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seayzm
人文贵宾
当沉入个人的感伤中太久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作为大禹的子孙我觉得有义务转发这个贴子。同时也希望我们能从个人的情感和得失中偶尔关注身边的世界……
——谨以此文献给黄老先生
——谨以此文献给黄老先生
三峡工程我以前没有想过，以为绝对不会有人蠢到会去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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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seayzm
人文贵宾
黄炎培之子黄万里辞世：中国再无水利专家敢反对三峡工程
【大纪元8月28日讯】今天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
清华大学 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
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於企及的知识与
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
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
国，多麽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
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著；八十年代以後，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
里等著。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
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
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前美国总统
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麽？敬爱的日理万机的领导该不该听他唠叨？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
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
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
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後，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
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
；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
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
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
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
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
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於“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
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予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
、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
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
的工程”。这一回，他予警了蓄水後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
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著为他做了
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
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
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
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戴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黄万里遭际再显当权者的“德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的父亲，前
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
没有就势攀缘，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
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
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
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
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麽话”，
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麽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
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
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後，在
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
顶著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後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
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
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
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
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於
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
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
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於1958年的得意门
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後，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
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
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
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後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 张光斗。去年春，
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总管为总理）亲切探视，过後
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於三峡工程建设谈话的记录”文件形式报副
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长江防洪。他说的是：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麽大。这个研究是清
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後，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
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
开是不行的。”
张光斗只有硕士学位，而今是中国科学、工程双院士。
没有人敢为黄万里正式出书。他的一本文集，是去世前夕，学生们自
费筹资排印的。
记得胡适有一句话总括当权者的“德行”：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大纪元8月28日讯】今天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
清华大学 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
界。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90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於企及的知识与
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
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
国，多麽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
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著；八十年代以後，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
里等著。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
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
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前美国总统
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麽？敬爱的日理万机的领导该不该听他唠叨？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
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
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
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後，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
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
；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
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
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
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
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
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於“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
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予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
、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
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
的工程”。这一回，他予警了蓄水後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
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著为他做了
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
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
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
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戴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黄万里遭际再显当权者的“德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的父亲，前
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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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
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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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麽话”，
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麽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
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
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後，在
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
顶著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後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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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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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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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
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
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
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於1958年的得意门
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後，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
下文字：
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
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
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
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後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 张光斗。去年春，
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总管为总理）亲切探视，过後
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於三峡工程建设谈话的记录”文件形式报副
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长江防洪。他说的是：
“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麽大。这个研究是清
华作的，钱副主席知道後，把长江水利委员会找来问，他们也承认了。这
也可以解决，无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响几天航运。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
开是不行的。”
张光斗只有硕士学位，而今是中国科学、工程双院士。
没有人敢为黄万里正式出书。他的一本文集，是去世前夕，学生们自
费筹资排印的。
记得胡适有一句话总括当权者的“德行”：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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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贵宾
三峡高坝永不可修
——访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
戴晴
黄万里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11年生，上海浦东川沙人，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
学，毕业后曾担任桥梁工程师，两年后赴美国进修，曾就读于 的 尔大学(获硕士
学位)、爱荷华大学、伊力诺伊大学，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名中国人。
曾在北美大陆驱车45000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并在TVA(田纳西流域管理
局)工作。1937年回国，任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 半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赴
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步行3000公里，查勘闽江、乌江、嘉陵江，直
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
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两年后，转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问： 众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
修建的反对者。目前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您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请问
您是不是一概反对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河流上建坝？
答：不是的。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
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 喔取 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
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
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
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
问： 什么叫淤积河段？ 黄河的淤积段不是在下游的冲积平原，也就是俗称的
“黄泛区”吗？ 三门峡不能算是淤积河段吧？
答：三门峡情况复杂，它从孟津以上，也是冲刷的，只有在三门峡那个地方，
河底凸起一片基岩，所谓“三门”，历史上有名的秦国和晋国打仗，就是在那个地
方，这是黄河中游冲刷段里边插进的一个淤积段，是一个极特殊的地貌。1957年的
时候，大家都不去细究，修水利的工程师也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只要上游水土保持
做好，黄河就不会有泥沙冲下来了。论证三门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根本不
修，另有一位温工程师主张修小一点的低坝。后来大家坚持，我只好建议坝体下面
的施工洞留着不要堵。这是因为黄河主要是泥沙，而泥沙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排出去
的。留洞排沙的意见本来是全体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洞堵死
了，造成两年之后上游淤积和后来的改建。
问：长江三峡河段的淤积类型与黄河有什么不同吗？ 凡是淤积河段都不能筑
坝吗？
答：长江流域在重庆以上，是四川盆地，因气候关系，雨量充沛。这些水份在
被地面植被充分吸收之后，尚有多余，势必向地势低洼处倾泻，这就是盆地中的千
万条溪流和它们会聚而成的长江上游支流。几十万年以来，它们一直在冲刷地层构
造质，对底层挖，掏，侵蚀，河道不断在挖深，形成了四川盆地以下直到宜昌的美
丽的河 飨抗取； 成岩石子和风化而成的泥?随水流而下，流域地貌决定了刷下来
的石子和风化泥砂全通过重庆、宜昌落到东部大陆架，沿着斜面铺下去，滑到几公
里深的海底，后来的泥沙覆在上边，经过几十万年，形成了富庶的三江冲积平原，
养活了那里5亿人口。这就是为什么四川盆地从来没有淤过。长江在宜昌以上各支
流及重庆以上干流是属于减坡的河段(degraded reach)，造床质全是砾卵石夹粗沙，
大水的时候往下冲，且只有三峡这一条路出去。大坝造起来，一下堵死，石头是一
块都出不去的。
但并不是冲涮段一概不能建坝，如大渡河上的龚嘴水库就很好。大渡河虽流域
小，但水量大。 嘴坝修了16年之后，被河水冲下来的石头淤满。虽然水库的防洪
容量失掉，但不必炸坝，照样发电。 所以，上游山区，河流没有航道的需要，又
不会损失耕地，你修你的好了，淤就淤。不过德国人考虑得更多一点，他们只修小
坝，坝下都留一个大洞，将来把石子送出去。这些坝，大部分都是好的，可以发电，
可以调节洪水，还可以灌溉。
目前的争论是这些石头究竟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在向下游移动？ 长办把可跃
可悬的泥沙作为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动——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所作的动床
模型试验，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水文地理学基本原理(地貌地质形成原理)，可以分
析出：这一面积上的石头都要下来，而且数量可观。这是基本知识，我就是从这里
推断的。更况且我本人在1940年代当过两年测量队长，亲眼见过河中的石头在动。
问：这些随流而下的石子和砂砾可以测出么？ 其构成和数量随什么而变？
答：在上游是测得到的。比方说，龚嘴水库运作16年之后堵起来，就可以算出
大渡河在此之上每年平均冲下的石子有多少。都江堰已经测出来每年200万方。各
个支流加起来，就是冲到三峡段的总量。原则上，淤积河段不能加，因为中间会停
下来；冲刷河段可以加，可以从上游小流域的实测资料按流域面积比例综合起来，
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输移量。按我的估算，大约为1亿吨/年。
问： 那么多技术人员研究了几十年，难道一直没有从水文地貌角度考虑问题？
答：这正是我们人类自以为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后，面对河流山川所经历的教训。
8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
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
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两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
程。基于此，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修造TVA的时候，不
再倚重只会修坝的工程专家萨凡奇，而启用了以前曾经在俄亥俄迈阿密河作防洪、
灌溉等综合流域规划的摩根(Ather E 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
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们都是科学家。那时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对水电工
程师不满意，说他们常犯错误； 而具体作工程的人也对科学家不满，说他们不能
解决实际问题。那时还没有一个人两方面都学。
我是1934年到美国的，以一名有了两年实践经验的铁 桥梁工程师的身份，先
在 的 尔大学，后到爱荷华大学和伊力诺伊工程学院，攻读天文、气象、地貌，在
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看清楚该不该建坝和在哪里建。水利工程师并不一定要成为水文
地理专家，但有了这个基础，问题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说，任何工程都
有总体的考虑和具体的实施，必须先有前者才能谈的上干下面的。
问： 但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也启用了不少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他
们的学养难道对工程的技术关键没有起到作用？
答：不应该让科学家“下放”到技术层面来判断具体的工程问题，应该让工程
技术人员知道如何使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让一名水文地貌科学家去决定一个水利
工程的坝址，是过于难为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师懂得必须的水文地貌，不算
苛求。科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范畴里，按照自己的理论走向，对自然界最根本的问题
和运行规律提出见解。至于应用，是工程师领悟了他的理论之后，就具体操作找出
办法。我过去当右派的时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论”，讲的就是这二者的关系。毛泽
东40年代不是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吗，说光背诵条文没有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50年代，针对一批不学无术者，在这一“教导”之下，
把“实际”搬出来为自己理论上的无知作挡箭牌，我说，“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
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35年过去了，对长江泥沙的见解和估算，还是这个问
题。
问： 长江三峡段有那么多峡谷，坝址偏偏选在三斗坪，不会仅仅为了将来2公
里长的大坝的雄伟壮观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
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在三斗坪筑坝，象是把峡谷效
用倒着用：坝前只有500到1000米，坝倒有2000米长，2公里的坝拖着一条600公里
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
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但他们忘记了，岩基之上还
有30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时候须全部掏掉，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
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1/3，没听
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的电站的
7倍! 真可 交拿 设计第一，不经济第一。 你看乌江电站，窄窄的河道上一个拱坝，
洪水从上面泛过去，电厂在坝的肚子里，三个功能合一。还有北京的官厅水库，坝
体只有100米宽，上边一个大肚子。当然这个大肚子现在已经淤掉了一半，防洪效
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经效命40年了。
问：如果按照现在通过的175米方案，开始蓄水后多久上游就会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长江和黄河不同。目前黄河的淤头已经越过长安到了咸阳，
只有遇到上游陡处，爬不上去了才会停止。长江的冲刷段是陡的，本来淤积上不去。
但是，当水流变缓，卵石停在重庆，就象是在那里新修了一个坝，淤积于是成为可
能。除非你把重庆段河床放低，让它象广阔无际的大海一样，但这谁能办到？ 当
然这淤积向上爬爬不远，爬到平衡坡降与陡坡相交时，就会停止。但已经抬高了江
津、合川洪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应该说损害不了四川1/5的面积，但就这1/5，
已经了不得了。
最严重的问题是，从蓄水开始，不出10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
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 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
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
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
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问：但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峡工程有可能中止么？ 可行性方案作了那么些
年，准备工作也作了不少，这时候停止，是不是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答：我的观点和很多人不一样，他们有的说早一点、晚一点，或者考虑国家经
济实力，我则认为凡是淤积的河段，根本不能修坝；冲涮的河段是可以的，但必须
不是航道、没有土地淹没的。长江三峡段，黄金水道，两边有50万亩农田，100多
万人口，还是淤积河段，在这里修坝，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不幸的是，这番道理，
就是在我们学校，向我的学生讲，也未必能被接受，因为已经作了那么久，又拿了
人家的钱，总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三峡工程我以前没有想过，以为绝对
不会有人蠢到会去修它。到了1986年，开始讨论了，我才在《科技导报》上谈了我
的见解，正式宣布了绝对不能修的观点。自那时起，我一直希望公开辩论，把道理
讲明。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我们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
有得到过一次机会。
三峡工程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工，坝还没有修，已经动的只是小意思。百姓作了
一些迁移，高处种了一些树，造了一些桥，没有什么害处。就算将来三峡工程不修
了，这一部分也不算完全损失掉。当然，早一天停，少一天损失。
——访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
戴晴
黄万里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11年生，上海浦东川沙人，1932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
学，毕业后曾担任桥梁工程师，两年后赴美国进修，曾就读于 的 尔大学(获硕士
学位)、爱荷华大学、伊力诺伊大学，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名中国人。
曾在北美大陆驱车45000英里，考察密西西比水利工程，并在TVA(田纳西流域管理
局)工作。1937年回国，任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 半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赴
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步行3000公里，查勘闽江、乌江、嘉陵江，直
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水利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1年，
到唐山交大母校任教，两年后，转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授至今。
问： 众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
修建的反对者。目前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您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请问
您是不是一概反对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河流上建坝？
答：不是的。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
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 喔取 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
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
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
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
问： 什么叫淤积河段？ 黄河的淤积段不是在下游的冲积平原，也就是俗称的
“黄泛区”吗？ 三门峡不能算是淤积河段吧？
答：三门峡情况复杂，它从孟津以上，也是冲刷的，只有在三门峡那个地方，
河底凸起一片基岩，所谓“三门”，历史上有名的秦国和晋国打仗，就是在那个地
方，这是黄河中游冲刷段里边插进的一个淤积段，是一个极特殊的地貌。1957年的
时候，大家都不去细究，修水利的工程师也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只要上游水土保持
做好，黄河就不会有泥沙冲下来了。论证三门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根本不
修，另有一位温工程师主张修小一点的低坝。后来大家坚持，我只好建议坝体下面
的施工洞留着不要堵。这是因为黄河主要是泥沙，而泥沙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排出去
的。留洞排沙的意见本来是全体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洞堵死
了，造成两年之后上游淤积和后来的改建。
问：长江三峡河段的淤积类型与黄河有什么不同吗？ 凡是淤积河段都不能筑
坝吗？
答：长江流域在重庆以上，是四川盆地，因气候关系，雨量充沛。这些水份在
被地面植被充分吸收之后，尚有多余，势必向地势低洼处倾泻，这就是盆地中的千
万条溪流和它们会聚而成的长江上游支流。几十万年以来，它们一直在冲刷地层构
造质，对底层挖，掏，侵蚀，河道不断在挖深，形成了四川盆地以下直到宜昌的美
丽的河 飨抗取； 成岩石子和风化而成的泥?随水流而下，流域地貌决定了刷下来
的石子和风化泥砂全通过重庆、宜昌落到东部大陆架，沿着斜面铺下去，滑到几公
里深的海底，后来的泥沙覆在上边，经过几十万年，形成了富庶的三江冲积平原，
养活了那里5亿人口。这就是为什么四川盆地从来没有淤过。长江在宜昌以上各支
流及重庆以上干流是属于减坡的河段(degraded reach)，造床质全是砾卵石夹粗沙，
大水的时候往下冲，且只有三峡这一条路出去。大坝造起来，一下堵死，石头是一
块都出不去的。
但并不是冲涮段一概不能建坝，如大渡河上的龚嘴水库就很好。大渡河虽流域
小，但水量大。 嘴坝修了16年之后，被河水冲下来的石头淤满。虽然水库的防洪
容量失掉，但不必炸坝，照样发电。 所以，上游山区，河流没有航道的需要，又
不会损失耕地，你修你的好了，淤就淤。不过德国人考虑得更多一点，他们只修小
坝，坝下都留一个大洞，将来把石子送出去。这些坝，大部分都是好的，可以发电，
可以调节洪水，还可以灌溉。
目前的争论是这些石头究竟有还是没有？ 是不是在向下游移动？ 长办把可跃
可悬的泥沙作为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动——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所作的动床
模型试验，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水文地理学基本原理(地貌地质形成原理)，可以分
析出：这一面积上的石头都要下来，而且数量可观。这是基本知识，我就是从这里
推断的。更况且我本人在1940年代当过两年测量队长，亲眼见过河中的石头在动。
问：这些随流而下的石子和砂砾可以测出么？ 其构成和数量随什么而变？
答：在上游是测得到的。比方说，龚嘴水库运作16年之后堵起来，就可以算出
大渡河在此之上每年平均冲下的石子有多少。都江堰已经测出来每年200万方。各
个支流加起来，就是冲到三峡段的总量。原则上，淤积河段不能加，因为中间会停
下来；冲刷河段可以加，可以从上游小流域的实测资料按流域面积比例综合起来，
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输移量。按我的估算，大约为1亿吨/年。
问： 那么多技术人员研究了几十年，难道一直没有从水文地貌角度考虑问题？
答：这正是我们人类自以为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后，面对河流山川所经历的教训。
8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
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
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两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
程。基于此，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修造TVA的时候，不
再倚重只会修坝的工程专家萨凡奇，而启用了以前曾经在俄亥俄迈阿密河作防洪、
灌溉等综合流域规划的摩根(Ather E 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
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们都是科学家。那时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对水电工
程师不满意，说他们常犯错误； 而具体作工程的人也对科学家不满，说他们不能
解决实际问题。那时还没有一个人两方面都学。
我是1934年到美国的，以一名有了两年实践经验的铁 桥梁工程师的身份，先
在 的 尔大学，后到爱荷华大学和伊力诺伊工程学院，攻读天文、气象、地貌，在
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看清楚该不该建坝和在哪里建。水利工程师并不一定要成为水文
地理专家，但有了这个基础，问题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说，任何工程都
有总体的考虑和具体的实施，必须先有前者才能谈的上干下面的。
问： 但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也启用了不少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他
们的学养难道对工程的技术关键没有起到作用？
答：不应该让科学家“下放”到技术层面来判断具体的工程问题，应该让工程
技术人员知道如何使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让一名水文地貌科学家去决定一个水利
工程的坝址，是过于难为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师懂得必须的水文地貌，不算
苛求。科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范畴里，按照自己的理论走向，对自然界最根本的问题
和运行规律提出见解。至于应用，是工程师领悟了他的理论之后，就具体操作找出
办法。我过去当右派的时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论”，讲的就是这二者的关系。毛泽
东40年代不是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吗，说光背诵条文没有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
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50年代，针对一批不学无术者，在这一“教导”之下，
把“实际”搬出来为自己理论上的无知作挡箭牌，我说，“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
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35年过去了，对长江泥沙的见解和估算，还是这个问
题。
问： 长江三峡段有那么多峡谷，坝址偏偏选在三斗坪，不会仅仅为了将来2公
里长的大坝的雄伟壮观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
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在三斗坪筑坝，象是把峡谷效
用倒着用：坝前只有500到1000米，坝倒有2000米长，2公里的坝拖着一条600公里
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
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但他们忘记了，岩基之上还
有30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时候须全部掏掉，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
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1/3，没听
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的电站的
7倍! 真可 交拿 设计第一，不经济第一。 你看乌江电站，窄窄的河道上一个拱坝，
洪水从上面泛过去，电厂在坝的肚子里，三个功能合一。还有北京的官厅水库，坝
体只有100米宽，上边一个大肚子。当然这个大肚子现在已经淤掉了一半，防洪效
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经效命40年了。
问：如果按照现在通过的175米方案，开始蓄水后多久上游就会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长江和黄河不同。目前黄河的淤头已经越过长安到了咸阳，
只有遇到上游陡处，爬不上去了才会停止。长江的冲刷段是陡的，本来淤积上不去。
但是，当水流变缓，卵石停在重庆，就象是在那里新修了一个坝，淤积于是成为可
能。除非你把重庆段河床放低，让它象广阔无际的大海一样，但这谁能办到？ 当
然这淤积向上爬爬不远，爬到平衡坡降与陡坡相交时，就会停止。但已经抬高了江
津、合川洪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应该说损害不了四川1/5的面积，但就这1/5，
已经了不得了。
最严重的问题是，从蓄水开始，不出10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
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 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
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
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
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问：但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峡工程有可能中止么？ 可行性方案作了那么些
年，准备工作也作了不少，这时候停止，是不是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答：我的观点和很多人不一样，他们有的说早一点、晚一点，或者考虑国家经
济实力，我则认为凡是淤积的河段，根本不能修坝；冲涮的河段是可以的，但必须
不是航道、没有土地淹没的。长江三峡段，黄金水道，两边有50万亩农田，100多
万人口，还是淤积河段，在这里修坝，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不幸的是，这番道理，
就是在我们学校，向我的学生讲，也未必能被接受，因为已经作了那么久，又拿了
人家的钱，总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三峡工程我以前没有想过，以为绝对
不会有人蠢到会去修它。到了1986年，开始讨论了，我才在《科技导报》上谈了我
的见解，正式宣布了绝对不能修的观点。自那时起，我一直希望公开辩论，把道理
讲明。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我们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
有得到过一次机会。
三峡工程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工，坝还没有修，已经动的只是小意思。百姓作了
一些迁移，高处种了一些树，造了一些桥，没有什么害处。就算将来三峡工程不修
了，这一部分也不算完全损失掉。当然，早一天停，少一天损失。
blueseayzm
人文贵宾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
文章来源: 话为真 于 2001-11-1 11:42:00: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
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
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
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
教授。
张光斗，１９１２年出生于江苏常熟，１９３４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１９３４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１９３６
年至１９３７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
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１９１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３２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
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
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１９３７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
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１９４７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１９４９年任
东北水利总局顾问，１９５１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
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
。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
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
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１９５４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
“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
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
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
‘黄河清’！”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
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
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
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
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
“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
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
“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
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
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
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
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
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
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
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
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
“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
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１６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
沙量降低到１３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
３％，２０年一共减少６０％，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
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１９５７年４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１９５６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
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
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１９５９年９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
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
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
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
１９５７年５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
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
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
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
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
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
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
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２１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
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
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
》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
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
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
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
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
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 头衔与授课权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１
９６１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１９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
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
了４·５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
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
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
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
、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
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
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
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黄河航运的中断；３０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
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
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
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
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
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
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
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
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１９９４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
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
“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１９
９８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８７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
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
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
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
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
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
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
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
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
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１９９３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
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
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
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
的特殊贡献。
到２００２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
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
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
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
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
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
位由原定的海拔１４５米降到海拔１３５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
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
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
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
。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
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
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
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
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
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
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
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
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
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
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
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
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
祸国殃民的工程。”
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９０岁。黄
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
生。
文章来源: 话为真 于 2001-11-1 11:42:00: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
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
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
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
教授。
张光斗，１９１２年出生于江苏常熟，１９３４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１９３４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１９３６
年至１９３７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
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１９１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３２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
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
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１９３７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
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１９４７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１９４９年任
东北水利总局顾问，１９５１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
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
。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
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
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１９５４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
“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
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
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
‘黄河清’！”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
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
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
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
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
“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
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
“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
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
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
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
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
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
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
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
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
“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
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
。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１６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
沙量降低到１３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
３％，２０年一共减少６０％，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
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１９５７年４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１９５６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
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
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１９５９年９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
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
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
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
１９５７年５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
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
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
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
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
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
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
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２１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
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
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
》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
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
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
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
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
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 头衔与授课权
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１
９６１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１９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
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
了４·５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
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
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
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
、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
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
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
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
；黄河航运的中断；３０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
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
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
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
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
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
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
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
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
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
、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１９９４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
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
“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１９
９８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８７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
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
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
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
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
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
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
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
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
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１９９３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
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
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
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
的特殊贡献。
到２００２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
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
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
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
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
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
位由原定的海拔１４５米降到海拔１３５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
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
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
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
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
。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
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
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
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
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
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
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
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
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
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不
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
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
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
祸国殃民的工程。”
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９０岁。黄
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
生。
blueseayzm
人文贵宾
好象太长了，不过希望大家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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