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教育路线坑苦了中国农民
自从精英化教育代替平民化教育以来，中国农民逐年陷入无望状态，“三农”问题变得雪上加霜，前后至少影响两代人，精英教育路线真是坑害中国农民，客观上真正成了最为恶劣最为深重的一种坑农现象。以下内容，全部来自长期以年的亲身经历、主要印象与零星乡讯（主要以苏中某县为例）。
（一）农村教育的鼎盛时期
中国农村教育的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末的前后十年左右时间。就本人亲身经历看，到达全盛的准确时点，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六年。这一年，初中升学首次开考，通考比较带有象征性，参考生员基本上全部通过了，本人正是这届学生。之所以要把一九七六准确认作中国农村基础普及教育的至高点，还因为刚好也是这一年，当地农村学校在每个大队（村）都有小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实现了村村都有初中，其中相当部分属于“带帽子”的初中，即在原有小学设立初中部，本人正是上了这样一所“带帽子”的两年制初中。所在人民公社（乡）的农村高中，当年也从镇上唯一一所，变为全公社（乡）均匀分布三所以上。
两年后的一九七八年，被称为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里程碑。这一年，“七七届”与“七八届”分别于春秋两季参加了全国高考制度恢复后的最初两期“会试”。这一年，本县也首次恢复设立了重点中学。这一年，本大队（村）出了全公社唯一一名高考录取的大学生（后到英国公费留学）。这一年，本人所在班级三人考取不同的农村重点中学，关键是三人全都属于“带帽子”初中的首届学生。这一年，农村高考与知青返城的潮流已经交汇起来了。这一年，当地农村的教育工作暗暗激起了一阵骚动。这一年，农民注意力相当程度地转向了培养自己的下一代。
又过两年，两年制的高中，把我们推上高考潮头。由于当时全国初等教育与高考方式大变革刚刚起步，城乡学生的基础差距相差不大，中高考基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于是当地农村意外结出教育硕果。一九八零年，本大队有两名学生直接考入大学，两名学生直接考入中专（当年理论上都有高考实力），两名学生当兵后接着考入军校，一名学生先到上海接班工作、随后考入大学，另有一名因病休学的随后考入大学。这届学生有的到了中央企业或省属企业的领导层，有的成为部队师团级干部。后期考入大学的当地学生，部分因出国留学失去音讯。总之直到如今，这一批学生仍然代表了当地农村教育的最辉煌时期。
农村教育所出现的盛极一时，主要得益于平民化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赋予学生很高尚很有鼓舞性的学习价值观（过去叫做学习目的性），而关键则是负担明显小于当今义务教育的基本免费的教育方式。拿本人来说，在整个高中寄宿阶段，除了每月缴纳四元五角生活费（每餐都有标准）、并从公社粮站转过三十斤口粮外，学校不但没有自行收取任何其它费用、甚至还在高考前夕提供一点生活补贴；在整个大学教育阶段，本人享受每月二十二元（前期标准）助学金，除了假期往返路费，基本不须家庭负担。
（二）百年树人的艰难跋涉
农村教育的悄然变化，与农民生活不断改变相同步，伴随着从城市到乡村梯次传导的被动演变过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农村教育的日益艰难，是在教育精英化的基础上，进一步遭受了农村所有社会问题的全面冲击，问题于是不断地累积起来。
谁家孩子谁人爱，有条件的要上学，上学之后非常希望有前途，这是广大农民的一种朴素价值观。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后代越来越少了，教育问题也就越来越受重视。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教育产业化又让中国农民开始全身心地为孩子上学四处奔忙，家庭教育负担变得越来越为沉重。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生仍然包分配，当地农村学生后来即使只能返乡当个乡村教师（农民有所失望了），也仍被看作很不错的正当出路，故农村家庭对于子女们的教育期待，依然没有放弃，当时很少出现农村学生弃学现象。
但是已经有了明显问题，当时几代同堂的农村家庭，学龄儿童的各类支出，毫无疑问地成为普通农民家庭最主要的经济负担。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农业成本费用和乡村人情往来等各项负担在内，没有任何一项支出，堪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等费用相比肩！农村孩子的学习生活费用，主要是学校收取的学杂费、校内外的补课费、“撤点并校”、“集中教学”后的食宿费、日常生活零用钱、以及交通费等等，这些费用有时甚至超出了农村家庭的其它各项支出总和，基本上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十分沉重的家庭教育负担，早在农村经济状况尚好的一个时期内，就已压得农民们难以支撑了。
这时候的打工潮已经开始涌动。随着农村自然经济逐年地缓慢增长，农民家庭收支状况进一步趋于恶化，农村教育明显进入衰退期。教育衰退又迫使当地不得不实行“撤点并校”与“集中教学”，经过几轮调整后，农村学校的变化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当地原先每个大队（村）有所初中、每个公社（乡）若干高中的农村学校布局，最终演变成了每个公社（乡）只留一所初级中学、乡一级高中全部取消的分布模式，农村学校的平面收缩率已经高达90%以上，基本形成了不折不扣的精英教育架构。而“撤点并校”与“集中教学”模式，又进一步增加了农村学生的家庭负担。
随着精英化教育方式的不断拓展，加上种田收益越来越少，当地逐步出现一种农民被迫放弃基本农业而专职陪读的奇特景象，家庭整体的入不敷出问题必然地更其严重。面对城乡教育相接轨的巨大压力，部分农家子弟同时开始了随亲“远征”，这部分学生的入城教育支出呈现攀升态势，相对应的是农村家庭生活和农村教育问题持续滑坡。本人在今年年初回乡时蓦然发现，自己曾经就读过的那所离家不足500米的农村小学（“带帽子”初中早已取消），从一到六年级的每个班级，所在生产队（自然村）里居然没有一位在校学生了。
既然纳入精英教育轨道，“撤点并校”与“集中教学”也就同样带来农村地区十分荒唐的择校问题。由于每个学校的高考应试总成绩忽高忽低，也使农村择校风向变幻莫测。考得好的学校大做广告，广告之后便是风向突变。择校之风的直接影响，一方面是提高了部分好学校的入学门槛，这类学校的规范或不规范收费现象日渐泛滥，请客送礼蔚然成风，明暗要价越来越高，教育差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其它多数的农村普通学校更受冷落，这类学校的教学积极性双双挫伤，教育质量日益下降，学生放任自流，老师课外创收，整体状况向谷底深探。而近几年的当地农村择校生，一年所开销的相关费用，往往高达两三万元，一般农村家庭纷纷望而却步了。
（三）世代农民的知难而退
农村越是艰难，就越对后代充满期待。随着就业形势不断严峻，农家子弟读书就跟当兵一样没有着落，求学出路基本阻断了。这就使得中国农民不得不放弃一切幻想，最终重又回到眼前的现实生活中，只能把以食为天当作唯一追求了。
受教育压力、求学前景和经商诱惑等多重影响，当地最早退学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极个别学生，他们率先进入了大城市的建筑、五金等行业，也有个别学生由于成绩偏差、升学无望、家庭存在特殊压力等原因，中途自动地放弃了。当时这类个别现象，还基本没有影响到农村教育的主流态势。构成重大打击的，是后期的农村普通大学生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相继地败下阵来，毕业等于失业成为事实，而一般家庭根本缺乏资助子女自费出国的经济实力，于是求学果真没了出路，人们这才大彻大悟了。
近几年，笔者先后见到一些在城市经商的老乡们，他们的被戏称“屁用没有”的大学毕业的孩子们，开始了随父谋生的创业之路，当然也算就业门道。问题在于这种就业方式因人而异，有条件的迟早都有退路，而且可以早入行快挣钱，何苦要花上大学的时间代价与金钱代价呢？上了大学不也一样还是“屁用没有”的从头来过？尽管我曾劝说上不上学很不一样，实际他们内心之中已经不再认同这一逻辑，说来说去还是“大学算是白上了”。照理只是说说而已，但对农村教育影响极大，之后有些十五六岁的农村青年，相继地进城练摊，果真一个个地弃学从业了。
去年此时，我家孩子高中时期的同班同学、正读江苏大学二年级的一位河南藉的农家子弟，很内向很健康很聪明很成熟很有潜质，没想到一心想要弃学打工了。该生父母感到万般无奈，上门求助来了。求助原因有三，一是这位学生与我家孩子形影不离，从高中到大学的假期里，经常住在我家，相互关系比较密切；二是该生高中阶段学校离家较远，与我家孩子同租一屋，在租房、生活等方面受到一些照料，因此有了一定感情；三是其高考后，在填报志愿方面受到本人一点指导，很成功地进入江苏大学，多少有些信任感。最终虽说听从劝告继续读书了，可怜其中仍然透出农村学生对于读大学的迷茫心态。前线溃不成军，后方必乱无疑了。
若干年的精英教育路线，让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到头来还是不得不灌输一种放下身段、自谋出路、安于养猪卖肉练摊等的就业观念，这就是精英们对于中国下一代缺失责任的教育导向。当年我们曾有志存高远、报效祖国的信念支撑，如今的精英教育怕是说不出口了，因为就连报效祖国的有效载体也已基本丧失，争当老板或为老板服务难以获得报效祖国的逻辑路径，如何报国无法成为精英路线的基本方针，于是只剩创业挣钱的实用哲学，教学方向及其感染力早已经全面丧失。既如此，当代中国的新老农民们，唯有非工非农地浪迹于城乡之间，成为中国社会的弃不得、留不下、活不好、惹不起的一个特殊群体。精英教育路线，真把中国农民坑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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