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千禧年的第一个春天。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的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
烈火尽情地燃烧，连钢筋水泥的房子都烧得变形了。
因为白天晒过的电热毯起火，一个年迈的女人为了要弄出她瘫痪的男人，结果双双葬身火海，在一个春天的夜深人静时。
这个年迈的女人怎么也料不到，她生命的终点站竟然也是火海，而且也是家中起火，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她的父母兄弟一样。
当年，她娘家——一个省吃俭用的家庭——被划为地主。她的父母和弟弟觉得无脸见人，一家三口，三更半夜，闭门自焚。弟媳正好回娘家，幸免于难。
她虽然没在娘家，却也难以幸免于难。她的婆婆怕她的家庭成份连累自己当兵的儿子，偷偷写信给儿子，说她作风不好。不明真相的男人相信了。她感觉再呆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就毅然离婚了。后来男人明白了真相，希望女人回去，但生米已成熟饭了。
走时，她没有带走自己的亲生儿子。“要是别人问你娘在哪，就说死了。”奶奶教孩子说。
她改嫁了，又生了六个孩子，四男二女，其中一个男孩夭折，最小的孩子就是——我。
我出生之后的第二十六个月，父亲就扔下五个孩子和我母亲，去了生命的另一头。那时父亲才四十出头。弥留之际，他把自己最喜爱的幼子过继给他的大弟弟——我大叔，大叔当时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
意料不到的是，过继过去的第二年腊月，我就被嗣母意外地摔伤了腿，意外地留下了终身残疾。
母亲拖着一群儿女，终于熬到我大哥成家。
新婚的大嫂，坚决要求分家，要不就离婚。
母亲依了。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两个十岁上下，一个还在学龄前。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还有大嫂日日夜夜的嫌弃数落。
每当赶集时，母亲就找家在县城的三姑子诉苦。
在我九岁那年，母亲终于改嫁到县城，带走了躲在外面不肯跟着走的小女儿——我二姐。
新嫁的男人是我三姑原来的邻居。他老婆死了，留下一大堆孩子，没人料理。三姑说这个男人不管老婆怎么骂，都不吭声，可见脾气极好。
可是母亲很少见到这个男人的好脾气。
母亲改嫁时，我二哥才十七岁，大姐才十五岁（两兄妹此后就相依为命，过起食不果腹、衣不蔽寒的日子。二哥因此落下胃病，后来像我父亲那样得了胃癌。还好发现得早，治疗及时，才没有像我父亲那样壮年而歿）。
一次，我意外地碰到母亲，她正在给人家做保姆。我久违地叫了声“姆妈”。母亲眉开眼笑，对旁边的人说，我二哥见了面从来不会叫她姆妈，说我是五个子女中最有出息的，大学毕业。又说当年我爸最疼爱我，总是抱在手里舍不得放，总说我是个人精。
我听了心里很是酸楚，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记忆。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除了大人的嫌怨，就是呵斥，几乎就没听到过一句正面夸奖的话。
除了带在身边的小女儿，跟母亲来往密切的就是我大姐（大姐小时候落过水，得过脑膜炎，又没上过学，后来行动言语迟缓于常人。大姐第一次嫁给一个穷壮汉，为他生了一儿一女。男人灵活能干，日子渐渐好了，楼房造了，最后把她甩了。大姐后来又重新有了归宿，男人忠厚，年纪比她大一大截，终年在外做临时工，除了老母，一无所有。他原来的女人嫌他家穷，跑了）。
母亲在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家里，做牛做马，忍气吞声，拉扯大了一大群别人的孩子。
那男人虽家在县城，但因为子女多，家境困难。男人想让跟着我母亲过去的二姐做他的小儿媳。可是二姐已经懂事，不想生活在这个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的家中（二姐后来嫁给一位抗美援朝时再度入伍的老志愿军的大儿子，也在县城）。
进入老年，加上操劳过度，男人中风瘫痪了。一大堆亲生儿女，没有谁愿意照顾瘫痪的老父。终于天降大任于身，那群被我母亲拉扯大但绝不属于她的儿女再也不赶她走了，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赶她走了，除非男人瘫痪康复，行动自如。男人曾经患肺结核住院，因为是传染病，他的一大堆儿女没有谁愿意入院照料，只有我母亲日夜在身边服侍。但传染病一好，那群儿女就想着要赶走她。
当初亲戚都劝母亲，不要改嫁，再熬熬，也就过去了。但是，在那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极其缺乏的年代，谁能预料到农村的生活也会有翻身的日子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农村的生活渐渐活了，似乎渐渐脱离苦海了。
可生活在县城的母亲，日子却日见艰难，经常被赶出“家”们，东躲西/藏。当初改嫁时，我二叔就曾因为是我三姑出面介绍，好长一段日子都不搭理我三姑。现在我几个叔叔看到他们老嫂子的处境，就商量着，打算把她接回村子。
我大哥二哥都同意。但大嫂二嫂不乐意，说她们的小孩没要我母亲带过，凭什么现在要养她老？
我记得，生前好几次，母亲当着我和二姐说，你们兄弟姊妹几个，今后一定要和和气气，互相帮忙。
我记得，有一次，被赶出“家”门暂时寄身在二姐家的母亲，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带着体温的几十块钱，硬是塞给已经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
是这个虽近在咫尺却很少见面而且我也很少表过爱心的母亲，才让我真正体会到，人间原来真正有无私的父母之爱。可是母亲再也不可能知道我的这种体会。母亲也不可能知道，她眼中有出息的小儿子，就在她归于大火的那同一个春天，刚收到了硕士入学通知书（母亲当然更不会知道，我三年后又继续读博士）。母亲也不会知道，就在她以烈火告别春天的那年夏天，她大儿媳埋怨说她从来没有带过的大孙子，上了一本线，被一所不错的高校录取。
大哥二哥本想将母亲的余骸聚集，与父亲合墓。可是，已经分辨不出哪是她的哪是那男人的骸骨。只好让她与她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男人永远在一起。
大哥现在已近花甲之年。不知从何时起，一想起母亲的遭遇，他就痛心疾首，悔恨自己当年没有能力没有愿力站在母亲一边。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的一个春寒料峭的深夜——
烈火尽情地燃烧，连钢筋水泥的房子都烧得变形了。
因为白天晒过的电热毯起火，一个年迈的女人为了要弄出她瘫痪的男人，结果双双葬身火海，在一个春天的夜深人静时。
这个年迈的女人怎么也料不到，她生命的终点站竟然也是火海，而且也是家中起火，也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她的父母兄弟一样。
当年，她娘家——一个省吃俭用的家庭——被划为地主。她的父母和弟弟觉得无脸见人，一家三口，三更半夜，闭门自焚。弟媳正好回娘家，幸免于难。
她虽然没在娘家，却也难以幸免于难。她的婆婆怕她的家庭成份连累自己当兵的儿子，偷偷写信给儿子，说她作风不好。不明真相的男人相信了。她感觉再呆在这个家里，抬不起头，做不起人，就毅然离婚了。后来男人明白了真相，希望女人回去，但生米已成熟饭了。
走时，她没有带走自己的亲生儿子。“要是别人问你娘在哪，就说死了。”奶奶教孩子说。
她改嫁了，又生了六个孩子，四男二女，其中一个男孩夭折，最小的孩子就是——我。
我出生之后的第二十六个月，父亲就扔下五个孩子和我母亲，去了生命的另一头。那时父亲才四十出头。弥留之际，他把自己最喜爱的幼子过继给他的大弟弟——我大叔，大叔当时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
意料不到的是，过继过去的第二年腊月，我就被嗣母意外地摔伤了腿，意外地留下了终身残疾。
母亲拖着一群儿女，终于熬到我大哥成家。
新婚的大嫂，坚决要求分家，要不就离婚。
母亲依了。独自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两个十岁上下，一个还在学龄前。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还有大嫂日日夜夜的嫌弃数落。
每当赶集时，母亲就找家在县城的三姑子诉苦。
在我九岁那年，母亲终于改嫁到县城，带走了躲在外面不肯跟着走的小女儿——我二姐。
新嫁的男人是我三姑原来的邻居。他老婆死了，留下一大堆孩子，没人料理。三姑说这个男人不管老婆怎么骂，都不吭声，可见脾气极好。
可是母亲很少见到这个男人的好脾气。
母亲改嫁时，我二哥才十七岁，大姐才十五岁（两兄妹此后就相依为命，过起食不果腹、衣不蔽寒的日子。二哥因此落下胃病，后来像我父亲那样得了胃癌。还好发现得早，治疗及时，才没有像我父亲那样壮年而歿）。
一次，我意外地碰到母亲，她正在给人家做保姆。我久违地叫了声“姆妈”。母亲眉开眼笑，对旁边的人说，我二哥见了面从来不会叫她姆妈，说我是五个子女中最有出息的，大学毕业。又说当年我爸最疼爱我，总是抱在手里舍不得放，总说我是个人精。
我听了心里很是酸楚，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记忆。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除了大人的嫌怨，就是呵斥，几乎就没听到过一句正面夸奖的话。
除了带在身边的小女儿，跟母亲来往密切的就是我大姐（大姐小时候落过水，得过脑膜炎，又没上过学，后来行动言语迟缓于常人。大姐第一次嫁给一个穷壮汉，为他生了一儿一女。男人灵活能干，日子渐渐好了，楼房造了，最后把她甩了。大姐后来又重新有了归宿，男人忠厚，年纪比她大一大截，终年在外做临时工，除了老母，一无所有。他原来的女人嫌他家穷，跑了）。
母亲在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家里，做牛做马，忍气吞声，拉扯大了一大群别人的孩子。
那男人虽家在县城，但因为子女多，家境困难。男人想让跟着我母亲过去的二姐做他的小儿媳。可是二姐已经懂事，不想生活在这个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的家中（二姐后来嫁给一位抗美援朝时再度入伍的老志愿军的大儿子，也在县城）。
进入老年，加上操劳过度，男人中风瘫痪了。一大堆亲生儿女，没有谁愿意照顾瘫痪的老父。终于天降大任于身，那群被我母亲拉扯大但绝不属于她的儿女再也不赶她走了，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赶她走了，除非男人瘫痪康复，行动自如。男人曾经患肺结核住院，因为是传染病，他的一大堆儿女没有谁愿意入院照料，只有我母亲日夜在身边服侍。但传染病一好，那群儿女就想着要赶走她。
当初亲戚都劝母亲，不要改嫁，再熬熬，也就过去了。但是，在那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极其缺乏的年代，谁能预料到农村的生活也会有翻身的日子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农村的生活渐渐活了，似乎渐渐脱离苦海了。
可生活在县城的母亲，日子却日见艰难，经常被赶出“家”们，东躲西/藏。当初改嫁时，我二叔就曾因为是我三姑出面介绍，好长一段日子都不搭理我三姑。现在我几个叔叔看到他们老嫂子的处境，就商量着，打算把她接回村子。
我大哥二哥都同意。但大嫂二嫂不乐意，说她们的小孩没要我母亲带过，凭什么现在要养她老？
我记得，生前好几次，母亲当着我和二姐说，你们兄弟姊妹几个，今后一定要和和气气，互相帮忙。
我记得，有一次，被赶出“家”门暂时寄身在二姐家的母亲，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带着体温的几十块钱，硬是塞给已经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
是这个虽近在咫尺却很少见面而且我也很少表过爱心的母亲，才让我真正体会到，人间原来真正有无私的父母之爱。可是母亲再也不可能知道我的这种体会。母亲也不可能知道，她眼中有出息的小儿子，就在她归于大火的那同一个春天，刚收到了硕士入学通知书（母亲当然更不会知道，我三年后又继续读博士）。母亲也不会知道，就在她以烈火告别春天的那年夏天，她大儿媳埋怨说她从来没有带过的大孙子，上了一本线，被一所不错的高校录取。
大哥二哥本想将母亲的余骸聚集，与父亲合墓。可是，已经分辨不出哪是她的哪是那男人的骸骨。只好让她与她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男人永远在一起。
大哥现在已近花甲之年。不知从何时起，一想起母亲的遭遇，他就痛心疾首，悔恨自己当年没有能力没有愿力站在母亲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