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王元化先生逝世的时候，《南方周末》曾经出过一个专版，里面的几篇文章是我对于王元化先生的事迹与思想更加产生了些兴趣。那时还专门借了一本《清园自述》看，今年春暮回青岛在一处书店又买了一本《九十年代反思录》[①]，这两天看完，觉得想写点什么。
在我以为，王元化先生生前身后的名声并不在于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所做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所体现或者所代表的一种反思的精神。像他这样的老人，或者可以称作一个“红孩子”，很早的时候就是中共的人，文革期间受过罪，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也当过比较高级的干部，而且在周扬当年的“人道主义”的问题上受了“牵连”。所谓“九十年代”，所谓的“反思”，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是老一辈人的苦难与挣扎，甚至是毕生追求的颠覆。
这本书里杂七杂八的收录了论文、序文、访谈、书信、随想等，而我最关注的是他所做的一些访谈。
在《关于斯城之会及其他答问》里，王先生提到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时说：“自从近代西方思潮传入我国以来，有许多概念，如民主、自由等等，人人都说，可是他们的确切涵义，却很少有深入的钻研，结果只剩下一个朦胧模糊的印象。就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说，它的起源和发展流变，它在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不同思潮中形成怎样不同的学说，以及当它传入我国后，我国思想家有怎样的诠释和发挥？这些问题都是建立现代化民主体制所必须弄清楚的。可是迄今还很少有人关心这类问题。我觉得我们还缺乏踏踏实实的精神，不务精探，而好趋新猎奇，满足于搞花架子，在文章中点缀一些转手贩来、自己还未咀嚼消化的新学说、新术语，借以炫耀。”[②]这一段的引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其一是学术视野与选择的问题，其二是学术风气的问题。关于第一方面，王元化先生所举的是“民主”的例子，而我在本科时期十分相知的胡老师正在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自由”一词，可见这个事情还是有人来做的。而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似乎这么些年来没有解决，且出现了愈演愈烈的状况。海外汉学在资料方面未必多么超越大陆，尤其是在古史方面。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学问在外国”呢？这并非是说中国的本国历史及各方面研究都不如外国，但是从总体的态势以及质量上来看实在是赧甚。但是，我不想讨论单纯的学风问题，我这个年龄讲这个保安就把我架出去了……
我们还是在第一个方面讨论一下关于那些概念的认识与传播的问题。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很经典的话，“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③]这句话一琢磨确实有一种文化观念在里面。但是这只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从晚清的时候就有人讲过很多东西方的差异问题，但是总是希望用一句简单而印象深刻的话来总结。柳诒徵说“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梁漱溟讲东方是“伦理本位”，西方是“个人本位。”王先生的讲法则是在“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上总结“中西文化的分野是内在超越者必重道德而轻法律，外在超越者必重法律而轻道德”。
其实略微向深讨论一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背后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所谓思想传播与变异的讨论，也是当今国民乃至政治状况（甚至包括改革）的一个重要参考。王先生提到了“公民意识”，并且说“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认为讲公德和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倘使没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多么严厉的强制手段，也是无济于事”。[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民主与自由等等也是这么个意思。人民所理解的，政府所宣传的，既得利益集团所借用的，以及西方概念中的，西方民主国家在现实中操作的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在2007年的时候社科院近代史所曾经搞过一个“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的讨论会，有人在讲“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当时我坐在人堆里一下子就惊了。这个“中国特色”真是个广泛的adj.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说得通，“自由主义”在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意思？胡适、储安平讲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阿Q以为的“柿油党”？这两者之间究竟在何处结合，何处分开，又是怎样互动着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中国所谓的一些问题确实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其实这个词语很奇怪）的不发达所造成的。王元化先生也强调“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附学术以外的其他目的。……近代以来政治素质的低落和学术思想的衰微是有关联的”[⑤]。
谈到意识的问题，又可以谈谈理念和制度。我时常以为，每一种态度背后有一种制度，而每一种制度背后则是一种理念。拿简单的例子来讲，像是邮政、铁路、电力、移动等等垄断部门对于顾客态度之恶劣（尤其是投诉与索赔时），背后就是其霸王条款，而霸王条款背后则是其垄断地位。那么垄断地位的背后就是对于公民权利与权力的践踏与专制的漠视。这就是从生活中看到背后的理念，也就是在生活中发现的政治学。
[①]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上书，第31-32页。另外，先生在第21页也有类似的表述。
[③] 上书，第20页。
[④] 上书，第3-4页。
[⑤] 上书，第155页。
在我以为，王元化先生生前身后的名声并不在于他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所做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所体现或者所代表的一种反思的精神。像他这样的老人，或者可以称作一个“红孩子”，很早的时候就是中共的人，文革期间受过罪，在所谓“改革开放”之后也当过比较高级的干部，而且在周扬当年的“人道主义”的问题上受了“牵连”。所谓“九十年代”，所谓的“反思”，都有一个特殊的背景。那是老一辈人的苦难与挣扎，甚至是毕生追求的颠覆。
这本书里杂七杂八的收录了论文、序文、访谈、书信、随想等，而我最关注的是他所做的一些访谈。
在《关于斯城之会及其他答问》里，王先生提到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时说：“自从近代西方思潮传入我国以来，有许多概念，如民主、自由等等，人人都说，可是他们的确切涵义，却很少有深入的钻研，结果只剩下一个朦胧模糊的印象。就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说，它的起源和发展流变，它在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不同思潮中形成怎样不同的学说，以及当它传入我国后，我国思想家有怎样的诠释和发挥？这些问题都是建立现代化民主体制所必须弄清楚的。可是迄今还很少有人关心这类问题。我觉得我们还缺乏踏踏实实的精神，不务精探，而好趋新猎奇，满足于搞花架子，在文章中点缀一些转手贩来、自己还未咀嚼消化的新学说、新术语，借以炫耀。”[②]这一段的引用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看：其一是学术视野与选择的问题，其二是学术风气的问题。关于第一方面，王元化先生所举的是“民主”的例子，而我在本科时期十分相知的胡老师正在做的博士论文是关于“自由”一词，可见这个事情还是有人来做的。而关于第二方面的问题，似乎这么些年来没有解决，且出现了愈演愈烈的状况。海外汉学在资料方面未必多么超越大陆，尤其是在古史方面。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学问在外国”呢？这并非是说中国的本国历史及各方面研究都不如外国，但是从总体的态势以及质量上来看实在是赧甚。但是，我不想讨论单纯的学风问题，我这个年龄讲这个保安就把我架出去了……
我们还是在第一个方面讨论一下关于那些概念的认识与传播的问题。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很经典的话，“研究中国文化不能以西学为坐标，但必须以西学为参照系”。[③]这句话一琢磨确实有一种文化观念在里面。但是这只是一个方向的问题。从晚清的时候就有人讲过很多东西方的差异问题，但是总是希望用一句简单而印象深刻的话来总结。柳诒徵说“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梁漱溟讲东方是“伦理本位”，西方是“个人本位。”王先生的讲法则是在“东西文化论争”的背景上总结“中西文化的分野是内在超越者必重道德而轻法律，外在超越者必重法律而轻道德”。
其实略微向深讨论一点，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背后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所谓思想传播与变异的讨论，也是当今国民乃至政治状况（甚至包括改革）的一个重要参考。王先生提到了“公民意识”，并且说“倘使每个公民没有出自内心的需要，认为讲公德和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倘使没有这种公民意识的自觉，那么，无论依靠来自外面多么严厉的强制手段，也是无济于事”。[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民主与自由等等也是这么个意思。人民所理解的，政府所宣传的，既得利益集团所借用的，以及西方概念中的，西方民主国家在现实中操作的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在2007年的时候社科院近代史所曾经搞过一个“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的讨论会，有人在讲“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当时我坐在人堆里一下子就惊了。这个“中国特色”真是个广泛的adj.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说得通，“自由主义”在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意思？胡适、储安平讲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阿Q以为的“柿油党”？这两者之间究竟在何处结合，何处分开，又是怎样互动着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中国所谓的一些问题确实是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其实这个词语很奇怪）的不发达所造成的。王元化先生也强调“我们太重功利，不承认学术的独立地位，必须使它依附学术以外的其他目的。……近代以来政治素质的低落和学术思想的衰微是有关联的”[⑤]。
谈到意识的问题，又可以谈谈理念和制度。我时常以为，每一种态度背后有一种制度，而每一种制度背后则是一种理念。拿简单的例子来讲，像是邮政、铁路、电力、移动等等垄断部门对于顾客态度之恶劣（尤其是投诉与索赔时），背后就是其霸王条款，而霸王条款背后则是其垄断地位。那么垄断地位的背后就是对于公民权利与权力的践踏与专制的漠视。这就是从生活中看到背后的理念，也就是在生活中发现的政治学。
[①] 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②] 上书，第31-32页。另外，先生在第21页也有类似的表述。
[③] 上书，第20页。
[④] 上书，第3-4页。
[⑤] 上书，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