，这里所讨论的虽然事关一个句子的翻译准确性，而其所承带的其实是对康德整个理论哲学的总体理解，并且唯有具备了自己特定的观点才可以有清楚的诠 证。先生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自己先前翻译的错误，也不轻易将自己的责任由其原先所依照的英文本译者斯密来承担。先生现在的理解即知性纯概念乃是功能和作用， 对其所持的康德理论哲学乃内在一致的体系的基本观点，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斯密之所以持“百衲衣”说，除了受前人的影响之外，与其对康德许多重要学说的错误 理解是密切相关的。在400页分析休谟如何影响康德的一段文字中，先生否定了自己十多年以前的观点，这也是一个同类的例子。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生晚年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那个恶湿居下的时期，人们得不断地降低自己对于正当事业的要求和标准，以便能够勉强地活下去。大学教师的职业在那个时代仿佛是一项志愿工作，有权当 然也就生活无忧的人，不断地向人们鼓噪：创收！于是，笔者在当时每每为一个荒唐的逻辑所纠缠：你不能指望大学教师的职业所提供的报酬能够支付这项工作所必 需的费用，即便勉强的温饱，你都必须自己在职业以外挣出来，遑论其他的一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仿佛是有原罪的，必须经受一切的苦难才能得到救赎，但不是在 这个世界。饮冰茹檗已经不足以形容当时我们那一代人的心情。
先生那一代人也经受着同样的贫困而却别有意味。有一天我出北大东门，看到先生在果园一侧的路边稳稳地走着。我下车趋前问候。他说，买了点新产的碧螺 春，又补充说，东西越来越买不起了，想了很久，只是实在想尝尝，才买了二两。我的博士导师杨一之先生多次说到，即便在文革之前，每年也能吃上一两次鲥鱼， 而现在竟是完全不可能了。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惨痛的玩笑，国民政府时期和平年代大学教师的工资竟成了九十年代中国大学教师的美谈，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 想。我们那一代人因此而身受三重痛苦，贫困生活带来的日常烦忧，过去和外部世界现实的压迫，以及乌托邦破灭和无力感。而精神的磨难则始终是其中的主调而难 以消弥的。
先生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一般不谈这些生活琐事。除了学术问题，先生说及的别类事情很少，我至今清楚记得的廖廖可数。其中一件事关北大康德研究的传统： 当年他念北大时，蓝公武先生讲《纯粹理性批判》，听课的只有四人，他，牟宗三和其他两人。先生对蓝先生和牟先生并无臧否，蓝先生之从事革命是后来我从别的 书中读到的。另一件也有关康德研究，是我问及他才提起的。约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他在当时常去的灯市东口的中国书店里遇见一位早年的学生。这位学生有一部十 几万字研究康德的手稿，想请先生提一下意见，先生觉得路数不同，不便发言而婉拒了。由此，我才明白那书第一版后记中所吐属的对京城德国哲学专家不满的缘由 之一。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措置是合理的。
齐先生的喜欢足球，少年时代中学放学之后，常常跑到东单体育场去看足球比赛，他的喜欢昆曲，他的写诗填词，都是先生身后由师母告诉我的。先生对于音乐 的爱好是我从这本书中读出来的。我和杨先生在一起时，是另外一种情形。杨先生的博学和才气常常让人倾动；他少年成名，游学欧洲，从事政治；投笔从戎，交游 缙绅，往来鸿儒——可惜这些在那个时代，竟成了他一生的包袱。我曾几次听他在谈兴如春之时用法语流利地背诵狄德罗的著作，《三国志》的文字——他钦服诸葛 亮。每当此时，就会有精妙而出人意表的言论发表。在先生羽化后帮着编辑遗稿时，发现他早年发表的政论竟是那么的远见卓识，而使目下的许多时论显得陈旧不 堪。每去杨先生府上在他的书房兼客厅坐下，多半他会先问我对某一事情怎么看，然后就会发表他自己的见解。杨先生不拘形迹，很合我喜自如不羁的天性；我有时 甚至也敢打趣先生，先生对此不仅不在乎，反而很高兴。杨先生于律诗的造诣是极高的；我一直觉得此生可以同时引为高兴和遗憾的一件事情，便是我与两位先生在 诗词方面有同好，而竟未能向他们请益。
齐先生平生很少出行，在1948年，他原本有去英国牛津留学的机会，但因为肺病，怕不耐海上长途旅行的颠簸，放弃了。先生晚年对我说起这件事情，不免流露出遗憾的神情。他觉得，否则，他的外语就会好得多，而且，其实另一位罹患同疾的人，毅然出行，也无大碍。这件事在我脑子里总是与另一件事情连在一起的。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北大迁至昆明。先生当时已经毕业，因为生病在家闭门读书。1941年 得知西南联大消息，便远走四川欲转道昆明。期间在内江一家工厂当过一段时间的出纳，最后取道越南才到达昆明，历时一年有半。师母在先生面前提起此事，以揶 揄的口气强调“管帐”这件事，而我却是无法想象眼前瘦弱和谨慎如斯的先生在烽火连天的险途上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昆明的情景——然而，这就是先生的精神。
在此书搁置了约八年之后，终于有了付印的消息。出版社和师母希望我能够将一些未及注明的页码补齐。在写下的那些文字反复磨洗而先生墓草几度枯荣之后， 再有机会给先生做一点事情，是非常欣慰的。八年睽阔，再次读到当年即完成的抄本，旧著新颜，不免吁嘘。先生手头常用的是一套W. Weischedel编Suhrkamp出 版的《康德著作集》，但在康德研究界一般以引科学院版为准——北大图书馆有一套半科学院版本，但借书是颇不方便的。多数引文已经注上了科学院版的页码，只 有少数尚需补齐和核对。此外，一些引文已注明引用文献或作者，但尚需补足版本、页码或统一书名等等。这是我所做的工作，也是一个学生所应该承担的。如果天 假先生以年，我也没有这样效力的荣幸。
十余年来，这个念头之所以始终压迫我，实在是因为我一直吃不准该如何说出面对先生在天之灵所想说的话来。在我中年之际写下的这些文字已无法将青年时代的情 感倾吐出来了。少年懵懂时就读熟的纪念老师的名篇虽然常在脑海里浮现，然而这个时代使这里的文字应有与之一概不同的别调。四十不惑，其实是在行与不行之 间，有了明白的选择；所以啸傲睥睨的心态便放在了一边，而只想说，在这个一切神圣性都已破碎的时代，受人敬重是一种绝响，而有人值得自己敬重就是一种福 祉。我敬重齐先生！就像先生从北京到昆明的远行，虽然时经一年有半，却终于到达；就像先生这部著作，虽然倾注了全部心血和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却终于成 就；我也应该这样去做
2001年3月4日定稿于德国蒂宾根干草山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