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未来中国再无全球化红利
一、1978-1989：双轨制
渠敬东认为，1978开始的“拨乱反正”并不是“改革”，而是“恢复”。在农村，重新使农民回到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生活结构中，家庭代替生产队重新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包产到户”虽没有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却恢复了农村基层的生产关系，使农村社会生活乃至伦理关系回归到常规形态。因此，家庭联产承包制对中国社会的核心意义在于重建“家庭”，而不在于所谓的“承包制”。与此同时，在城市里重整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再到国有企业等各级行政单位秩序。
这十年中国的政经逻辑是双轨制：存量不动，增量改革，存量逻辑仍是主线。这是渐进稳妥的改革，与苏共急躁冒进的做法不同，而后者导致了全面崩溃。但增量改革带来的资源自由流动会影响到存量逻辑，人为造成的二元结构张力甚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1989年事件的本质是双轨制危机的爆发，就是增量逻辑和存量逻辑根本对接不上的结果。
二、1990-2000：国家市场化
如何解决双轨制危机？1990-2000年的做法是用增量逻辑完全覆盖存量逻辑，就是由国家大力推动市场化。
在国家推动市场化之前，存量逻辑不动，但结果是国企在市场上败下阵来、财政补贴甚大。于是由国家力量强制推行国企改组、工人下岗。同时，国家也在意识形态上大力推动市场化，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让地方利益找到了最大的合法性。1992-1995年，地方企业的增长率达到22-44%，乡镇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这个阶段，出现了所谓经济上的“诸侯割据”现象，使央地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1994年的分税制解决了中央汲取能力不足和财政不足的问题，但分税制也让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办企业，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溃败。此外，国家强力推动市场化并上收财权，也促使国有企业通过各种集体制形式不断将国有资产私有化，这就导致了两个现象：1990年代中期，国企大面积亏损，同时大量由国资变来的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勃发。而市场化后的企业对廉价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催生了1995年后的大规模农民工潮。但漂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劳动力从本质上损害了农村家庭的基本结构。
渠敬东对这10年的基本看法是：国家市场化推动了资本对劳动的彻底剥削；而让资本家入党，就是将这种剥削正当化。国家市场化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开始急剧分化，三农问题、劳资问题、失业问题均开始凸显。
三、2001—2010：全球化
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严重分化并不会给经济提供动力。1997、1998年中国内需严重萎缩，寻找新的经济动力就成为头等大事。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中国发展的“生死之战”。正是因为加入WTO，使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了。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剧烈变动中，中国主动承接了欧美的制造业等产业转移，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由于税收结构没有变化，地方政府从全球化中拿不到多少收益，央地关系的博弈采取了新形式：热炒房地产。地方政府紧紧抓住“城市化”这一趋势，大力推行土地经济。资本与土地的联姻对农村又开始了新一轮破坏。
渠敬东认为，全球化的政经逻辑不只是市场的接轨，也是理性化的接轨。中国出现了“理性化治理”的概念，这一治理理念与分税制相配合，产生了政府从下到上一整套形式理性主义：地方政府要拿到中央的钱，必须极其理性化地搞项目书；而中央也开始对各级政府搞数字化管理，强化各项指标考核。这套程序取代了毛时代的权威和邓时代的官僚体制，成为当前维系中央权威的重要因素。
渠敬东坦言，理性化会压制社会活力。理性化权力力图将行政力量一竿子插到底，将社会全统起来。中国历来的社会治理都注重“社会涵养能力”，但目前的理性化治理却是在破坏这种传统，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匮乏。现在都在强调自主创新，但自主创新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活力问题。没有适当的社会空间，自主创新是不可能真正涌现的。
四、未来十年：三个忧虑
对于未来十年的中国发展，渠敬东认为，全球化红利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已经消逝，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要在此背景下注意如下三个问题：
首先，未来10年企业有可能重新体制化，形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利益集团。这并非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寡头集团的极大强化，形成市场金融寡头和官僚垄断资本，影响政府决策，支配社会空间，这将是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
其次，中国发展模式已逐步成型，在向海外扩张时将遇到大问题。当工厂和资本向亚非拉转移，密切海外合作领域时，将会使中国越来越卷入到全球冲突和各种地缘冲突之中。一些战术层面的应对一半时还能奏效，但由于没有一个全球战略，则会在根本上出现危机。
最后，社会自治的萎缩。今天的士绅和乡规民约在哪里？需要重新寻找。不能把传统资源想的太简单，但可能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发现一些线索。比如有些企业的信用链条不是以现金而是口头协议，这就表明还有很多传统资源在发挥作用。传统资源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需要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