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里夫曾用一句话评价他的母亲苏珊·桑塔格，他说她的一生活得就像是往图书馆里不断藏书。这句评语在我读《<读书>十年》的间隙忽然想起，觉得用来形容扬之水的生活十分恰切。
我读扬之水的著作不多，但是对其人印象十分深刻。这样说似乎很矛盾，根本没有见过其人，何谈“印象深刻”，可能是从她的一本一本书中总结出来的印象吧。总觉得现时代里，能够以此“隔离方式”做学问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读书>十年》里写到的那批学人，现在都是学界的中坚力量，一个个功成名就，不是教授就是博导，不是学者就是专家，隔三差五冒出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打压后辈，闹点学界丑闻之类的，就是没有再见有什么著作出现。这个学术界越来越不像学术界，越来越像娱乐圈了。
扬之水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想当年我也曾以做‘女强人’理想之人生，近年却尽弃此图，只求一厅花草，一帘清风，一窗明月，伴我数卷诗书。”此等浪漫与理想，在八十年代的学人中应该不算少数，但是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好像并不多见。前几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火热一时，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单纯和理想主义，但是那本书给我的印象还是有些“伪装”。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她的访谈中，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学界中的“成功人士”。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八十年代只是一个怀旧的话题，所有的苦难都会成为了抒情，所有的挫折都是成功的积淀。但在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我发现了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的八十年代”。用作者的话说，日记本不是为了发表的，只是为了单纯的记录，以免忘怀——如此方能展现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一个更为真切的十年。
沈昌文给扬之水写的序言中，着重提到了《读书》杂志的创办：“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浩劫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但是他们招聘的编辑标准确实有些“怪异”：最早聘用的吴彬，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城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大名鼎鼎的王炎，被聘用的时候是公交车售票员，也是初中一年级学生。而招聘扬之水的时候，沈昌文写到：“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这‘不简单’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过学，等等。几十年前，这位扬之水的‘不简单’却是，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等等。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才是我一向欣赏的那个八十年代，更为私人化的真实，更为贴近我们的情感距离。八十年代的《读书》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编辑、作者、读者不分彼此，可随时去拜访，一坐就是一下午。扬之水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这些后辈有机会一睹八十年代的学人的姿态。随意翻看一页就是这样的文字：下午周国平来送稿；社科院的赵一凡和苏炜来；甘阳来，一起聊了半日；到陈平原家取稿；午间到赵越胜家取磁带……通篇这样细致琐碎的文字所透露出的是一种融洽而自得的氛围。与我们现在壁垒森严，严防死守的学术气象大相径庭。
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主要描述了她从一九八六年进入《读书》杂志开始到一九九六年离开杂志，转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段时间的生活与工作。日记打算分为三册出版，此时我们翻阅的是第一册，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这段时间的记述。这十年对她而言极其重要，是因为她可以可以接触到一大批几乎从文革浩劫中“复活”的文化老人，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也许从更深远的角度说，是构成了她以后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与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钱钟书、杨绛、冯亦代等人的交往，深深影响了她在学术上的选择。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十年中，也是她集中精力，钻研学问的十年，所谓《读书》十年，其实正是“读书十年”的好日子。一个卡车司机能够赶上如此好的机会，接触到这么多的学问和书籍，自然会陷入其中，沉迷痴迷，不可自拔。于是，在这本日记中，记录最多的，还是买书，读书，写书。几乎每天的日记都会提到书，几乎每天都会买书。笔者甚至在读日记的间隙突发奇想，想把这十年的书目整理成一份书目，该是一份蔚为大观的书单吧？
关于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的一则日记：“年来过手之卷，怕也有千数了罢，读至忘情处，直是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唯此为乐。明白陷入其中是大忌，但既已知自己非学问中人，便做一书囊，书痴，乃至书橱，岂不也是人生一种。”也幸亏她有如此心境，这种“非学问中人”反而成就了她一等一的学问，说扬之水是学界“隐士”亦不为过。放眼望，如今学界，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遍地都是学者和专家，说出的话连常识都混淆不清，倒是此等学问可堪忧虑，也更令人怀疑。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扬之水记录了绿原的一封信，其中提到说：“余半生寂寞，偶有兴涂鸦，均不过与回声对话而已。匆匆已是望七之年，万事更不复妄求矣。不意承君撰文揄扬，实不胜感激而又喜悦，同时亦难免一丝淡淡的哀愁。”扬之水说，读罢令人很伤感。读扬之水的书，伤感倒是没有，只是突然想到沈昌文的那句：潇洒送日月，寂寞对时人。与时代有意拉开的那种寂寞，才是真正的疏离吧？
来源：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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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扬之水的著作不多，但是对其人印象十分深刻。这样说似乎很矛盾，根本没有见过其人，何谈“印象深刻”，可能是从她的一本一本书中总结出来的印象吧。总觉得现时代里，能够以此“隔离方式”做学问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读书>十年》里写到的那批学人，现在都是学界的中坚力量，一个个功成名就，不是教授就是博导，不是学者就是专家，隔三差五冒出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打压后辈，闹点学界丑闻之类的，就是没有再见有什么著作出现。这个学术界越来越不像学术界，越来越像娱乐圈了。
扬之水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想当年我也曾以做‘女强人’理想之人生，近年却尽弃此图，只求一厅花草，一帘清风，一窗明月，伴我数卷诗书。”此等浪漫与理想，在八十年代的学人中应该不算少数，但是能够长期坚持下来的，好像并不多见。前几年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火热一时，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单纯和理想主义，但是那本书给我的印象还是有些“伪装”。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为她的访谈中，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学界中的“成功人士”。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八十年代只是一个怀旧的话题，所有的苦难都会成为了抒情，所有的挫折都是成功的积淀。但在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中，我发现了一个更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的八十年代”。用作者的话说，日记本不是为了发表的，只是为了单纯的记录，以免忘怀——如此方能展现一个真实的八十年代，一个更为真切的十年。
沈昌文给扬之水写的序言中，着重提到了《读书》杂志的创办：“编《读书》的都是经过浩劫复出工作的大牌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但是他们招聘的编辑标准确实有些“怪异”：最早聘用的吴彬，是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城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大名鼎鼎的王炎，被聘用的时候是公交车售票员，也是初中一年级学生。而招聘扬之水的时候，沈昌文写到：“一看简历，颇不简单。这‘不简单’按今天理解，必定是在海外某某名校上过学，等等。几十年前，这位扬之水的‘不简单’却是，读过初中，插过队，做过售货员，开过卡车等等。卡车司机居然对文字工作感兴趣，而且确实在《读书》发表过文章，令人惊讶。大家觉得合适。于是录用。”
这才是我一向欣赏的那个八十年代，更为私人化的真实，更为贴近我们的情感距离。八十年代的《读书》是这种精神的最佳诠释，编辑、作者、读者不分彼此，可随时去拜访，一坐就是一下午。扬之水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这些后辈有机会一睹八十年代的学人的姿态。随意翻看一页就是这样的文字：下午周国平来送稿；社科院的赵一凡和苏炜来；甘阳来，一起聊了半日；到陈平原家取稿；午间到赵越胜家取磁带……通篇这样细致琐碎的文字所透露出的是一种融洽而自得的氛围。与我们现在壁垒森严，严防死守的学术气象大相径庭。
扬之水的《<读书>十年》主要描述了她从一九八六年进入《读书》杂志开始到一九九六年离开杂志，转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这段时间的生活与工作。日记打算分为三册出版，此时我们翻阅的是第一册，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零年这段时间的记述。这十年对她而言极其重要，是因为她可以可以接触到一大批几乎从文革浩劫中“复活”的文化老人，与他们的交往构成了她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也许从更深远的角度说，是构成了她以后学术生涯的一部分。与金克木、徐梵澄、张中行、钱钟书、杨绛、冯亦代等人的交往，深深影响了她在学术上的选择。而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十年中，也是她集中精力，钻研学问的十年，所谓《读书》十年，其实正是“读书十年”的好日子。一个卡车司机能够赶上如此好的机会，接触到这么多的学问和书籍，自然会陷入其中，沉迷痴迷，不可自拔。于是，在这本日记中，记录最多的，还是买书，读书，写书。几乎每天的日记都会提到书，几乎每天都会买书。笔者甚至在读日记的间隙突发奇想，想把这十年的书目整理成一份书目，该是一份蔚为大观的书单吧？
关于读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四日的一则日记：“年来过手之卷，怕也有千数了罢，读至忘情处，直是全然忘却书外的一切，唯此为乐。明白陷入其中是大忌，但既已知自己非学问中人，便做一书囊，书痴，乃至书橱，岂不也是人生一种。”也幸亏她有如此心境，这种“非学问中人”反而成就了她一等一的学问，说扬之水是学界“隐士”亦不为过。放眼望，如今学界，棍扫一大片，枪挑一条线，遍地都是学者和专家，说出的话连常识都混淆不清，倒是此等学问可堪忧虑，也更令人怀疑。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扬之水记录了绿原的一封信，其中提到说：“余半生寂寞，偶有兴涂鸦，均不过与回声对话而已。匆匆已是望七之年，万事更不复妄求矣。不意承君撰文揄扬，实不胜感激而又喜悦，同时亦难免一丝淡淡的哀愁。”扬之水说，读罢令人很伤感。读扬之水的书，伤感倒是没有，只是突然想到沈昌文的那句：潇洒送日月，寂寞对时人。与时代有意拉开的那种寂寞，才是真正的疏离吧？
来源：思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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