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担和担负——生命的一体两面

fojifei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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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后第二十六个月,也就是农历197×年正月(廿二日),我生父壮年离世。当时我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父亲知道母亲一人难以养活我,弥留之际,把我托付给我大婶。大婶与父亲本是姑舅表兄妹,亲生子刚夭折,已抱养了一个大我一岁的女孩,本不想再收养我,无奈碍于情面,勉强答应(这件事是我无意中偷听到的。像往常一样,那个晚上,我又因为犯事被罚不许回家吃晚饭。天黑了,习惯早睡的人家都已进入梦乡了,我家大门已从里面反锁上。在黑夜的掩护下,我悄悄从柴房爬到厢房楼板,再从厢房楼板轻轻地摸到嗣父母即叔婶卧室的楼板。嗣父正在卧室埋怨嗣母,怪她当初不该答应收养我,嗣母说她当初答应也是情非得已。那时我大概正上小学一年纪吧,无意偷听到此事之后,就慢慢对家庭的安全感到不安全)。
(我一过门,就改称大婶叫姆妈。大叔则仍叫叔叔,奶奶不让改叫爹爹,大概是因为我父亲刚过世,叫爹爹怕不吉利吧。)嗣母脾气不好,我头年年底过门,第二年年底,因我妨碍她干活,暴怒之下,她倒拎起我双脚,狠狠地往地下摔。当场没察觉什么异样,可来年正月就发现走路困难。原来当时髋关节已摔裂,只是没有马上出现症状而已(嗣母意外摔断我腿之事,我也是2009年听我二姐说的,二姐是听我生母说的。我生母2000年意外亡故。生母在时,不管她过得如何艰难,我都几乎没有去看过她,虽然我们就近在咫尺——因为我嗣母很忌讳我这样做——所以我对于自己断腿之前的事情,几乎一概不知。回想起嗣母以前的一些言行,我相信我二姐说的是真的。2003年夏天,我到医院拍了片,诊断是髋关节陈旧性外伤)。那年头也耗了不少钱医治,但最终还是留下残疾。此后嗣父母就一直把我看作额外的负担。嗣母总是对人赌咒发誓,说是我自己调皮摔断了腿,并时不时数落我,说她此后的不幸都是由我造成(我奶奶曾怪她伤了我的腿,大概让她受了不少气吧)。
嗣父母后来一直没能再生育。凡是本家族之事,嗣父都喜欢出头担当——我两个哥哥、两个姐姐的大事,无不由他出面主持。但他脾气暴躁,稍有不快,就会埋怨我生父留给他太多负担。记忆中,嗣父母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事鼓励夸奖过我,总是数落埋怨斥责(直至我考上硕士之后才改口)。这使得培养自信和自尊成为我成年之后生活中的常务,但要培养起从小就缺少的对生活的幸福感,却似乎并非易事。
因为残疾,嗣父母就打算让抱养的姐姐大了给我做老婆,弄得我们俩小小年纪就饱受村人乃至亲戚的取笑,因此在一起就如冤家路窄,互不相让。直至我高一时有人向我姐提亲,我违逆二老,大胆表态,才决断此事。但此后对婚姻的美好感我似乎就很迟钝。(我得永远感谢我这个姐姐。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永远是姐弟亲戚。她现在照顾着我嗣母。我上中学时,本该我分担的家务活和农活都由她承担了,我因此得以有更多的空闲读书——虽然读的大多是小说之类的闲书)
家里人对我既是这样的态度,村子里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拿残疾人取乐,在那时的农村是普遍而必然的,连有的亲戚也舍不得放弃这种乐趣。遭受大龄健壮小孩恃强凌弱的欺侮,也是常有之事。更倒霉的是,曾经一度,村子里只要出现什么坏事,有人首先就会想到是我干的。这样一来,我在家里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嗣父母都是很要强又很要面子的人。
小学时曾数次想一了百了,初一时想一走了之,但都担心嗣父母因此而受其他亲戚的指责,所以熬了下来。
中考时背着父母填志愿,独自做主,小师范之类的小中专(那时高考上的中专叫“大中专”)一个都没填,就只填了全县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这本来也没啥大不了,但中考成绩一出来,我上了小师范的分数线,嗣父就一直埋怨我忤逆不听话,说要是进了小师范,三年之后毕业就可以直接工作。这样的怨言持续了三年。其实我当时只填重点高中,并非胸怀大志今后一定要上大学,而是因为那时上中专要加试体育,我害怕了。可当时我这个理由一说出口,嗣父迎头就恨恨地回了一句——“你这叫死了怕没棺材装!”
高一时,已感觉生活极其无聊,生死都不由己,因此自号“王世遗”(高一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乃至自习课都耗在武侠小说上)。当时学习没动力,积极性也不高,对未来感到很迷茫,因为那时很多人都说重点大学(现在叫一本高校)不收残疾人。高三毕业考试(后来取消了)之后,离“黑色七月”的正式高考(后来高考改为六月)还有漫长的两个多月,可我巴不得马上就参加高考,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我的成绩不但不会稳固和上升,而且还会可怕地下降。结果果然如此。尽管我们班应届考上的不足三分之一,但我却想复读再考,可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一则感到似乎有些心有余力不足,二则父母也不乐意——他们本来就一直认为高中三年的花费本来就是额外的,是我三年前自作主张的结果。
大学读中文,除了文学名著之外,看的最多的就是哲学类的书籍,另外还有心理学类的,对历史一直提不起兴趣。因为生性疏懒、眼高手低和不适应集体活动,不愿参加任何征文类的比赛以及任何集体性的比赛活动,却被班主任视为缺乏集体荣誉感,不愿积极为班集体做贡献和争取荣誉。班主任得知我对学校很不满,就专门找到我,出言训导:你有什么不满的?像你们这类的残疾人,以前还没资格上大学呢。现在能让你上这种国家正规高校,你应该感谢才对。有一次不知又听了哪位同学打小报告,班主任又在班上有针对性地不点名批评:那些残疾的同学,成绩本来就应该比其他同学要更好,因为他们可以不上体育课,有更多的时间学习。
大学毕业之后看了几部有关心理医生的书籍,才发现自己从高三下学期开始,神经衰弱就已经不轻了。在老家工作期间,教书,看书,喝酒——胃也喝伤了。
那时最迷恋一幅对联:
酒醉诗狂笑傲且随今日景
花好月圆风光仍似昔年春
虽然我不会作诗,也很少有过花好月圆昔年春的美好体验。
一边调养,一边备考。
一晃八年!恍兮惚兮!
从读硕开始,才慢慢学会自我调控,把时间大部分都花在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上。同时也学会让自己不起任何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之心,诚意不自欺,慎独思无邪——不管结果如何。应该说,我真正的精神生命,始于读硕。
硕士毕业后不敢再耽误(找好的工作也放弃了),接着读博,从马哲转到中哲。
博士毕业之后,嗣父母觉得发财翻身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
可是我挣的钱并不比村子里其他读书人多!
更要命的是,四十来岁了,我还单身!这不但给整个家族招来打光棍的恶名,还让二老传宗接代的希望看来也要成为泡影。这时,他们一方面后悔当初让我读书,一方面言语间有意无意地以死相逼。
我终于成家了,神不知鬼不觉!
在老家工作八年,我一年也就春节、端午、中秋三次回家。因为在家里很难温馨地交流亲情,总是因为对人对事对生活的不同看法而与二老闹得不愉快。
2012年春,我成家的第二年,我爹爹在病痛中去世(上大学时我已不再叫嗣父为叔叔,而是改口叫爹爹,但一直叫得不自然,在亲戚面前更是几乎就不叫)。我匆忙赶回家时已是第三天,看到他老人家一只眼仍然半睁着(大概是因为我没及时赶回,还有我一直没生孩子吧)。
父亲丧事一结束,嗣母就跟我到了我谋生的城市。不到一月,就闹得不可开交,加上她胃病发作老是不好,我只好匆匆把她送回老家,住在我那抱养的姐姐家。我现在每隔一周或十来天给嗣母一次电话。
嗣父母老境颓唐,我内心清楚,多是因为我未尽到人子的责任。二老能干好强,什么都不想落人后,平时又好打抱不平,在村子和亲戚中都颇有威望,孰料老来如此?也许正因为好强,所以二老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就是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也许二老年轻时就准确地预见到年老时,因为他们一直担忧我长大后没有能力赡养他们。而事实上,一直到老,二老几乎都未得到过我的赡养,他们一直自食其力。
有的美国学者隔岸观火,认为虽然子女应该赡养父母,但中国父母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却是不道德的。因为子女完全是父母要生下来的,何时生,何处生,怎么生,子女完全不知,全是父母自己先行做主,所以把子女养大成人,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能因此而要求子女赡养还债呢?路人尚且应该施恩不图报,何况父母养育子女呢?如果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的话,那我就更应该很好地赡养我的嗣父母,因为自作主张地把我生下来的不是他们,所以他们并没有养活我的责任,但他们却额外地把我养大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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