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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文章】冉云飞：乌托邦通往奴役之路
[FONT=黑体]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2MTczNQ==&mid=206328699&idx=1&sn=70f3034ff20d51d72996b3b6d58b7941#rd
[FONT=黑体]冉按：这是我几年前所写的一本未出版的书《乌托邦的现实兄弟》中的一节，从未在网络上发表过，现转发于敝公微，以便有兴趣的朋友一读。乌托邦就是想在大地上建立现实天堂，这样的想法，注定会走样，会通向如假包换的奴役。
[FONT=黑体]二十世纪中国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流行“劳工神圣”一样的民粹主义口号——劳工只是一种职业，不必蔑视，但也没必要高看，所以像蔡元培的提倡，鲁迅的“一件小事”，都是知识分子的情感偏执到没有理智。彼时知识分子的局限，今天没有必要替他们隐瞒——有了想在一个企业里包办职工生老病死的想法，如了不起的卢作孚就提倡企业的集团生活，其实也是四九年后官方在城市里单位制的雏形。企业包办一切，看上去增加了凝聚力，也成为公司福利惠民的一大关键之处。但政府学习这种方式，就形成了城市最具管控力的城堡——单位，政府成为唯一的买家与最大的资源垄断者。
[FONT=黑体]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成为最大乃至唯一的资源垄断者，成为唯一的买家后，民众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听话，要么饿死。其实哈耶克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想得不周全，那就是不听话会饿死，就是听话也会饿死，三年大饥荒就是如此。可见任何伟大的思想，都不能给惨痛的生活做一个完整自洽的解释。2015年6月11日于成都
自有人类以来，灾难缠身，恶梦不断，生存艰迫，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创伤，昭示着种群繁衍之易。正因为生存不易，有反思能力的人类，特别思想的先驱者，总是思谋着对当下的现实加以改进，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不惜冒犯既得利益集团，为人数更多的底层民众，谋得自己的利益，改善生存处境献计献策。
[FONT=黑体]对社会施展出自己完美设计，希翼通过一揽子方案，一蹴而就的人，现在我们通常的称呼是乌托邦思想者。众所周知，“乌托邦”这个词汇可没有它所命名的思想那么久远，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行动和事实先于命名，这个一般社会思想演进史的规律。当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1515—1516年用拉丁文，以对话体形式发表并出版《乌托邦》一书时，“乌托邦”一词在它的思想已经诞生一千多年，终于有了恰切的命名，并被后世喜好命名，且善于出新的大部分乌托邦设计者和研究者所认同。
乌托邦设计者的命运，大多也像乌托邦本身一样，受到忽视，乃至公正对待。自然，早期先知型的乌托邦设计者，大多湮没不闻，哪怕他们的思想侥幸留存下来，也只不过是零篇断简，只言片语，难以展现全貌。至于耶稣，他是作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宗教领袖的地位而被人们深深铭记，并代代流传。其信念的流布，是依靠《圣经》的强大力量，以及圣徒不屈不挠地传教，加以信众的虔诚，才有今日的盛况。但耶稣教义中的乌托邦思想却鲜有人深加注意，因为大多数虔诚的宗教信徒，哪怕他是学者，也不屑去深究其间与世俗社会相勾连的乌托邦思想。其实抛开《圣经》的宗教教义不说谈，那么你对比许多乌托邦思想者的设计蓝图，也不能忽略其间所蕴藏的基督教影子。
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宗教是最早的乌托邦收容所。因为世俗灾难是如此频繁，普通个体包括群体的能力是如此有限，只有依靠这样的教义得以慰藉，并凭此心灵的寄托，来抵抗现实的折磨，以便苟存。宗教最初的显现形态，与世俗的关联尤为密切，它是对世俗社会的强烈批判，而教义维系下的教徒，听着宣讲者的不停谕示，不妨看作是一种聚众对抗。当然，这样的对抗在世俗政权没有血腥镇压的时候，有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意味。迨至后来，政教分离，世俗社会的革新得到逐步的加强，人们的生活也得以渐次改善，宗教虽还有乌托邦的意味，但其纯粹性愈加彰显。当然，还有随宗教一起向社会宣示着乌托邦思想，便是先知型人物着重强调的道德感。道德在他们看来，是规划乌托邦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没有一个道德堕落的民众能建成一个他们理想中的良好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世任何一个乌托邦的设计者，都无一例外地重视道德伦理之于乌托邦的重要性。而早期乌托邦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向着伦理——宗教的混合而挺进的，使得世俗要求和精神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与合作。
虽有先知型、天启型人物不断地为改善社会弊端，拿出自己的方案，也为后世的改革者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调。但自从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后，乌托邦思想才得以在主流知识界引起不断的重视。柏拉图贡献了无所不知的哲人王来统治国家，同时他认为只有政府知道正义，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民众所需求，因此可以对公众说谎言，而个人智慧只有沦落到控制激情的微渺地步。同后世所有的乌托邦设计者一样，柏拉图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不过《理想国》的教育系统是通过如下方式来控制人的，那就是传授改头换面后变得对国家有利的历史，供给学生经过审查的文学，以及为了最高的善而压抑人的欲望。乌托邦“理想国”最终摒弃民主，而成后世专制者效仿的范本就不足为奇了。
我承认，西方乌托邦思想并不应该承担后世所有专制幻想，并为独裁者制造“理想国”罪责的地步。事实上，西方乌托邦思想与中国盛行的大同思想的一大区别之一，便是前者大多引领向前，有一种为缔造幸福的大无畏精神，而后者的思维路径是向后看，消极无为，始终想退回到不可能的原初状态，把人类的欲望简化。当我们不带着太多的道德偏见来观察欲望的时候，我们得承认，欲望在具有其破坏性的同时，还具备给社会进步，给人类换来福祉的力量。无论是从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到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林顿的《大西洋国》、莫尔的《乌托邦》等近代乌托邦思想，还是从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巴贝夫的《平等人的社会》、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及《组织者》到傅立叶的“法郎吉”、勃朗的《劳动组织》、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欧文《新世界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西方学者为铸造一种更为合理的文明社会，所作的不懈努力。
乌托邦著作所展现的思想，也大致循着人类科技及社会进步进程，也有渐进的改变。再差的乌托邦想法里，都有谈言微中，成为后世建立现实社会的准确预言，成为人们改良社会的标尺。越到后来，乌托邦著作里，现实的可能以及被实现的理想越多，到最后近乎对现实社会摸似的理想蓝图——不同以前的乌托邦思想，臆想较多，而实际的可操作性较少——如贝拉米《回顾》、赫茨卡《自由之乡——一个理想社会》、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等，均较以前的乌托邦思想有较多的现实图景。准确地说，自从1905年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之后，西方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好比完成使命的老人，走到了尽头。因为现实社会一切努力，来得如此迅捷实惠，以至于没有了乌托邦的生根之地。而这些思想，在另外一些国家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被拿来做些极端的实验。虽然不能说这些国家的困苦和灾难，都是这些理念造成，但观念的魔力，还是不能低估的。
虽然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理论的终结，但乌托邦思想却像空气一样，在世界各地弥漫。放眼欧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之勃兴——1886年5月1日，美国三十五万工人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他们歌唱道：“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权利和平等意识的觉醒，加以二次战争的灾难，使得大批的知识分子向左倾，倾向于激进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基于此，不可避免地，灾难性地发生了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和苏联式的集权残害，引起自有人类以来最为厉害的震荡和无尽创伤。由是观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乌托邦思想的先天局限：追求完美和绝对平等。而社会在此已前形成一系列固有的阶层模式，比如贵族与平民之分野，上层人士与下层人士的并立，财富的不均是个已然的事实，而非应然的道理。而要打破这一格局，在追求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国家，对外必然因种族优越而发动战争，对内则是于已有财富者的重新洗牌，无尽的奴役，采取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清洗。
二战之后，乌托邦思想为什么在西方越来越淡出，甚是有德国学者撰文探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因为西方社会进一步探索的过程中，其制度越来越理性实用，且能最大限度保护人的自由及权利之获得，并遵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使得大规模的繁荣，以及相应的福利保障系统成为现实。而在许多深陷贫困泥淖的国家，革命领导者往往用民族国家的解放相号召，来最终达成其正义性。正义的口号便是为了一切劳苦大众，一旦得势，劳苦大众依旧是受苦受难的一群。以前积留的不平等未得到解决，而火上浇油地形成了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终至通往奴役之路。
在目前的窘局下，有更多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还在切望通过改良社会主义，以得到拯救。愿望虽然良好，但效果未必能达致最佳。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急剧分化，戈尔巴乔夫等所著的《未来的社会主义》一书透露出一系列内容，社会主义也许最好的道路就是向着北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靠近。但这有两点问题急待解决：第一，这样的变革方式，拿孔子的要求来论的话，便会成问题。因为老夫子“臭毛病”的确不少，食肉都是“割不正不食”，当然更在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未来肯定有社会，但是否后面还跟着主义，就很难说了。复次，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保证，每个人都能极大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物质极大丰富，要做到北欧那样的高福利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北欧高福利国家自己也有许多问题——诸如如何在平等之上提升整个效率等——等着他们认真细致地解决。简言之，乌托邦肯定是有的，但把人当作可怜的实验品的乌托邦，要像原来那般信徒众多，而风靡半个世界，恐怕是不大可能了。
[FONT=黑体]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2MTczNQ==&mid=206328699&idx=1&sn=70f3034ff20d51d72996b3b6d58b7941#rd
[FONT=黑体]乌托邦通往奴役之路
[FONT=楷体_GB2312]冉云飞
[FONT=黑体]冉按：这是我几年前所写的一本未出版的书《乌托邦的现实兄弟》中的一节，从未在网络上发表过，现转发于敝公微，以便有兴趣的朋友一读。乌托邦就是想在大地上建立现实天堂，这样的想法，注定会走样，会通向如假包换的奴役。
[FONT=黑体]二十世纪中国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流行“劳工神圣”一样的民粹主义口号——劳工只是一种职业，不必蔑视，但也没必要高看，所以像蔡元培的提倡，鲁迅的“一件小事”，都是知识分子的情感偏执到没有理智。彼时知识分子的局限，今天没有必要替他们隐瞒——有了想在一个企业里包办职工生老病死的想法，如了不起的卢作孚就提倡企业的集团生活，其实也是四九年后官方在城市里单位制的雏形。企业包办一切，看上去增加了凝聚力，也成为公司福利惠民的一大关键之处。但政府学习这种方式，就形成了城市最具管控力的城堡——单位，政府成为唯一的买家与最大的资源垄断者。
[FONT=黑体]正如哈耶克所说，政府成为最大乃至唯一的资源垄断者，成为唯一的买家后，民众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听话，要么饿死。其实哈耶克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想得不周全，那就是不听话会饿死，就是听话也会饿死，三年大饥荒就是如此。可见任何伟大的思想，都不能给惨痛的生活做一个完整自洽的解释。2015年6月11日于成都
自有人类以来，灾难缠身，恶梦不断，生存艰迫，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创伤，昭示着种群繁衍之易。正因为生存不易，有反思能力的人类，特别思想的先驱者，总是思谋着对当下的现实加以改进，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不惜冒犯既得利益集团，为人数更多的底层民众，谋得自己的利益，改善生存处境献计献策。
[FONT=黑体]对社会施展出自己完美设计，希翼通过一揽子方案，一蹴而就的人，现在我们通常的称呼是乌托邦思想者。众所周知，“乌托邦”这个词汇可没有它所命名的思想那么久远，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行动和事实先于命名，这个一般社会思想演进史的规律。当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在1515—1516年用拉丁文，以对话体形式发表并出版《乌托邦》一书时，“乌托邦”一词在它的思想已经诞生一千多年，终于有了恰切的命名，并被后世喜好命名，且善于出新的大部分乌托邦设计者和研究者所认同。
乌托邦设计者的命运，大多也像乌托邦本身一样，受到忽视，乃至公正对待。自然，早期先知型的乌托邦设计者，大多湮没不闻，哪怕他们的思想侥幸留存下来，也只不过是零篇断简，只言片语，难以展现全貌。至于耶稣，他是作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宗教领袖的地位而被人们深深铭记，并代代流传。其信念的流布，是依靠《圣经》的强大力量，以及圣徒不屈不挠地传教，加以信众的虔诚，才有今日的盛况。但耶稣教义中的乌托邦思想却鲜有人深加注意，因为大多数虔诚的宗教信徒，哪怕他是学者，也不屑去深究其间与世俗社会相勾连的乌托邦思想。其实抛开《圣经》的宗教教义不说谈，那么你对比许多乌托邦思想者的设计蓝图，也不能忽略其间所蕴藏的基督教影子。
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宗教是最早的乌托邦收容所。因为世俗灾难是如此频繁，普通个体包括群体的能力是如此有限，只有依靠这样的教义得以慰藉，并凭此心灵的寄托，来抵抗现实的折磨，以便苟存。宗教最初的显现形态，与世俗的关联尤为密切，它是对世俗社会的强烈批判，而教义维系下的教徒，听着宣讲者的不停谕示，不妨看作是一种聚众对抗。当然，这样的对抗在世俗政权没有血腥镇压的时候，有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意味。迨至后来，政教分离，世俗社会的革新得到逐步的加强，人们的生活也得以渐次改善，宗教虽还有乌托邦的意味，但其纯粹性愈加彰显。当然，还有随宗教一起向社会宣示着乌托邦思想，便是先知型人物着重强调的道德感。道德在他们看来，是规划乌托邦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没有一个道德堕落的民众能建成一个他们理想中的良好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世任何一个乌托邦的设计者，都无一例外地重视道德伦理之于乌托邦的重要性。而早期乌托邦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向着伦理——宗教的混合而挺进的，使得世俗要求和精神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与合作。
虽有先知型、天启型人物不断地为改善社会弊端，拿出自己的方案，也为后世的改革者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调。但自从有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后，乌托邦思想才得以在主流知识界引起不断的重视。柏拉图贡献了无所不知的哲人王来统治国家，同时他认为只有政府知道正义，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民众所需求，因此可以对公众说谎言，而个人智慧只有沦落到控制激情的微渺地步。同后世所有的乌托邦设计者一样，柏拉图对教育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不过《理想国》的教育系统是通过如下方式来控制人的，那就是传授改头换面后变得对国家有利的历史，供给学生经过审查的文学，以及为了最高的善而压抑人的欲望。乌托邦“理想国”最终摒弃民主，而成后世专制者效仿的范本就不足为奇了。
我承认，西方乌托邦思想并不应该承担后世所有专制幻想，并为独裁者制造“理想国”罪责的地步。事实上，西方乌托邦思想与中国盛行的大同思想的一大区别之一，便是前者大多引领向前，有一种为缔造幸福的大无畏精神，而后者的思维路径是向后看，消极无为，始终想退回到不可能的原初状态，把人类的欲望简化。当我们不带着太多的道德偏见来观察欲望的时候，我们得承认，欲望在具有其破坏性的同时，还具备给社会进步，给人类换来福祉的力量。无论是从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到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哈林顿的《大西洋国》、莫尔的《乌托邦》等近代乌托邦思想，还是从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巴贝夫的《平等人的社会》、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及《组织者》到傅立叶的“法郎吉”、勃朗的《劳动组织》、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欧文《新世界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西方学者为铸造一种更为合理的文明社会，所作的不懈努力。
乌托邦著作所展现的思想，也大致循着人类科技及社会进步进程，也有渐进的改变。再差的乌托邦想法里，都有谈言微中，成为后世建立现实社会的准确预言，成为人们改良社会的标尺。越到后来，乌托邦著作里，现实的可能以及被实现的理想越多，到最后近乎对现实社会摸似的理想蓝图——不同以前的乌托邦思想，臆想较多，而实际的可操作性较少——如贝拉米《回顾》、赫茨卡《自由之乡——一个理想社会》、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等，均较以前的乌托邦思想有较多的现实图景。准确地说，自从1905年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之后，西方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好比完成使命的老人，走到了尽头。因为现实社会一切努力，来得如此迅捷实惠，以至于没有了乌托邦的生根之地。而这些思想，在另外一些国家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被拿来做些极端的实验。虽然不能说这些国家的困苦和灾难，都是这些理念造成，但观念的魔力，还是不能低估的。
虽然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标志着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理论的终结，但乌托邦思想却像空气一样，在世界各地弥漫。放眼欧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工人运动之勃兴——1886年5月1日，美国三十五万工人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他们歌唱道：“我们要把世界变个样，我们厌倦了白白的辛劳，光得到仅能糊口的工饷，从没有时间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要闻闻花香，我们要晒晒太阳，我们相信：上帝只允许八小时工作日。我们从船坞、车间和工场，召集了我们的队伍，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权利和平等意识的觉醒，加以二次战争的灾难，使得大批的知识分子向左倾，倾向于激进革命，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基于此，不可避免地，灾难性地发生了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和苏联式的集权残害，引起自有人类以来最为厉害的震荡和无尽创伤。由是观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乌托邦思想的先天局限：追求完美和绝对平等。而社会在此已前形成一系列固有的阶层模式，比如贵族与平民之分野，上层人士与下层人士的并立，财富的不均是个已然的事实，而非应然的道理。而要打破这一格局，在追求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国家，对外必然因种族优越而发动战争，对内则是于已有财富者的重新洗牌，无尽的奴役，采取种族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清洗。
二战之后，乌托邦思想为什么在西方越来越淡出，甚是有德国学者撰文探讨“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因为西方社会进一步探索的过程中，其制度越来越理性实用，且能最大限度保护人的自由及权利之获得，并遵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使得大规模的繁荣，以及相应的福利保障系统成为现实。而在许多深陷贫困泥淖的国家，革命领导者往往用民族国家的解放相号召，来最终达成其正义性。正义的口号便是为了一切劳苦大众，一旦得势，劳苦大众依旧是受苦受难的一群。以前积留的不平等未得到解决，而火上浇油地形成了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终至通往奴役之路。
在目前的窘局下，有更多原来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还在切望通过改良社会主义，以得到拯救。愿望虽然良好，但效果未必能达致最佳。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急剧分化，戈尔巴乔夫等所著的《未来的社会主义》一书透露出一系列内容，社会主义也许最好的道路就是向着北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国家靠近。但这有两点问题急待解决：第一，这样的变革方式，拿孔子的要求来论的话，便会成问题。因为老夫子“臭毛病”的确不少，食肉都是“割不正不食”，当然更在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所以未来肯定有社会，但是否后面还跟着主义，就很难说了。复次，没有良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保证，每个人都能极大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物质极大丰富，要做到北欧那样的高福利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何况北欧高福利国家自己也有许多问题——诸如如何在平等之上提升整个效率等——等着他们认真细致地解决。简言之，乌托邦肯定是有的，但把人当作可怜的实验品的乌托邦，要像原来那般信徒众多，而风靡半个世界，恐怕是不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