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黑格尔式的笑话
有一个著名的黑格尔式的笑话，完美地展示了真理是如何源自误认的，我们通往真理的道路是如何与真理本身相契合的。在20世纪之初，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坐在同一列火车上，面面相觑。波兰人紧张地晃动着身子，一直盯着犹太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激怒了他，最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地破口而出：“告诉我，你们犹太人是怎样成功地从人们身上榨取了最后一个硬币，使自己腰缠万贯的？”犹太人回答说：“好吧，我告诉你，但不能分文不取，你先付我5个兹罗提（波兰币）。”收到钱后，犹太人开始讲了：“首先，你拿一条死鱼，割下它的头来，将其内脏装在一杯水中。然后，大约午夜时分，月圆之时，你一定要把这个杯子埋进墓地……”“那么，”波兰人贪婪地打断了他，“如果照你说的做，我会成为有钱人吗？”“不要操之过急，”犹太人回答说，“这不是你要做的全部；如果你想听下去，你必须再付5个兹罗提。”再次收下钱后，犹太人继续讲他的故事。不久，他又伸手要钱，没完没了。最后波兰人怒不可遏了：“你这个肮脏的无赖，你真的认为我没有注意到你想干什么？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你只是从我身上榨取最后一个硬币！”犹太人平静而温顺地回答他说：“好吧，现在你已经明白，我们这些犹太人是如何……”
从波兰人看犹太人的方式--好奇和爱问--开始，这个小故事中的一切，都容易得到阐释。这意味着，从一开始，波兰人就陷入移情关系之中：对他而言，犹太人乃“想必知道的主体”（subject presumed to know）的化身，知道如何从别人那里榨取金钱的秘密。这个故事的要义当然在于，犹太人没有欺骗波兰人：他信守承诺，把如何从别人那里榨取金钱的诀窍和盘托出。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结局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of the outcome）--在波兰人勃然大怒的那一时刻与犹太人最后回答之间，存在着距离。当波兰人脱口而出，“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你只是从我身上榨取最后一个硬币！”他已道出了实情，但对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在犹太人对他的操纵中，看到了简单的欺诈。他没有看到的是，正是通过这一欺诈，犹太人信守了承诺，把他购买的东西（犹太人如何……的秘密）交付于他。波兰人的失误仅仅在于他的视野：他渴望犹太人最后揭示“秘密”；他把犹太人的叙事当成了最终揭示“秘密”的通途；但真正的“秘密”在于叙事自身：在于犹太人以他的叙事捕获波兰人的欲望的方式，在于波兰人全神贯注于叙事，并准备为此解囊。
因而，犹太人的秘密在于我们（波兰人）的欲望，在于下列事实：犹太人知道如何摆布我们的欲望。这也是我们可以这样说的原因：故事的最终转折（final turn），以其双向的扭曲（with its double twist），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最终时刻--消解移情（dissolution of transference）和“穿越幻象”（going through the fantasy）-- 一脉相承：波兰人勃然大怒之时，他已经走出移情，但没有穿过自己的幻象（traverse his fantasy）。他只有意识到犹太人如何通过欺诈兑现了承诺，才真正穿越了幻象。那个驱使我们小心翼翼地聆听犹太人叙事的那个醉人的“秘密”，就是拉康所谓的小客体，即虚无缥缈的幻象客体（chimerical object of fantasy），我们欲望的客体-成因。与此同时--这是它的悖论之所在--它又是我们的欲望回溯性地提出来的。在“穿越幻象”时，我们体验到，这个幻象-客体（fantasyobject）--即“秘密”--只是物化了我们欲望之空隙（materializes the void of our desire）而已。
另一个著名笑话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结构，但这一点常为人忽略。当然，我们指的是卡夫卡《审判》第9章中关于“法门”（Door of the Law）的笑话，指的是它最后的逆转。那时，垂死的乡下人问门卫：
“人人都竭尽全力，想得到法律，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谁都不能获准进入此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门卫觉得这人大势已去，听力也下降了，于是对着他的耳朵吼道：“除了你，谁也不能获准进入此门，因为这个门只为你一个人而设。我现在就把它关上。”
这个最终的充满曲折的结局（final twist），类似于波兰人和犹太人故事的结局：主体意识到，他（他的欲望）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大门只为他设；犹太人叙事的目的只是捕获波兰人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为卡夫卡的小说设计另外一种结局，以便使它更接近上面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笑话：经过长久的等待，乡下人勃然大怒，开始对门卫大喊大叫：“你这个肮脏的无赖，为什么你要装模作样地守卫着那扇大门，就好像里面藏着多少秘密似的，你很清楚，大门里面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这个大门也仅仅是为我一人建造，意在俘获我的欲望！”那个门卫（如果他是一位精神分析师的话）会平静地答道：“你看，现在你发现了真正的秘密：大门里边所有的，只是由你的欲望引入的东西……”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最后充满曲折的结局的性质，遵循的是黑格尔超越、消灭“恶劣无穷大”（bad infinity）的逻辑。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起点是一样的：主体面对着某个实体性真理（substantial Truth），即把他排除在外、永远躲避他的秘密：隔着无数道门的、难以接近的律令之心（heart of the Law）；有关犹太人如何从我们身上榨取金钱的、我们一直都在犹太人的叙事中等待（这叙述可以永远进行下去）、却又无法获得的最终答案、最后秘密（它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在这两种情形下，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一致：游戏一开始，主体就必须明白，隐藏着秘密的大门只为他一人而设，隐藏在犹太人叙事结局中的真正秘密只是波兰人的欲望。简言之，主体必须明白，他的外在于大对体的位置（external position vis the Other）--即他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大对体的秘密（secret of the Other）之外--是内在于大对体的。我们在此遇到的是某种无法化约为哲学反思（philosophical reflection）的“反射性”（reflexivity）：似乎要把主体从大对体中排除出去的某个特征（他想洞察大对体的秘密--法律的秘密、犹太人赚钱的秘密等），早已是大对体的“反射性决断”（reflexive determination）；正是作为被排除在大对体之外的人，我们早已是大对体游戏的一部分。
时间陷阱
可以以更为激进的方式设想误认的实证性，即这样的事实--误认充当着“生产性”的实例。误认不仅是保证真理最终降临（final advent of the truth）的内在条件，而且已经拥有实证的本体论之维（positive ontological dimension）：它创立、促成某种实证性实存物（positive entity）。为了说明这一点，且让我们再以科幻小说为例，以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部经典科幻小说《通往盛夏之门》（The Door into Summer）为例。
这部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假定，冬眠术在1970年已经司空见惯，由众多机构管理。主人公叫丹尼尔·布恩·戴维斯（Daniel Boone Davis），是位年轻的工程师。作为专业骗局的受害者，他被冬眠了30年。2000年12月他复苏了。他经历了多种奇特的事情，其中之一是结识了年迈的特威切尔博士（Dr. Twitchell）。特威切尔博士是发明了时间机器的“疯狂天才”。戴维斯说服了他，让他拿戴维斯做实验，把他送回1970年。回到1970年后，戴维斯为自己做了精心的安排（投资于他知道30年后必定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他是在2000年知道的，甚至还为自己在2000年安排了婚礼，为此还为他未来的新娘组织了冬眠）；然后他再次冬眠30年；他第二次苏醒的日期，是2001年4月27日。
如此一来，一切都令人心满意足。只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令这位主人公烦恼：在2000年，报纸除了“出生”、“死亡”、“婚姻”专栏，还有“复苏”（awakenings）一栏。“复苏”专栏一一列出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人的名字。他在2000年和2001年的第一次停留是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6月。这意味着特威切尔博士在戴维斯于2001年4月第二次复苏后，把他送回了过去。在2001年4月28日星期六出版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列出的4月27日复苏者的名单中，当然有他的名字--“D.B.戴维斯”。为什么在他2001年的第一次停留期间中，没在“复苏”专栏中发现自己的名字，尽管他始终都在仔细地阅读这个栏目？难道这仅仅是一个意外的疏忽？
但是，如果当时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又会怎么做？跑到那里，见见我自己，然后彻底疯掉？不，因为如果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就不会去做我后来做过的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后来”--而只有做了我后来做过的那些事情，我的名字才会登在报上。因此，这种事永远也不会发生。控制是负反馈类型，带嵌入式“自动保护程序”，因为只有我看不到那行文字，它才能存在。我可能看到过自己的名字，这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早在基本电路设计中被列为“不可能”而被排除在外。“无论我们怎么折腾，结局终由天定。”自由意志和宿命论写在同一个句子里，它们全都正确。
在此我们得到了“无意识中的字符代理”（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的字面定义（literal definition）：“无意识中的字符代理”即“那行文字的存在，依赖于我没有看到它”中的“那行文字”。如果主体在2001年第一次停留期间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主体在第一次停留期间看到了他在2001年第二次停留的踪迹，他就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他就不会回到过去，等等）。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一种会阻止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方式行事。可以说，这一疏忽具有否定的本体论之维（negative ontological dimension）：它是字符的“可能性之条件”（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而这样的字符必须被忽略，我们必须不能注意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依赖于它不被主体看到。我们在此得到的，是对传统的存在-感知（essepercipi）的倒置：非感知（nonpercipi）是存在（esse）的先决条件。或许这是设想无意识的“前本体论”身份（the “preontological”status of the unconscious）的正确方式（这么说得益于拉康的讲座之十四：无意识是悖论性的字符（paradoxical letter），它只有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不存在（does not exist ontologically），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
我们还可以以与此完全相同的方式，确定精神分析中的“知”（knowledge）的身份。这里的“知”涉及主体最隐秘、最具创伤性的存在（most intimate， traumatic being of the subject），涉及主体快感的特定逻辑（particular logic of his enjoyment）。主体以日常的态度指涉他的客观世界（Umwelt）的物体，提及他周围世界的物体，如同指涉某种既定的实证性（given positivity）；精神分析却带来了令人头晕眼花的体验：只有在另一个地方（an einem anderen Schauplatz），只有在某种“根本性的非知”（fundamental nonknowledge）存在的地方，这种既定的实证性才能存在，才能维持其一致性。它带来了令人恐怖的经验：如果知情太多，我们就会丧失我们的存在（lose our very being）。
以拉康的想象界这一概念（the imaginary）为例：自我的生存只能基于对自身条件（its own conditions）的误认；自我就是这种误认的结果。所以拉康的重点没有放在自我在反思、把握自身条件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上，没有放在这样的观念上--自我是高不可攀的无意识力量的玩物。他的要点在于，主体可能要为这样的反思付出代价--丧失他的本体论的一致性（ontological consistency）。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精神分析获得的“知”是不可能的实在界（impossiblereal）：我们处于危险之地；如果离它太近，我们就会突然发现，我们的一致性、我们的实证性是如何冰消雪融的。
在精神分析中，“知”有其致命的维度（lethal dimension）：主体必须为接近它付出代价，即丧失自己的存在。换言之，消灭误认意味着消灭、消解假定把自己隐藏在误认的形式-幻觉（formillusion of misrecognition）之后的“实体”。依拉康之见，这一实体--精神分析唯一认可之物--就是快感。获得知识就要失去快感。快感，就其愚蠢性（stupidity）而言，只能以某种非知、无知为基础。难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对精神分析师的反应常常是妄想狂式的：通过强迫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了解自己的欲望，精神分析师实际上想从他那里偷走他最隐秘的宝藏，即他的快感内核（kernel of enjoyment）。
来源：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
有一个著名的黑格尔式的笑话，完美地展示了真理是如何源自误认的，我们通往真理的道路是如何与真理本身相契合的。在20世纪之初，一个波兰人和一个犹太人坐在同一列火车上，面面相觑。波兰人紧张地晃动着身子，一直盯着犹太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激怒了他，最后，他再也抑制不住地破口而出：“告诉我，你们犹太人是怎样成功地从人们身上榨取了最后一个硬币，使自己腰缠万贯的？”犹太人回答说：“好吧，我告诉你，但不能分文不取，你先付我5个兹罗提（波兰币）。”收到钱后，犹太人开始讲了：“首先，你拿一条死鱼，割下它的头来，将其内脏装在一杯水中。然后，大约午夜时分，月圆之时，你一定要把这个杯子埋进墓地……”“那么，”波兰人贪婪地打断了他，“如果照你说的做，我会成为有钱人吗？”“不要操之过急，”犹太人回答说，“这不是你要做的全部；如果你想听下去，你必须再付5个兹罗提。”再次收下钱后，犹太人继续讲他的故事。不久，他又伸手要钱，没完没了。最后波兰人怒不可遏了：“你这个肮脏的无赖，你真的认为我没有注意到你想干什么？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你只是从我身上榨取最后一个硬币！”犹太人平静而温顺地回答他说：“好吧，现在你已经明白，我们这些犹太人是如何……”
从波兰人看犹太人的方式--好奇和爱问--开始，这个小故事中的一切，都容易得到阐释。这意味着，从一开始，波兰人就陷入移情关系之中：对他而言，犹太人乃“想必知道的主体”（subject presumed to know）的化身，知道如何从别人那里榨取金钱的秘密。这个故事的要义当然在于，犹太人没有欺骗波兰人：他信守承诺，把如何从别人那里榨取金钱的诀窍和盘托出。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结局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of the outcome）--在波兰人勃然大怒的那一时刻与犹太人最后回答之间，存在着距离。当波兰人脱口而出，“这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你只是从我身上榨取最后一个硬币！”他已道出了实情，但对此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在犹太人对他的操纵中，看到了简单的欺诈。他没有看到的是，正是通过这一欺诈，犹太人信守了承诺，把他购买的东西（犹太人如何……的秘密）交付于他。波兰人的失误仅仅在于他的视野：他渴望犹太人最后揭示“秘密”；他把犹太人的叙事当成了最终揭示“秘密”的通途；但真正的“秘密”在于叙事自身：在于犹太人以他的叙事捕获波兰人的欲望的方式，在于波兰人全神贯注于叙事，并准备为此解囊。
因而，犹太人的秘密在于我们（波兰人）的欲望，在于下列事实：犹太人知道如何摆布我们的欲望。这也是我们可以这样说的原因：故事的最终转折（final turn），以其双向的扭曲（with its double twist），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最终时刻--消解移情（dissolution of transference）和“穿越幻象”（going through the fantasy）-- 一脉相承：波兰人勃然大怒之时，他已经走出移情，但没有穿过自己的幻象（traverse his fantasy）。他只有意识到犹太人如何通过欺诈兑现了承诺，才真正穿越了幻象。那个驱使我们小心翼翼地聆听犹太人叙事的那个醉人的“秘密”，就是拉康所谓的小客体，即虚无缥缈的幻象客体（chimerical object of fantasy），我们欲望的客体-成因。与此同时--这是它的悖论之所在--它又是我们的欲望回溯性地提出来的。在“穿越幻象”时，我们体验到，这个幻象-客体（fantasyobject）--即“秘密”--只是物化了我们欲望之空隙（materializes the void of our desire）而已。
另一个著名笑话具有与此完全相同的结构，但这一点常为人忽略。当然，我们指的是卡夫卡《审判》第9章中关于“法门”（Door of the Law）的笑话，指的是它最后的逆转。那时，垂死的乡下人问门卫：
“人人都竭尽全力，想得到法律，可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我，谁都不能获准进入此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门卫觉得这人大势已去，听力也下降了，于是对着他的耳朵吼道：“除了你，谁也不能获准进入此门，因为这个门只为你一个人而设。我现在就把它关上。”
这个最终的充满曲折的结局（final twist），类似于波兰人和犹太人故事的结局：主体意识到，他（他的欲望）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大门只为他设；犹太人叙事的目的只是捕获波兰人的欲望。我们甚至可以为卡夫卡的小说设计另外一种结局，以便使它更接近上面波兰人和犹太人的笑话：经过长久的等待，乡下人勃然大怒，开始对门卫大喊大叫：“你这个肮脏的无赖，为什么你要装模作样地守卫着那扇大门，就好像里面藏着多少秘密似的，你很清楚，大门里面没有任何秘密可言，这个大门也仅仅是为我一人建造，意在俘获我的欲望！”那个门卫（如果他是一位精神分析师的话）会平静地答道：“你看，现在你发现了真正的秘密：大门里边所有的，只是由你的欲望引入的东西……”
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最后充满曲折的结局的性质，遵循的是黑格尔超越、消灭“恶劣无穷大”（bad infinity）的逻辑。也就是说，在上述两种情形下，起点是一样的：主体面对着某个实体性真理（substantial Truth），即把他排除在外、永远躲避他的秘密：隔着无数道门的、难以接近的律令之心（heart of the Law）；有关犹太人如何从我们身上榨取金钱的、我们一直都在犹太人的叙事中等待（这叙述可以永远进行下去）、却又无法获得的最终答案、最后秘密（它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在这两种情形下，解决问题的方案完全一致：游戏一开始，主体就必须明白，隐藏着秘密的大门只为他一人而设，隐藏在犹太人叙事结局中的真正秘密只是波兰人的欲望。简言之，主体必须明白，他的外在于大对体的位置（external position vis the Other）--即他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大对体的秘密（secret of the Other）之外--是内在于大对体的。我们在此遇到的是某种无法化约为哲学反思（philosophical reflection）的“反射性”（reflexivity）：似乎要把主体从大对体中排除出去的某个特征（他想洞察大对体的秘密--法律的秘密、犹太人赚钱的秘密等），早已是大对体的“反射性决断”（reflexive determination）；正是作为被排除在大对体之外的人，我们早已是大对体游戏的一部分。
时间陷阱
可以以更为激进的方式设想误认的实证性，即这样的事实--误认充当着“生产性”的实例。误认不仅是保证真理最终降临（final advent of the truth）的内在条件，而且已经拥有实证的本体论之维（positive ontological dimension）：它创立、促成某种实证性实存物（positive entity）。为了说明这一点，且让我们再以科幻小说为例，以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部经典科幻小说《通往盛夏之门》（The Door into Summer）为例。
这部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假定，冬眠术在1970年已经司空见惯，由众多机构管理。主人公叫丹尼尔·布恩·戴维斯（Daniel Boone Davis），是位年轻的工程师。作为专业骗局的受害者，他被冬眠了30年。2000年12月他复苏了。他经历了多种奇特的事情，其中之一是结识了年迈的特威切尔博士（Dr. Twitchell）。特威切尔博士是发明了时间机器的“疯狂天才”。戴维斯说服了他，让他拿戴维斯做实验，把他送回1970年。回到1970年后，戴维斯为自己做了精心的安排（投资于他知道30年后必定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他是在2000年知道的，甚至还为自己在2000年安排了婚礼，为此还为他未来的新娘组织了冬眠）；然后他再次冬眠30年；他第二次苏醒的日期，是2001年4月27日。
如此一来，一切都令人心满意足。只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令这位主人公烦恼：在2000年，报纸除了“出生”、“死亡”、“婚姻”专栏，还有“复苏”（awakenings）一栏。“复苏”专栏一一列出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人的名字。他在2000年和2001年的第一次停留是从2000年12月至2001年6月。这意味着特威切尔博士在戴维斯于2001年4月第二次复苏后，把他送回了过去。在2001年4月28日星期六出版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列出的4月27日复苏者的名单中，当然有他的名字--“D.B.戴维斯”。为什么在他2001年的第一次停留期间中，没在“复苏”专栏中发现自己的名字，尽管他始终都在仔细地阅读这个栏目？难道这仅仅是一个意外的疏忽？
但是，如果当时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又会怎么做？跑到那里，见见我自己，然后彻底疯掉？不，因为如果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就不会去做我后来做过的那些事情--对我来说是“后来”--而只有做了我后来做过的那些事情，我的名字才会登在报上。因此，这种事永远也不会发生。控制是负反馈类型，带嵌入式“自动保护程序”，因为只有我看不到那行文字，它才能存在。我可能看到过自己的名字，这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早在基本电路设计中被列为“不可能”而被排除在外。“无论我们怎么折腾，结局终由天定。”自由意志和宿命论写在同一个句子里，它们全都正确。
在此我们得到了“无意识中的字符代理”（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的字面定义（literal definition）：“无意识中的字符代理”即“那行文字的存在，依赖于我没有看到它”中的“那行文字”。如果主体在2001年第一次停留期间在报纸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如果主体在第一次停留期间看到了他在2001年第二次停留的踪迹，他就会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他就不会回到过去，等等）。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一种会阻止他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方式行事。可以说，这一疏忽具有否定的本体论之维（negative ontological dimension）：它是字符的“可能性之条件”（condition of the possibility），而这样的字符必须被忽略，我们必须不能注意它的存在，它的存在依赖于它不被主体看到。我们在此得到的，是对传统的存在-感知（essepercipi）的倒置：非感知（nonpercipi）是存在（esse）的先决条件。或许这是设想无意识的“前本体论”身份（the “preontological”status of the unconscious）的正确方式（这么说得益于拉康的讲座之十四：无意识是悖论性的字符（paradoxical letter），它只有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不存在（does not exist ontologically），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
我们还可以以与此完全相同的方式，确定精神分析中的“知”（knowledge）的身份。这里的“知”涉及主体最隐秘、最具创伤性的存在（most intimate， traumatic being of the subject），涉及主体快感的特定逻辑（particular logic of his enjoyment）。主体以日常的态度指涉他的客观世界（Umwelt）的物体，提及他周围世界的物体，如同指涉某种既定的实证性（given positivity）；精神分析却带来了令人头晕眼花的体验：只有在另一个地方（an einem anderen Schauplatz），只有在某种“根本性的非知”（fundamental nonknowledge）存在的地方，这种既定的实证性才能存在，才能维持其一致性。它带来了令人恐怖的经验：如果知情太多，我们就会丧失我们的存在（lose our very being）。
以拉康的想象界这一概念（the imaginary）为例：自我的生存只能基于对自身条件（its own conditions）的误认；自我就是这种误认的结果。所以拉康的重点没有放在自我在反思、把握自身条件时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上，没有放在这样的观念上--自我是高不可攀的无意识力量的玩物。他的要点在于，主体可能要为这样的反思付出代价--丧失他的本体论的一致性（ontological consistency）。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通过精神分析获得的“知”是不可能的实在界（impossiblereal）：我们处于危险之地；如果离它太近，我们就会突然发现，我们的一致性、我们的实证性是如何冰消雪融的。
在精神分析中，“知”有其致命的维度（lethal dimension）：主体必须为接近它付出代价，即丧失自己的存在。换言之，消灭误认意味着消灭、消解假定把自己隐藏在误认的形式-幻觉（formillusion of misrecognition）之后的“实体”。依拉康之见，这一实体--精神分析唯一认可之物--就是快感。获得知识就要失去快感。快感，就其愚蠢性（stupidity）而言，只能以某种非知、无知为基础。难怪接受精神分析的人对精神分析师的反应常常是妄想狂式的：通过强迫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了解自己的欲望，精神分析师实际上想从他那里偷走他最隐秘的宝藏，即他的快感内核（kernel of enjoyment）。
来源：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