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itz1981
知名会员
《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阻挡地东移》
马凯硕
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 , 2008年月日 年月日
ISBN:978-1-58648-466-8
苏珊•弗洛埃舍尔
马凯硕新作的逻辑前提十分简单：如果代议制民主是治理国家的最佳方式，那么它也是治理全球的最佳方式。
在《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阻挡地东移》一书中，马凯硕严肃认真而又直言不讳地向西方民主世界宣告：我们赞同你们的规则，那么请你们根据这些规则行事。
本书是一个深刻洞悉西方规则之要义的人向西方世界发出的严正讯息。马凯硕，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兼教授，有过长期的外交官职业生涯，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总体而言，本书的笔调更具学术色彩而非偏重外交辞令。
他以西方所确立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为行为准则，他把这些规则当作一面硕大的镜子，折射出了美欧做法中所存在的悖论。
他指出，西方具有两面性。哲学的西方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了人人平等、个人尊严等理想，而物质的西方则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其他一切价值，总是选举出对权力和财富偏好甚浓的领导者。他对欧美的做法有诸多不满：西方国家宣扬自由贸易，但在其他国家开始做得更好的时候它却不行了；西方国家主张民主，但又害怕他们的敌人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西方国家畏惧全球变暖，但又贪婪地消费能源并对科学置若罔闻；西方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研发核武器，但自己又囤积可将世界毁灭多次的核武器。
全球规则的任何漏洞，其危害都会波及整个世界，而对少数制定那些规则的欧美国家来说危害更甚。马凯硕反复提醒我们，不管如何衡量，都是世界上的小部分国家在为其余大部分国家制定规则和标准：亚洲、非洲和南美的人口远远超过了欧洲和北美（约为85%比15%），即便是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超过了后者（52%比48%）。
马凯硕认为，西方世界不能再幻想无限期地维持二战后的等级体制了，而应当为力量的有序转移和2045年的世界秩序做好准备。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还没有表现出共享力量的远见、意愿或自信。那些畏惧力量有序调整或拒绝其他代表及协商的领导人，恰恰表明他们对其自己的体制缺乏信任。
全球性结构或制度（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联合国）中所存在的权力分配不平衡现象，不仅无法反映现代世界的需求，反而只会弱化这些组织。如果国际组织无法根据日益变化的情势而对权力进行优化配置，那么新兴的强国将“另起炉灶”，建立它们自己的体系并制定它们自己的规则。“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和欧盟着力巩固它们的安全而没有遭遇明显的挑战者，但是它们如今却将面临一个更为不安全的未来，”马凯硕这样写道。
与欧洲读者相比较，本书描述亚洲崛起的例子和统计数字很可能不会在美国的读者群中引起同等的恐慌。因为美国人最初就是受压迫者，因而事实上也能够从容地面对那样的处境。美国历史虽然短暂，但每当美国人或国家面临危机并被迫进行竞争之时，都会涌现出兢兢业业和勇于创新的公民——从乔治·华盛顿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爱国者，一直到托马斯·爱迪生或航天技术遭苏联严峻挑战时的美国，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
对世界组织的原有结构进行变革——为新的参与者留出空间——需要一些国家领导人有政治勇气。但是，如果一些领导人最终能说服西方公民，他们是全球公民中的一部分，亦即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利益攸关方，那么他们就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的制衡机制既能够拯救超级强国，也能够拯救弱国。马凯硕呼吁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些能够维系整个世界的机构和规则，亦即能够反映全球65亿居民之愿望和利益的机构和规则。”
努力践行西方的理想固然有利于世界，但是采取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所实施的实用主义、容忍和合作也同样不无裨益。马凯硕将邓小平誉为“亚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由于批评毛泽东的经济政策，邓小平曾两次被打倒而蒙受屈辱，但是他后来又重新上台。1979年访美后，邓小平以一种坦诚的方式将美国人的富足告诉给了中国人，尽管这有点冒险。“邓小平的这次冒险，激发出了中国人民蕴藏着的无穷力量，”马凯硕在书中这样写道。
既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公民就能坦然地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那么今天的欧美人在面临较之前者相对乐观的发展现状时就更应该能够泰然处之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变革脚步加快，而面对挫折，那些既能洞悉问题的复杂性又能随机应变的人，将很可能在找到解决问题之良方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对于本书最重要的隐语，即认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向现代性进军”，西方和亚洲的读者可能都会大不以为然。当然他们也都未必赞同伴随而来的那个认为其他事项也正在随之稳步前进的命题。太多的国家倾向于设定它们自己的全球化步调——有的国家飞奔，而有的国家则意兴阑珊地漫步在那些会导向发现和创新的大道上。当然，“进军”的另一个定义是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
同样，马凯硕关于“现代性”的定义也是宽泛的，时而指繁荣，时而又指诸如思想自由、公平或乐于助人等美德。
马凯硕竭力主张乐观精神，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虽说问题重重，但是大多数个人却都能抓住大好的机遇。个人与社会都有设定目标的愿景：任何人都想成为那些渴望成为世界首富的主管。或者他们也可学习申仲福，他童年时离乡背井（离开越南西贡），迷恋上资本主义，学习电机工程后在英特尔公司工作。马凯硕在书中引用了申仲福解释其回国决定时所说的话，“即便我离开美国，情况也不会很糟糕；如果我回到越南，我将有机会大展拳脚。”
那么申仲福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或者是东西合璧的结果？马凯硕的著作集中讨论的主要是过程和结果，而非动机和各种缘由。也许他是对的。整个世界对许多全球性问题都持一致意见，但在各国真正确定解决问题的议程之前，迫切需要的是发现一种公平和同一的程序。庆幸的是，解决方案乃是显而易见，那就是在世界机构中重新分配权力。真正的乐观主义就是承认文明及治理的高级形式并非海市蜃楼，遥不可及，因此任何人都能为确立这些形式添砖加瓦。
在《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阻挡地东移》一书中，马凯硕严肃认真而又直言不讳地向西方民主世界宣告：我们赞同你们的规则，那么请你们根据这些规则行事。
本书是一个深刻洞悉西方规则之要义的人向西方世界发出的严正讯息。马凯硕，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兼教授，有过长期的外交官职业生涯，曾担任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总体而言，本书的笔调更具学术色彩而非偏重外交辞令。
他以西方所确立的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为行为准则，他把这些规则当作一面硕大的镜子，折射出了美欧做法中所存在的悖论。
他指出，西方具有两面性。哲学的西方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出了人人平等、个人尊严等理想，而物质的西方则认为个人利益高于其他一切价值，总是选举出对权力和财富偏好甚浓的领导者。他对欧美的做法有诸多不满：西方国家宣扬自由贸易，但在其他国家开始做得更好的时候它却不行了；西方国家主张民主，但又害怕他们的敌人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西方国家畏惧全球变暖，但又贪婪地消费能源并对科学置若罔闻；西方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研发核武器，但自己又囤积可将世界毁灭多次的核武器。
全球规则的任何漏洞，其危害都会波及整个世界，而对少数制定那些规则的欧美国家来说危害更甚。马凯硕反复提醒我们，不管如何衡量，都是世界上的小部分国家在为其余大部分国家制定规则和标准：亚洲、非洲和南美的人口远远超过了欧洲和北美（约为85%比15%），即便是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的比重也超过了后者（52%比48%）。
马凯硕认为，西方世界不能再幻想无限期地维持二战后的等级体制了，而应当为力量的有序转移和2045年的世界秩序做好准备。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都还没有表现出共享力量的远见、意愿或自信。那些畏惧力量有序调整或拒绝其他代表及协商的领导人，恰恰表明他们对其自己的体制缺乏信任。
全球性结构或制度（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联合国）中所存在的权力分配不平衡现象，不仅无法反映现代世界的需求，反而只会弱化这些组织。如果国际组织无法根据日益变化的情势而对权力进行优化配置，那么新兴的强国将“另起炉灶”，建立它们自己的体系并制定它们自己的规则。“尽管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和欧盟着力巩固它们的安全而没有遭遇明显的挑战者，但是它们如今却将面临一个更为不安全的未来，”马凯硕这样写道。
与欧洲读者相比较，本书描述亚洲崛起的例子和统计数字很可能不会在美国的读者群中引起同等的恐慌。因为美国人最初就是受压迫者，因而事实上也能够从容地面对那样的处境。美国历史虽然短暂，但每当美国人或国家面临危机并被迫进行竞争之时，都会涌现出兢兢业业和勇于创新的公民——从乔治·华盛顿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爱国者，一直到托马斯·爱迪生或航天技术遭苏联严峻挑战时的美国，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比比皆是。
对世界组织的原有结构进行变革——为新的参与者留出空间——需要一些国家领导人有政治勇气。但是，如果一些领导人最终能说服西方公民，他们是全球公民中的一部分，亦即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利益攸关方，那么他们就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的制衡机制既能够拯救超级强国，也能够拯救弱国。马凯硕呼吁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些能够维系整个世界的机构和规则，亦即能够反映全球65亿居民之愿望和利益的机构和规则。”
努力践行西方的理想固然有利于世界，但是采取像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所实施的实用主义、容忍和合作也同样不无裨益。马凯硕将邓小平誉为“亚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由于批评毛泽东的经济政策，邓小平曾两次被打倒而蒙受屈辱，但是他后来又重新上台。1979年访美后，邓小平以一种坦诚的方式将美国人的富足告诉给了中国人，尽管这有点冒险。“邓小平的这次冒险，激发出了中国人民蕴藏着的无穷力量，”马凯硕在书中这样写道。
既然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公民就能坦然地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那么今天的欧美人在面临较之前者相对乐观的发展现状时就更应该能够泰然处之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变革脚步加快，而面对挫折，那些既能洞悉问题的复杂性又能随机应变的人，将很可能在找到解决问题之良方的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
对于本书最重要的隐语，即认为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向现代性进军”，西方和亚洲的读者可能都会大不以为然。当然他们也都未必赞同伴随而来的那个认为其他事项也正在随之稳步前进的命题。太多的国家倾向于设定它们自己的全球化步调——有的国家飞奔，而有的国家则意兴阑珊地漫步在那些会导向发现和创新的大道上。当然，“进军”的另一个定义是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
同样，马凯硕关于“现代性”的定义也是宽泛的，时而指繁荣，时而又指诸如思想自由、公平或乐于助人等美德。
马凯硕竭力主张乐观精神，因为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虽说问题重重，但是大多数个人却都能抓住大好的机遇。个人与社会都有设定目标的愿景：任何人都想成为那些渴望成为世界首富的主管。或者他们也可学习申仲福，他童年时离乡背井（离开越南西贡），迷恋上资本主义，学习电机工程后在英特尔公司工作。马凯硕在书中引用了申仲福解释其回国决定时所说的话，“即便我离开美国，情况也不会很糟糕；如果我回到越南，我将有机会大展拳脚。”
那么申仲福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或者是东西合璧的结果？马凯硕的著作集中讨论的主要是过程和结果，而非动机和各种缘由。也许他是对的。整个世界对许多全球性问题都持一致意见，但在各国真正确定解决问题的议程之前，迫切需要的是发现一种公平和同一的程序。庆幸的是，解决方案乃是显而易见，那就是在世界机构中重新分配权力。真正的乐观主义就是承认文明及治理的高级形式并非海市蜃楼，遥不可及，因此任何人都能为确立这些形式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