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一个神圣的字眼，敬畏祖先、敬畏神灵、敬畏自然、敬畏公平正义……
特别是百年以来，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建设国家，抑或是重建道德，敬畏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现代化的到来，总是伴随着对传统价值的冲击，从启蒙运动开始，敬畏和现代性似乎一直都冲突不止、纠缠不清。现代化的建立，曾经以“去敬畏化”为基础。
敬畏与道德无关
北京晨报：很多人说今天的中国缺乏敬畏，你认同吗？
方舟子：我不赞同。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敬畏，而是太容易轻信，是什么都信。可能中国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统一的敬畏，但却从来不缺乏敬畏，从古至今，中国人信神、信命、信祖先、信圣人、信书，乃至信金钱、信风水……所以说，没有敬畏的说法不对，相反的是信得太多了，甚至迷信得太多了。
北京晨报：不少人认为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骗子横行、腐败成风等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敬畏缺失，你怎么看？
方舟子：我也反对。这是两回事。一个人有没有敬畏，和他有没有道德是不相干的，没敬畏的人未必就没有道德观念，有敬畏的人，也未必就道德高尚。实际上，有敬畏而干坏事的还少吗？希特勒也有敬畏，恐怖分子也有敬畏。
缺的是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那么在你看来，当今社会缺少的是什么？
方舟子：缺的是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敬畏，往往是没有证据、甚至是有相反证据，但他仍旧相信，无条件地信，并且为之辩护。这跟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相悖，理性的思维要求逻辑严密的论证，以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科学精神则要求不断地怀疑、求证。所以说，敬畏和理性、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敬畏的传统，但是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读中国的古书，其中有不少逻辑很混乱，其实就连逻辑这个词也是外来的。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又和当代的社会问题有什么关系？
方舟子：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人们遇事就容易轻信，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问题的蔓延，比如说骗子横行，人们倘若都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恐怕就要少很多，再比如腐败，如果人们对于政府官员的行为有追根究底的观念，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贪污腐败。凡此种种，许多问题，就是由于轻信，不去挖掘他，不去认真思考，结果才会发生。
培育理性的思维、科学的精神，才是真正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道路，敬畏固然可以让人向善，但同样也有它的负面性。更重要的是，敬畏和理性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对的观念，因此，通过敬畏改世界，未必就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现代化世界。
——方舟子
现代化需要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敬畏和现代化是矛盾的吗？
方舟子：现代化的建立，必须要有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自然的认识，从敬畏角度来说，可以认为万物有灵，风有风神，雨有雨师，这就可以了，不会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如果用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维去考虑，就会去探究自然的奥秘，人对于自然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如此，理性的思维、科学精神，让人不断地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发展的，社会制度的架构、法律的制定、社会关系的规范等，就会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体系，现代化依此而生，也因此而得以发展。
北京晨报：那么，现代人不需要敬畏吗？
方舟子：敬畏应该是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敬畏，那是不对的，反之亦然，必须不信什么，也是不对的。自由的敬畏是现代化的特征之一，种种推动、号召、甚至强制性的敬畏，并不符合现代规则。
现代化没有捷径
北京晨报：既然敬畏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还一直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此？
方舟子：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方法，可能提倡敬畏的人觉得，如果大家都相信某一个东西，某一种价值，那么社会就会变好。他们把敬畏当作一种捷径，因为建立一种敬畏，要比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容易得多，特别是在没有理性思维传统的中国，让一个人敬畏什么东西容易，让他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难。
北京晨报：那么，重建敬畏究竟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
方舟子：有敬畏，或者说有共同敬畏，可能真的会变好，但也可能走上另外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理性思维才是基础的现代观念。这是无法通过敬畏来建立的，只有一步一步慢慢走，没有捷径。
去敬畏化才现代化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理性的思维，追根溯源，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已然存在。但直到启蒙运动开始，方才发扬光大。西方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入，带动了对于社会科学的思考，很多原本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被推翻，人们不再盲信，而是要问为什么。典型的理论，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合理性，他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其中的工具理性，正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
北京晨报：相较于敬畏，理性的好处是什么？
方舟子：理性思维最大的特点，是使人们不再盲信，甚至迷信。在现代化理论之中，理性和敬畏可以说是相对的两面。敬畏是不讲证据的，只要信就好，不会去推敲，不管为什么。而理性则讲证据，要符合逻辑，经得起推敲。无论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制度的演变，其实都不能缺少理性的思维。所以，去敬畏化才能现代化，这是有道理的。
理性意味着进步
北京晨报：敬畏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吗？
方舟子：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世俗，超现实层面的东西并非完全消失，但是也在逐渐去除掉神秘力量的作用。同样是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去魅”，他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北京晨报：理性意味着人类的进步？
方舟子：是的。集体的盲信会产生集体的无意识。理性思维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独立思考。从大处说，它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探求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从小处说，它至少让人不再轻易上当受骗。
敬畏与社会问题无关
北京晨报：我们知道，即便是现代西方，也存在着普遍的敬畏，这难道不能说明敬畏的重要性吗？
方舟子：敬畏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它包含两个方面，敬畏的自由，不敬畏的自由。敬畏这个的自由，敬畏那个的自由。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批判的自由，这涉及言论自由。现代很多人一说到敬畏，就不准批判，这与现代性是相违背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才算好，没敬畏就有问题，这种观念显然也不对。
北京晨报：有没有敬畏是不是并非社会问题的原因？
方舟子：是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世俗化的，去宗教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本身是对思想的一种束缚。特别是坚定地敬畏某种东西就是对的，不论是理性的角度，还是科学的精神，都不该如此。人可以有敬畏，也完全可以没有敬畏，这都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选择，而且是思想成熟之后的选择，和社会问题没有关系。
敬畏不是救命稻草
北京晨报：敬畏不是必须的，但有敬畏的人是不是更好呢？
方舟子：不一定。没敬畏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坏人，有敬畏的人也未必一定就是好人。敬畏从来都有两面性，它既可能让人向善，也可能给坏人提供心理安慰。黑手党中很多人在犯罪之后又去忏悔，忏悔完了可能就会觉得心安理得，下一次接着犯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可以说，在这种人身上，敬畏不仅仅是安慰，还给他们提供了支持。美国有一个调查，在美国的罪犯里面，没有敬畏的人不到百分之一，而在普通的美国人中，没有敬畏的占百分之十几。
北京晨报：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方舟子：一个人犯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敬畏，但更多的，是他对法律的不尊重，对社会秩序的轻视，对公众谴责的不在乎等。大到社会问题，原因各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但不大可能是因为没有敬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文革”的时候人们都说敬畏，那个时候比现在好吗？
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
北京晨报：犯罪、诈骗、贪腐等和敬畏无关，但是道德伦理也和敬畏无关吗？
方舟子：我认为是的。道德是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是一个群体在漫长的时间里共同选择的最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规则，因此，它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之一。所以说，道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敬畏更多是感性的。这两者不同。没有敬畏的人，也有道德感，有敬畏的，也未必全都遵循道德。特别是敬畏非常虔诚的，往往会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不少。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反而在有的人身上会冲突。
北京晨报：冲突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这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道德伦理等，都有它的时代性，它会根据时代、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等而随之变化。所以并非所有的道德都是合适的，比如三从四德，在古代是金科玉律，在现代显然不合适了。人类的道德总是在汰旧换新，有不适合的，就会被摒弃，有新的，会纳入。但是有敬畏的，往往不会考虑道德本身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原则往往是很难变化的。
盲信为负面现象提供土壤
北京晨报：既然理性思维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却一直缺失呢？
方舟子：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现代社会中理性思维的崛起源自启蒙运动，是建立在人性的解放，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并没有人性解放的基础。近代以来，虽然逐渐开始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但时间毕竟太短。
北京晨报：理性缺失的后果是什么呢？
方舟子：恰恰就是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骗术横行，假货充斥、贪腐、不诚信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为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人们的轻信，甚至盲信给这些负面现象提供了土壤，让它们得以成功、蔓延。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敬畏并不能治病，理性思维才可以？
方舟子：是的。理性思维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理性思维，即便是一时解决了问题，但依旧会重蹈覆辙，上一次当，还会再上第二次、第三次。
科学和理性应该是主流
北京晨报：如何建立理性的思维呢？
方舟子：首先应该从基础教育做起，现代的教育中，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甚至相反，教人盲从、轻信，教人尊重权威、尊重已有的结论、知识等，这不应该是现代教育的状态。古人尚且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尚且知道当仁不让于师，现代人怎么反倒教人盲信呢？基础教育之外，社会环境的培养也同样重要，应该更多地通过科学普及，现代知识的普及，增强理性精神的培育，让科学和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
北京晨报：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多久？
方舟子：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说启蒙中国，也100多年了，但是为什么理性思维的建立这么艰难？还是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敬畏是改变社会的捷径，相信敬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本身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理性思维的普及，首先需要改变这种观念，然后才能谈到成功的时间问题。
来源：北京晨报
特别是百年以来，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建设国家，抑或是重建道德，敬畏总是绕不开的话题。
然而，现代化的到来，总是伴随着对传统价值的冲击，从启蒙运动开始，敬畏和现代性似乎一直都冲突不止、纠缠不清。现代化的建立，曾经以“去敬畏化”为基础。
敬畏与道德无关
北京晨报：很多人说今天的中国缺乏敬畏，你认同吗？
方舟子：我不赞同。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敬畏，而是太容易轻信，是什么都信。可能中国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统一的敬畏，但却从来不缺乏敬畏，从古至今，中国人信神、信命、信祖先、信圣人、信书，乃至信金钱、信风水……所以说，没有敬畏的说法不对，相反的是信得太多了，甚至迷信得太多了。
北京晨报：不少人认为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骗子横行、腐败成风等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敬畏缺失，你怎么看？
方舟子：我也反对。这是两回事。一个人有没有敬畏，和他有没有道德是不相干的，没敬畏的人未必就没有道德观念，有敬畏的人，也未必就道德高尚。实际上，有敬畏而干坏事的还少吗？希特勒也有敬畏，恐怖分子也有敬畏。
缺的是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那么在你看来，当今社会缺少的是什么？
方舟子：缺的是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敬畏，往往是没有证据、甚至是有相反证据，但他仍旧相信，无条件地信，并且为之辩护。这跟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相悖，理性的思维要求逻辑严密的论证，以充分的证据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科学精神则要求不断地怀疑、求证。所以说，敬畏和理性、科学，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中国人从古至今一直都有敬畏的传统，但是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读中国的古书，其中有不少逻辑很混乱，其实就连逻辑这个词也是外来的。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又和当代的社会问题有什么关系？
方舟子：没有理性思维的传统，人们遇事就容易轻信，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社会问题的蔓延，比如说骗子横行，人们倘若都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恐怕就要少很多，再比如腐败，如果人们对于政府官员的行为有追根究底的观念，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贪污腐败。凡此种种，许多问题，就是由于轻信，不去挖掘他，不去认真思考，结果才会发生。
培育理性的思维、科学的精神，才是真正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道路，敬畏固然可以让人向善，但同样也有它的负面性。更重要的是，敬畏和理性思维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对的观念，因此，通过敬畏改世界，未必就能得到一个真正的现代化世界。
——方舟子
现代化需要理性思维
北京晨报：敬畏和现代化是矛盾的吗？
方舟子：现代化的建立，必须要有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对自然的认识，从敬畏角度来说，可以认为万物有灵，风有风神，雨有雨师，这就可以了，不会有更深的认识。但是如果用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思维去考虑，就会去探究自然的奥秘，人对于自然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入。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如此，理性的思维、科学精神，让人不断地思考，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发展的，社会制度的架构、法律的制定、社会关系的规范等，就会有一套完善的社会体系，现代化依此而生，也因此而得以发展。
北京晨报：那么，现代人不需要敬畏吗？
方舟子：敬畏应该是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敬畏，那是不对的，反之亦然，必须不信什么，也是不对的。自由的敬畏是现代化的特征之一，种种推动、号召、甚至强制性的敬畏，并不符合现代规则。
现代化没有捷径
北京晨报：既然敬畏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还一直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此？
方舟子：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懒惰的方法，可能提倡敬畏的人觉得，如果大家都相信某一个东西，某一种价值，那么社会就会变好。他们把敬畏当作一种捷径，因为建立一种敬畏，要比培养一个人的理性思维容易得多，特别是在没有理性思维传统的中国，让一个人敬畏什么东西容易，让他有怀疑和求证的精神难。
北京晨报：那么，重建敬畏究竟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
方舟子：有敬畏，或者说有共同敬畏，可能真的会变好，但也可能走上另外一个方向。更重要的是，这并非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理性思维才是基础的现代观念。这是无法通过敬畏来建立的，只有一步一步慢慢走，没有捷径。
去敬畏化才现代化
北京晨报：理性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理性的思维，追根溯源，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已然存在。但直到启蒙运动开始，方才发扬光大。西方在经历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逐渐深入，带动了对于社会科学的思考，很多原本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被推翻，人们不再盲信，而是要问为什么。典型的理论，比如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合理性，他将合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其中的工具理性，正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
北京晨报：相较于敬畏，理性的好处是什么？
方舟子：理性思维最大的特点，是使人们不再盲信，甚至迷信。在现代化理论之中，理性和敬畏可以说是相对的两面。敬畏是不讲证据的，只要信就好，不会去推敲，不管为什么。而理性则讲证据，要符合逻辑，经得起推敲。无论科学的发展，还是社会制度的演变，其实都不能缺少理性的思维。所以，去敬畏化才能现代化，这是有道理的。
理性意味着进步
北京晨报：敬畏不能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吗？
方舟子：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越来越世俗，超现实层面的东西并非完全消失，但是也在逐渐去除掉神秘力量的作用。同样是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去魅”，他说，“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去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一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智化”。
北京晨报：理性意味着人类的进步？
方舟子：是的。集体的盲信会产生集体的无意识。理性思维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独立思考。从大处说，它让人们更加深入地探求自然和社会的知识，从小处说，它至少让人不再轻易上当受骗。
敬畏与社会问题无关
北京晨报：我们知道，即便是现代西方，也存在着普遍的敬畏，这难道不能说明敬畏的重要性吗？
方舟子：敬畏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念。它包含两个方面，敬畏的自由，不敬畏的自由。敬畏这个的自由，敬畏那个的自由。在此之外，还有一个批判的自由，这涉及言论自由。现代很多人一说到敬畏，就不准批判，这与现代性是相违背的。同样的道理，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才算好，没敬畏就有问题，这种观念显然也不对。
北京晨报：有没有敬畏是不是并非社会问题的原因？
方舟子：是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世俗化的，去宗教化的，开放的自由的。如果说一定要有敬畏，本身是对思想的一种束缚。特别是坚定地敬畏某种东西就是对的，不论是理性的角度，还是科学的精神，都不该如此。人可以有敬畏，也完全可以没有敬畏，这都取决于一个人本身的选择，而且是思想成熟之后的选择，和社会问题没有关系。
敬畏不是救命稻草
北京晨报：敬畏不是必须的，但有敬畏的人是不是更好呢？
方舟子：不一定。没敬畏的人未必就一定是坏人，有敬畏的人也未必一定就是好人。敬畏从来都有两面性，它既可能让人向善，也可能给坏人提供心理安慰。黑手党中很多人在犯罪之后又去忏悔，忏悔完了可能就会觉得心安理得，下一次接着犯罪。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各种文艺作品中也经常能看到，可以说，在这种人身上，敬畏不仅仅是安慰，还给他们提供了支持。美国有一个调查，在美国的罪犯里面，没有敬畏的人不到百分之一，而在普通的美国人中，没有敬畏的占百分之十几。
北京晨报：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方舟子：一个人犯罪，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敬畏，但更多的，是他对法律的不尊重，对社会秩序的轻视，对公众谴责的不在乎等。大到社会问题，原因各有不同，可能是因为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等，但不大可能是因为没有敬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文革”的时候人们都说敬畏，那个时候比现在好吗？
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
北京晨报：犯罪、诈骗、贪腐等和敬畏无关，但是道德伦理也和敬畏无关吗？
方舟子：我认为是的。道德是社会共同的价值观，是一个群体在漫长的时间里共同选择的最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规则，因此，它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之一。所以说，道德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敬畏更多是感性的。这两者不同。没有敬畏的人，也有道德感，有敬畏的，也未必全都遵循道德。特别是敬畏非常虔诚的，往往会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不少。敬畏不会强化道德感，反而在有的人身上会冲突。
北京晨报：冲突是如何产生的？
方舟子：这就是需要注意的问题。道德伦理等，都有它的时代性，它会根据时代、社会环境、历史发展等而随之变化。所以并非所有的道德都是合适的，比如三从四德，在古代是金科玉律，在现代显然不合适了。人类的道德总是在汰旧换新，有不适合的，就会被摒弃，有新的，会纳入。但是有敬畏的，往往不会考虑道德本身的变化，因为他们的原则往往是很难变化的。
盲信为负面现象提供土壤
北京晨报：既然理性思维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却一直缺失呢？
方舟子：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后天的培养。现代社会中理性思维的崛起源自启蒙运动，是建立在人性的解放，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一个森严的等级社会，并没有人性解放的基础。近代以来，虽然逐渐开始现代化的社会体系，但时间毕竟太短。
北京晨报：理性缺失的后果是什么呢？
方舟子：恰恰就是现在的许多社会问题。比如骗术横行，假货充斥、贪腐、不诚信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为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人们的轻信，甚至盲信给这些负面现象提供了土壤，让它们得以成功、蔓延。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敬畏并不能治病，理性思维才可以？
方舟子：是的。理性思维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理性思维，即便是一时解决了问题，但依旧会重蹈覆辙，上一次当，还会再上第二次、第三次。
科学和理性应该是主流
北京晨报：如何建立理性的思维呢？
方舟子：首先应该从基础教育做起，现代的教育中，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甚至相反，教人盲从、轻信，教人尊重权威、尊重已有的结论、知识等，这不应该是现代教育的状态。古人尚且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尚且知道当仁不让于师，现代人怎么反倒教人盲信呢？基础教育之外，社会环境的培养也同样重要，应该更多地通过科学普及，现代知识的普及，增强理性精神的培育，让科学和理性成为社会的主流。
北京晨报：这种精神的建立需要多久？
方舟子：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路上，我们说启蒙中国，也100多年了，但是为什么理性思维的建立这么艰难？还是因为有很多人相信敬畏是改变社会的捷径，相信敬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本身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南辕北辙的。所以，理性思维的普及，首先需要改变这种观念，然后才能谈到成功的时间问题。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