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在德国和中国 [1]
[德] R.劳 特/文 张东辉/译 梁志学/校
来源：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
提 要: 这篇报告回忆了作者20世纪50年代在德国编辑《费希特全集》的艰难开端和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促成编译《费希特选集》 的东方之旅, 讲得真实生动, 可谓有价值的学术史料。
首先我必须做一些很重要的开场白。巴伐利亚科学院肩负的使命是研究, 这比那种在精神科学领域中几乎专门从事的工作有更多的涵义, 因为这项使命并不仅仅是为死者涂防腐剂、以供人瞻仰的活动。以前这项使命只是对先哲进行研究, 而这却不是我们的任务。只有语言学或历史学从事这种研究, 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学科是这样。与此相反, 我们的任务是以哲学的方式从事研究。这意味着进行哲学的、必须在我们任务的合法性内加以显示的反思, 意味着在唯独作为统一体的哲学中, 与全世界那些同样生动而尽职地以这种方式进行反思的人们一起, 做这类反思。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中国紧密相连的, 即使在这方面, 研究也还不够完备。更确切地说, 这项研究应该在肯定的意义上对事物的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家紧接着将看到, 在我报告的事情中, 正好发生了这种情况。现在, 我想向大家描述这种情况在对慕尼黑有意义的场合是如何进展的。
所谓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不久( 1979年), 我们从中国得到一个消息, 有一位叫王玖兴的教授将因公来访。王先生首先抵达美因兹, 最后来慕尼黑。去美因兹是为《康德全集》 的出版拜访冯克教授, 来慕尼黑则是为《费希特全集》的出版。因此, 大家从这个选择就可以看出, 在中国人眼里我们的《费希特全集》编辑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在慕尼黑的火车总站等候王先生。我很自然地预想到, 身穿蓝色服装的无数中国大众的一员现在就要来这里了。可是竟然来了一位身着黑色装的先生! 我胸前拿着一本小红书, 以便他能认出该跟谁打招呼。他从人群中走出来, 站在我面前笑着说: “你这样看起来像个中国共产党员! ”我感到十分吃惊。
原来, 事情是这样的: 王先生在中国发生骤变之前已经在瑞士弗赖堡生活和学习了十年。因此, 几小时以后我也可以向他说:“你这样看起来像个德国教授! ” ——王先生之所以据说与典型的德国教授不同, 是因为根据对当时共产党的可怕想象, 在我们当中教授与“共产党员”被塑造成对立的。时值弗兰克教授担任我院院长。两天后我带领王教授会见了他。毫无疑问, 他对共产党持典型的审慎态度, 何况还是面对一位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我们了解一个中国人的文化教养首先是通过他的文章, 弗兰克教授看过他的论著后惊愕不已, 发现原来眼前这个人竟有如此的学养。双方对此次访问非常满意。访问结束时, 弗兰克教授还请王先生在来宾簿上登记, 因为他实在太惊讶了。这是迄今20 多年来两个科学院发生联系的开始, 一个是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 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这里我还必须申明: 王先生和我从这一刻起就心心相通, 意气相投了。王先生在慕尼黑停留了几周后才离开。那么劳特是谁, 王先生是谁呢? 劳特就是我。我父亲曾用老子的学说教诲过我。大家请看这里有本留有我父亲笔迹的小册子, 这就是《道德经》。它陪伴着我的整个一生。这本书对我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以至于我从这方面开始为我结识中国做好了充分准备。那王先生是谁呢? 我已经讲过了他在弗赖堡的那段时期。回到中国以后, 在“文革”期间他只能做炊事员, 完全被禁止从事任何科学工作, 一旦违反就会面临惩罚。王先生只好在晚上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早晨他把他的稿子藏在一块大石头底下,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 因此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想向大家简要解释一下这种“文化”革命。我们一定要给“文化”这个词加上引号, 因为它正好是文化的反面。“文革”是以这样的历史前提出现的: 最初蒋介石和毛泽东, 即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是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但是, 当蒋介石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 他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最终迫使他撤退到了台湾。今天国民党在台湾还是一个强劲的政党。在中国, 毛泽东发起了长征, 直到他最终进入北京。但是, 毛泽东不仅发起了这次长征, 而且还在17年之内实现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目标, 这是一项难以置信的成就。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衰败的君主制国家, 中国的这种局面导致英国人的野蛮入侵, 除了英国之外, 后来还有其他殖民帝国。遗憾的是德国人亦属此列, 当时德国人占领了青岛。中国的君主制政府差不多总是附和英国人。可怕的结果是, 英国人发动了所谓的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有5000万中国人饿死。这个帝国统治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盛行着完全混乱的状态, 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英国人强迫种植鸦片, 以从中牟取暴利, 同时把中国人削弱成瘾君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义和团运动, 它是“文革”的一种先驱。这是一批缺乏政治纲领的、有组织的团体, 它反而加重了盛行的混乱局面。
正是在这个年代, 第一次出现了一位找到救亡思想的中国人: 梁启超。他阅读和宣传过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书》, 并为之鼓舞[2] : 我们必须实现思想的革新, 同时正如费希特在德国提倡这种改革一样, 先要在民众中树立关于历史处境的意识, 然后通过激发整个民族的政治运动实现这种革新。梁启超成为反对落后腐败的君主政体、当然同时也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精神先驱。他实现了他的目标。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都承担了实现这一革新思想的义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所有的人都把梁启超视为关键性的人物予以引证。现在大家或许明白, 为什么费希特对现代中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最初听到这一点的人都觉得这是完全不可信的事情, 但是这一点的确起了一定作用。
共产党随后成长起来, 作为一支壮大的、卓有成效的革命力量,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这里, 起点是俄国十月革命。然而, 大家切不可以为中国与俄国的情况一样。倒不如说, 在这里显示出两点本质的差别。在俄国, 共产党并不敌视上帝——不是反对有神论的, 不是无神论的和反对基督教的。而这在中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在那里几乎不存在任何一神教或基督教。另一个差别在于, 马克思在中国不是作为哲学理论家, 而是由于他的经济学理论, 并作为阶级斗争的倡导者具有重要地位的。虽然毛泽东再三称自己是马列主义者, 可是他文革制定的纲领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当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以它的模式来到中国后, 中国在30 年代同布尔什维克俄国产生了冲突。因为斯大林妄想独断地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怎样行动和怎样思考, 这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驳斥。这一事件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关于与中国建立的一切联系和传播到中国的一切思潮, 关键的一点是不能对中国公开或隐蔽地施加影响。这与中国内部的专政无关( 并不像西方人经常指出的那样), 而是为了捍卫中国独立自主的建设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实现以后, 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可是, “文革”却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我在北京发现, 许多古代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设施都被捣毁了。这是暴力造成的结果, 到处都是这样。在关键时刻, 总是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出来维持秩序。周/恩/来是个高尚的人, 他读过大学, 然后到欧洲留学; 他的学养极深。当时, 联邦总理和康德哲学专家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北京会见毛泽东与周/恩/来时, 他显然知道他们对德国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于是就把话题转到康德上来。两位政治家对康德的理解使他感到震惊, 以至于在讨论中, 他要想对两位的观点表示不退让, 就要费一些口舌。这件事很典型。
自从王玖兴先生来过这里以后, 就有了持续的交流与合作。1984年我应邀去北京。当时还没有中国的航班; 因此我不得不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黎起飞, 并且自费买机票。然而我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 得到了极好的关照。在我们飞机上的乘客还有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 结果飞机延迟了足足五个钟头才起飞, 因为所有的安全措施都要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飞行途中还举行了一个有鱼子酱和香槟的宴会。在迪拜作了中途着陆后, 我们飞往贝拿勒斯。紧接着发生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从拿勒斯开始, 任何播报都不再使用英语或其他的欧洲语言, 而只使用汉语, 当然我听不懂, 尽管礼貌而动听, 对我却犹如天外来音; 我是唯一一个继续搭乘飞机的德国人, 我感到有些失落。当我们在北京着陆时, 由于跑道是由军用跑道改建成的, 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尽可能在飞机的地板上趴着或跪着。这样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然后我们才允许站起来下飞机。接下来是极其严格的行李检查。西哈努克亲王的警卫队携带着几十个沉重的箱子优先办理了手续, 然后才轮到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余人。在意大利的南蒂罗尔, 我曾让木雕家祖弗来赛仿造了一个具有晚期哥特式风格和远东人面部表情的圣母像。海关人员对待我们的态度是愤怒的, 但是当搜查我的士兵看到这个雕像时, 他马上变得十分开心; 他立刻辨认出这个雕像的脸型是远东人的。他不再检查了; 我被允许走进机场大厅——但那里没有人在等我。最后, 在机场走廊通往市区的出口处, 我终于看到了王先生, 大家可以想象我的喜悦和轻松。在北京我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它的哲学研究所, 同时我在北京大学作了演讲。在这些教授当中, 我必须首先找出谁是真正的费希特专家; 事实表明, 梁志学教授就是这样的人。从那时开始, 我和他之间就结下了纯真的友谊。在开始的一周, 适逢纪念中国革命胜利35周年, 在头一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人们尤其欢庆“文革”的结束。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在同一个观礼台就座。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离我们约150 米, 毫无疑问, 这个距离已经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尊重。晚上燃放了我以前从未看过的如此壮观绚丽的烟花。1500辆坦克参加了阅兵仪式, 期间还展示了中国拥有的导弹;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胜者也参加了这个仪式; 最后, 整个活动发展成在美丽祥和的广场上的一次盛大的人民庆典。
在这里我必须追溯一下我们开始编辑《费希特全集》[3]时的情况。1957年, 我与汉斯.雅可布博士一起, 竭力争取同柏林的( 民主) 德国国家图书馆在费希特研究方面的合作。那时, 巴伐利亚科学院还没有制定编辑《费希特全集》的计划, 在查找文献方面达成协议, 为开始计划编辑全集提供了重要前提。我一直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进行谈判, 我最初的谈判对手是克劳斯.施里凯尔博士和布尔先生。他们两人都是莱比锡的布洛赫教授的学生。他们隔几天从莱比锡到当时状况还很糟糕的柏林国家图书馆来。施里凯尔不知从哪弄来一张旧写字台, 它在房间里像一个孤零零的圣物, 格外显眼。就在这张写字台上他同我进行谈判, 而布尔只是他的助手, 晚上就睡在屋里的长椅上。
同当时的民主德国交往, 我们没有任何经验;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施里凯尔是个好战的斯大林主义者, 但在我认识他以后的那几年, 我和他相处得比较和睦,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和共产党人谈判。共产党人始终能够很快发现同他们打交道的人是不是他们的敌人。施里凯尔很快就觉察到, 我不属于这类敌人, 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坚定代表, 相反地, 不论是对这种制度, 还是对另一种制度, 我都不会在思想上加以否定。施里凯尔和布尔还在同一年因公来到慕尼黑。我与布尔先生的关系同样也不错。当两位先生短暂造访时, 他们送给我一套在民主德国出版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书中, 作为题词布尔写道: “衷心感谢您为了共同的事业所做的巨大努力。——柏林德国科学院哲学历史文献研究组。”这一年, 我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同馆长霍尔斯特.孔策进行了决定性的谈判。但布尔先生和我事先已经商定, 我们将从协议中尽可能彻底地摆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官方地位, 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扯进意识形态的冲突中, 这些冲突会轻易把《费希特全集》毁掉。
决定性的谈判在这一年秋天举行, 谈判的一方是代表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孔策教授, 另一方是我, 同时还有被阻止在外的雅可布博士。我们的提议是: 在中立的基础上共同合作, 也就是要排除政府的一切影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阻止联邦德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恰好这个时候, 民主德国忙于所谓的“哈里希事件”。哈里希是一位年轻讲师, 他试图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 阐释马克思主义, 这不符合乌布利希的意愿, 因为他已经下令, 不允许长期深入地研究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我们的谈判对手知道这件事, 然而我却不知道。在谈判中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民主德国的地位由于这一局势受到牵制, 因此不能进行持久的协作了。孔策教授抓住这个机会, 把谈判内容转变为: 在使原稿成为按照合同可供使用的限度内, 这里谈判的根本就是文献编辑工作的交流, 因此这应该是图书馆深切关注的内部事务。但谈判双方都有兴趣不断参与对方资料的考证。
参加谈判的还有房屋管理处的领导同志, 一位名叫戴维的先生, 事实表明他是党代表, 谈判结果最终要取决于他的同意。所有的人都再三留意着他, 看他是否将最终批准。因为我反对民主德国对谈判施加影响, 当然同样也反对联邦德国对谈判施加影响, 所以在谈判期间, 戴维先生曾三次对我说: “今天我们一定得让您称心如意。”由于孔策教授以值得信赖的态度表明这项协议是完全由图书馆的本质决定的, 戴维最终同意了。
从谈判结束起, 布尔教授和我之间达成一致的合作就付诸实现了。他就是在民主德国不断庇护我们工作的那个人[4].。柏林墙建成以后很长时间, 由于民主德国方面并不热心于这项工作, 而且当时有人提出中止两德的外交关系, 这个局势对进一步的工作造成严重威胁。布尔教授促使他的意大利朋友杰拉多尔.马洛塔[5]表明自己对《费希特全集》的强烈兴趣, 从而在民主德国那边帮助了我们。鉴于民主德国的处境, 意大利共产党的这种干预并非无足轻重。要是没有这层关系, 《费希特全集》的合作事项恐怕就以失败告终了。这一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我们感谢共产党方面对《费希特全集》工作的顺利进展所做出的努力; 首先, 共产党方面签订了协议, 使阿.文茨尔教授在我们科学院促成编辑《费希特全集》的计划得到采纳, 其次, 马洛塔先生坚定地支持我们的工作, 最后一点就是后来同中国的交往。
当时布尔教授作为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和热衷于费希特的哲学家, 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关系, 大约同时还与我建立了关系, 不过他与我的关系是独立的。只有等到“文革”结束以后, 我们的合作才成为可能。此后, 我们的工作完全取得了一致, 布尔在哲学领域和政治领域, 我在哲学领域。我们俩像孪生兄弟一样, 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各自在中国逗留期间, 经常关注对方的工作, 指出我们的工作对中国的意义以及积极评价德国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的价值。我们的合作收到了成效! 我可以指出, 在哲学方面, 中国的《费希特著作选集》 的编译工作在梁志学教授的领导下, 现在已经临近尾声[6]。也是由于命运的安排, 1986 年我第一次约梁先生——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教授一同前往日本, 从而开始了这段延续至今的交往。梁先生后来出席了在德意志堡、克拉科夫、那不勒斯和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费希特大会, 并做了学术报告, 因此, 在座诸位中有些人从他的报告或出版物中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思想。有人曾完全以误导的方式把梁先生称为“民族主义者”, 认为他是完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文化的意义上进行论证的。其实他在青年时代和我一样反对美国人, 在我们如何“ 从道义上” 看待我们的斗争这一问题上, 我们的意见一致。正因为如此, 我们也有很多共同性。
在民主德国存在期间, 只要在现存条件下可能, 布尔都会致力于这样的工作: 小心谨慎地把共产主义课程从黑格尔意义上的理解引向费希特意义上的理解。他强调, 黑格尔想把建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事实理解为无往不胜、合乎理性的思潮, 与此相反, 费希特的观点则是主张社会革命的, 是在历史中向预定的、创造性的、新社会的成就开放的。
此外, 布尔和我与古雷加交往, 还促成了一个结果。天意如此, 梁志学教授的夫人沈真同样也是位教授, 她研究俄国哲学。她在她同事的协助下把我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一书从俄文翻译成了中文, 现在已经出版了三次, 发行量是1. 7万册。在此以前, 古雷加的夫人伊斯克拉教授把我的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了俄文, 在莫斯科出版。
沈真和伊斯克拉是朋友。由于沈真的俄文水平很高, 德文水平则次之, 因此这种转译就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我的这本书在中国引起关注, 部分原因在于, 中国知识界如今比以往有了多得多机会从多方面接受教育; 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明了中国将要选择的道路, 他们两位都注重康德、黑格尔和费希特; 最后, 中国的年轻人对俄国有着特殊的兴趣, 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从俄国传播进来的。
鉴于中国的强大和活力,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不能等闲视之。据透露, 新任罗马教皇贝内迪克特十六世(德国人) 打算下一步访问中国。中国偏爱在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统治时期被逐出教会的、坚定不移地遵循历经几千年的罗马礼拜仪式的“民族教会”。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 即费希特哲学(正如中国所理解的那样) 在哪些关系中是赞成这种“民族教会” 的。当我第一次在北京逗留期间, 我曾请求获准在星期天去参加一次庄严的天主教弥撒。中国人向来既是明察秋毫的观察者, 又是感觉敏锐的判断者, 但是我的行为却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 如果罗马教皇与中国建立了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猜想, 这种关系无疑是积极的。
一句西方谚语说, 上帝也用弯曲的线条书写正义。因此,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我有意与共产党人合作,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并不是说我本人以前就是共产党员。当我在布尔的倡议下被推选为“辩证哲学国际协会”[7]的主席时, 我作为哲学家试图去阐明我认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他们与我公平合作, 比在资本主义西方的合作更加公平; 他们专心听取严厉的、告诫性的批评, 并仔细掂量这些批评。布尔教授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祝愿和支持我们的合作的。大家也许料想得到, 在合作中, 共产主义内部的严重分歧成了谈论的话题。像我发表的文章所证明的, 在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 我可以公开谈论让我痛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相信, 我决不是存有偏见的“资本家” 而是一个只要可能就要公正地谋求真理与正义的人。或许大家现在也理解了, 为什么我可以和马洛塔、卡尔卡诺教授和意大利哲学研究所合作得如此紧密,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关系到一项共同的事业。在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们德国人, 我们也不能代表不可超越的真知灼见。我们生活在一个处于精神觉醒中的、今天已经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愿连接起来了的世界里。只是他们没有看到, 这也会增强对全球责任感的认识。有人当然会表示抗拒, 但从各个前提得出的真实结论却最终自动地把我们联结到了一起。
(译者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校者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小简)
注释
[1] 本文系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全集》主编赖因哈德.劳特教授( 1919 - ) 2005年7 月29 日在慕尼黑所作的报告。根据德文原稿翻译时有所删节, 并加了注释, 订正了记错的年代。——译者
[2]梁启超: 《费希特论人的天职》, 载于《大中华》 杂志, 第4期与第5 期, 北京, 1915 年。
[3] 共35卷。从1962年开始出版, 2007 年将出完最后一卷。关于此书的编辑情况, 请看沈真编《费希特在当代各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译者
[4] 最重要的是他从莫斯科要回了1945年被当作战利品而运到那里封存起来的费希特文献档案。——译者意大利共产党哲学家, 意大利哲学所主持人。——译者
[5] 意大利共产党哲学家, 意大利哲学所主持人。—— 译者
[6]《费希特著作选集》 (五卷本) , 商务印书馆1990) 2006 年版。关于此书的编译情况, 请看《哲学动态》2000 年第10期报导。——译者
[7]由德国著名哲学家汉.约.桑德库勒于1981年在法兰克福组建起来, 其会刊为5辩证法6 (半年刊)。——译者
[德] R.劳 特/文 张东辉/译 梁志学/校
来源：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
提 要: 这篇报告回忆了作者20世纪50年代在德国编辑《费希特全集》的艰难开端和20世纪80年代到中国促成编译《费希特选集》 的东方之旅, 讲得真实生动, 可谓有价值的学术史料。
首先我必须做一些很重要的开场白。巴伐利亚科学院肩负的使命是研究, 这比那种在精神科学领域中几乎专门从事的工作有更多的涵义, 因为这项使命并不仅仅是为死者涂防腐剂、以供人瞻仰的活动。以前这项使命只是对先哲进行研究, 而这却不是我们的任务。只有语言学或历史学从事这种研究, 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学科是这样。与此相反, 我们的任务是以哲学的方式从事研究。这意味着进行哲学的、必须在我们任务的合法性内加以显示的反思, 意味着在唯独作为统一体的哲学中, 与全世界那些同样生动而尽职地以这种方式进行反思的人们一起, 做这类反思。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同中国紧密相连的, 即使在这方面, 研究也还不够完备。更确切地说, 这项研究应该在肯定的意义上对事物的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大家紧接着将看到, 在我报告的事情中, 正好发生了这种情况。现在, 我想向大家描述这种情况在对慕尼黑有意义的场合是如何进展的。
所谓的“文化”革命结束后不久( 1979年), 我们从中国得到一个消息, 有一位叫王玖兴的教授将因公来访。王先生首先抵达美因兹, 最后来慕尼黑。去美因兹是为《康德全集》 的出版拜访冯克教授, 来慕尼黑则是为《费希特全集》的出版。因此, 大家从这个选择就可以看出, 在中国人眼里我们的《费希特全集》编辑工作是多么重要。我在慕尼黑的火车总站等候王先生。我很自然地预想到, 身穿蓝色服装的无数中国大众的一员现在就要来这里了。可是竟然来了一位身着黑色装的先生! 我胸前拿着一本小红书, 以便他能认出该跟谁打招呼。他从人群中走出来, 站在我面前笑着说: “你这样看起来像个中国共产党员! ”我感到十分吃惊。
原来, 事情是这样的: 王先生在中国发生骤变之前已经在瑞士弗赖堡生活和学习了十年。因此, 几小时以后我也可以向他说:“你这样看起来像个德国教授! ” ——王先生之所以据说与典型的德国教授不同, 是因为根据对当时共产党的可怕想象, 在我们当中教授与“共产党员”被塑造成对立的。时值弗兰克教授担任我院院长。两天后我带领王教授会见了他。毫无疑问, 他对共产党持典型的审慎态度, 何况还是面对一位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员。我们了解一个中国人的文化教养首先是通过他的文章, 弗兰克教授看过他的论著后惊愕不已, 发现原来眼前这个人竟有如此的学养。双方对此次访问非常满意。访问结束时, 弗兰克教授还请王先生在来宾簿上登记, 因为他实在太惊讶了。这是迄今20 多年来两个科学院发生联系的开始, 一个是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 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这里我还必须申明: 王先生和我从这一刻起就心心相通, 意气相投了。王先生在慕尼黑停留了几周后才离开。那么劳特是谁, 王先生是谁呢? 劳特就是我。我父亲曾用老子的学说教诲过我。大家请看这里有本留有我父亲笔迹的小册子, 这就是《道德经》。它陪伴着我的整个一生。这本书对我起着如此巨大的作用, 以至于我从这方面开始为我结识中国做好了充分准备。那王先生是谁呢? 我已经讲过了他在弗赖堡的那段时期。回到中国以后, 在“文革”期间他只能做炊事员, 完全被禁止从事任何科学工作, 一旦违反就会面临惩罚。王先生只好在晚上翻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早晨他把他的稿子藏在一块大石头底下, 这样就不会被发现, 因此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我想向大家简要解释一下这种“文化”革命。我们一定要给“文化”这个词加上引号, 因为它正好是文化的反面。“文革”是以这样的历史前提出现的: 最初蒋介石和毛泽东, 即中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是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但是, 当蒋介石选择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 他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最终迫使他撤退到了台湾。今天国民党在台湾还是一个强劲的政党。在中国, 毛泽东发起了长征, 直到他最终进入北京。但是, 毛泽东不仅发起了这次长征, 而且还在17年之内实现了中国自给自足的目标, 这是一项难以置信的成就。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完全衰败的君主制国家, 中国的这种局面导致英国人的野蛮入侵, 除了英国之外, 后来还有其他殖民帝国。遗憾的是德国人亦属此列, 当时德国人占领了青岛。中国的君主制政府差不多总是附和英国人。可怕的结果是, 英国人发动了所谓的鸦片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有5000万中国人饿死。这个帝国统治的许多城市和地区盛行着完全混乱的状态, 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英国人强迫种植鸦片, 以从中牟取暴利, 同时把中国人削弱成瘾君子。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所谓的义和团运动, 它是“文革”的一种先驱。这是一批缺乏政治纲领的、有组织的团体, 它反而加重了盛行的混乱局面。
正是在这个年代, 第一次出现了一位找到救亡思想的中国人: 梁启超。他阅读和宣传过费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书》, 并为之鼓舞[2] : 我们必须实现思想的革新, 同时正如费希特在德国提倡这种改革一样, 先要在民众中树立关于历史处境的意识, 然后通过激发整个民族的政治运动实现这种革新。梁启超成为反对落后腐败的君主政体、当然同时也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精神先驱。他实现了他的目标。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都承担了实现这一革新思想的义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所有的人都把梁启超视为关键性的人物予以引证。现在大家或许明白, 为什么费希特对现代中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最初听到这一点的人都觉得这是完全不可信的事情, 但是这一点的确起了一定作用。
共产党随后成长起来, 作为一支壮大的、卓有成效的革命力量,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在这里, 起点是俄国十月革命。然而, 大家切不可以为中国与俄国的情况一样。倒不如说, 在这里显示出两点本质的差别。在俄国, 共产党并不敌视上帝——不是反对有神论的, 不是无神论的和反对基督教的。而这在中国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在那里几乎不存在任何一神教或基督教。另一个差别在于, 马克思在中国不是作为哲学理论家, 而是由于他的经济学理论, 并作为阶级斗争的倡导者具有重要地位的。虽然毛泽东再三称自己是马列主义者, 可是他文革制定的纲领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当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以它的模式来到中国后, 中国在30 年代同布尔什维克俄国产生了冲突。因为斯大林妄想独断地决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怎样行动和怎样思考, 这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驳斥。这一事件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关于与中国建立的一切联系和传播到中国的一切思潮, 关键的一点是不能对中国公开或隐蔽地施加影响。这与中国内部的专政无关( 并不像西方人经常指出的那样), 而是为了捍卫中国独立自主的建设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实现以后, 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可是, “文革”却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这种想法。我在北京发现, 许多古代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设施都被捣毁了。这是暴力造成的结果, 到处都是这样。在关键时刻, 总是毛泽东的战友周/恩/来出来维持秩序。周/恩/来是个高尚的人, 他读过大学, 然后到欧洲留学; 他的学养极深。当时, 联邦总理和康德哲学专家赫尔穆特.施密特在北京会见毛泽东与周/恩/来时, 他显然知道他们对德国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于是就把话题转到康德上来。两位政治家对康德的理解使他感到震惊, 以至于在讨论中, 他要想对两位的观点表示不退让, 就要费一些口舌。这件事很典型。
自从王玖兴先生来过这里以后, 就有了持续的交流与合作。1984年我应邀去北京。当时还没有中国的航班; 因此我不得不乘坐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巴黎起飞, 并且自费买机票。然而我在中国的整个逗留期间, 得到了极好的关照。在我们飞机上的乘客还有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 结果飞机延迟了足足五个钟头才起飞, 因为所有的安全措施都要一丝不苟地加以执行。飞行途中还举行了一个有鱼子酱和香槟的宴会。在迪拜作了中途着陆后, 我们飞往贝拿勒斯。紧接着发生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从拿勒斯开始, 任何播报都不再使用英语或其他的欧洲语言, 而只使用汉语, 当然我听不懂, 尽管礼貌而动听, 对我却犹如天外来音; 我是唯一一个继续搭乘飞机的德国人, 我感到有些失落。当我们在北京着陆时, 由于跑道是由军用跑道改建成的, 我们每个人不得不尽可能在飞机的地板上趴着或跪着。这样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然后我们才允许站起来下飞机。接下来是极其严格的行李检查。西哈努克亲王的警卫队携带着几十个沉重的箱子优先办理了手续, 然后才轮到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余人。在意大利的南蒂罗尔, 我曾让木雕家祖弗来赛仿造了一个具有晚期哥特式风格和远东人面部表情的圣母像。海关人员对待我们的态度是愤怒的, 但是当搜查我的士兵看到这个雕像时, 他马上变得十分开心; 他立刻辨认出这个雕像的脸型是远东人的。他不再检查了; 我被允许走进机场大厅——但那里没有人在等我。最后, 在机场走廊通往市区的出口处, 我终于看到了王先生, 大家可以想象我的喜悦和轻松。在北京我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它的哲学研究所, 同时我在北京大学作了演讲。在这些教授当中, 我必须首先找出谁是真正的费希特专家; 事实表明, 梁志学教授就是这样的人。从那时开始, 我和他之间就结下了纯真的友谊。在开始的一周, 适逢纪念中国革命胜利35周年, 在头一天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人们尤其欢庆“文革”的结束。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人在同一个观礼台就座。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离我们约150 米, 毫无疑问, 这个距离已经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尊重。晚上燃放了我以前从未看过的如此壮观绚丽的烟花。1500辆坦克参加了阅兵仪式, 期间还展示了中国拥有的导弹;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获胜者也参加了这个仪式; 最后, 整个活动发展成在美丽祥和的广场上的一次盛大的人民庆典。
在这里我必须追溯一下我们开始编辑《费希特全集》[3]时的情况。1957年, 我与汉斯.雅可布博士一起, 竭力争取同柏林的( 民主) 德国国家图书馆在费希特研究方面的合作。那时, 巴伐利亚科学院还没有制定编辑《费希特全集》的计划, 在查找文献方面达成协议, 为开始计划编辑全集提供了重要前提。我一直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进行谈判, 我最初的谈判对手是克劳斯.施里凯尔博士和布尔先生。他们两人都是莱比锡的布洛赫教授的学生。他们隔几天从莱比锡到当时状况还很糟糕的柏林国家图书馆来。施里凯尔不知从哪弄来一张旧写字台, 它在房间里像一个孤零零的圣物, 格外显眼。就在这张写字台上他同我进行谈判, 而布尔只是他的助手, 晚上就睡在屋里的长椅上。
同当时的民主德国交往, 我们没有任何经验;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施里凯尔是个好战的斯大林主义者, 但在我认识他以后的那几年, 我和他相处得比较和睦,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和共产党人谈判。共产党人始终能够很快发现同他们打交道的人是不是他们的敌人。施里凯尔很快就觉察到, 我不属于这类敌人, 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坚定代表, 相反地, 不论是对这种制度, 还是对另一种制度, 我都不会在思想上加以否定。施里凯尔和布尔还在同一年因公来到慕尼黑。我与布尔先生的关系同样也不错。当两位先生短暂造访时, 他们送给我一套在民主德国出版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书中, 作为题词布尔写道: “衷心感谢您为了共同的事业所做的巨大努力。——柏林德国科学院哲学历史文献研究组。”这一年, 我在德国国家图书馆同馆长霍尔斯特.孔策进行了决定性的谈判。但布尔先生和我事先已经商定, 我们将从协议中尽可能彻底地摆脱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官方地位, 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扯进意识形态的冲突中, 这些冲突会轻易把《费希特全集》毁掉。
决定性的谈判在这一年秋天举行, 谈判的一方是代表德国国家图书馆的孔策教授, 另一方是我, 同时还有被阻止在外的雅可布博士。我们的提议是: 在中立的基础上共同合作, 也就是要排除政府的一切影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阻止联邦德国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恰好这个时候, 民主德国忙于所谓的“哈里希事件”。哈里希是一位年轻讲师, 他试图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 阐释马克思主义, 这不符合乌布利希的意愿, 因为他已经下令, 不允许长期深入地研究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我们的谈判对手知道这件事, 然而我却不知道。在谈判中得出了这样的结果: 民主德国的地位由于这一局势受到牵制, 因此不能进行持久的协作了。孔策教授抓住这个机会, 把谈判内容转变为: 在使原稿成为按照合同可供使用的限度内, 这里谈判的根本就是文献编辑工作的交流, 因此这应该是图书馆深切关注的内部事务。但谈判双方都有兴趣不断参与对方资料的考证。
参加谈判的还有房屋管理处的领导同志, 一位名叫戴维的先生, 事实表明他是党代表, 谈判结果最终要取决于他的同意。所有的人都再三留意着他, 看他是否将最终批准。因为我反对民主德国对谈判施加影响, 当然同样也反对联邦德国对谈判施加影响, 所以在谈判期间, 戴维先生曾三次对我说: “今天我们一定得让您称心如意。”由于孔策教授以值得信赖的态度表明这项协议是完全由图书馆的本质决定的, 戴维最终同意了。
从谈判结束起, 布尔教授和我之间达成一致的合作就付诸实现了。他就是在民主德国不断庇护我们工作的那个人[4].。柏林墙建成以后很长时间, 由于民主德国方面并不热心于这项工作, 而且当时有人提出中止两德的外交关系, 这个局势对进一步的工作造成严重威胁。布尔教授促使他的意大利朋友杰拉多尔.马洛塔[5]表明自己对《费希特全集》的强烈兴趣, 从而在民主德国那边帮助了我们。鉴于民主德国的处境, 意大利共产党的这种干预并非无足轻重。要是没有这层关系, 《费希特全集》的合作事项恐怕就以失败告终了。这一切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我们感谢共产党方面对《费希特全集》工作的顺利进展所做出的努力; 首先, 共产党方面签订了协议, 使阿.文茨尔教授在我们科学院促成编辑《费希特全集》的计划得到采纳, 其次, 马洛塔先生坚定地支持我们的工作, 最后一点就是后来同中国的交往。
当时布尔教授作为中央哲学研究所所长和热衷于费希特的哲学家, 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关系, 大约同时还与我建立了关系, 不过他与我的关系是独立的。只有等到“文革”结束以后, 我们的合作才成为可能。此后, 我们的工作完全取得了一致, 布尔在哲学领域和政治领域, 我在哲学领域。我们俩像孪生兄弟一样, 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今天。我们各自在中国逗留期间, 经常关注对方的工作, 指出我们的工作对中国的意义以及积极评价德国方面的工作对中国的价值。我们的合作收到了成效! 我可以指出, 在哲学方面, 中国的《费希特著作选集》 的编译工作在梁志学教授的领导下, 现在已经临近尾声[6]。也是由于命运的安排, 1986 年我第一次约梁先生——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教授一同前往日本, 从而开始了这段延续至今的交往。梁先生后来出席了在德意志堡、克拉科夫、那不勒斯和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费希特大会, 并做了学术报告, 因此, 在座诸位中有些人从他的报告或出版物中进一步了解了他的思想。有人曾完全以误导的方式把梁先生称为“民族主义者”, 认为他是完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文化的意义上进行论证的。其实他在青年时代和我一样反对美国人, 在我们如何“ 从道义上” 看待我们的斗争这一问题上, 我们的意见一致。正因为如此, 我们也有很多共同性。
在民主德国存在期间, 只要在现存条件下可能, 布尔都会致力于这样的工作: 小心谨慎地把共产主义课程从黑格尔意义上的理解引向费希特意义上的理解。他强调, 黑格尔想把建立资产阶级制度的事实理解为无往不胜、合乎理性的思潮, 与此相反, 费希特的观点则是主张社会革命的, 是在历史中向预定的、创造性的、新社会的成就开放的。
此外, 布尔和我与古雷加交往, 还促成了一个结果。天意如此, 梁志学教授的夫人沈真同样也是位教授, 她研究俄国哲学。她在她同事的协助下把我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一书从俄文翻译成了中文, 现在已经出版了三次, 发行量是1. 7万册。在此以前, 古雷加的夫人伊斯克拉教授把我的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了俄文, 在莫斯科出版。
沈真和伊斯克拉是朋友。由于沈真的俄文水平很高, 德文水平则次之, 因此这种转译就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我的这本书在中国引起关注, 部分原因在于, 中国知识界如今比以往有了多得多机会从多方面接受教育; 另一方面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明了中国将要选择的道路, 他们两位都注重康德、黑格尔和费希特; 最后, 中国的年轻人对俄国有着特殊的兴趣, 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从俄国传播进来的。
鉴于中国的强大和活力,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不能等闲视之。据透露, 新任罗马教皇贝内迪克特十六世(德国人) 打算下一步访问中国。中国偏爱在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统治时期被逐出教会的、坚定不移地遵循历经几千年的罗马礼拜仪式的“民族教会”。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 即费希特哲学(正如中国所理解的那样) 在哪些关系中是赞成这种“民族教会” 的。当我第一次在北京逗留期间, 我曾请求获准在星期天去参加一次庄严的天主教弥撒。中国人向来既是明察秋毫的观察者, 又是感觉敏锐的判断者, 但是我的行为却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 如果罗马教皇与中国建立了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猜想, 这种关系无疑是积极的。
一句西方谚语说, 上帝也用弯曲的线条书写正义。因此,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我有意与共产党人合作,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并不是说我本人以前就是共产党员。当我在布尔的倡议下被推选为“辩证哲学国际协会”[7]的主席时, 我作为哲学家试图去阐明我认为可以理解的东西。他们与我公平合作, 比在资本主义西方的合作更加公平; 他们专心听取严厉的、告诫性的批评, 并仔细掂量这些批评。布尔教授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祝愿和支持我们的合作的。大家也许料想得到, 在合作中, 共产主义内部的严重分歧成了谈论的话题。像我发表的文章所证明的, 在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 我可以公开谈论让我痛心的事情, 因为他们相信, 我决不是存有偏见的“资本家” 而是一个只要可能就要公正地谋求真理与正义的人。或许大家现在也理解了, 为什么我可以和马洛塔、卡尔卡诺教授和意大利哲学研究所合作得如此紧密,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关系到一项共同的事业。在世界上并不是只有我们德国人, 我们也不能代表不可超越的真知灼见。我们生活在一个处于精神觉醒中的、今天已经按照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愿连接起来了的世界里。只是他们没有看到, 这也会增强对全球责任感的认识。有人当然会表示抗拒, 但从各个前提得出的真实结论却最终自动地把我们联结到了一起。
(译者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校者工作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小简)
注释
[1] 本文系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全集》主编赖因哈德.劳特教授( 1919 - ) 2005年7 月29 日在慕尼黑所作的报告。根据德文原稿翻译时有所删节, 并加了注释, 订正了记错的年代。——译者
[2]梁启超: 《费希特论人的天职》, 载于《大中华》 杂志, 第4期与第5 期, 北京, 1915 年。
[3] 共35卷。从1962年开始出版, 2007 年将出完最后一卷。关于此书的编辑情况, 请看沈真编《费希特在当代各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出版)。——译者
[4] 最重要的是他从莫斯科要回了1945年被当作战利品而运到那里封存起来的费希特文献档案。——译者意大利共产党哲学家, 意大利哲学所主持人。——译者
[5] 意大利共产党哲学家, 意大利哲学所主持人。—— 译者
[6]《费希特著作选集》 (五卷本) , 商务印书馆1990) 2006 年版。关于此书的编译情况, 请看《哲学动态》2000 年第10期报导。——译者
[7]由德国著名哲学家汉.约.桑德库勒于1981年在法兰克福组建起来, 其会刊为5辩证法6 (半年刊)。——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