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真的归根结底决定于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吗？
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
人类历史归根结底决定于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无数人都把这一说法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而为了说明这确实是马克思本人的看法，人们常常不忘引用下面这两段话：“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1卷，79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2卷，32页）
这一原理真的是从人类历史实际出发、合乎人类社会之事实的真理吗？下面就从分析人们最喜引用、看似通俗易懂的上述名言开始。
一、“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句话大有问题。这里说的所需要的“其他一些东西”，到底是指什么？是否指与纯粹属于自然的物质性的吃喝住穿需要同类的其他一些物质性的需要？如果是，那么，“能够创造历史”的人们为了“生活”，是否完全与禽兽的求生一样，对一切物质性东西的首先需要，毫无文化和精神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完全与禽兽一样，那吃饱喝足、住穿不缺的大猩猩能够创造历史吗？如果不完全一样，那是否意味着，即使对物质性的吃喝住穿等等的首先需要也是渗透着文化和精神的需要？如果对“其他一些东西”的需要是指与纯粹属于自然的物质性的吃喝住穿不同的文化和精神的东西，那不就意味着，“能够创造历史”的人们为了“生活”，其首先需要，除了纯粹属于自然的物质性的东西之外，本来就包括文化和精神的东西在内？若果如此，所谓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至少就不仅仅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还必然包括文化和精神的生产在内。
二、即使没有上述疑问，仅仅根据“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句话，就能够用“因此”表示因果关联或条件关系，直接推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结论吗？自所谓的“人猿揖别”到人类制造新石器之前这段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基本上靠采集大自然现成的野果和渔猎现成的虫鱼鸟兽充饥果腹，住的是自然的洞穴和大树，穿的是自然的树叶和兽皮，除了打制石器和制造其他一些非常简单的工具，根本就没有什么生产吃喝住穿所需物质资料的物质生产（如果所谓的物质生产是指在一定生产关系中用生产工具制造并非现存于大自然中的物品的话）。而人类历史的这段将近三百万年的漫长时期要远远长于自新石器至今仅仅一万年左右的时间，一种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论述，怎么能把这么漫长的人类历史拒之门外？
三、即使没有吃喝住穿都几乎依靠自然产物的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由这段话——“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就能进一步得出人类历史的变革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这一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颠扑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甭说旧石器时代以后，就是在工具极其简陋的旧石器时代，哪一种生产工具乃至生产关系，其建立和制造能脱离当时人的文化和精神？如果纯粹像动物社会那样，没有任何专属于人类的文化和精神存在，哪个时代的人类能建立起一种生产关系，制造出大量复杂的生产工具？各个时代的人类如果不是已经拥有相应的文化和精神水准，生产关系怎么可能有效运转？更复杂的生产工具怎么可能物尽其用？把我们最先进的机器人给新几内亚岛上的原始部落，不传授他们相应的使用和维修技术，他们能很好发挥其作用吗？
四、认为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归根结底起决定性的作用，这虽然不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灭亡，也不足以扫除任何社会或国家的属人的文化和精神，但会使之都沦为经济基础的附属品甚至走狗。虽然当我们在使用这个根本原理指导国家建设时，当我们认为是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归根结底在起决定性的作用时，人的文化和精神事实上已经先行内在地参与了生产关系本身的建构和生产力本身的塑造，而且在各种生产活动中也一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乳交融地共同起作用，但因为我们主观地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以在政策上主观地把文化和精神仅仅定位为能起反作用的辩证统一者（因而也不能忽略，不应该一手硬一手软，而应该两手同时都硬），但这终究改变不了无数人对人的文化和精神乃从属于经济发展的偏见。因此，很有可能，经济越增长，文化和精神的品位就越低，越没有尊严，虽然也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了更多的品种。文化和精神的历史越悠久、越具有内在性（所谓内在性，指文化和精神在文明进程中积淀内化于人性或社会，不随着某些具体知识和技术的改变或淘汰而剧变或消亡），其实质的变更或变革就越缓慢于经济的增长，因为这样的文化和精神本就是人性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在哪个时代都不可能有太大的变革。但这样的文化和精神却可以因为人们主观的定位，而被贬低为仅仅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的附属或走狗（虽然名义上是辩证统一体的另一方），从而使人忘却其本为与物质生产力或经济基础同尊等贵、一体不二的决定性力量，以致其实际地位、性质及因此而应享有的尊严被遮蔽或抹杀。
五、总而言之，所谓人类社会的变革归根结底取决于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说法，完全是不符合人类历史事实、脱离社会实际、臆想虚构的产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当马克思这样说时，他片面地强调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单方面的制约性或决定性，而忘记了一个基本的铁的事实，从古至今，凡是有物质生产存在的人类社会，如果不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和精神，相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不可能出现，也不可能起到相应的作用。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作用，与人的文化和精神乃如水波相融、一体不二。人的文化和精神与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从来就不是什么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对后者起能动的反作用这样的所谓辩证的对立同一关系，而根本就是一体不二、水波相融的关系。就所起的水波而言，水就是波，波就是水，一体不二，无所谓什么对立统一，哪怕是所谓的辩证的对立统一。在任何进行物质生产的人类社会中，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任何不与人的文化和精神一体不二而独立起所谓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反之亦然。变革生产力或变革生产关系，本身就是变革人的文化和精神，只不过当人们对此没有自觉意识时，这种所谓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变革带有盲目性和自贬性；同理，变革人的文化和精神，本身就包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现有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新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孕育。总之，无论是认为处于辩证对立统一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一方起寡头垄断式的决定作用，还是认为文化和精神一方起独一无二式的决定作用，都是脱离人类社会实际的、在臆想中虚构的分离。
当然，说文化和精神的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现有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新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孕育，并不是认为诸如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等方面的变革居然会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生产力的变革，而是认为，一方面，脱离相应的文化和精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空想就是破坏性的蛮干，另一方面，任何时代或社会的文化和精神，只有全面关注其时代或社会中所有人的各种生活需要，并成为为实现所有人的全面需要而采取之行动所必需的现实力量，她才会是健全的；而如果她只是片面地从吃喝住穿或思想、道德等某些方面关注某部分人的需要，且不能成为行动的力量，那她就是不健全的，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塑造和建构是实现所有人的全面需要所必需的力量，因此，一种健全的文化和精神必然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融入其内，从而此文化和精神的变革若是健全的，就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必然变革，否则其变革就不健全因而其自身也必不健全。
马克思本人向来声称，反对从任何“应然”或从任何脱离实际的虚构的概念或命题出发建构思想，总是发誓打赌自己是从事实出发。可是，如果像无数人至今所理解的那样，那么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并未立足人类实际的历史，而是从论证他自己的理论这一主观需要出发，首先腰斩历史，其次碎裂实际存在着的不可分割的决定社会进程的力量，臆想抽离出其中的某一要素，归约为单一的决定性力量。
六、既然如此，那为何大多数文明社会的政府和群众都更重视物质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呢？除了其他需要更专业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的原因之外，本人所能觉察到的较明显常见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几乎每一个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人，在为了获取生存或享受所需的物质资源而进行各种活动时，不但大都不会自觉意识到，这种需要本身及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进行的各种活动都已与人的文化和精神水波相融、一体不二，甚至可以说就是人的文化和精神的自觉表现，反而认为这种需要甚至连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的而进行生产活动都是与人的文化和精神无关的、纯粹动物式的，在生存竞争加剧时尤其如此。当然，我这里强调的是大多数人都如此，而非所有人都如此。而每个社会的普遍风气一般都是被大多数人的行为决定的。第二，在同一个社会内部，各团体或集团乃至各个人之间，每当面对面地进行肉体消灭的殊死搏斗时，现场起决定作用的多是物质性的力量。为了避免这种赤裸裸的肉体消灭的危险，人人自危，都争相优先巩固发展物质性力量。第三，在不同的社会、国家或种族之间，全面侵占、控制或灭绝对方时，物质财富尤其是物质性的军事武装发挥着临场的决定作用（假设敌对双方军事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旗鼓相当），哪怕其总体的文化和精神水平大大落后于对方。于此，我们中国古代有两个最生动的事例，一个是蒙古灭宋，一个是满族亡明。虽然这两个民族入主之后都或多或少被汉文化同化并最终都被推翻，但物质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落后就要亡国灭种的惨痛教训，却至今难忘。更何况当今世界，威胁性、恐吓性或自卫性的军备竞赛有增无减，未见穷期，更加剧了各国对物质财富和军事力量的依赖和发展。
即使上述第二、三两因中所谓的临场起决定作用的物质性力量，实际上也已与各自的文化和精神一体不二，只是在这种鱼死网破式的决斗中物质性的一面临场作用更显著罢了。
因此，不注重生产力变革的物质性方面，就易遭亡国灭种或肉体被赤裸裸消灭的危险；而未自觉到生产力变革本身就是人的文化和精神的变革，就带有盲目性和对人的尊严的自贬性。与盲目性和自贬性相比，亡国灭种或肉体被彻底消灭当然更可怕更须防范，两害相较取其轻，难怪人类社会都争相优先发展物质力量。但这与以物质生产力或生产方式决定论为根本原理的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就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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