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从未承认，在随性和天才的姿态背后，以差生形象出场的他承受过巨大落寞与压力。十余年来韩寒努力证明自己：2000年《三重门》出版；2008年介入公共意见空间。挖掘两个成名点前的经历可以发现：说服更多的人，同时引发更多质疑批评——这似是“差生”韩寒难以改变的人生戏码。
《三重门》的结尾像是韩寒对自己的预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门，“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退学走出校园的那一刻，作为一个以仅有的方式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差生韩寒，“不会承认，但他一定是那样的心情”。
出道逾十年，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但如果回到十多年前的起点，韩寒的出场更像是一个笑话。
1998年9月份，秋季开学的那天，如果你在上海松江二中的校园里头，刚好路过高一（7）班，就有机会看到这样一幕——
教室里一片欢腾，笑声中有嘲弄的味道。
他的确不像个“写文章的”。来自金山区的少年韩寒，晒得黝黑，像刚从难民营走出来，他入学是以体育特招生的身份，这意味着在这所知名重点中学，韩寒的“地位”相当地不高；这也意味着一整个夏天，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跟着田径队在炎炎烈日下一圈一圈地跑。
听到韩寒自我介绍的时候，新同桌陆乐，还有隔两排远的沈宏伟也都笑起来，他们不清楚这小子凭什么这么狂；那时候是三好学生的陆乐回忆：“一般来说体育特招生成绩都不会好，谁相信他会写‘作文’？”
但接下来沈宏伟和陆乐很快就相信了，在短暂的同校时间里韩寒迅速证明了自己。但如今，沈宏伟、陆乐，以及当年那些同样被信服的同学们发现，韩寒再一次需要向更多的人证明自己——十多年时间中，韩寒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但至今似乎仍未完成。一夜之间，韩寒就像又回到了那个笑话一般的起点。
会写作文，也是会写作文的差生
1998-1999年秋季学期开始了，在陆乐的观察里，这个体育生的懒和不听话很快就露出马脚，他除了上语文课，其他课程几乎从不听讲。他在书桌上码了一大堆书，砌成一道墙来遮挡老师的视线，自己在底下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书，一本接一本。不看书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写东西，晚自习的时候他也在不停地写，作业也不做。这看起来完全是人们在学校里经常看到的不听话的差生。
但晚上回到宿舍，他经常和同学聊起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这是他情绪最高昂的时候，他对睡在对面铺的沈宏伟说：“全世界用汉语写字的人里头，钱锺书是第一，我是第三。”那时候的沈宏伟听得一脸茫然：“钱锺书是谁？”
开学后不久，几次测验考试的成绩很快就下来了，韩寒毫无意外地考得一塌糊涂。可是看起来韩寒并不在乎，只是继续沉到那堆民国作品和历史古籍中。“他的性格总是慢悠悠，不着急，无所谓。后来因为在宿舍不讲卫生连累大家被扣分，有同学建议要把他赶出去，他也不生气，还是乐呵呵。”沈宏伟说。在韩寒的推荐下，他也开始翻《围城》。
金山少年的优点是认真的时候一手字写得非常漂亮，语文老师戴金娜把班级的黑板报交给他去写。同班同学潘超安也是寄宿生，有时韩寒课后或周末写黑板报的时候他也在教室里。他发现别人是抄黑板报，而韩寒却是真的“写”黑板报——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想到什么随手就写上去，居然也是一篇很棒的文章——如果不去理会那些错别字的话。
陆乐也发现，韩寒会写文章并非吹牛，有时候韩寒把一些刚刚写好的文章直接拿给他看，文字妙趣横生，看得他乐不可支。
这种急智和文才其实很早以前就显露出来了，只是刚到松江二中的时候无人知晓。初中时候韩寒刚进罗星中学，写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被当时的语文老师彭令凤赞赏不已。彭令凤如今已经退休，住在上海市区，她在电话里头说，在教学生涯里从来没见过这么早熟的学生。“初中开始写作文风就很老练、诙谐，而且他看问题的角度跟同龄人完全不同。”彭令凤发现，闭卷考试的时候其他学生花半小时才能写好的作文，韩寒通常十分钟就写好了，而且接题就做，下笔成文，基本上不做改动。
写作才能几乎是少年韩寒身上唯一值得一提的“亮点”，他的初中三年实际上过得并不愉快，更多时候他的少年生涯是作为“差生”被其他人见证着——上课走神，不守纪律，不交作业，生活邋遢，有时候甚至连作业本都能不翼而飞。如今老师们自然不再说他“坏话”，但是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作为一种惩罚，少年韩寒被老师单独拎出来，一个人坐在讲台边上，背后是整个班众目睽睽的目光。
韩的父亲韩仁均为了照顾他读书，把家从亭林镇搬到了离初中较近的朱泾镇，他母亲每天在朱泾和亭林之间挤公交车来回奔波。
这对父子有十分亲昵的一面，在一张老照片里，儿子捏着父亲的脸，两人笑得脸上只剩两排白牙。从初中开始，由于学业的问题，韩寒和家人的关系逐渐显露出紧张的一面，有一次因为韩寒没交作业，韩仁均被老师喊到办公室，父亲对着儿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坏孩子的舞台在萌芽
1998年是赵长天到《萌芽》杂志社任主编第三年，那时候杂志社还没搬到现在巨鹿路这个别致的小院落里。
赵长天清癯，说话的时候喜欢伸出细长的五指，有老式文人的有条不紊，但1998年做这个主编其实焦虑不堪，时常要低声下气地四处找上海的大企业要钱。
当时他在寻找一个机会，要把这本文学杂志拖出泥潭。巅峰时期《萌芽》的发行量是30万份，而到了1995年赵长天接手的时候，只剩下1万份。所有文学杂志都会对那段时期记忆深刻，“全民经商了，作家都下海了”，《萌芽》剩下的读者都是一些已经进入中年的铁杆读者。
那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刚开始热播，网络时代隐约在望；作家李敬泽跟朋友在北京聚到一起，商量的还是怎么推出一批“70后”作家，最后作者登出来的照片都是女孩们的艺术照，眼看着严肃的文学活动变成了选秀。对文学杂志来说，这是那个年代的基本背景。
赵长天开始大力改造这份杂志，刊发了大量的纪实作品，甚至在这本文学杂志上登足球明星范志毅的大块头文章。但是杂志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1997年，赵长天和他的同仁开始新的努力——要寻找一批年轻的创作者。一开始找中学教师推荐，收到的都是当时学校里的“优秀作文”，内容千篇一律，毫无朝气，赵长天决定由《萌芽》自己来找，李其纲提议举办一个面向学生的作文大赛，声势要大，要获得高校的支持。赵长天和李其纲一起拜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王铁仙，找到了复旦大学人文学院的陈思和，很快谈妥了上海本地的这两家高校。
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追念活动上，赵长天见到了陈伯吹的儿子，当时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聊起了筹划中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陈佳洱当即表示北大要全力支持。后来在南京，在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剧本讨论会上，赵长天又遇到了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董健也表态支持。
到了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有了眉目，但彼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项赛事的未来。那一批后来成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孩子们还淹没在人海当中。
被邀请来当评委的作家叶兆言当时心头始终悬着一个疑问，“这个事情靠不靠谱？当时我、铁凝和方方其实心里都在担心，很可能办这么一届就黄了。”当时的赛事总干事李其纲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后很可能一篇像样的稿件也找不到。
80后这代人那时候看起来极为平庸，“好孩子”中规中矩，死气沉沉，“坏孩子”染了头发，忙着学“古惑仔”，报刊上开始用“垮掉的一代”这样的外来词汇形容成年人对他们的担忧。
灰头土脸与招人喜爱
赵长天、李其纲在大江南北的高校四处奔行的时候，那个又黑又瘦的少年韩寒还在二中的操场上一圈圈跑步，课上课下一刻不停地读老师们都没读过的“怪书”，写一些民国腔调的文章。
松江二中的宿舍生涯让“问题少年”韩寒有机会更放肆地看书和写作——起码不用像在老家，考砸了的时候，他在前面逃跑，韩仁均在后面追，邻居在后头拉。
宿舍是两室一厅，报到当天，沈宏伟在宿舍里第一次见到韩寒。那时候韩的母亲帮他整理床铺，像所有不厌其烦的母亲一样絮絮叨叨地交待学习和生活，韩寒在一边默不作声。
后来在《那些人那些事》里面，韩寒提到了对松江二中寄宿生活的无比神往。对别的孩子来说可能面临着生活的不适，对韩寒来说倒更像是一种自由和解脱。
在一份韩寒向韩仁均索要的书单里，可以看到，那个年纪的韩寒已经在翻阅绝大多数成年人不会去看的书，书单上包括《榆下说书》《西溪丛语》《分世余话》《东坡志林》《芦浦笔记》……韩寒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专门用来摘抄读到的各种段落，经常刻意用到文章里头炫耀学识。
寄宿生活起码有一点与少年韩寒的期待相符，松江二中这个学校在当时的确有着很多内地学校不及的开明气氛，这是一所诞生于1904年的老学校，初次到这里参观的人会以为走进了一个古香古色的大学，图书馆的外墙是条纹细腻的红砖，校门出人意料的是一座始建于千年前的古城门。
松江二中的老师们组织学生开办文学社、戏剧社、诗歌社，当时的文学社指导老师是邱剑云。他如今年纪已经很大，退而不休，时常还在学校帮忙，戴顶圆帽，头发贴着脑门，说话沉稳，是一位敦厚的长者。和记者见面时，他站在松江二中那个古城门做的校门下，像是民国人物穿越而来。
和同学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学习糟糕的体育生韩寒完全不同，1998年邱剑云第一次读到高一新生韩寒的文章，看到的是那个成熟老练的睿智少年。前一个韩寒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后一个韩寒才华横溢招人喜爱。
韩寒进松江二中不久，买了一本邱剑云写的新书，三天后他读完那40多万字，对人说：“这本书还可以，将来我会比邱老师写得好。”这话后来传到邱剑云的耳朵里，他感到十分高兴，锐气十足的少年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多见了。
当时进入文学社并不容易，整个学校社员只有24名，需要先自己报名，再经班级语文老师推荐，最后参加考试，通过之后再由邱剑云亲笔写通知吸纳入社。
韩寒由于功课成绩严重不平衡，并没有获得老师推荐，他自己又去找到了邱剑云要求参加，邱剑云最终答应韩寒来参加考试，之后给了他一个“特殊编外社员”的身份。
韩寒给文学社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找得到的有两篇，一篇是《戏说老鼠》，一篇是《三轮车》，后来都被邱剑云收录到一本二中学生优秀作文集锦里，书名叫《山阴道上》，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少年韩寒对钱锺书的崇拜在这两篇文章里到处可见，《三轮车》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有个和钱锺书先生一样的毛病”。《戏说老鼠》里面则学着钱锺书吊了很多书袋，引用了《诗经》、《三国志》、《史记》、《挥尘新谈》……这两篇文章也深得高一（7）班班主任、语文老师戴金娜的赞赏，她给的评语是：“老练辛辣”、“见微知著”。
当时的韩寒还去参加了诗歌社的课程，指导老师是吕玉萍。她对韩寒的才华印象极深，有一次诗歌课上大家写诗，韩寒很快写了一首，横着读意思庄重，竖着读却是恶搞。
199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教室的电视机里播放《新闻联播》，一则消息说钱锺书去世了，正在教室里晚自习的韩寒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电视前，他盯着电视机良久，转身对班上的同学说，以后这个世界上写文章，我就是第二了，排他前头就剩个李敖。
这一次，教室里没人笑。
无可救药和孤注一掷
这个口无遮拦，自以为是的“差生”很快就在校园里出名了，会长跑，会写文章，还能在联欢会上唱歌，性格极为随和，说话妙语不断，他赢得了很多同学的崇拜。
有一次在食堂，韩寒指着碗里的饭跟同班同学说：“就吃饭这个事情，我马上就能写出5000字。”和开学时候大家一阵哄堂大笑不同，这次同学们毫不怀疑。
除了写文章，韩寒在所有科目上的表现都是极为糟糕。邱剑云不时听到其他老师议论起韩寒：很多卷子他不做，只是在空白处对卷子本身作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点评，甚至连语文试卷也不好好做，数一数差不多赚够60分就停笔了。
邱剑云曾经在文章里用六个字形容了那时候的少年韩寒：才气、狂气、勇气。他特别强调了勇气——“为了写作，放弃了数理化，不求走遍天下，只顾驰骋笔下。”
听起来十分潇洒，但放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团乱麻。韩仁均越来越多地被学校喊去松江，他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又转乘另一辆公共汽车，只是为了到学校听老师对韩寒的批评，然后又匆匆赶回金山。
有一次韩仁均请了假，花了一个下午赶往学校，发现仅仅是因为韩寒一条毛巾没挂好，导致宿舍被扣了分。韩仁均怒火中烧，抓住韩寒一顿暴打。
“差生”韩寒在当时给家人带来的更多是无尽的压力，在朋友和邻居那里抬不起头来，家里有个上课不听讲，考试不做题的“小流氓”从来不是件风光的事。
韩寒的生活更是随心随性。沈杰是当时的寝室长，十几年后说起韩寒依然大摇其头，那时候宿舍卫生评比扣分都是扣在韩寒身上。沈宏伟冬天打水回宿舍，用半壶水夜里泡脚，剩半壶第二天刷牙，第二天一早经常发现水壶里的水一滴不剩，然后韩寒就会嬉皮笑脸地站出来承认是他喝了。
只有一件写作能让韩寒专心致志。十多年后的今天，再说起韩寒，他的同学们对细节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一幕场景出现在他们共同描述的回忆里，就是在教室一角，那个永远都在埋头看书埋头写作的少年。
松江二中的教学楼是三座上世纪前半叶的建筑，每座楼都有一个门洞。高一（7）班的门口有个走廊，陆乐发现，有一段时间韩寒经常坐在那里发呆，背靠廊柱，从那个位置望出去刚好是高一、高二、高三三座教学楼的三重门洞。后来，韩寒向死党们秘密宣布，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十三年后，陆乐、沈杰、沈宏伟、潘超安有的成了城管，有的成了电信职员，有的成了医生，他们偶尔还在一起踢球，但人生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在各自办公室的电脑前，在手机上，看到了韩寒“代笔门”事件。在互联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答案，因为他们是《三重门》这本书写作的见证者。
韩寒每写完一部分，就把稿纸递给陆乐，陆乐看完又传给周围的同学，有时候韩寒还在宿舍里得意洋洋地念给沈宏伟、沈杰一干人等听。这是一个关于“林雨翔”的故事，里面处处有韩寒和这帮死党们生活的痕迹。小说里提到一个词“尿崩”的英文翻译，陆乐还记得这是当时他们一群少年课下无聊中探讨的话题。
陆乐有时候也翻看韩寒的“小本子”，里面记满了各种书名、段子、英语和拉丁文，陆乐相信这些内容后来都被用到了《三重门》里。对陆乐来说，《三重门》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韩寒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他只是普通的高中生，所有人在用功准备考试的时候，他永远在勤奋地看闲书和勤奋地写东西，一刻不停。
后来人们为那个写《三重门》的韩寒感到惊奇，并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个年轻人汇聚的校园里都会有类似的“才子”传奇，他们是痴迷文学的少年，写一手同学间四处传阅的好文章，有的“迷途知返”之后“全面发展”考进大学，有的转舵无力被时代的浪潮淹没。一个偏才少年首先面临的是压力，而非人所艳羡的名望。一本小说除了满足创作的愉悦感，在当时实际上无法兑换成任何东西。
韩寒的朋友们知道：这个传统意义上无可救药、给家庭带来无穷压力的差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证明自己。只是在当时，韩寒的证明方式显得绝望、疯狂、孤注一掷。
韩寒埋头写到后来，上课时老师们不再点他名，也不干涉他。“有一时间实际上已经放弃劝他了。”潘超安说。
“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时间进入1999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萌芽》杂志的努力有了结果，新概念作文大赛终于办了起来。初赛收到了四千多份稿件，这个参赛数跟现在比十分寒碜，但却已经足以打破当时所有组织者和评委心头的担忧。
十多年后人们再讨论这届作文比赛时常会忘了，那一届的少男少女们拿出的作品，并不仅仅是韩寒的《求医》和《书店》，还包括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刘嘉俊的《物理班》、宋静茹的《孩子》和一个初二女生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等，这些作品很长时间里在学生间争相传阅和模仿。而评委对80后释放出来的创作能量表示难以置信，王蒙当时激动地说：“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但是在运作上，这届大赛尚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李其纲回忆，整个大赛只在《新民晚报》作了点宣传，外地学生能不能知道这个比赛完全靠运气。虽然杂志社给各个外地的中学寄去海报，但事实上很多海报就一直躺在学校的收发室里了。由于宣传乏力，这个比赛的初赛收到的稿件大部分来自上海。
当时河南一个高三女学生、后来获得一等奖的王越就是在自习时偷看《中国青年报》，读到了一篇关于赛事的报道才去报了名。从报名，到获奖，再到保送南开，当时简直是一系列意外。“第一届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比赛，谁会把宝押在上面？”王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对已经“无可救药”的韩寒来说，这几乎就是他孤注一掷的押宝。
但意外是，身处上海的韩寒并没有收到复赛通知。
1999年，3月28日上午，大赛的评选在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举行。所有工委和评委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评阅稿件，在场的作家包括：王蒙、铁凝、方方、叶兆言、叶辛，大学教授包括：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中文系曹文轩，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等人。
在确定一二等奖名单后，叶兆言发现韩寒没来考试，他提议是否通知韩寒前来补考。据叶兆言、方方、赵长天、程郁缀等人回忆，在场的所有作家和教授一致表示同意。
等韩寒赶到考场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补考。那是一个标准间客房，正中间摆两张床，床的对面摆一个电视柜和一张书桌。韩寒就在书桌上应考。
李其纲受评委们委托负责出题，他把一张纸放进水杯里，随后离开。而另一位编辑林青则奉副主编桂未明之命给韩寒监考。
韩寒面前的杯子里，一团纸缓缓展开。“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他拿起笔写下了第一句。
现在人们很难说清楚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给了韩寒机会，还是韩寒成就了这项赛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二者轨迹交叉的时候，一个正在低谷，一个默默无闻。而如果没有后来的韩寒，自然也就没有后来人们对他的一切热捧、抨击、崇拜和质疑。但当时他几乎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那个房间里，少年韩寒纹丝不动地写了一个多小时，既没喝水，也没上厕所。林青将房门关好，坐在房间里盯着韩寒，一个多小时也纹丝不动。林青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整个过程中韩寒只说了一句话：“老师我写好了”，然后离开房间，林青就起身将试卷卷好交给了桂未明。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这篇《杯中窥人》流传甚广，偏科少年韩寒引起媒体关注，随后一年，《三重门》出版，韩寒七门功课挂科，最终不得不退学。
沈宏伟如今越来越觉得《三重门》的结尾是韩寒对自己的预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门，“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退学走出校园的那一刻，“韩寒不会承认，但他一定是那样的心情。”
2000年《三重门》的出版并没有让“差生”韩寒证明自己，反而让他在学校里面临着更大压力。以前在课堂上互不干涉的老师开始不断出言讥讽：“出了名就不用听课了”，同龄人之间实际上也互不服气，文学社社员的一篇批评文章里写道：“大家都知道韩寒这样发展下去绝对成不了钱锺书，甚至当个自由撰稿人或当个报刊编辑都存在许多困难……”
当那个差生韩寒走出松江二中的时候，内心动荡，性格倔强，他对抗成人世界的态度更像是要确信自己的道路。对未来实际上他一无所知，当他从郊区走进城市，他第一次紧张地坐上飞机，他不知道电梯按向下的箭头是要让电梯向下走，还是乘客要向下。
在松江二中巍峨的校门背后是一个少年的世界。此后他的所有荣耀都奠基于此。他离开的时候，难称愉快的少年生涯从此结束，而后来巨大的辉煌与争议还远未来临。
(南方周末)
《三重门》的结尾像是韩寒对自己的预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门，“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退学走出校园的那一刻，作为一个以仅有的方式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差生韩寒，“不会承认，但他一定是那样的心情”。
出道逾十年，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但如果回到十多年前的起点，韩寒的出场更像是一个笑话。
1998年9月份，秋季开学的那天，如果你在上海松江二中的校园里头，刚好路过高一（7）班，就有机会看到这样一幕——
一个又黑又瘦、头发蓬乱的高一新生站起来，轮到他向全班作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韩寒。韩是韩寒的韩，寒是韩寒的寒。”底下笑成一团。接着，他又郑重其事地说：“从今往后，松江二中写文章的，我称第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教室里一片欢腾，笑声中有嘲弄的味道。
他的确不像个“写文章的”。来自金山区的少年韩寒，晒得黝黑，像刚从难民营走出来，他入学是以体育特招生的身份，这意味着在这所知名重点中学，韩寒的“地位”相当地不高；这也意味着一整个夏天，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跟着田径队在炎炎烈日下一圈一圈地跑。
听到韩寒自我介绍的时候，新同桌陆乐，还有隔两排远的沈宏伟也都笑起来，他们不清楚这小子凭什么这么狂；那时候是三好学生的陆乐回忆：“一般来说体育特招生成绩都不会好，谁相信他会写‘作文’？”
但接下来沈宏伟和陆乐很快就相信了，在短暂的同校时间里韩寒迅速证明了自己。但如今，沈宏伟、陆乐，以及当年那些同样被信服的同学们发现，韩寒再一次需要向更多的人证明自己——十多年时间中，韩寒一直在做着同样的一件事，但至今似乎仍未完成。一夜之间，韩寒就像又回到了那个笑话一般的起点。
会写作文，也是会写作文的差生
1998-1999年秋季学期开始了，在陆乐的观察里，这个体育生的懒和不听话很快就露出马脚，他除了上语文课，其他课程几乎从不听讲。他在书桌上码了一大堆书，砌成一道墙来遮挡老师的视线，自己在底下看一些稀奇古怪的书，一本接一本。不看书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写东西，晚自习的时候他也在不停地写，作业也不做。这看起来完全是人们在学校里经常看到的不听话的差生。
但晚上回到宿舍，他经常和同学聊起某某作家的某某作品，这是他情绪最高昂的时候，他对睡在对面铺的沈宏伟说：“全世界用汉语写字的人里头，钱锺书是第一，我是第三。”那时候的沈宏伟听得一脸茫然：“钱锺书是谁？”
开学后不久，几次测验考试的成绩很快就下来了，韩寒毫无意外地考得一塌糊涂。可是看起来韩寒并不在乎，只是继续沉到那堆民国作品和历史古籍中。“他的性格总是慢悠悠，不着急，无所谓。后来因为在宿舍不讲卫生连累大家被扣分，有同学建议要把他赶出去，他也不生气，还是乐呵呵。”沈宏伟说。在韩寒的推荐下，他也开始翻《围城》。
金山少年的优点是认真的时候一手字写得非常漂亮，语文老师戴金娜把班级的黑板报交给他去写。同班同学潘超安也是寄宿生，有时韩寒课后或周末写黑板报的时候他也在教室里。他发现别人是抄黑板报，而韩寒却是真的“写”黑板报——手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想到什么随手就写上去，居然也是一篇很棒的文章——如果不去理会那些错别字的话。
陆乐也发现，韩寒会写文章并非吹牛，有时候韩寒把一些刚刚写好的文章直接拿给他看，文字妙趣横生，看得他乐不可支。
这种急智和文才其实很早以前就显露出来了，只是刚到松江二中的时候无人知晓。初中时候韩寒刚进罗星中学，写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被当时的语文老师彭令凤赞赏不已。彭令凤如今已经退休，住在上海市区，她在电话里头说，在教学生涯里从来没见过这么早熟的学生。“初中开始写作文风就很老练、诙谐，而且他看问题的角度跟同龄人完全不同。”彭令凤发现，闭卷考试的时候其他学生花半小时才能写好的作文，韩寒通常十分钟就写好了，而且接题就做，下笔成文，基本上不做改动。
写作才能几乎是少年韩寒身上唯一值得一提的“亮点”，他的初中三年实际上过得并不愉快，更多时候他的少年生涯是作为“差生”被其他人见证着——上课走神，不守纪律，不交作业，生活邋遢，有时候甚至连作业本都能不翼而飞。如今老师们自然不再说他“坏话”，但是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作为一种惩罚，少年韩寒被老师单独拎出来，一个人坐在讲台边上，背后是整个班众目睽睽的目光。
韩的父亲韩仁均为了照顾他读书，把家从亭林镇搬到了离初中较近的朱泾镇，他母亲每天在朱泾和亭林之间挤公交车来回奔波。
这对父子有十分亲昵的一面，在一张老照片里，儿子捏着父亲的脸，两人笑得脸上只剩两排白牙。从初中开始，由于学业的问题，韩寒和家人的关系逐渐显露出紧张的一面，有一次因为韩寒没交作业，韩仁均被老师喊到办公室，父亲对着儿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坏孩子的舞台在萌芽
1998年是赵长天到《萌芽》杂志社任主编第三年，那时候杂志社还没搬到现在巨鹿路这个别致的小院落里。
赵长天清癯，说话的时候喜欢伸出细长的五指，有老式文人的有条不紊，但1998年做这个主编其实焦虑不堪，时常要低声下气地四处找上海的大企业要钱。
当时他在寻找一个机会，要把这本文学杂志拖出泥潭。巅峰时期《萌芽》的发行量是30万份，而到了1995年赵长天接手的时候，只剩下1万份。所有文学杂志都会对那段时期记忆深刻，“全民经商了，作家都下海了”，《萌芽》剩下的读者都是一些已经进入中年的铁杆读者。
那年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刚开始热播，网络时代隐约在望；作家李敬泽跟朋友在北京聚到一起，商量的还是怎么推出一批“70后”作家，最后作者登出来的照片都是女孩们的艺术照，眼看着严肃的文学活动变成了选秀。对文学杂志来说，这是那个年代的基本背景。
赵长天开始大力改造这份杂志，刊发了大量的纪实作品，甚至在这本文学杂志上登足球明星范志毅的大块头文章。但是杂志始终没有大的起色。
1997年，赵长天和他的同仁开始新的努力——要寻找一批年轻的创作者。一开始找中学教师推荐，收到的都是当时学校里的“优秀作文”，内容千篇一律，毫无朝气，赵长天决定由《萌芽》自己来找，李其纲提议举办一个面向学生的作文大赛，声势要大，要获得高校的支持。赵长天和李其纲一起拜访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常务副校长王铁仙，找到了复旦大学人文学院的陈思和，很快谈妥了上海本地的这两家高校。
在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追念活动上，赵长天见到了陈伯吹的儿子，当时的北大校长陈佳洱，聊起了筹划中的“新概念作文大赛”，陈佳洱当即表示北大要全力支持。后来在南京，在谢晋的电影《鸦片战争》剧本讨论会上，赵长天又遇到了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董健也表态支持。
到了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有了眉目，但彼时没有人可以预见这项赛事的未来。那一批后来成为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孩子们还淹没在人海当中。
被邀请来当评委的作家叶兆言当时心头始终悬着一个疑问，“这个事情靠不靠谱？当时我、铁凝和方方其实心里都在担心，很可能办这么一届就黄了。”当时的赛事总干事李其纲甚至做好了心理准备，最后很可能一篇像样的稿件也找不到。
80后这代人那时候看起来极为平庸，“好孩子”中规中矩，死气沉沉，“坏孩子”染了头发，忙着学“古惑仔”，报刊上开始用“垮掉的一代”这样的外来词汇形容成年人对他们的担忧。
灰头土脸与招人喜爱
赵长天、李其纲在大江南北的高校四处奔行的时候，那个又黑又瘦的少年韩寒还在二中的操场上一圈圈跑步，课上课下一刻不停地读老师们都没读过的“怪书”，写一些民国腔调的文章。
松江二中的宿舍生涯让“问题少年”韩寒有机会更放肆地看书和写作——起码不用像在老家，考砸了的时候，他在前面逃跑，韩仁均在后面追，邻居在后头拉。
宿舍是两室一厅，报到当天，沈宏伟在宿舍里第一次见到韩寒。那时候韩的母亲帮他整理床铺，像所有不厌其烦的母亲一样絮絮叨叨地交待学习和生活，韩寒在一边默不作声。
后来在《那些人那些事》里面，韩寒提到了对松江二中寄宿生活的无比神往。对别的孩子来说可能面临着生活的不适，对韩寒来说倒更像是一种自由和解脱。
在一份韩寒向韩仁均索要的书单里，可以看到，那个年纪的韩寒已经在翻阅绝大多数成年人不会去看的书，书单上包括《榆下说书》《西溪丛语》《分世余话》《东坡志林》《芦浦笔记》……韩寒准备了一个小本子，专门用来摘抄读到的各种段落，经常刻意用到文章里头炫耀学识。
寄宿生活起码有一点与少年韩寒的期待相符，松江二中这个学校在当时的确有着很多内地学校不及的开明气氛，这是一所诞生于1904年的老学校，初次到这里参观的人会以为走进了一个古香古色的大学，图书馆的外墙是条纹细腻的红砖，校门出人意料的是一座始建于千年前的古城门。
松江二中的老师们组织学生开办文学社、戏剧社、诗歌社，当时的文学社指导老师是邱剑云。他如今年纪已经很大，退而不休，时常还在学校帮忙，戴顶圆帽，头发贴着脑门，说话沉稳，是一位敦厚的长者。和记者见面时，他站在松江二中那个古城门做的校门下，像是民国人物穿越而来。
和同学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学习糟糕的体育生韩寒完全不同，1998年邱剑云第一次读到高一新生韩寒的文章，看到的是那个成熟老练的睿智少年。前一个韩寒灰头土脸狼狈不堪，后一个韩寒才华横溢招人喜爱。
韩寒进松江二中不久，买了一本邱剑云写的新书，三天后他读完那40多万字，对人说：“这本书还可以，将来我会比邱老师写得好。”这话后来传到邱剑云的耳朵里，他感到十分高兴，锐气十足的少年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多见了。
当时进入文学社并不容易，整个学校社员只有24名，需要先自己报名，再经班级语文老师推荐，最后参加考试，通过之后再由邱剑云亲笔写通知吸纳入社。
韩寒由于功课成绩严重不平衡，并没有获得老师推荐，他自己又去找到了邱剑云要求参加，邱剑云最终答应韩寒来参加考试，之后给了他一个“特殊编外社员”的身份。
韩寒给文学社写了不少文章，现在找得到的有两篇，一篇是《戏说老鼠》，一篇是《三轮车》，后来都被邱剑云收录到一本二中学生优秀作文集锦里，书名叫《山阴道上》，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少年韩寒对钱锺书的崇拜在这两篇文章里到处可见，《三轮车》开篇第一句就是“我有个和钱锺书先生一样的毛病”。《戏说老鼠》里面则学着钱锺书吊了很多书袋，引用了《诗经》、《三国志》、《史记》、《挥尘新谈》……这两篇文章也深得高一（7）班班主任、语文老师戴金娜的赞赏，她给的评语是：“老练辛辣”、“见微知著”。
当时的韩寒还去参加了诗歌社的课程，指导老师是吕玉萍。她对韩寒的才华印象极深，有一次诗歌课上大家写诗，韩寒很快写了一首，横着读意思庄重，竖着读却是恶搞。
199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教室的电视机里播放《新闻联播》，一则消息说钱锺书去世了，正在教室里晚自习的韩寒突然激动地站起来，走到电视前，他盯着电视机良久，转身对班上的同学说，以后这个世界上写文章，我就是第二了，排他前头就剩个李敖。
这一次，教室里没人笑。
无可救药和孤注一掷
这个口无遮拦，自以为是的“差生”很快就在校园里出名了，会长跑，会写文章，还能在联欢会上唱歌，性格极为随和，说话妙语不断，他赢得了很多同学的崇拜。
有一次在食堂，韩寒指着碗里的饭跟同班同学说：“就吃饭这个事情，我马上就能写出5000字。”和开学时候大家一阵哄堂大笑不同，这次同学们毫不怀疑。
除了写文章，韩寒在所有科目上的表现都是极为糟糕。邱剑云不时听到其他老师议论起韩寒：很多卷子他不做，只是在空白处对卷子本身作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点评，甚至连语文试卷也不好好做，数一数差不多赚够60分就停笔了。
邱剑云曾经在文章里用六个字形容了那时候的少年韩寒：才气、狂气、勇气。他特别强调了勇气——“为了写作，放弃了数理化，不求走遍天下，只顾驰骋笔下。”
听起来十分潇洒，但放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团乱麻。韩仁均越来越多地被学校喊去松江，他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又转乘另一辆公共汽车，只是为了到学校听老师对韩寒的批评，然后又匆匆赶回金山。
有一次韩仁均请了假，花了一个下午赶往学校，发现仅仅是因为韩寒一条毛巾没挂好，导致宿舍被扣了分。韩仁均怒火中烧，抓住韩寒一顿暴打。
“差生”韩寒在当时给家人带来的更多是无尽的压力，在朋友和邻居那里抬不起头来，家里有个上课不听讲，考试不做题的“小流氓”从来不是件风光的事。
韩寒的生活更是随心随性。沈杰是当时的寝室长，十几年后说起韩寒依然大摇其头，那时候宿舍卫生评比扣分都是扣在韩寒身上。沈宏伟冬天打水回宿舍，用半壶水夜里泡脚，剩半壶第二天刷牙，第二天一早经常发现水壶里的水一滴不剩，然后韩寒就会嬉皮笑脸地站出来承认是他喝了。
只有一件写作能让韩寒专心致志。十多年后的今天，再说起韩寒，他的同学们对细节的记忆已经模糊，但有一幕场景出现在他们共同描述的回忆里，就是在教室一角，那个永远都在埋头看书埋头写作的少年。
松江二中的教学楼是三座上世纪前半叶的建筑，每座楼都有一个门洞。高一（7）班的门口有个走廊，陆乐发现，有一段时间韩寒经常坐在那里发呆，背靠廊柱，从那个位置望出去刚好是高一、高二、高三三座教学楼的三重门洞。后来，韩寒向死党们秘密宣布，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十三年后，陆乐、沈杰、沈宏伟、潘超安有的成了城管，有的成了电信职员，有的成了医生，他们偶尔还在一起踢球，但人生轨迹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在各自办公室的电脑前，在手机上，看到了韩寒“代笔门”事件。在互联网上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已经很清楚答案，因为他们是《三重门》这本书写作的见证者。
韩寒每写完一部分，就把稿纸递给陆乐，陆乐看完又传给周围的同学，有时候韩寒还在宿舍里得意洋洋地念给沈宏伟、沈杰一干人等听。这是一个关于“林雨翔”的故事，里面处处有韩寒和这帮死党们生活的痕迹。小说里提到一个词“尿崩”的英文翻译，陆乐还记得这是当时他们一群少年课下无聊中探讨的话题。
陆乐有时候也翻看韩寒的“小本子”，里面记满了各种书名、段子、英语和拉丁文，陆乐相信这些内容后来都被用到了《三重门》里。对陆乐来说，《三重门》从来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韩寒也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他只是普通的高中生，所有人在用功准备考试的时候，他永远在勤奋地看闲书和勤奋地写东西，一刻不停。
后来人们为那个写《三重门》的韩寒感到惊奇，并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个年轻人汇聚的校园里都会有类似的“才子”传奇，他们是痴迷文学的少年，写一手同学间四处传阅的好文章，有的“迷途知返”之后“全面发展”考进大学，有的转舵无力被时代的浪潮淹没。一个偏才少年首先面临的是压力，而非人所艳羡的名望。一本小说除了满足创作的愉悦感，在当时实际上无法兑换成任何东西。
韩寒的朋友们知道：这个传统意义上无可救药、给家庭带来无穷压力的差生，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证明自己。只是在当时，韩寒的证明方式显得绝望、疯狂、孤注一掷。
韩寒埋头写到后来，上课时老师们不再点他名，也不干涉他。“有一时间实际上已经放弃劝他了。”潘超安说。
“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时间进入1999年，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萌芽》杂志的努力有了结果，新概念作文大赛终于办了起来。初赛收到了四千多份稿件，这个参赛数跟现在比十分寒碜，但却已经足以打破当时所有组织者和评委心头的担忧。
十多年后人们再讨论这届作文比赛时常会忘了，那一届的少男少女们拿出的作品，并不仅仅是韩寒的《求医》和《书店》，还包括陈佳勇的《来自沈庄的报告》、刘嘉俊的《物理班》、宋静茹的《孩子》和一个初二女生丁妍的《东京爱情故事》等，这些作品很长时间里在学生间争相传阅和模仿。而评委对80后释放出来的创作能量表示难以置信，王蒙当时激动地说：“我们可以就此搁笔了。”
但是在运作上，这届大赛尚处在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中。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李其纲回忆，整个大赛只在《新民晚报》作了点宣传，外地学生能不能知道这个比赛完全靠运气。虽然杂志社给各个外地的中学寄去海报，但事实上很多海报就一直躺在学校的收发室里了。由于宣传乏力，这个比赛的初赛收到的稿件大部分来自上海。
当时河南一个高三女学生、后来获得一等奖的王越就是在自习时偷看《中国青年报》，读到了一篇关于赛事的报道才去报了名。从报名，到获奖，再到保送南开，当时简直是一系列意外。“第一届就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比赛，谁会把宝押在上面？”王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对已经“无可救药”的韩寒来说，这几乎就是他孤注一掷的押宝。
但意外是，身处上海的韩寒并没有收到复赛通知。
1999年，3月28日上午，大赛的评选在上海青松城大酒店举行。所有工委和评委坐在一个大房间里评阅稿件，在场的作家包括：王蒙、铁凝、方方、叶兆言、叶辛，大学教授包括：时任南京大学副校长董健，北京大学中文系程郁缀、中文系曹文轩，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等人。
在确定一二等奖名单后，叶兆言发现韩寒没来考试，他提议是否通知韩寒前来补考。据叶兆言、方方、赵长天、程郁缀等人回忆，在场的所有作家和教授一致表示同意。
等韩寒赶到考场的时候，他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补考。那是一个标准间客房，正中间摆两张床，床的对面摆一个电视柜和一张书桌。韩寒就在书桌上应考。
李其纲受评委们委托负责出题，他把一张纸放进水杯里，随后离开。而另一位编辑林青则奉副主编桂未明之命给韩寒监考。
韩寒面前的杯子里，一团纸缓缓展开。“我想到的是人性，尤其是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他拿起笔写下了第一句。
现在人们很难说清楚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给了韩寒机会，还是韩寒成就了这项赛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二者轨迹交叉的时候，一个正在低谷，一个默默无闻。而如果没有后来的韩寒，自然也就没有后来人们对他的一切热捧、抨击、崇拜和质疑。但当时他几乎失去了这个机会。
在那个房间里，少年韩寒纹丝不动地写了一个多小时，既没喝水，也没上厕所。林青将房门关好，坐在房间里盯着韩寒，一个多小时也纹丝不动。林青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整个过程中韩寒只说了一句话：“老师我写好了”，然后离开房间，林青就起身将试卷卷好交给了桂未明。
再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广为人知，这篇《杯中窥人》流传甚广，偏科少年韩寒引起媒体关注，随后一年，《三重门》出版，韩寒七门功课挂科，最终不得不退学。
沈宏伟如今越来越觉得《三重门》的结尾是韩寒对自己的预言，故事的主角林雨翔走出校门，“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
退学走出校园的那一刻，“韩寒不会承认，但他一定是那样的心情。”
2000年《三重门》的出版并没有让“差生”韩寒证明自己，反而让他在学校里面临着更大压力。以前在课堂上互不干涉的老师开始不断出言讥讽：“出了名就不用听课了”，同龄人之间实际上也互不服气，文学社社员的一篇批评文章里写道：“大家都知道韩寒这样发展下去绝对成不了钱锺书，甚至当个自由撰稿人或当个报刊编辑都存在许多困难……”
当那个差生韩寒走出松江二中的时候，内心动荡，性格倔强，他对抗成人世界的态度更像是要确信自己的道路。对未来实际上他一无所知，当他从郊区走进城市，他第一次紧张地坐上飞机，他不知道电梯按向下的箭头是要让电梯向下走，还是乘客要向下。
在松江二中巍峨的校门背后是一个少年的世界。此后他的所有荣耀都奠基于此。他离开的时候，难称愉快的少年生涯从此结束，而后来巨大的辉煌与争议还远未来临。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