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世界哲学》 2005年01期，作者郭大为
内容提要：近年来，康德研究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于康德文献的整理、注疏与解读上。其次，随着人们对于康德兴趣的不断高涨，出现了多部根据新材料和新视角重新撰写的康德传记。除理论哲学外，实践哲学已经成为当今德国康德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美学与目的论、宗教哲学及人类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关键词：康德；德国哲学；理论哲学；实践哲学
正值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逝世200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从现已公布的年度计划来看，仅歌德学院在世界各地分院主办或协办的康德会议就将近20次之多。在德国，2004年更被称为“康德年”，各大学不失时机地推出多种有关康德的讲座、研讨班和报告会，美因茨、不来梅、柏林洪堡大学还纷纷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为了迎接康德年，各出版社也早早策划了一系列有关康德的图书，以出版康德文献著名的格律特（Walter de Gruyter）出版社就于今年年初发行了名为《今天为什么研究康德？》（Warum Kant heute?）的文集，文集收录的十五篇文章分别从认识论、先验论、主体学说、现象学、心智学说、自然哲学与科学理论、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及目的论等方面总结了康德研究的进展，评说了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文汇报》、3Sat电视台等众多媒体或开辟专栏、或推介新书、或播放系列电视专题片，为康德年大造声势，许多政要名人也被请出来发表纪念讲话。正如一篇报道的标题所说的那样：“康德来了”，作古200年的康德一时间仿佛成了各界公众关注的中心人物。
不过，康德研究并不是因“康德年”才呈现繁荣局面的。2000年3月，当第九届国际康德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时，就有11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有400位报告人分别就八个专题做了学术报告，会议规模之盛大充分说明了康德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号召力。在德国，康德研究更是以其成熟稳健一直不失为显学的尊贵，许多地方都设有康德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中以传统悠久的“康德学会”最为有名，它主办的《康德研究》以严谨和高水准而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不但将哲学变成了德国的一项民族事业，而且对新康德主义以来德国哲学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共识决定了康德研究在德国学术界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德国各大学哲学系每学期必定开设有康德的课程，有关康德的论著也可谓汗牛充栋。据《康德研究》去年的统计，2001年西方学界出版或发表康德的著作及相关研究共963种，其中德语文献占了近一半。近年来，不论是赞同还是批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今几乎所有哲学的前沿问题都不能在不提及康德的情况下得到令人信服的讨论，康德也被视为引用率最高的德国哲学家。
近年来，康德研究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喜人的，这首先表现在对于康德文献的整理、注疏与解读上。由狄尔泰发轫、1900出版（Band 11: Briefwechsel II (1789-1794)1900, Band 12: Briefwechsel III (1795–1803) 1902）第1卷的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一直被视为学术界的标准版本，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全集》至今未能出齐。不过，这一尴尬局面很快就会彻底发生改观。1997年，由R.布兰特（Reinhard Brandt）和W.施达克（Werner Stark）编辑的该全集的第25卷，即《人类学讲演录》在人们的期待中正式出版。第四部分即讲演部分的最后一卷《自然地理学》也在编纂之中，预计2006年与读者见面。
康德的基本著作版本繁多，其中不乏名家刊校的精品，这又尤以《纯粹理性批判》为最。即使如此，德国学者依然学不厌精，对于第一批判的校订、评注屡屡有新的发现。1998年，迈纳出版社（Felix Meiner Verlag）又出版了J.提莫曼（Jens Timmermann）根据第一、二版原版精心修订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一长达995页的煌煌巨制，修正了长期不为人觉察的舛误，编制了详细的人名与主题索引及内容翔实的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书目。2002年，P.纳塔勒（Paul Natterer）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系统评注》，这也是一部超过800页的鸿篇大作，其特点是从多学科角度总结了二战以来第一批判的研究成果。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整理刊行康德的文献外，专家们还尝试从新的视角来编辑康德的著作，比如由M.弗兰克（Manfred Frank）等人编辑校注的《康德美学与自然哲学文集》（2001）就力图将自然哲学看成是与康德的美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这些对于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为德国康德研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康德研究的工具书这两年也不乏新作，G.伊尔利茨（Gerd Irrlitz）编写的《康德手册——生平、著作与影响》（2002）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着人们对于康德兴趣的不断高涨，卡西勒、伏尔伦德等人的康德传记因年代久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口味与要求了，根据新材料和新视角重新考察康德生平与思想的作品应运而生。仅2003年就有多种新传记付梓，这其中既有记者出身的U.舒尔茨（Uwe Schultz）文笔风趣的通俗读物，也有M.盖尔（Manfred Geier）的《康德的世界》与S.迪驰（Steffen Dietzsch）的《康德传》这样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任教于马堡大学哲学系的M.库恩（Manfred Kühn）教授继2001年英文版《康德传》之后，去年又出了德文本，这部600多页的巨作更是以考证缜密、资料丰富、学术性强而倍受学界人士的称道。从少年的求学生涯，到做家庭教师时期的感情纠葛，从出席上流沙龙聚会的“儒雅硕士”，到餐桌盛宴的高谈阔论，从衣著时尚到养生之道，这些传记作品向世人描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生动地展现了哲学家的真实生活。海涅关于康德“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这一广为流行的断言由此得到了根本的纠正。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康德生活的还原有助于人们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哲学家思想的起源与深刻的意蕴。
总体说来，德国康德研究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围绕康德的生平、著作和影响展开的专门性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现实意义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当今哲学所有领域的探讨几乎都要回溯到康德，现实问题的争论又向康德专家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在浩如烟海的康德文献中，理论哲学研究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传统的问题与方法在更加细致和深化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这其中有的探寻范畴的主观起源［A.罗莎莱斯（Albert Rosales）：《康德的存在与主体性》，2000］，有的剖析《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经验的类比”［G.桑斯（Georg Sans）：《康德的本体论是自然主义的吗？》，1999］，
也有的试图展现康德经验理论的目的论与实践维度［B.德弗林格尔（Bernd Doerflinger）：《理论理性的生命》，2000］。新的变化表现在，认识论与其他理论哲学领域一样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论”依然是热门的分析对象，也有研究通过康德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来讨论真理的意义问题［D. V.霍夫曼（Doris Vera Hofmann），2000］。H.艾德曼（Heinz Eidam）则受海德格尔的启发，试图从Dasein着手挖掘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2000）。
此外，康德理论哲学的研究热点还悄悄发生了另一个转向，就是从认识论转向了科学哲学，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及《遗著》的深入研究带来的结果。
眼下，研究第一批判最引人注目的新书当属图宾根大学哲学系Otfried Hoeffe教授2003年出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部以“现代哲学的基石”为副标题的著作中，作者完全从当代的背景出发，联系康德以后哲学发展提出的问题与挑战，用“更加善知的眼睛”来清除误解与错读。赫费教授认为，康德的第一批判为整个哲学领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西方思想的风景由此获得了它的现代容貌。让作者深感遗憾的是，康德所成就的伟业被人遗忘了，以至于人们在认识论中还经常抱守一种前批判的经验主义，在身心问题的争论中甚至总是围绕笛卡尔的二元论打转转，尽管康德已经超越了此二者。面对哲学受到外部的认识科学与内部告别理性趋向的冲击，作者通过对“感性论”、“分析论”、“辩证论”和“方法论”的解释学研究，再一次确证了皮尔士当年的断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今还是“哲学的母乳”。
赫费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是针对后现代思潮及各种怀疑论的情绪的，这是他现代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不但是强调康德理论哲学的普世性，更是突出其实践哲学的现实意义。他在书中认定，《纯粹理性批判》“在一种断然的意义上完全就是实践哲学”。作为政治-法哲学领域的权威，赫费也是康德专家，他于1983年出版的《康德》一书迄今已经出了第6版。实际上，他的政治哲学、法哲学研究都带有康德的影子，即使是密切关注现实的《全球化时代的民主》（1999）一书也开辟大量的篇幅讨论康德。2001年赫费出版了《国王般的人民》一书，集中探讨了康德世界主义的法权哲学与和平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坦白了他近期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渊源，从而也进一步表明：德国康德研究的活力突出体现在实践哲学方面。
一方面，福科对于启蒙本质的反思，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围绕正义展开的争论，所有这些追波逐浪似的学术热潮都一再将人们带到康德的面前；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度信息化的背景下，固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失衡，生命-技术伦理濒于无效的边缘，风险社会、文明冲突、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现实压力更是不断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康德关于道德自律、公共理性、永久和平思想的内在价值。不论是从理论的还是现实的需要来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急于确定道德规律的有效性与可行性［G.兰德维尔（Goetz Landwehr）编：《自由、平等、独立——论康德法哲学对于现代社会正义性的现实意义》(1998)；D.舍恩奈克尔(Dieter Schoenecker）:《定言命令演绎》(1999)］，系统地把握康德的伦理学［H.U.鲍姆加滕/C.黑尔德（Hans Ulrich Baumgarten/Carsten Held）(2001)］与法哲学［D.休宁/B.图施林（Dieter Huening/Burkard Tuschling）编：《康德论权利、国家与国际法》(1998)；T.施塔曼(Theo Stammen):《作为政治学作家的康德》(1999)］，探明康德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姻缘关联T.施特赖舍特（Till Streichert）：《论自由的颠倒》(2003)］，揭橥现代民主制的背景与实质［U.蒂尔（Ulrich Thiele）：《代议制与自主原则》(2003)］。
康德实践哲学研究中较为集中的话题之一是有关永久和平理论的。1995年前后，为纪念康德《永久和平论》发表200周年，德国多所大学举办了大型研讨会，相关的论著也接踵问世［仅笔者掌握的专著或文集就有：赫费主编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1995)；V.格哈德（Volker Gerhardt)的《康德的永久和平的规划》(1995)；M.卢兹-巴克曼/J.博曼（Matthias Lutz-Bachmann/James Bohmann）编辑的《通过法实现和平——康德的和平观念与新的世界秩序问题》(1996)；R.默克尔/R.维特曼（Reinhard Merkel/Roland Wittmann）编辑的《论永久和平》(1996)；L.库恩哈特（Ludger Kuehnhardt）的《论对于和平的永恒追求——康德的设想与欧洲的现实》(1996)；V. M.哈克尔（Volker Marcus Hackel）的《康德的和平论著与国际法》(2000)；还有前面提及的赫费的《国王般的人民》。现在，《永久和平论》已经被公认为康德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献，永久和平也被视为康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者认为，和平概念是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紧密相联的，任何一种关于国家与正义、自由与进步等问题的理论都不能没有和平概念，反过来，具有问题意识的和平理论也不能没有其他概念。因而，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是一项道德的义务，是无法根除的自然目的，人类是否能够解决战争问题并进入一个所有民族普遍实行法治的共同体成为康德衡量道德进步的尺度。200年的历史变化已经使康德的和平规划面临多种的挑战，这些挑战或者来自全球化的进程，或者是关于世界公民秩序中民族国家的地位与主权问题，或者是与“世界公民”的认同与差别的调和相关。但是，迫切而严峻的现实促使学者们一致为世界大同主义的和平理论做出辩护性的重构。
此外，对于美学与目的论、宗教哲学及人类学的研究也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热潮阶段。研究还表明，《遗著》将会成为今后的一个重点课题，因为康德在生命暮年的思考力图为他哲学的核心问题给出最后的答案。
当然，对于德国康德研究的现状还存在着批评性意见。比如，慕尼黑大学资深退休教授Dieter Henrich就认为，如今的形势尚嫌零碎有余，大气不足，虽然在细节研究上存在着大量的专门家，但独领风骚的统军人物和开创风气的名山之作确属凤毛麟角。不过，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种成熟平稳若不是学术多元化繁荣的表现，至少也是另一个高潮的序幕。
哲人逝去已经200年了。200年来，天地翻覆。翻检卷帙浩繁的康德文献，我们越发感到，一个思想家头脑中的世界会对真实的世界保持强大的引力，200年不辍。每每追思，内心便油然而生无尽的景仰.
(十年后的研究状况是什么样的，请前辈推荐一些相关的参考书籍，谢谢。)
内容提要：近年来，康德研究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于康德文献的整理、注疏与解读上。其次，随着人们对于康德兴趣的不断高涨，出现了多部根据新材料和新视角重新撰写的康德传记。除理论哲学外，实践哲学已经成为当今德国康德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对于美学与目的论、宗教哲学及人类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关键词：康德；德国哲学；理论哲学；实践哲学
正值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逝世200周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从现已公布的年度计划来看，仅歌德学院在世界各地分院主办或协办的康德会议就将近20次之多。在德国，2004年更被称为“康德年”，各大学不失时机地推出多种有关康德的讲座、研讨班和报告会，美因茨、不来梅、柏林洪堡大学还纷纷举办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为了迎接康德年，各出版社也早早策划了一系列有关康德的图书，以出版康德文献著名的格律特（Walter de Gruyter）出版社就于今年年初发行了名为《今天为什么研究康德？》（Warum Kant heute?）的文集，文集收录的十五篇文章分别从认识论、先验论、主体学说、现象学、心智学说、自然哲学与科学理论、伦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及目的论等方面总结了康德研究的进展，评说了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明镜周刊》、《法兰克福文汇报》、3Sat电视台等众多媒体或开辟专栏、或推介新书、或播放系列电视专题片，为康德年大造声势，许多政要名人也被请出来发表纪念讲话。正如一篇报道的标题所说的那样：“康德来了”，作古200年的康德一时间仿佛成了各界公众关注的中心人物。
不过，康德研究并不是因“康德年”才呈现繁荣局面的。2000年3月，当第九届国际康德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时，就有11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有400位报告人分别就八个专题做了学术报告，会议规模之盛大充分说明了康德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号召力。在德国，康德研究更是以其成熟稳健一直不失为显学的尊贵，许多地方都设有康德研究的专门机构，其中以传统悠久的“康德学会”最为有名，它主办的《康德研究》以严谨和高水准而在国际学术界具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不但将哲学变成了德国的一项民族事业，而且对新康德主义以来德国哲学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共识决定了康德研究在德国学术界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德国各大学哲学系每学期必定开设有康德的课程，有关康德的论著也可谓汗牛充栋。据《康德研究》去年的统计，2001年西方学界出版或发表康德的著作及相关研究共963种，其中德语文献占了近一半。近年来，不论是赞同还是批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如今几乎所有哲学的前沿问题都不能在不提及康德的情况下得到令人信服的讨论，康德也被视为引用率最高的德国哲学家。
近年来，康德研究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喜人的，这首先表现在对于康德文献的整理、注疏与解读上。由狄尔泰发轫、1900出版（Band 11: Briefwechsel II (1789-1794)1900, Band 12: Briefwechsel III (1795–1803) 1902）第1卷的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一直被视为学术界的标准版本，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全集》至今未能出齐。不过，这一尴尬局面很快就会彻底发生改观。1997年，由R.布兰特（Reinhard Brandt）和W.施达克（Werner Stark）编辑的该全集的第25卷，即《人类学讲演录》在人们的期待中正式出版。第四部分即讲演部分的最后一卷《自然地理学》也在编纂之中，预计2006年与读者见面。
康德的基本著作版本繁多，其中不乏名家刊校的精品，这又尤以《纯粹理性批判》为最。即使如此，德国学者依然学不厌精，对于第一批判的校订、评注屡屡有新的发现。1998年，迈纳出版社（Felix Meiner Verlag）又出版了J.提莫曼（Jens Timmermann）根据第一、二版原版精心修订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一长达995页的煌煌巨制，修正了长期不为人觉察的舛误，编制了详细的人名与主题索引及内容翔实的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书目。2002年，P.纳塔勒（Paul Natterer）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的系统评注》，这也是一部超过800页的鸿篇大作，其特点是从多学科角度总结了二战以来第一批判的研究成果。除了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整理刊行康德的文献外，专家们还尝试从新的视角来编辑康德的著作，比如由M.弗兰克（Manfred Frank）等人编辑校注的《康德美学与自然哲学文集》（2001）就力图将自然哲学看成是与康德的美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这些对于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为德国康德研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康德研究的工具书这两年也不乏新作，G.伊尔利茨（Gerd Irrlitz）编写的《康德手册——生平、著作与影响》（2002）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着人们对于康德兴趣的不断高涨，卡西勒、伏尔伦德等人的康德传记因年代久远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口味与要求了，根据新材料和新视角重新考察康德生平与思想的作品应运而生。仅2003年就有多种新传记付梓，这其中既有记者出身的U.舒尔茨（Uwe Schultz）文笔风趣的通俗读物，也有M.盖尔（Manfred Geier）的《康德的世界》与S.迪驰（Steffen Dietzsch）的《康德传》这样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任教于马堡大学哲学系的M.库恩（Manfred Kühn）教授继2001年英文版《康德传》之后，去年又出了德文本，这部600多页的巨作更是以考证缜密、资料丰富、学术性强而倍受学界人士的称道。从少年的求学生涯，到做家庭教师时期的感情纠葛，从出席上流沙龙聚会的“儒雅硕士”，到餐桌盛宴的高谈阔论，从衣著时尚到养生之道，这些传记作品向世人描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趣事，生动地展现了哲学家的真实生活。海涅关于康德“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这一广为流行的断言由此得到了根本的纠正。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康德生活的还原有助于人们更加完整准确地把握哲学家思想的起源与深刻的意蕴。
总体说来，德国康德研究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围绕康德的生平、著作和影响展开的专门性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现实意义的认识；另一方面，由于当今哲学所有领域的探讨几乎都要回溯到康德，现实问题的争论又向康德专家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在浩如烟海的康德文献中，理论哲学研究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传统的问题与方法在更加细致和深化的背景下进一步拓展，这其中有的探寻范畴的主观起源［A.罗莎莱斯（Albert Rosales）：《康德的存在与主体性》，2000］，有的剖析《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经验的类比”［G.桑斯（Georg Sans）：《康德的本体论是自然主义的吗？》，1999］，
也有的试图展现康德经验理论的目的论与实践维度［B.德弗林格尔（Bernd Doerflinger）：《理论理性的生命》，2000］。新的变化表现在，认识论与其他理论哲学领域一样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纯粹理性批判》的“分析论”依然是热门的分析对象，也有研究通过康德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来讨论真理的意义问题［D. V.霍夫曼（Doris Vera Hofmann），2000］。H.艾德曼（Heinz Eidam）则受海德格尔的启发，试图从Dasein着手挖掘康德哲学的基本问题（2000）。
此外，康德理论哲学的研究热点还悄悄发生了另一个转向，就是从认识论转向了科学哲学，这是对《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及《遗著》的深入研究带来的结果。
眼下，研究第一批判最引人注目的新书当属图宾根大学哲学系Otfried Hoeffe教授2003年出版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这部以“现代哲学的基石”为副标题的著作中，作者完全从当代的背景出发，联系康德以后哲学发展提出的问题与挑战，用“更加善知的眼睛”来清除误解与错读。赫费教授认为，康德的第一批判为整个哲学领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西方思想的风景由此获得了它的现代容貌。让作者深感遗憾的是，康德所成就的伟业被人遗忘了，以至于人们在认识论中还经常抱守一种前批判的经验主义，在身心问题的争论中甚至总是围绕笛卡尔的二元论打转转，尽管康德已经超越了此二者。面对哲学受到外部的认识科学与内部告别理性趋向的冲击，作者通过对“感性论”、“分析论”、“辩证论”和“方法论”的解释学研究，再一次确证了皮尔士当年的断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今还是“哲学的母乳”。
赫费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是针对后现代思潮及各种怀疑论的情绪的，这是他现代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旨不但是强调康德理论哲学的普世性，更是突出其实践哲学的现实意义。他在书中认定，《纯粹理性批判》“在一种断然的意义上完全就是实践哲学”。作为政治-法哲学领域的权威，赫费也是康德专家，他于1983年出版的《康德》一书迄今已经出了第6版。实际上，他的政治哲学、法哲学研究都带有康德的影子，即使是密切关注现实的《全球化时代的民主》（1999）一书也开辟大量的篇幅讨论康德。2001年赫费出版了《国王般的人民》一书，集中探讨了康德世界主义的法权哲学与和平理论及其当代意义，坦白了他近期政治哲学研究的思想渊源，从而也进一步表明：德国康德研究的活力突出体现在实践哲学方面。
一方面，福科对于启蒙本质的反思，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围绕正义展开的争论，所有这些追波逐浪似的学术热潮都一再将人们带到康德的面前；另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度信息化的背景下，固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失衡，生命-技术伦理濒于无效的边缘，风险社会、文明冲突、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现实压力更是不断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康德关于道德自律、公共理性、永久和平思想的内在价值。不论是从理论的还是现实的需要来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急于确定道德规律的有效性与可行性［G.兰德维尔（Goetz Landwehr）编：《自由、平等、独立——论康德法哲学对于现代社会正义性的现实意义》(1998)；D.舍恩奈克尔(Dieter Schoenecker）:《定言命令演绎》(1999)］，系统地把握康德的伦理学［H.U.鲍姆加滕/C.黑尔德（Hans Ulrich Baumgarten/Carsten Held）(2001)］与法哲学［D.休宁/B.图施林（Dieter Huening/Burkard Tuschling）编：《康德论权利、国家与国际法》(1998)；T.施塔曼(Theo Stammen):《作为政治学作家的康德》(1999)］，探明康德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姻缘关联T.施特赖舍特（Till Streichert）：《论自由的颠倒》(2003)］，揭橥现代民主制的背景与实质［U.蒂尔（Ulrich Thiele）：《代议制与自主原则》(2003)］。
康德实践哲学研究中较为集中的话题之一是有关永久和平理论的。1995年前后，为纪念康德《永久和平论》发表200周年，德国多所大学举办了大型研讨会，相关的论著也接踵问世［仅笔者掌握的专著或文集就有：赫费主编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1995)；V.格哈德（Volker Gerhardt)的《康德的永久和平的规划》(1995)；M.卢兹-巴克曼/J.博曼（Matthias Lutz-Bachmann/James Bohmann）编辑的《通过法实现和平——康德的和平观念与新的世界秩序问题》(1996)；R.默克尔/R.维特曼（Reinhard Merkel/Roland Wittmann）编辑的《论永久和平》(1996)；L.库恩哈特（Ludger Kuehnhardt）的《论对于和平的永恒追求——康德的设想与欧洲的现实》(1996)；V. M.哈克尔（Volker Marcus Hackel）的《康德的和平论著与国际法》(2000)；还有前面提及的赫费的《国王般的人民》。现在，《永久和平论》已经被公认为康德政治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献，永久和平也被视为康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者认为，和平概念是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紧密相联的，任何一种关于国家与正义、自由与进步等问题的理论都不能没有和平概念，反过来，具有问题意识的和平理论也不能没有其他概念。因而，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并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是一项道德的义务，是无法根除的自然目的，人类是否能够解决战争问题并进入一个所有民族普遍实行法治的共同体成为康德衡量道德进步的尺度。200年的历史变化已经使康德的和平规划面临多种的挑战，这些挑战或者来自全球化的进程，或者是关于世界公民秩序中民族国家的地位与主权问题，或者是与“世界公民”的认同与差别的调和相关。但是，迫切而严峻的现实促使学者们一致为世界大同主义的和平理论做出辩护性的重构。
此外，对于美学与目的论、宗教哲学及人类学的研究也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热潮阶段。研究还表明，《遗著》将会成为今后的一个重点课题，因为康德在生命暮年的思考力图为他哲学的核心问题给出最后的答案。
当然，对于德国康德研究的现状还存在着批评性意见。比如，慕尼黑大学资深退休教授Dieter Henrich就认为，如今的形势尚嫌零碎有余，大气不足，虽然在细节研究上存在着大量的专门家，但独领风骚的统军人物和开创风气的名山之作确属凤毛麟角。不过，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这种成熟平稳若不是学术多元化繁荣的表现，至少也是另一个高潮的序幕。
哲人逝去已经200年了。200年来，天地翻覆。翻检卷帙浩繁的康德文献，我们越发感到，一个思想家头脑中的世界会对真实的世界保持强大的引力，200年不辍。每每追思，内心便油然而生无尽的景仰.
(十年后的研究状况是什么样的，请前辈推荐一些相关的参考书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