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总是期盼能生活在抒情时代中，而革命则是最具热情与幻想的抒情时代。但革命对诗人而言又是最现实的事、最现实的诗。诗人永远在反叛，因为生活在别处。然而生活又不在别处，生活就在革命中，诗人渴望在革命中找到生活并谱写真正现实而伟大的诗歌。革命需要诗来点燃烈火，照耀笼罩着黑暗的深渊。诗人想当英雄，在革命中救赎自己与世界。
诗人雅罗迷尔象许多诗人一样在年少时陷入母爱的沼泽，母爱的专断企图占有他的灵魂。告别母爱才能独立与成长，而青春的自卑与胆怯又使他渴望成熟。然而成熟常意味着展示自己的丑陋与慌乱。诗人害怕了，诗人开始逃避。诗人以自渎战胜阳萎的梦魇，开始写诗重塑残破的爱情。诗人发现肉身是沉重的。诗人的爱情甚至是老人的相濡以沫，不需要身体，不惧怕干皱的皮肤与稀疏的头发，是告别了过去但没有未来的永恒。诗人雅罗迷尔变成了泽维尔，他能够带走自己的女人，但更能够为了革命放弃她的女人。诗人在梦中跳跃，在诗中飞翔，他的梦想就是他的现实，他身边的世界却是一场恶梦。确实，生活在别处。诗是逃离日常生活之深渊的救命稻草，不仅仅是一根稻草，是一颗被打碎头颌的子弹。在天平的两端，一边是诗、一边是死亡。
突然间革命的抒情时代开始了。打碎旧世界迎接富于朝气的新时代，诗人激动了。诗人与长辈争执，开始向母爱挑战。诗人曾用他的现代诗向母亲抗议，母亲读他的诗时的惶恐令他满足。而今革命来了，革命是一首真正伟大的充满变幻的诗，诗人现在可以用双手在大地上实现他的诗，完成这首诗就意味着永远的完美与成熟。诗人走向了他的行动世界，他把剪断了的电话筒寄给了旧世界。他不仅不再需要听到旧世界的回应，他还要将用新世界的声音炸毁旧世界。在别处的生活象诗人走来，诗人想勇敢地迎上前去与之拥抱。诗人不再写诗了，因为革命就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诗。诗人成了革命家，诗人试图变成泽维尔带着革命同志穿过枪林弹雨。然而泽维尔永远在梦里。诗人的革命不过是日常世界的夸张表演，完全没有诗情。他只是搜寻革命的语词使之变成口号，他只是呼喊着这些口号上街游行，没有街垒，没有枪炮。诗人的革命是苍白的，诗人的革命的意义在节日之后便烟销云散。诗人更加沮丧，因为革命不能献给他爱情，不能把他心爱的姑娘送到他身边。革命不是性爱。革命中，诗人的肉身仍然沉重。生活，仍然在别处。
然而，不经意间诗人突然获得了爱情，享受了性爱。命运似乎又在开玩笑。诗人想用革命与诗塑造永恒，把在别处的生活拉向自己，然而却是生活的偶然使他获得了爱情。尽管这个爱情本不是他想要的。然而确实在这一爱情中他获得了梦寐已久的成熟。肉身成了欢乐的海洋，不再是沉重的累赘。生活的距离诗人又近了，诗人看到了真切的生活。他突然发现情爱赋予了革命新的意义，巴黎大学生的标语展示了这一意义：“我愈是想作爱我就愈想干革命；我越想干革命、就越想做爱”。革命意味着我能主宰我的命运，使之闪现新时代的亮光；做爱则意味我能操纵我的肉体，使之冲向极乐的顶峰。两者都冲破了灵肉之界，把生活推向永恒之巅，跨越偶在之深渊。所以当诗人完成他的第一次做爱之后，他竟然明白了“绝对现代”的含义，他觉得从出生至今的长跑总算可以停一下了：生活不再去寻找别处，生活在这里停住了，在别处的生活似乎终于降临了，“他终于到达了真正的生活领域（一个游行人群、肉体之爱、革命口号的旋转的变界）”。生活燃起了诗情，使诗人再次相信诗情与革命是合一的。而且革命需要对新时代的赞美，并是对千百万普通人的赞美——革命之豪壮的抒情时代复辟了希腊的酒神时代。诗人就是酒神。而现在诗人写的诗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诗，而是充满了节奏的韵律诗——它代表着秩序。
但就在生活、革命、诗携起手来翩翩起舞的时候，生活的幽灵又一次不期而至。诗人的不安并没有消失，他对现实世界仍存在着深深的恐惧。他不能完全的占有世界，甚至不能完全占有爱情和她的女人。想到情人的身体曾在其他人面前暴露过，诗人妒火中烧。母亲的力量仍侵入到生活中，摆脱不掉；甚至他突然发现他会有更好的“爱情”，却被一件丑陋的内裤毁了。而与他的混乱相比，他的朋友握有真正改变一切的权力，朋友的行动力量令他羡慕不已。诗人的的内心焦灼难耐，原来生活仍然在别处。昆德拉说：诗人仍陷在一个年青的世界里，对成人世界表示不满，仍然狂热地渴求绝对与一元，而在成人世界里，不存在所谓绝对。成人世界即是日常世界，被种种琐屑、平凡、欠缺、无奈构筑起来；没有人能完全成为日常世界的主人，而在日常世界中生存需要耐心、机智、权力和实际的工作。而诗人一直渴望成为世界的主人，所以在诗、爱情和革命中建筑出一座座空中楼阁——永远在别处的理想世界。他不堪忍受日常世界的琐屑。其实不是不能忍受，而是想控制它却又不能，他缺少在现实中生活的勇气与力量，他无法真正改变日常世界，无法把理想世界搬到眼前。然而可怕的是诗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是一种必须接受的事实。偶在的沉重与罪欠不可能在这个客体的世界上被消弥。而如果一定要把天国引向人间，那需要抽空世界之异己性，锻造人存在之脆性，使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从而使当下的生活便已然是自由与超越——或说已不需超越、一切均已澄明、神圣、和谐。但要实现这一切，罪欠之偶然个体必须具有全知全能地改造世界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却只有另一个世界的神才有。那岂不是要得到的结果却首先得成为获得这一结果的条件，而这种条件只在结果成立后才能存在……这种无法过渡的逻辑循环是任何一个个体、亦是人类自身所无法拆解开的。
可是诗人却要对抗这种悖论，他仍然要进入他羡慕已久的行动世界。他认为他有能力用行动去建构一个新世界。情人的弟弟要偷越边境线出国，这种行为岂非对社会主义新世界的背叛？而他是革命者，他的责任便是与背叛斗争。于是他告发了。结果情人却被捕了，这时诗人意识到这是一个悲剧。但这是他选择的悲剧。在他看来，他的悲剧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正是他对情人的爱使他知道什么是“爱情和洋溢着光明的新世界”，为之牺牲情人、牺牲自己的爱情又有什么关系？从这种悲剧感中，他获得了一种崇高感。他终于以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革命推到了一个颠峰。在此之后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男子汉。他似乎总算完成了他的成长过程，他总算找到了自己的生活。诗人对他制造的悲剧就象对他写的诗一样充满骄傲与宽慰。然而昆德拉却向我们诉说了真实的悲剧，一种荒谬：红头发姑娘在全心向诗人奉献爱情时，却因为一个玩笑葬送了一生。然而生活最终还是和诗人开了个玩笑。诗人以他自己的方式迈入行动世界，但却为了虚幻的荣誉，不愿与这个世界妥协。结果正如昆德拉所说，诗人不是好射手，他迈出镜子世界，开枪却打死了自己。并且这死不是诗人所渴望的崇高的死，烈火中的死 ，而是死于屈辱、严寒和恐怖。诗人的生活化为了虚无。诗人彻底告别了生活，诗人在死时也不知道生活在何处。
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生活的悲剧和革命的悲剧，这两者却是一致的。诗人试图用诗、用革命、用死亡拔除自己的偶在生成彼岸般的永恒救赎，然而却都失败了。因为偶在之不可拔除是一种本体论真实，任何成圣成神的努力都必然失败，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承受这偶在之命运，在爱与期待中创造生活。诗人写诗就应是这样的一种创造。然而诗人越界了。他试图用革命造就他的生活之诗完成永恒之超越。革命是一种在历史时间维度内把彼岸拉向此岸、天堂引入人问的历史努力，目的是毁灭丑恶的旧世界，建立至善至美的新世界。它事实上是一种救赎过程，使人摆脱自己的痛苦，从日常的深渊中超脱出来，并赋予自己一种道德、正义乃至神圣。这是诗人最为渴望的生活。然而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真正的革命总是显示非理性和无道德。”因为革命往往在开始时绽放了瞬间的正义与崇高之后便陷入了历史的泥潭，成为历史时间中的一种历史理性主义，它根本上无法摆脱历史的支配，一如个人无法离开命运。加谬这位“反叛者”曾冷静提醒我们革命的历史崇拜常常不过是一种虚无主义：“把历史看作一个自足的整体，这同样是远离历史。二十世纪的革命用历史来代替上帝，以为避免了虚无主义并忠实于真正的反叛。事实上，他却巩固了虚无主义，背叛了反叛。历史在它纯净的运动中并不提高任何价值。”而这种历史理性主义的表现是“他们认为为着将来的自由、人性、欢乐，现在便可以不择手段。或者说，只要将来是一片乐园，现在何妨是一个废墟。一句话，目的既然高尚，手段便无可非议。”诗人为了自己的所谓理想，不惜去毁灭他人的生活，而他这样做却是真诚的，或者说他总能为自己的做法找到真诚的理由。别尔嘉耶夫说：“没有什么比谵妄的观念更能扭曲人。”昆德拉也悲叹：“一个刽子手杀人，这毕竟是正常的；而一个诗人用诗歌来伴唱时，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整个价值体系就突然崩溃了。”
所以不难理解，何以革命造成的不是乌托帮、不是重生、不是救赎，而常常是历史的冷酷与罪恶。革命无法终结历史时间，革命甚至是历史时间对生存时间的践踏，革命”蕴含着魔鬼的基因、显示挫伤、倒措、恐惧。”德国思想史家梅尼克指出：“和理想一道上升起来的那种地下魔鬼的手段，当然是永远不该忘记的。但是又有什么伟大的、变革现实的新观念，是魔鬼不曾同时作为推动者和受惠者也钻了进来了的呢？”
革命作为一种救赎手段被证明是虚妄的。此世没有彻底的救赎——所以说，生活在别处。生活确实常常是偶在个体的深渊，在日常生活中麻木或沉沦是人的无奈与不幸。而在革命中以拯救为由把部分人打入深渊，而另一部分为之庆贺，则更是人类的悲剧。这后一部分人不过成为恶魔意志的玩物，他们非但没有获得救赎，反而是彻底的堕落了。法国女思想薇依对革命的论断是恰切的：革命的理想作为对社会非正义的一种反抗，这是好的；作为反抗不幸——它是人生存条件本身最本质的东西——的手段，则是谎言；因为任何革命都不可能铲除这种不幸。
所以，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承认生命偶在的不可根除，用爱和承担在偶在中开启生命之光，用我们的努力改善现实——以此我们或许能获得重生和救赎。但在此世上，我们只能是人。人只能被救成更好的人，不能被赎成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