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維吾爾孩子無法團聚—轉自國際特赦中文

Gerardi Er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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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肉分离的噩梦

镇压下维吾尔家庭无法亲子团聚

大约4年前,一些已为人父母且在国外求学或谋生的维吾尔人开始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噩梦。不少人把至少一个孩子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老家由家人照顾,可是,他们当时万万没想到中国即将对新疆的族群实行史无前例的镇压,并因此而对成千上万像他们这样的父母的生活造成可怕的影响。

几十年来,许多维吾尔人在新疆经历了系统性的民族和宗教歧视。自2014年以来,新疆大举扩张警力并实行全面监控,这也是当局公开宣布的“反恐人民战争”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行动的一部分。监控和社会控制措施在2016年开始迅速扩展。2017年,当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自那时起,估计有100万或以上的人被任意拘押在新疆的“教育转化中心”或“职业培训中心”,遭受各种形式的酷刑和虐待,包括政治教化和强制的文化同化。这种压迫人民的大规模拘押行动和有系统的镇压让身为父母的维吾尔人无法返回中国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几乎不可能离开中国到国外与他们团聚。

许多父母起初以为镇压是暂时性的措施,他们很快就能回乡见孩子。但亲友警告说,他们返回中国后几乎肯定会被关进拘禁营中。这些拘禁营的存在及任何穆斯林族群成员有可能被任意关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些人一开始还可以与孩子通信,但当照顾孩子的亲戚被关进拘禁营或入狱时,就无法联系上他们。慢慢地,无可挽回地,这些居于国外的父母流亡在外。

最近,国际特赦组织与6名和子女骨肉分离的父母深入交流,他们分别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居住。他们的证词只触及那些维吾尔家庭经历的一点皮毛,揭示他们十分渴望能与被困在中国的子女团聚。

4个分别只有12岁、14岁、15岁和16岁的孩子需要踏上艰苦旅程,穿越5000公里,从喀什前往上海申请到意大利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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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成千上万被拆散家庭的维吾尔人之一……在过去的1594天中,我们没有听到过女儿们的声音。 我和妻子试着掩饰我们的悲伤,不让与我们一起在这里的其他孩子看见,所以我们只在夜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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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我可以和他说话,我会对他说,‘原谅我,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但我无法照顾你,我没能尽到妈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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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出这么大的努力来救我的孩子,但我没有成功。我曾经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做同一噩梦,梦到孩子们哭着要我,然后他们的老师说:‘你们的母亲离开了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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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母亲拿起电话时,他感到如此兴奋。马木提说:“我只想说开斋节快乐,很久没与您交谈了”。不过,他的母亲却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家里有干部,”随后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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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底,托里洪发现他的母亲和孩子被迫从乌鲁木齐迁往和田。母亲不久就被送到拘禁营。他们的孩子在返回和田后的5天内,被送往爱心幼儿园,而这其实是一家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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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土耳其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
差点团聚: 4名踏上危险旅途的少年
米热班·卡迪尔(Mihriban Kader)和丈夫阿布力克木·麦麦提依民(Ablikim Memtinin)来自喀什,因多次遭到警察骚扰,并被要求将护照上缴当地警察局,于是在2016年逃亡到意大利。
他们离开后,米热班的父母帮忙照顾二人的4个孩子,但不久后开始受到警察的骚扰。最终,米热班的母亲被带到一个拘禁营,而父亲则被审问了几天,后来更住院数月。
二人的孩子变得无人照顾。米热班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在我父母出事后,其他亲戚不敢照顾我的孩子,担心他们也会被送到拘禁营。”

2019年11月,米热班和阿布力克木获意大利政府批准将4个孩子带到当地,有望与他们团聚。然而在此之前,在2020年6月,4个分别只有12岁、14岁、15岁和16岁的孩子需要踏上艰苦旅程,穿越5,000公里,从中国与巴基斯坦边境接壤的喀什前往东部沿海城市上海申请到意大利的签证。
路途上,他们多次身陷险境,遇到巨大挑战。根据中国的法规,儿童不能购买火车票或飞机票以及独自出行。由于歧视性政策,加上地方政府命令,酒店经常以没有客房为由拒绝接待维吾尔人。尽管面临逆境,孩子们还是坚持到底,成功到达了上海。
当孩子们最终手持有效护照到达意大利领事馆的大门时,父母仿佛在他们眼前的大门后,他们即将可互相拥抱。
可是,当他们被拒绝进入领事馆后,兴奋瞬间变成恐惧。他们后来被告知,只有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才能签发家庭团聚签证,但由于北京在2020年6月时实施严格的封城措施,人们根本无法前往当地。孩子们心碎的在领事馆外等候,希望有人会出来帮助他们。孩子们不但得不到帮助,一名中国警卫还走了过来,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离开就要报警。
孩子们没有因绝望而放弃,而是向多家旅行社寻求协助申请到意大利的签证。据他们的父母说,6月24日,4个孩子从上海的一所旅馆被警察带走,并带回喀什的一家孤儿院和寄宿学校。他们差一点就成功,要是那天在领事馆发生的一切往相反方向走,也许他们现在就不用在中国孤儿院系统中受煎熬,而是可以和父母一起回忆刚刚经历的冒险旅程。目前,米热班和阿布力克木担心他们可能永远失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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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hriban Kader
孩子们在哪里?
海外维吾尔人要得知家人的下落往往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即使如此,一些父母会通过暗语、照片和视频等形式,从亲友那里收到零碎的信息,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被带到了国营“孤儿院”或寄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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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与女儿们分离:1594天未完持续
约麦尔·艾木都(Omer Faruh)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家书店。2016年11月,当他在沙特阿拉伯时,一天夜里,他的妻子买尔艳木·阿不力米提(Meryem Faruh)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当地警察已下令她们交出护照。约麦尔感到担心,便要求买尔艳木不要向警察交出护照,并立即为她和两个已有护照的大女儿买机票,另外两个5岁和6岁尚未有旅行证件。考虑到当时在新疆大规模没收护照的情况,夫妇二人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年纪较小的两个孩子留在新疆中部库尔勒的家中由买尔艳木父母照顾。
约麦尔很快就与自己父母失去了联系。2017年10月,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他的岳父母已被带到拘禁营。
约麦尔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我是成千上万被拆散家庭的维吾尔人之一……在过去的1594天中,我们没有听到过女儿们的声音。我和妻子试着掩饰我们的悲伤,不让与我们一起在这里的其他孩子看见,所以我们只在夜里哭。”
他声音颤抖地说:“我甘愿为女儿牺牲一切,只要我知道我的女儿能获释,我甘愿牺牲我的生命。”
约麦尔及其家人(包括所有孩子)于2020年6月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此后,他一直在寻求土耳其当局的帮助,以便将他的两个小女儿带出中国。尽管土耳其驻北京大使馆告知约麦尔,大使馆已于2020年8月启动了相关程序,并于2020年10月向中国政府发送了外交照会,但迄今为止他们仍无法将女儿们带到土耳其。
“我有话要对人类说。请设身处地的想象我们经历的一切,为我们发声。”
2016年底,中国当局开始有计划地没收新疆境内人士的护照。许多家庭被下令将护照上缴当地警察局后,决定在他们仍可出境的情况下出国,以后再为尚无护照的孩子回来。
出国后,那些向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查询的父母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只是被告知要返回新疆,而在返回新疆后,他们很可能会遭到任意拘押和其他形式的法外处罚。
告诉我儿子还活着,还平安健康
热孜万古莉(Rizwangul)2014年时在迪拜担任销售员,当时她3岁的儿子在她的表哥木海买提(Muhammed)陪同下探访了她近半年。热孜万古莉曾计划让儿子跟她一起长住,但她的父母建议他在中国待到学龄,这样热孜万古莉可以专注于她的事业。她同意了,以为到那时她会在迪拜安顿下来,并可以为他入学做准备。
热孜万古莉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每次我放假回到新疆的家乡时,都会和儿子待一个月。那时,我感到非常幸福。他来迪拜探我时,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热孜万古莉的表哥木海买提留在迪拜工作。当他的母亲于2017年3月生病时,他回到新疆。仅仅两个月后,就在热孜万古莉准备按计划回国时,她的姐姐和朋友告诉她,返回中国并不安全。
她不知道情况会变得糟糕得多。
当热孜万古莉向姐姐打听木海买提的情况时,得知他回到新疆一周后便去了“学校”学习。热孜万古莉明白,这意味着木海买提已被送到“教育转化中心”。
然后在9月,当一直在照顾儿子的姐姐基于安全理由而告诉她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他们时,热孜万古莉的世界变得一片漆黑。从那时起,热孜万古莉一直无法联系她的儿子、姐姐或在新疆的朋友。她目前正在荷兰学习荷兰语。
“别人很难理解我的感受。”她对国际特赦组织说,泪水从她的脸颊流下来。 “我想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平安健康,这就是唯一使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她声音颤抖地说:“如果现在我可以和他说话,我会对他说,‘原谅我,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但我无法照顾你;我没能尽到妈妈的责任。’”
她继续说:“试想一下,你不能给家人打电话,多年不知道你的孩子、父母或亲戚是否还活着。想象一下,不仅是你,还有数以百万(维吾尔)人与家人分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这确实发生了。请帮助我们。”

一些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幼时与祖父母共度时光。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的人选择暂时移居国外,以免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受到严厉惩罚,这项政策剥夺人们(尤其是妇女)自己做出生殖选择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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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nesty International
回去还是不回去?
迪力努尔(Dilnur)来自喀什,目前与11岁的女儿住在加拿大,并学习英语。由于经常遭到当地警察的严重骚扰,被反复搜查房屋和下令脱下头巾,她和女儿于2016年离开中国前往土耳其。
迪力努尔花了约一年的时间才使新疆当局向两个女儿(分别是11岁和9岁)发放护照,但警察拒绝了她7岁的儿子的护照申请。当迪尔努尔询问原因时,当地警察告诉她,如果他们给她的儿子发放护照,她就不会回中国。由于小女儿有过敏症,使她无法出国,迪力努尔不得不把她和儿子留给父母照顾。迪力努尔离开中国几个月后,从家人那里得知小女儿的护照已被警察没收。
2017年初,迪力努尔遇到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她的姐姐打电话告诉她:“你得回来。”她们的父亲一直在照顾她的两个孩子,每周都受到长时间的审问。当迪力努尔哽咽地询问原因时,她的姐姐回答:“因为政府要你回来。我们一家的安全就看你的了。如果你不马上回来,我们全家人甚至我们的亲戚都会受到惩罚,被送到拘禁营。”
听到这些话后,迪力努尔感到世界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变得支离破碎。亲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她是否返回中国,她为此感到极端无助和痛苦,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返回中国,她将与孩子们分离,并被带到拘禁营。
迪力努尔苦思冥想该如何行动,一个星期都无法安睡。然后,她从亲戚那里收到父亲的一条消息,告诉她应该专注于完成学业。不久之后,她父亲又传来另一条信息:“迪力努尔绝不能再回来。”
迪力努尔相信她的父亲知道一旦她回去会怎样,所以他决定保护她免遭潜在的伤害。此外,她认为自己的家人和亲戚仅因为是维吾尔人而受到骚扰,即使她回去,当局也不会让他们获得自由。
自2017年4月以来,迪力努尔无法联系到任何家人,更不知道在新疆的两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她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但未能如愿。“我做出这么大的努力来救我的孩子,但我没有成功。我曾经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做同一噩梦,梦到孩子们哭着要我,然后他们的老师说:‘你们的母亲离开了你们。’”迪力努尔被这些思绪吓坏了,变得害怕睡觉。
迪力努尔计划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向加拿大政府寻求帮助,希望把她的孩子们带过来。在土耳其生活期间,她写了几封信寻求土耳其外交部、内政部和总统府的帮助,但仍未收到任何回复。在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时,她还呼吁世界采取行动,她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和家人正在发生什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请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我想请每个人守住自己的人性,为我们说话,与我们站在一起,不要让这种悲剧继续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究竟有多少孩子与在中国境外居住或仍被关押在拘禁营或监狱中的父母骨肉分离,目前难以估计。
由于缺乏公开可用的数据,而且进入该地区的渠道受限,要对新疆境内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完整记录仍然极其困难。
“家里有干部”
马木提(Mamutjan)在喀什出生和长大,目前在澳大利亚居住。2012年他在马来西亚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时,他的妻子木艾热木(Muherrem)和尚处于婴儿期的女儿与他团聚,此前木艾热木等待了两年多才领到护照。
马木提仍然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当木艾热木和我们的女儿第一次来到吉隆坡时,我非常兴奋……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
这段欢乐时光持续了将近3年,但在木艾热木丢失护照后,中国驻吉隆坡使馆2015年底拒绝向她重新发放护照而告终。其后,她被迫与当时5岁的女儿和6个月大的儿子返回中国,申请续签护照。当时他们想这是例行程序,没有觉察到中国将在2017年对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镇压,而这种长达数年的痛苦分离即将开始。
木艾热木和两个孩子最终被困在喀什。马木提与妻子和孩子保持定期联系,直到2017年4月木艾热木被带到拘禁营之前的一天。当木艾热木被带走时,孩子们被留给了他们的祖父母照顾。不久之后,马木提的父母要求他不要再与他们联系。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在通讯应用程序上将他“删除”。
两年来,马木提对妻子的下落几乎一无所知,也无法与父母或姻亲联系。2019年5月,马木提在一个亲戚的社交媒体帐户上看到了他儿子的视频,儿子当时在兴奋地大喊:“我妈妈已经毕业了!”然后他终于安心了一点,因为他相信这明显意味着她已从拘禁营获释。
马木提决定冒险一试,在2019年8月给他的父母打电话。他以为那段视频反映了他家人的困境有所改善。
当他的母亲拿起电话时,他感到如此兴奋。马木提说:“我只想说开斋节快乐,很久没与您交谈了”。不过,他的母亲却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家里有干部,”随后挂断了电话。此后,他一直打电话,但总是打不通。马木提认为,他的父母因为担心与海外人士联系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拘押或受到其他惩罚,为避免与他的联系故意断线,以免他再次打来电话。
在过去的一年中,马木提继续从他的朋友那里收到由暗语写成的零碎信息,显示木艾热木仍被拘押。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妻子“5岁”,马木提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她被判处5年徒刑。另一位朋友说,木艾热木已被送到一家“医院”,这可能是维吾尔人使用的暗语所指的拘禁营或监狱。
马木提的挚友探访了他的家乡,以了解更多关于他家人的状况。虽然马木提无法与家人和亲戚联系,但根据挚友传来的两段视频,他相信儿子可能与他的岳母同住,而女儿则与他自己的父母同住。他说:“我们根本不该受如此巨大的煎熬。这就像你因为是维吾尔人或与多数中国人不同,而失去了4、5年的人生一样。”
马木提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对新疆的高压政策:“如果中国当局人性尚存,就应停止这样对待人民,并让人民与家人团聚。并不是说我们犯了任何罪行。我希望他们意识到这种对人民的横蛮行为多么的残酷……这是令人感到折磨和痛苦的不公现象,没有其他言语可以准确地描述这一点。”他已联系他目前所在国澳大利亚的内政部,但他们说无法帮助他,因为他不是永久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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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维吾尔人因为担心在中国的亲属会受到报复,往往不愿公开谈论他们及其亲属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
尽管面临这样的挑战,这6位父母还是决定公开他们的经历,希望这有助于他们尽快与孩子们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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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一连串可怕的消息
2017年3月,买日帕提·买提尼亚孜(Meripet Metniyaz)和她的丈夫托里洪(Turghun Memet)从新疆前往土耳其,目的是照顾买日帕提在伊斯坦布尔生病的父亲。买日帕提原本在新疆西南部城市和田担任超声医生,而托里洪则是在新疆投资房地产和宝石的商人。他们用有效期一个月的签证出境,以为他们很快会回中国了。当他们不在时,托里洪在乌鲁木齐的母亲照顾他们4个只有6岁、8岁、9岁和11岁的孩子。
在夫妇二人帮助买日帕提的父亲恢复健康期间,家人传来令人担忧的消息。消息说,以前去过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正在遭到拘押并被送到拘禁营。他们决定推迟返回中国的时间。
买日帕提解释说:“我们以为只要耐心等待几个月,直到乌鲁木齐局势好转,我们就能回去。我们等了,但情况变得更糟。不仅出国的人,就连祈祷和蓄须的人都被捕。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家乡监狱的故事,非常害怕回去。”
2017年底,托里洪发现他的母亲和孩子被迫从乌鲁木齐迁往到大约1,500公里(930海里)外的和田,也就是其母亲正式的户口登记所在地。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托里洪从他的姐姐阿米娜(Amina)那里得知,他们的母亲返回和田后不久就被送到拘禁营。他们的孩子在返回和田后的5天之内,被送往爱心幼儿园,而这其实是一家孤儿院。
买日帕提难以接受这一消息。“在我失去孩子(的联系)后,我的精神健康受到打击。”她经常半夜发噩梦,哭着惊醒。“有一句老话,‘孩子是心脏,孩子是生命。’我感觉就像失去了心脏,失去了生命。”她痛哭着继续说道:“我生存的意义是我的孩子们。我一直惦记着他们的幸福、健康以及受到的待遇。”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托里洪的姐姐继续以暗语写成的短信,通知他有关孩子的信息。起初,阿米娜每周可以探访孩子们一次。几周后,她不再被允许探望孩子。2018年6月,托里洪突然甚至无法联系阿米娜。
几个月后,他的嫂子告诉他,阿米娜被警察拘押,在讯问期间被杀。托里洪和买日帕提感到震惊和极度悲哀。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嫂子已于2018年底被送到拘禁营。他们已找不到任何人可以给他们提供有关孩子的信息。
买日帕提和托里洪写过很多信给土耳其外交部、土耳其总统顾问和中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但尚未收到任何回复。买日帕提说:“我唯一的愿望是,每个失去孩子、父母、亲戚和亲人的无辜者都可以重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中国早就应该结束在新疆持续实行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和高压政策,并尊重其人权义务,包括国际法规定的儿童权利。中国于1992年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9条和第10条,中国必须确保儿童不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与父母分离,而且始终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公约》第3条)。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已确认,如果出于任何原因而无法在原籍国实现家庭团聚,居住国和原籍国都应尽可能地在其他地方促成家庭团聚,并适当考虑儿童及其父母的人权,包括他们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
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一般有权与父母保持个人关系及定期直接联系。如果国家已成为孩子的监护人,例如孩子在孤儿院或寄宿学校,则必须向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有关孩子下落的信息。
在言论自由权、隐私权和家庭生活权之下,国家必须让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人有机会定期与国外的家人联系,并寻求、接收和传递信息,而不受国境的限制。
2016年10月,有许多报道称新疆当局没收了维吾尔人护照,以图进一步限制其行动自由。行动自由权包括离开自己的国家和获得必要旅行证件的权利,不能受到任意限制,除非那样做是基于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实现合法目的是必要的和相称的,并与免遭歧视的权利等其他人权相符。
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父母说,中国领事馆拒绝了他们更新护照的申请,并告诉他们需要回中国才能更新护照。一个国家以不必要的法规或行政措施拒绝发放护照或延长护照的有效期,可能构成对该人的行动自由权的侵犯。
中国政府必须履行其义务,以积极、人道的方式迅速处理儿童或其父母自由进入或离开中国的申请,特别是涉及家庭团聚的目的。此外,中国政府必须保证父母或孩子在要求与家人团聚时不会有不利后果。强迫家庭分离的政策,尤其是强制安排维吾尔儿童到孤儿院的政策,侵犯了儿童的权利,包括受保护不因父母的信仰和行为而遭受歧视和惩罚的权利。
在家庭团聚之前,中国必须尊重维吾尔家庭成员之间保持直接和定期联系的权利。国际特赦组织记录的案件中,与海外的联系被视为是人们被关押在新疆境内的拘禁营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中国政府必须迅速披露生活在国外那些父母的孩子及其他家人的下落,包括仍被关在拘禁营、监狱或其他国家机关中的人。拒绝提供此类信息也可能构成任意干涉儿童的家庭生活权(《儿童权利公约》第16条)。
建议
致中国政府:
  • 如果孩子选择出国,确保孩子获准离开中国,以尽快与父母及已在国外生活的兄弟姐妹团聚;
  • 终止一切以不许可的方式限制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族群自由离开和返回中国的权利的措施;
  • 让联合国人权专家、独立研究人员和记者全面和不受限制地访问新疆,以便对该地区发生的事进行独立调查;
  • 关闭政治“教育转化中心”,并立即无条件和不带成见地释放被拘押者;
  • 确保中国外交或领事机关及其他公共官员和当局保护所有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要适当协助人们寻找在中国的家人;
  • 确保来自新疆的所有人都能定期与家人和其他人通讯联系,包括那些居住在其他国家的人,而不受干扰,除非在符合国际人权法的情况下有明确的理由那样做;
  • 按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和其他人权规定的义务,停止强迫维吾尔儿童与父母或监护人分离的做法,除非经过主管当局的有效司法审查,确定有必要将儿童与父母或监护人分离,作为保护儿童最大利益的最后手段;
  • 作为当务之急,把所有未经父母或监护人同意被关在国营机关中的儿童释放。
致第二国政府:
  • 确保所有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人迅速有机会诉诸公正有效的庇护程序,得到法律咨询,以及对他们回国后可能面临的侵犯人权或虐待行为进行彻底的评估,并让他们有能力挑战任何遣返令;
  • 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尽最大努力确保所有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居住在该国的其他中国少数民族成员均得到领事和其他适当协助,以查明其子女的下落并与子女保持联系,并考虑到这些民族目前所处的特殊状况;
  • 通过积极、人道的方式迅速处理儿童或其父母以家庭团聚为由的入境申请,在适当考虑适用的人权义务,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义务的情况下,做出关于家庭团聚的决定。

報告如下:https://www.amnesty.org/download/Documents/ASA1737982021ENGLISH.PDF(英文版)


rfa也有轉載:

我的孩子在哪裏?維吾爾人骨肉分離的惡夢
“我的孩子在哪裏?”這是許多被迫遠走他鄉的維吾爾人想問中國政府的一句話。總部位於倫敦的人權組織國際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 )近來探訪流亡海外的多位維吾爾人,爲人父母的他們正被迫經歷骨肉分離的惡夢,他們呼籲中國政府公佈這些孩子們的下落。

“孩子是心臟,孩子是生命。”和四個孩子失聯的買日帕提(Meripet Metniyaz)這四年活得痛苦,像是沒了生存意義一樣,她常常半夜從噩夢中哭醒,因爲她怎麼也沒想到,2017年爲探視居住在土耳其生病的父親,她和丈夫托里洪(Turghun Memet)本以爲只是暫別新疆一個月的短期旅行,卻成爲和老家親人與孩子永別的惡夢。

買日帕提原本在新疆和田是一位做B超的醫生。2017年離開新疆時,四個孩子交給烏魯木齊的婆婆照顧,但沒多久後傳出,烏魯木齊開始抓捕行動,買日帕提從小姑口中得知,婆婆被押往拘留營,四個孩子則被送到了和田一家所謂愛心幼兒園,也就是孤兒院,而這只是惡夢的開始。

買日帕提的小姑2018年6月後再也沒有通過暗號簡訊告訴夫婦倆家中狀況,托里洪從嫂嫂那得知,他的姐姐被拘押期間遭殺害。沒過多久,他的嫂嫂也被押往拘留營,孩子和親人們的消息從此音訊全無。





買日帕提和托里洪寫過很多信給土耳其外交部和中國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但沒有收到任何回覆。夫妻倆最小的孩子今年十歲了,兩人日夜都在祈禱惡夢早日結束,希望今生還有機會能和孩子團聚。

買日帕提夫婦倆的故事不是單一個案。

在荷蘭,熱孜萬古莉(Rizwangul)2017年9月和姐姐的最後一次聯繫,並沒有聽到兒子的聲音,而是姐姐要她不要再打電話回家。

她只希望中國政府告訴她十歲的兒子還活着,平安健康,而她想告訴兒子,“原諒我,我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但我無法照顧你;我沒能盡到媽媽的責任。”

國際特赦組織近來調查發現,流亡在意大利、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荷蘭的一些維吾爾人,都有被迫骨肉分離的相似悲劇,關鍵時間點都是2017年。

梳理國際特赦組織的訪談發現,2016年底,中國開始有計劃地沒收新疆境內人士的護照;2017年,新疆展開大規模行動,拘捕海外有親人或是曾去過海外的維吾爾人,烏魯木齊局勢最惡劣時,甚至連祈禱和蓄鬍的人都被捕。

究竟有多少孩子與在中國境外居住或仍被關押在拘禁營或監獄中的父母骨肉分離?國際特赦組織說,因爲缺乏公開數據,且進入新疆的管道仍受限,目前難以估計。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中國政府,儘早結束在新疆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爲和高壓政策,同時,也應該履行自身的國際義務,依照《兒童權利公約》,遵照孩子們的意願,讓這些孩童可以出境和父母團聚,或是讓孩子能和父母定期直接聯繫;如果國家已成爲孩子的監護人,例如孩子在孤兒院或寄宿學校,則必須提供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孩童的信息。

中國於1992年批准了《兒童權利公約》。根據《兒童權利公約》,中國須確保兒童不在違背自己意願的情況下與父母分離,且始終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爲首要考慮。

 
最后修改:

fojifeifo

活跃会员
如果是真正的“反恐人民战争”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 ,难道不应该吗?

伊斯兰极端主义用他们令人发指的恐怖手段在欧洲剥夺了多少无辜者的生命?前不久的那个法国教师,怎么被残忍斩首的?对付动辄采取惨无人道恐怖手段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采取中国共产党这种铁腕手段,有效吗?你让他们和平传教信教,结果就像在欧洲一些城市那样,穆斯林越来越多,他们自己不吃猪肉也就罢了,到别人家里串门,主人在自己家里也必须把猪肉拿开,否则就是对他们信仰的冒犯。这不荒谬霸道吗?中共下定决心铁腕治理,不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荒谬霸道残忍自身所导致的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没有中国共产党,谁能对付得了惨无人道恐袭成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铁腕之所以能行得通,是因为我们中国大陆90%以上人口都是汉族,可以形成共同的铁的意志,不像欧洲一些大城市,白人不想生孩子,必须引进穆斯林人口,结果本地人口越来越少,只好顺从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口。

不要什么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做得不对,看看自己有哪些危机是中国共产党所没有的。醒醒吧,欧美哪些愚蠢自大自私的政客和财阀。财阀们只要能增加自己的财富,会在乎自己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安危吗?有了富甲天下的财富,他们不是无论到俄罗斯还是到朝鲜,都同样能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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