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ejueming
知名会员
[FONT=黑体]【文章】冉云飞：高尔基的挣扎与出卖
[FONT=黑体]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2MTczNQ==&mid=201540476&idx=1&sn=cbf1a823822be621815406c3a58895db#rd
[FONT=黑体]冉按：有朋友叫我比较一下郭沫若与高尔基，我说我暂无这个能力。因为没有读完他们所有的东西。但我认为高尔基早期还有挣扎，郭沫若一开始就是谄媚，从没打主意在良心上挣扎过，至少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出来。早年写过一篇关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书评，现贴上来，以便让大家看看他如何与郭沫若还是有所不同。2014年11月28日于成都
相对法国思想家福科研究“癫狂与文明”的知识考古，俄罗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正在形成一股对思想与良知的“考古”发掘的热潮，中国对此也作了大量的译介。“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与思想成就成为自苏联解体以来历久弥新的话题，不仅大批打入另册的思想家、作家如别尔嘉耶夫、洛扎洛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等被重新“发掘”出来，就像高尔基这样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作家，也展示出与此前官方极为相左的思想和文学面貌，从而激活了人们对本世纪俄罗斯文化在特定环境下复杂性的认识。这样的“考古”是花费了几十年沉重代价的一个迟到的救亡和欢迎流放者归来的仪式，是人类良知与理性向前发展并赢得局部胜利的景观。
在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和文学课程里，由于官方的过分吹捧，高尔基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过分单一而板滞，所以当前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都觉得高尔基“阻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时，仿佛获得了研究者和读者较为一致的认可。但随着新的文献不断发现和披露，我们才知道高尔基不仅仅是赞赏“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海燕”，还是一个具有超越党派和阶级利益之上的勇敢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其行动与思想的复杂性几与彼时的现实状况共始终。1918年4～6月，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大量刊发时文政论，其后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尘封近70午后才重见天日。其核心议题是揭露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有的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破坏法制与秩序、滥用暴力、摧残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罪恶勾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极为复杂，不过，在高尔基看来，“政治是能培植毒辣的敌意、邪恶的怀疑、无耻的谎言、诽谤、病态的虚荣和对个性的不尊重（所有人身上的坏东西都可往上加）的杂草迅速、大量疯长的温床，人身上的一切坏东西正是在政治斗争的土壤上特别明显和大量地疯长的。”（《不合时宜的思想》P47）因而苏联的十月革命也不可避免地有这种弱点，“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这种做法无论是对政权自身，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毫无意义和极端有害的。”（P119）所以高尔基认为，这种革命是一次“他（指列宁——引者注）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实验”。（P209）可以想见，高尔基这种本来可以理解的激烈言辞受到了诸如《真理报》等其它媒体的猛烈抨击。
其实，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高尔基和彼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能够维持由多党竞争向宪政过渡的局面，促成国家向民主自由的社会迈进，但时局的演进和政治本身的残酷却打碎了像高尔基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梦想。他对苏维埃一\党专政政权的戒惧，不只是来源于他对彼时实际情况的考察，更来源于他对俄罗斯历史的了解，“莫斯科国家是按亚洲的专制模式组成的，以及一系列类似的影响，这些影响不能不把亚洲心理的基本因素移植给我们。”（《两种灵魂》）退而求其次，他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但他却不能容忍苏维埃里的一些人把知识分子不当人看的一些做法，他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营救，贯穿了他此后的个人生活。有时甚至为了达到自己营救和改善他们处境的目的，不惜与政府达成美化生活的私下协议，但最终被政府愚弄了，而且受到各方的指责，被人误会。（见蓝英年《高尔基的回国》，《随笔》1998年第1期）事实上，高尔基的悲剧，正来源于他用书生的人道主义来对付现实的政治生活，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已经明显地感到了高尔基与现政权的尴尬，“老熊被封住了嘴”。（《莫斯科日记》）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政权欺骗和利用的尴尬了。早在1921年，他领导的全俄救助饥民委员会为俄国解除了国际上的封锁，赢得了国际上的支持，“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却被诬为反政府，结果，委员会被解散，一些成员被逮捕。高尔基曾含着眼泪对加米涅夫说：‘你们把我变成了奸细。’”（《高尔基集》P383，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当然，你可以说，他的悲剧在于他想利用政府而被政府利用。但他利用政府甚至同列宁的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文化建设和知识分子的不受迫害，他为自己的人道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思想付出了难以言说的代价。更为可悲的是，他因此最终还要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误解。
当然，他从早期的批评政府到晚年的拥抱斯大林体制，除了如上原因外，的确可以看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哲学从文化精英主义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国家和政治崇拜”。（程映虹《“不合时宜”的高尔基》，见《读书》1997年11期）其实他这类观点，从他早年的作品如《报仇》、《三人》、《醒悟》里均已现出端倪，其思想的影子来自尼采。甚至我们可以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书名看出他对尼采《不合时宜的思考》的套用。或许可以这样说，高尔基的思想有时并不是“不合时宜”，从底线上看，而是悲剧性地暗合时代的病症；如果从高处看，那么他的思想只是不合阶段性的政体利用，然而却符合人类最为善良（虽然有时并不很理性）的愿望，这样看来，他永“不合时宜”的命运便是铁定的了。
对我们来讲，思想与良知上的“考古”不能说没有开始，但毋庸置疑的是，远没有达到一个相应的“发掘”深度。当然，我们的确有不得已的尴尬，一方面是“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朱学勤语）因此够得上我们去“考古”的思想与良知的确极少；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囿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不敢大胆而公正地研讨那些至今仍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就是像沈卫威的《守望自由——胡适派文人引论》、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二书均为上海文艺版）这样观点较为隐讳的研究20至4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述都不算多，至手像谢泳从事的储安平这样具体而微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良知与思想的“考古”之路还很漫长。
[FONT=黑体]1998[FONT=黑体]年3月5—6日凌晨于成都
[FONT=黑体]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3MjE2MTczNQ==&mid=201540476&idx=1&sn=cbf1a823822be621815406c3a58895db#rd
[FONT=黑体]高尔基的挣扎与出卖
[FONT=楷体_GB2312]冉云飞
[FONT=黑体]冉按：有朋友叫我比较一下郭沫若与高尔基，我说我暂无这个能力。因为没有读完他们所有的东西。但我认为高尔基早期还有挣扎，郭沫若一开始就是谄媚，从没打主意在良心上挣扎过，至少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出来。早年写过一篇关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书评，现贴上来，以便让大家看看他如何与郭沫若还是有所不同。2014年11月28日于成都
相对法国思想家福科研究“癫狂与文明”的知识考古，俄罗斯从80年代后期开始正在形成一股对思想与良知的“考古”发掘的热潮，中国对此也作了大量的译介。“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与思想成就成为自苏联解体以来历久弥新的话题，不仅大批打入另册的思想家、作家如别尔嘉耶夫、洛扎洛夫、索洛维约夫、曼德尔施塔姆、布尔加科夫、扎米亚京等被重新“发掘”出来，就像高尔基这样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的作家，也展示出与此前官方极为相左的思想和文学面貌，从而激活了人们对本世纪俄罗斯文化在特定环境下复杂性的认识。这样的“考古”是花费了几十年沉重代价的一个迟到的救亡和欢迎流放者归来的仪式，是人类良知与理性向前发展并赢得局部胜利的景观。
在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和文学课程里，由于官方的过分吹捧，高尔基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过分单一而板滞，所以当前苏联和中国的学术界都觉得高尔基“阻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和“中国文学的发展”时，仿佛获得了研究者和读者较为一致的认可。但随着新的文献不断发现和披露，我们才知道高尔基不仅仅是赞赏“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海燕”，还是一个具有超越党派和阶级利益之上的勇敢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其行动与思想的复杂性几与彼时的现实状况共始终。1918年4～6月，高尔基在他主持的《新生活报》上大量刊发时文政论，其后结集为《不合时宜的思想》，尘封近70午后才重见天日。其核心议题是揭露苏联十月革命初期，有的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破坏法制与秩序、滥用暴力、摧残知识分子与文化的罪恶勾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极为复杂，不过，在高尔基看来，“政治是能培植毒辣的敌意、邪恶的怀疑、无耻的谎言、诽谤、病态的虚荣和对个性的不尊重（所有人身上的坏东西都可往上加）的杂草迅速、大量疯长的温床，人身上的一切坏东西正是在政治斗争的土壤上特别明显和大量地疯长的。”（《不合时宜的思想》P47）因而苏联的十月革命也不可避免地有这种弱点，“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煽动恶意、仇恨和幸灾乐祸的感情上，这种做法无论是对政权自身，还是对整个国家都是毫无意义和极端有害的。”（P119）所以高尔基认为，这种革命是一次“他（指列宁——引者注）认为自己有权拿俄国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残酷的实验”。（P209）可以想见，高尔基这种本来可以理解的激烈言辞受到了诸如《真理报》等其它媒体的猛烈抨击。
其实，问题的实质还在于，高尔基和彼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希望能够维持由多党竞争向宪政过渡的局面，促成国家向民主自由的社会迈进，但时局的演进和政治本身的残酷却打碎了像高尔基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梦想。他对苏维埃一\党专政政权的戒惧，不只是来源于他对彼时实际情况的考察，更来源于他对俄罗斯历史的了解，“莫斯科国家是按亚洲的专制模式组成的，以及一系列类似的影响，这些影响不能不把亚洲心理的基本因素移植给我们。”（《两种灵魂》）退而求其次，他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但他却不能容忍苏维埃里的一些人把知识分子不当人看的一些做法，他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的营救，贯穿了他此后的个人生活。有时甚至为了达到自己营救和改善他们处境的目的，不惜与政府达成美化生活的私下协议，但最终被政府愚弄了，而且受到各方的指责，被人误会。（见蓝英年《高尔基的回国》，《随笔》1998年第1期）事实上，高尔基的悲剧，正来源于他用书生的人道主义来对付现实的政治生活，罗曼·罗兰在1935年访问苏联时已经明显地感到了高尔基与现政权的尴尬，“老熊被封住了嘴”。（《莫斯科日记》）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被政权欺骗和利用的尴尬了。早在1921年，他领导的全俄救助饥民委员会为俄国解除了国际上的封锁，赢得了国际上的支持，“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却被诬为反政府，结果，委员会被解散，一些成员被逮捕。高尔基曾含着眼泪对加米涅夫说：‘你们把我变成了奸细。’”（《高尔基集》P383，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当然，你可以说，他的悲剧在于他想利用政府而被政府利用。但他利用政府甚至同列宁的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文化建设和知识分子的不受迫害，他为自己的人道主义和文化本位主义思想付出了难以言说的代价。更为可悲的是，他因此最终还要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误解。
当然，他从早期的批评政府到晚年的拥抱斯大林体制，除了如上原因外，的确可以看出“他的一元论的社会哲学从文化精英主义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国家和政治崇拜”。（程映虹《“不合时宜”的高尔基》，见《读书》1997年11期）其实他这类观点，从他早年的作品如《报仇》、《三人》、《醒悟》里均已现出端倪，其思想的影子来自尼采。甚至我们可以从《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书名看出他对尼采《不合时宜的思考》的套用。或许可以这样说，高尔基的思想有时并不是“不合时宜”，从底线上看，而是悲剧性地暗合时代的病症；如果从高处看，那么他的思想只是不合阶段性的政体利用，然而却符合人类最为善良（虽然有时并不很理性）的愿望，这样看来，他永“不合时宜”的命运便是铁定的了。
对我们来讲，思想与良知上的“考古”不能说没有开始，但毋庸置疑的是，远没有达到一个相应的“发掘”深度。当然，我们的确有不得已的尴尬，一方面是“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朱学勤语）因此够得上我们去“考古”的思想与良知的确极少；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囿于意识形态的藩篱，不敢大胆而公正地研讨那些至今仍是“不合时宜的思想”，就是像沈卫威的《守望自由——胡适派文人引论》、倪邦文的《自由者梦寻——“现代评论派”综论》（二书均为上海文艺版）这样观点较为隐讳的研究20至40年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述都不算多，至手像谢泳从事的储安平这样具体而微的研究，就更是少之又少。我们的良知与思想的“考古”之路还很漫长。
[FONT=黑体]1998[FONT=黑体]年3月5—6日凌晨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