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金桥简楷体]留得书生一点狂
-----评任延东解读《金瓶梅》
[FONT=金桥简楷体]金针笑度
[FONT=金桥简楷体]我想先谈谈关于书生的问题。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我接受的是经典毛氏红色文化，理论导向上是向工农兵学习，书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阶层，它仅仅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存在。现在想来，书生就是古代社会的士。做官了就是出仕，没有做官还是民间的士，即学者。学者在本色上还应该是书生。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社会生产方式来看，它是精神文化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很明显不同于从事农林牧行业生产或工商生产的劳动者。士作为一个行业或者说出身，有着很明显的精神底色。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待人处事的风格不同，但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就是终生不断地阅读、思考，并产生个体的思想——不管他或她说是不说，也不管他或她与体制的关系是密或疏。表面上他们可以是精明的、也可能是随和的、也可能是刻薄的，但骨子里面肯定有那么一点清高与孤傲。士在谋生的职业上是学者，他们不应该是生意人，也不应该是政治家，名利固然可能挥之不去，但也不应该对这两件名器孜孜以求。他们的文字可能是通俗易懂的，但他们与社会大众应该保持一点微妙的距离感。正如古人说的，人不可俗，俗则无医。他们固然不能清高到完全的大雅，但总不应该是俗，乃至低俗，大约在雅与俗之间。经验感悟到，雅俗不能共赏。
[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这个出身与生存定位，是不能产生滚滚财源的，也没有耀眼的光环，那些有着滚滚财源与耀眼光环的是生意人、政治家与娱乐明星们，与士无关。但士还是有着自身生存的财富基础，无产阶级的土壤里不可能产生士，至少也应该具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现在有些书生有名有利了，一个是他们的确因为思想的境界达到了举世认可的某种程度，社会给予的回报就是名利；一个是因为非思想的东西，譬如“巧智”获得的功名或者说富贵荣华。儒家提倡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书生应该立的还是后者，这个言还要进一步限制为“思想”。而立德与立功更多的是社会其他行业的人了。
[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不再是名教的门生了，但他们绝对是站在真理的基石上发现真理，捍卫真理。他们的身影与面目可以是光鲜的，骄傲的，也可以是随和的，但因为站在真理的基石上，总应该有那么点真理在握的信心与坦荡。因此，因为孤傲，他们与这个世界之间总应该有那么一点反讽与张力。
[FONT=金桥简楷体]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浏览了一遍金学大观园。发现像马瑞芳先生那样的文章实在太少，像任延东先生那样的文字实在太多。（介绍[FONT=金桥简楷体]任延东先生的部分文字[FONT=金桥简楷体]，可以见下文附录。）[FONT=金桥简楷体]对于不懂《金瓶梅》的外行来说，[FONT=金桥简楷体]怎么说都可以，反正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本或洁本，似乎[FONT=金桥简楷体]完全可以哗众取宠。对于内行而言，则可笑之至。作为一个[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FONT=金桥简楷体]，[FONT=金桥简楷体]总[FONT=金桥简楷体]应该珍惜自己的文字，珍惜自己的学术生命，不要随便开言，贻笑大方。可是，发表在山东网上任先生的文章，将他的观点作为一个重大的发现推向全国。他不知道他的行文之荒谬可笑吗？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的确有谐音会意，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方面，张竹坡的评论早就点出来了。张评指出了《金瓶梅》文学艺术的许多方面，但是，他也难免穿凿附会。因为古人，我可以原谅，然而对任先生就难以原谅：一、佛家里有莲的形象，但莲不一定就是佛教的形象，金莲就更甭说了。佛教里的莲花是洁白的，从来没有金莲之说。二、李瓶儿本意是瓶，在她出生之时，有人送给她家两个鱼瓶，因而取名为李瓶儿。谐音到“理平”也不错，但是，这个“理平”应该是在一定环境中与其他方面有联系的，不可能是孤立的。三、梅是道教的教树吗？[FONT=金桥简楷体]请[FONT=金桥简楷体]任先生[FONT=金桥简楷体]告诉我它的出处。[FONT=金桥简楷体]道教固然有《梅花易数》，然而，从来没有教树之说。由此产生的《金瓶梅》的诠释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穿凿附会。《金瓶梅》里对道教、佛教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不错。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乃空前绝后。作者否定道、佛子弟，[FONT=金桥简楷体]也可能[FONT=金桥简楷体]完全否定道教与佛教。[FONT=金桥简楷体]但是，[FONT=金桥简楷体]即使如任先生所言《金瓶梅》提倡理学，也得从字里行间里分析之，哪里仅仅从名字的谐音取义上可以[FONT=金桥简楷体]武断[FONT=金桥简楷体]呢？
[FONT=金桥简楷体]对《金瓶梅》的研究有许多是荒谬的。仅仅对作者兰陵笑笑生就争论了上百年，还分为南派、北派与清河派。《金瓶梅》反映的难道就是明朝或宋朝的现实？作为一部伟大的虚构小说，难道不能指向整个人类社会？更有[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FONT=金桥简楷体]将西门庆考证成一位明代的皇帝，完全不顾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这种学问有何价值？，有没有一点学术根基？谐音会意的确值得深究，可是，将《金瓶梅》的研究弄到胡猜瞎想的地步，不知任先生如何考虑金学大家们对这种观点作何感想？一个人需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学术声誉？即使是野狐禅也不是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文字的。
[FONT=金桥简楷体]作为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FONT=金桥简楷体]《金瓶梅》值得深入研究。[FONT=金桥简楷体]外行人看见的都是淫书。但若是看了三、四个月以后，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就不是满纸花香了，而是结构，关锁、语言等问题了。媒体是社会传播机构，而不是学术机构，它是不懂得学术文字的含金量的。[FONT=金桥简楷体]没有在逻辑上做到自圆其说或者考证上有令人信服的根据[FONT=金桥简楷体]，没有新的原创思想[FONT=金桥简楷体]千万不要对媒体[FONT=金桥简楷体]、[FONT=金桥简楷体]对学生瞎说。[FONT=金桥简楷体]一个真正的书生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经常使用的是“否定”、“摧毁”、“扬弃”这一类概念。当然也经常使用“发现”这个概念表达他们的喜悦。这种喜悦就像阿基米德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浮力的原理，一丝不挂地跑过西拉库斯大街，狂呼：“我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能够原谅阿基米德，因为他精神上的快乐，他的喊声就是足够的衣服。但我看任先生，看金学里面的书生们的发现却是一丝不挂的。
[FONT=金桥简楷体]佐尔格的《遗著》第一卷第五百一十二页：“我们可能作恶这个事实起源于我们具有一个既非善亦非恶、既非某物亦非无物的外表和凡俗生存，这个外表与凡俗生存只不过是本质在其分离的存在中投在自己身上的影子，而我们能够把善和邪恶的图像投射到这个影子上，就像投射到烟云之上一样。我们所有道德上的美德无一不是善的那种反射的图像，谁要是信赖它们，那他就倒霉了！我们所有道德上的恶习无一不是邪恶的那种反照，在上帝面前，这些恶习是虚幻的，只有他才能把它们从我们身上驱除，谁要是因为这些恶习而感到绝望，把它们当做现实的和真正的东西，不相信能够驱逐它们的上帝，那就倒霉了！” 郭尔凯郭尔指出， 这里，佐格尔的弱点可谓彰明较著。的确，美德很可能并没有自在自为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很可能只在于谦卑地让上帝使它们在我们心中生长出来；的确，人的恶习很可能只有上帝才能驱除，而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应该沉迷于形而上学，在前一种情形中，他忽视了人能够协助上帝，而在后一种情形中，他忽视了不容上帝离去的悔恨[FONT=金桥简楷体]。（出自索伦・奥碧・郭尔凯郭尔《论反讽的概念》。第272页。）
附录：
《哈尔滨学者再曝<金瓶梅>中人名暗示大明历史》。2008年12月10日。出自东北网。腾讯首页大楚网转载：
近日，哈尔滨学者再曝《金瓶梅》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名字另有玄机，暗示出大明王朝历史现实。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教师任延东遵循“谐音会意”的“春秋笔法”，再开《金瓶梅》“法眼”，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名字正名正义，从“莲”、“瓶”、“梅”中解析传统文化意象，指出三个名字全是托物言志，曲笔成章，微言见大义，暗示出大明王朝“异端虚无寂灭，其高过大学而无实” “充塞仁义者”的道乱佛淫动摇“理学”，“惑世诬民”，圣贤之士以“心学”救世的儒家道统思想与时偕行的历史现实。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向来被视为淫妇，是《金瓶梅》“诲淫”的主要看点与证据。但是任延东恪守《金瓶梅序》 “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的开宗明义，通过剖析作品文本主要情节及三者人物命运走向道破三个名字寓意着儒家道统政治理想的衰微，“今、平、没”祸根所在的天机。
任延东解析，潘金莲——-叛金莲(莲，佛家的圣物)，是背叛佛家真经的淫教祸首；李瓶儿——理平儿，大明朱家儿孙以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庞春梅——旁春梅(梅，道教“教树”)，旁逸斜出道教正宗的邪教祸根。且潘金莲与庞春梅一主一仆，相伴而生，狼狈为奸，夹击孽杀李瓶儿,“存人欲，去天理”，“克礼复己”，“理平儿”道统覆灭全是“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心性无常私欲妄为的结果。三者的名字暗喻出大明王朝儒家道统极度衰微的症结与病因。正是“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
任延东还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史记宋明两代亡朝。宋明两代兴亡的历史如出一辙，宋以“理学”正道，明以“心学”补道，力求恢复儒家道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价值体系。历史惊人的相似，盛世大宋大明皆又被金人覆灭。《金瓶梅》是在以宋史为鉴的同时，揭露批判了明代没落的现实。《金瓶梅》不仅是明代的《春秋》，也是宋朝的《史记》。
-----评任延东解读《金瓶梅》
[FONT=金桥简楷体]金针笑度
[FONT=金桥简楷体]我想先谈谈关于书生的问题。作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我接受的是经典毛氏红色文化，理论导向上是向工农兵学习，书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阶层，它仅仅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存在。现在想来，书生就是古代社会的士。做官了就是出仕，没有做官还是民间的士，即学者。学者在本色上还应该是书生。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社会生产方式来看，它是精神文化的消费者与生产者，很明显不同于从事农林牧行业生产或工商生产的劳动者。士作为一个行业或者说出身，有着很明显的精神底色。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待人处事的风格不同，但有一点可能是共同的：就是终生不断地阅读、思考，并产生个体的思想——不管他或她说是不说，也不管他或她与体制的关系是密或疏。表面上他们可以是精明的、也可能是随和的、也可能是刻薄的，但骨子里面肯定有那么一点清高与孤傲。士在谋生的职业上是学者，他们不应该是生意人，也不应该是政治家，名利固然可能挥之不去，但也不应该对这两件名器孜孜以求。他们的文字可能是通俗易懂的，但他们与社会大众应该保持一点微妙的距离感。正如古人说的，人不可俗，俗则无医。他们固然不能清高到完全的大雅，但总不应该是俗，乃至低俗，大约在雅与俗之间。经验感悟到，雅俗不能共赏。
[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这个出身与生存定位，是不能产生滚滚财源的，也没有耀眼的光环，那些有着滚滚财源与耀眼光环的是生意人、政治家与娱乐明星们，与士无关。但士还是有着自身生存的财富基础，无产阶级的土壤里不可能产生士，至少也应该具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现在有些书生有名有利了，一个是他们的确因为思想的境界达到了举世认可的某种程度，社会给予的回报就是名利；一个是因为非思想的东西，譬如“巧智”获得的功名或者说富贵荣华。儒家提倡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书生应该立的还是后者，这个言还要进一步限制为“思想”。而立德与立功更多的是社会其他行业的人了。
[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不再是名教的门生了，但他们绝对是站在真理的基石上发现真理，捍卫真理。他们的身影与面目可以是光鲜的，骄傲的，也可以是随和的，但因为站在真理的基石上，总应该有那么点真理在握的信心与坦荡。因此，因为孤傲，他们与这个世界之间总应该有那么一点反讽与张力。
[FONT=金桥简楷体]我花了三、四个月的时间，浏览了一遍金学大观园。发现像马瑞芳先生那样的文章实在太少，像任延东先生那样的文字实在太多。（介绍[FONT=金桥简楷体]任延东先生的部分文字[FONT=金桥简楷体]，可以见下文附录。）[FONT=金桥简楷体]对于不懂《金瓶梅》的外行来说，[FONT=金桥简楷体]怎么说都可以，反正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全本或洁本，似乎[FONT=金桥简楷体]完全可以哗众取宠。对于内行而言，则可笑之至。作为一个[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FONT=金桥简楷体]，[FONT=金桥简楷体]总[FONT=金桥简楷体]应该珍惜自己的文字，珍惜自己的学术生命，不要随便开言，贻笑大方。可是，发表在山东网上任先生的文章，将他的观点作为一个重大的发现推向全国。他不知道他的行文之荒谬可笑吗？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的确有谐音会意，而且是大量的。这个方面，张竹坡的评论早就点出来了。张评指出了《金瓶梅》文学艺术的许多方面，但是，他也难免穿凿附会。因为古人，我可以原谅，然而对任先生就难以原谅：一、佛家里有莲的形象，但莲不一定就是佛教的形象，金莲就更甭说了。佛教里的莲花是洁白的，从来没有金莲之说。二、李瓶儿本意是瓶，在她出生之时，有人送给她家两个鱼瓶，因而取名为李瓶儿。谐音到“理平”也不错，但是，这个“理平”应该是在一定环境中与其他方面有联系的，不可能是孤立的。三、梅是道教的教树吗？[FONT=金桥简楷体]请[FONT=金桥简楷体]任先生[FONT=金桥简楷体]告诉我它的出处。[FONT=金桥简楷体]道教固然有《梅花易数》，然而，从来没有教树之说。由此产生的《金瓶梅》的诠释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穿凿附会。《金瓶梅》里对道教、佛教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不错。这在中国古典小说里乃空前绝后。作者否定道、佛子弟，[FONT=金桥简楷体]也可能[FONT=金桥简楷体]完全否定道教与佛教。[FONT=金桥简楷体]但是，[FONT=金桥简楷体]即使如任先生所言《金瓶梅》提倡理学，也得从字里行间里分析之，哪里仅仅从名字的谐音取义上可以[FONT=金桥简楷体]武断[FONT=金桥简楷体]呢？
[FONT=金桥简楷体]对《金瓶梅》的研究有许多是荒谬的。仅仅对作者兰陵笑笑生就争论了上百年，还分为南派、北派与清河派。《金瓶梅》反映的难道就是明朝或宋朝的现实？作为一部伟大的虚构小说，难道不能指向整个人类社会？更有[FONT=金桥简楷体]书生[FONT=金桥简楷体]将西门庆考证成一位明代的皇帝，完全不顾这是一部虚构的小说。这种学问有何价值？，有没有一点学术根基？谐音会意的确值得深究，可是，将《金瓶梅》的研究弄到胡猜瞎想的地步，不知任先生如何考虑金学大家们对这种观点作何感想？一个人需不需要考虑自己的学术声誉？即使是野狐禅也不是一点也不珍惜自己的文字的。
[FONT=金桥简楷体]作为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FONT=金桥简楷体]《金瓶梅》值得深入研究。[FONT=金桥简楷体]外行人看见的都是淫书。但若是看了三、四个月以后，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就不是满纸花香了，而是结构，关锁、语言等问题了。媒体是社会传播机构，而不是学术机构，它是不懂得学术文字的含金量的。[FONT=金桥简楷体]没有在逻辑上做到自圆其说或者考证上有令人信服的根据[FONT=金桥简楷体]，没有新的原创思想[FONT=金桥简楷体]千万不要对媒体[FONT=金桥简楷体]、[FONT=金桥简楷体]对学生瞎说。[FONT=金桥简楷体]一个真正的书生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经常使用的是“否定”、“摧毁”、“扬弃”这一类概念。当然也经常使用“发现”这个概念表达他们的喜悦。这种喜悦就像阿基米德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浮力的原理，一丝不挂地跑过西拉库斯大街，狂呼：“我发现了，我发现了。”人们能够原谅阿基米德，因为他精神上的快乐，他的喊声就是足够的衣服。但我看任先生，看金学里面的书生们的发现却是一丝不挂的。
[FONT=金桥简楷体]佐尔格的《遗著》第一卷第五百一十二页：“我们可能作恶这个事实起源于我们具有一个既非善亦非恶、既非某物亦非无物的外表和凡俗生存，这个外表与凡俗生存只不过是本质在其分离的存在中投在自己身上的影子，而我们能够把善和邪恶的图像投射到这个影子上，就像投射到烟云之上一样。我们所有道德上的美德无一不是善的那种反射的图像，谁要是信赖它们，那他就倒霉了！我们所有道德上的恶习无一不是邪恶的那种反照，在上帝面前，这些恶习是虚幻的，只有他才能把它们从我们身上驱除，谁要是因为这些恶习而感到绝望，把它们当做现实的和真正的东西，不相信能够驱逐它们的上帝，那就倒霉了！” 郭尔凯郭尔指出， 这里，佐格尔的弱点可谓彰明较著。的确，美德很可能并没有自在自为的价值，它们的价值很可能只在于谦卑地让上帝使它们在我们心中生长出来；的确，人的恶习很可能只有上帝才能驱除，而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人应该沉迷于形而上学，在前一种情形中，他忽视了人能够协助上帝，而在后一种情形中，他忽视了不容上帝离去的悔恨[FONT=金桥简楷体]。（出自索伦・奥碧・郭尔凯郭尔《论反讽的概念》。第272页。）
附录：
《哈尔滨学者再曝<金瓶梅>中人名暗示大明历史》。2008年12月10日。出自东北网。腾讯首页大楚网转载：
近日，哈尔滨学者再曝《金瓶梅》中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名字另有玄机，暗示出大明王朝历史现实。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教师任延东遵循“谐音会意”的“春秋笔法”，再开《金瓶梅》“法眼”，为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名字正名正义，从“莲”、“瓶”、“梅”中解析传统文化意象，指出三个名字全是托物言志，曲笔成章，微言见大义，暗示出大明王朝“异端虚无寂灭，其高过大学而无实” “充塞仁义者”的道乱佛淫动摇“理学”，“惑世诬民”，圣贤之士以“心学”救世的儒家道统思想与时偕行的历史现实。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向来被视为淫妇，是《金瓶梅》“诲淫”的主要看点与证据。但是任延东恪守《金瓶梅序》 “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的开宗明义，通过剖析作品文本主要情节及三者人物命运走向道破三个名字寓意着儒家道统政治理想的衰微，“今、平、没”祸根所在的天机。
任延东解析，潘金莲——-叛金莲(莲，佛家的圣物)，是背叛佛家真经的淫教祸首；李瓶儿——理平儿，大明朱家儿孙以理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庞春梅——旁春梅(梅，道教“教树”)，旁逸斜出道教正宗的邪教祸根。且潘金莲与庞春梅一主一仆，相伴而生，狼狈为奸，夹击孽杀李瓶儿,“存人欲，去天理”，“克礼复己”，“理平儿”道统覆灭全是“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心性无常私欲妄为的结果。三者的名字暗喻出大明王朝儒家道统极度衰微的症结与病因。正是“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
任延东还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史记宋明两代亡朝。宋明两代兴亡的历史如出一辙，宋以“理学”正道，明以“心学”补道，力求恢复儒家道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核心价值体系。历史惊人的相似，盛世大宋大明皆又被金人覆灭。《金瓶梅》是在以宋史为鉴的同时，揭露批判了明代没落的现实。《金瓶梅》不仅是明代的《春秋》，也是宋朝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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