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其一篇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提到如是的见解：“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而已集》）。这里的“他”是指魏文帝曹丕。鲁迅先生由曹丕关于诗赋的见解，联想到近代西方的艺术理论，从而借助西方的话语体系将曹丕的时代定位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进一步解释为“为艺术而艺术”。也有学者认为鲁迅此处的看法来源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本文在此暂不讨论这个问题。不管如何，鲁迅“文学的自觉时代”还是引来学界无数的议论和争执。李泽厚和徐复观进而把文学的自觉扩展到整个艺术精神的自觉。并且各家关于“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分也各有说法，有流行一时的“觉醒派”，认为艺术的自觉内在的原因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也有人认为是较汉代诗赋承载的政教职责来说，魏晋文学中个人风采的体现可以说是一种“自觉”。
笔者对于上述的观点有不同角度的理解。首先，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并没有对“文学的自觉时代”进行深入的论证，从整篇演讲稿的行文和语言风格来讲，鲁迅先生只是灵机联系了西方近代的理论，使自己的表述有更丰富的向度。其次，鲁迅先生之所以提到“文学的自觉”是因为曹丕“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由此，可以推测鲁迅先生对于“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分就是诗赋的功用仅限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或是诗赋主要用来进行政教。
如此一来，后来的学者对“文学的自觉”以及“艺术精神的自觉”的无限阐发似乎就不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理论的意义，笔者初探，得出以下几个原因。
一， 经学与文学的不同体系。
如果说魏晋之前的诗赋承载了政教的功用，那么直指的就是《诗经》。《毛诗正义序》中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就是指诗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进行政教。东汉毛公所作的《传》，郑玄的《笺》以及唐代孔颖达所作《疏》都是这经学传统的一脉相承。后世比如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意义的理解，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已经脱离了经学系统和背景。当今也有多数学者将《诗经》划归到文学的范畴，给予《诗经》纯文学的解释，笔者在这里也无需臧否，只是强调经学与文学本质的不同。另外，从《诗经》作品的产生来说，一般认为是采集自民间，但经乐官的整理，所以《诗经》具体的作者是不可考证的，而汉代以来诗赋的作者与作者的背景却都是有证可循的的，在这一点上两者又有本质的不同。那么既然经学和文学本是不同的体系，那么将经学的政教到文学的个人感情的抒发的转变看做是“文学的自觉”，将两个本质不同的体系归于一个，的确有失偏颇。
二， 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经学与文学的区别。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删除了刘歆的《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其他的六略。其中为首的是六艺略，六艺略内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学习六经的基础读物，其中就包括《诗》、《乐》。在六艺略之外还有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诗歌五种。西晋文学家荀勖编辑的《中经新簿》的编辑体制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丁部就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相当于《七略》的诗赋略。也就是说从刘歆《七略》开始，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都是将儒家经典与文学类列为不同的大类。由此进一步证明，将经学的传统与文学的特性混为一谈是没有道理的。
三， 魏晋作为文学“自觉”与“不自觉”的分水岭本身就不合理。
笔者对于上述的观点有不同角度的理解。首先，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并没有对“文学的自觉时代”进行深入的论证，从整篇演讲稿的行文和语言风格来讲，鲁迅先生只是灵机联系了西方近代的理论，使自己的表述有更丰富的向度。其次，鲁迅先生之所以提到“文学的自觉”是因为曹丕“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由此，可以推测鲁迅先生对于“自觉”与“不自觉”的区分就是诗赋的功用仅限于个人情感的表达或是诗赋主要用来进行政教。
如此一来，后来的学者对“文学的自觉”以及“艺术精神的自觉”的无限阐发似乎就不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和理论的意义，笔者初探，得出以下几个原因。
一， 经学与文学的不同体系。
如果说魏晋之前的诗赋承载了政教的功用，那么直指的就是《诗经》。《毛诗正义序》中有“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就是指诗最主要的功用就是进行政教。东汉毛公所作的《传》，郑玄的《笺》以及唐代孔颖达所作《疏》都是这经学传统的一脉相承。后世比如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意义的理解，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已经脱离了经学系统和背景。当今也有多数学者将《诗经》划归到文学的范畴，给予《诗经》纯文学的解释，笔者在这里也无需臧否，只是强调经学与文学本质的不同。另外，从《诗经》作品的产生来说，一般认为是采集自民间，但经乐官的整理，所以《诗经》具体的作者是不可考证的，而汉代以来诗赋的作者与作者的背景却都是有证可循的的，在这一点上两者又有本质的不同。那么既然经学和文学本是不同的体系，那么将经学的政教到文学的个人感情的抒发的转变看做是“文学的自觉”，将两个本质不同的体系归于一个，的确有失偏颇。
二， 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经学与文学的区别。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删除了刘歆的《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其他的六略。其中为首的是六艺略，六艺略内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学习六经的基础读物，其中就包括《诗》、《乐》。在六艺略之外还有诗赋略，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诗歌五种。西晋文学家荀勖编辑的《中经新簿》的编辑体制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丁部就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相当于《七略》的诗赋略。也就是说从刘歆《七略》开始，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都是将儒家经典与文学类列为不同的大类。由此进一步证明，将经学的传统与文学的特性混为一谈是没有道理的。
三， 魏晋作为文学“自觉”与“不自觉”的分水岭本身就不合理。
如果把“自觉”理解为相对于“自发”而言,指人们对一事物的本质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并能按照这种规律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而谈到“文学的自觉”，那就是对文学外在形式的规律的把握和运用。而大多数学者将魏晋作为文学“自觉”与“不自觉”的分水岭，会从魏晋时期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和诗赋追求形式美出发来进行论证。如果说诗赋追求形式美，那么并不是从魏晋才开始的，汉赋中就有很多气势恢宏、铺陈华丽的文章，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而对于“文学创作理论”本身就值得反思。先秦以屈原的《离骚》、《九歌》为代表的楚辞就具有自身独特的形式美，虽然并没有留下关于这种形式美的理论著述，但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断言当时没有“文学的自觉”，如果没有“自觉”，那么如何解释楚辞风格的一致，如何解释宋玉对屈原文风的继承，如何解释楚辞至汉赋的传承。
进一步，对“文学自觉”概念本身的质疑。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否存在所谓的“规律”，进而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被掌握和应用。可以说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对已经出现的文学作品的共同性进行归纳得出的。并且文学理论所阐述的规律都有其发生的特定背景，而这种时代和地域的背景都是不可再复制的。这样的规律没有普遍性，又怎么能称之为规律呢？再者，如果文学的创作真有规律可循，那么文学作品所做展现的为什么是多种多样而不是千篇一律呢？
最后，由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不管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还是“文学自觉”本身都应该持有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妄自的阐发也是没有合理性的。
进一步，对“文学自觉”概念本身的质疑。文学的表现形式是否存在所谓的“规律”，进而这种规律是否可以被掌握和应用。可以说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是对已经出现的文学作品的共同性进行归纳得出的。并且文学理论所阐述的规律都有其发生的特定背景，而这种时代和地域的背景都是不可再复制的。这样的规律没有普遍性，又怎么能称之为规律呢？再者，如果文学的创作真有规律可循，那么文学作品所做展现的为什么是多种多样而不是千篇一律呢？
最后，由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不管对于“魏晋文学自觉”还是“文学自觉”本身都应该持有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妄自的阐发也是没有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