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Linda Steiner著管一珉曾妮沈俭译
键词：女性媒介授权女权主义者的斗争
[摘要]：在明确了妇女媒介的定义之后，本章将首先介绍妇女媒介的主要特点，重点介绍它们在媒介定义上的相似之处：妇女经营和控制、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然后我将回顾不同种类的媒介，以次来说明妇女媒介的广阔范围和多样性，同时我也会突出它们显著的共性。
[关键词]：女性媒介授权女权主义者的斗争
在过去的将近250年时间里，妇女已经意识到建立和运作自己的传播媒介的价值，在文字上制造自己的意义，并以此与他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从某种程度上说，妇女长期以来无法或不愿使用主流或激进/另类的大众媒介促进了另类媒介的发展。“大众化”的媒介机构一直对妇女试图表达她们的另类观点、定义和生存方式存有敌意。最糟糕的情况是，主流媒介忽略、轻视、贬低连续不断的妇女运动及其哲学，主流媒介最多只是淡化或者增补其中的一些主要概念。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坚持认为：只要杂志和报纸还是由男人来控制，妇女的观点就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不过还有其他更为积极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妇女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媒介：为了构连并激烈地表达她们日益显现的自身利益；为了壮大和捍卫她们的身份，以使生命更有意义。她们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挑战占有支配地位的结构、意识形态和媒介内容，而且，通过创立和支持由妇女控制和主导的媒介，她们也在智力和情感上得到了满足。通过媒介传播，她们实现了转变，并为自己赋予了权利。至此，妇女不再是“第二好的”受众了。
在利贝灵（Liebling）的名言“拥有出版物的人就拥有出版的自由。”出现以前，妇女就早已了解了这个道理，她们已经出版发行了许多书籍、杂志、报纸、刊物、小册子和时事通讯，它们的大小、发行周期和持续时间各有不同，目的、受众、组织和融资结构也并不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Robin Morgan, 1977）把印刷看作妇女所必需的技能之一就不足为奇了。出版物很好地服务了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的妇女。随着铁路运输和邮递系统的改进，纸张的费用和邮资下跌了，文学得以普及，印刷技术更为方便（在莱诺铸排机和随后的单版画被发明以后，重印照片也更为方便和便宜），出版物对妇女越来越有用，丹奇（danky）的名单列出了将近1500份妇女创办的期刊和报纸，它们中的先驱是1746年在都柏林出版和编辑的《女性观察者》以及1759年至1766年在伦敦发行的《妇女杂志》，又名《妇女的有教养的同伴》。1834年，安•比拉邦迪（Ann Oddbody）在她出版的那本短命的《妇女》杂志上写道：“男性可以发行报纸，为什么妇女的报纸不可以每天在纽约市出现呢。”（Ross 1936：14）第一份有关妇女参政权的报纸是阿梅利亚布卢姆（Amelia Bloomer）的百合花报，尽管这份报纸从1849年起就沦为塞尼卡瀑布城（纽约市）的一份温和的机关报。道恩和桑切斯（Doughan and Sanchez）列出了从《女裁缝》开始的英国的女性主义期刊，这份期刊至少在1855年出版过一次。
印刷技术在20世纪更为普及，其它途径也被运用起来，包括女性主义字典、辞典和通讯录。比如，许多组织提供她们自己的黄页版本，列出了妇女经营的公司、服务机构和资源。通讯社、新闻局、电脑网络公司也有自己的出版物。现在，妇女正在探索利用广播、唱片、电视和有线光缆的潜力。
由于学者和激进主义者首先关注妇女在主流大众媒体中的角色和代表性，另类媒介显然乏人问津。对妇女媒介的少量研究只将其视为对特定妇女意识的历史纪录，但它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刊物发行量和受众数量，甚至对其的内容分析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影响力。在明确了妇女媒介的定义之后，本章将首先介绍妇女媒介的主要特点，重点介绍它们在媒介定义上的相似之处：妇女经营和控制、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然后我将回顾不同种类的媒介，最先，概要介绍一下19世纪关于妇女参政权的刊物，展示一些早期女性主义媒介的成功例子。我希望能主要通过例子来说明妇女媒介的广阔范围和多样性，同时我也会突出它们显著的共性。妇女运动在风格和政见上的异质性给她们的媒介打上了很清晰的烙印，她们所提倡的风格、模板和观点各不相同。与此同时，诸如身份、团体这样的话题不断出现，显示出媒介与群体、交往、承诺之间一直持续着的沟通联系。
“妇女媒介”是个模棱两可的词汇，以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就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由人种、阶级、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所产生的压迫，因此，有时我将妇女媒介视为“女性主义的”。若非参考过去出现过的专有名词和女权运动前出现的相关事例，这场讨论也许会被命名为“女性主义媒介”。当然我们必须把“妇女媒介”与那些把妇女当作行销目标的主流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节目区分开来。
我把介绍的重点放在妇女媒介独特的“结构性特征”上，但这里所说的“妇女媒介”主要源于它们另类的媒介内容。《另类出版物索引》1970年代首次出版，其副标题是“放大社会变革与正义呼声的出版物的索引”，可以推想，妇女媒介即是专门为了妇女的社会变革与公正而呼吁的媒介。在主流媒介隐藏、忽视、歪曲社会性别问题的时候，妇女媒介则表达了许多对于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的运动的不同关注、观点和需要，也展现了妇女在这一运动中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从产品和生产过程而言，妇女媒介都是充满对抗精神的、另类的与抵制性的。
一、妇女媒介的结构特征
妇女媒介要求把妇女看作是一个通过传播形成的群体，信息“来源”和“受众”是同一批人。更精确地说，妇女媒介的运作和最终原则是表达和激励特定妇女团体中的观点。然而这些“特定”团体并非总是被清晰地指认出来，妇女媒介也经常夸大她们为全体妇女说话的能力。阿米莉亚布卢姆在《百合报》（The Lily）的创刊号中许诺道：“通过《百合报》说话的都是妇女。”（1894年1月1日，第4页）成立于1975年，现在列克星敦的WIN（妇女国际网络）在宣言中称自己为“报道全世界妇女、由全世界妇女组成、向全世界妇女开放的媒介共享系统，无论她的背景、信仰、民族和年龄。”声称能代表全世界妇女是被夸大了，妇女媒介所能做的只是批判商业的语言来支持妇女团体的语言。
妇女媒介的这种承诺大致上使妇女能够参与到大部分甚至所有生产活动中，当然有时每个工人只知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1855年于费城创办的《妇女拥护者》（The Woman’s Advocate）其副题为：“致力于提升妇女工业地位，创造属于妇女的股份资本、公司和工业。”《拥护者》的主编坚持认为妇女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应该享有全数利润（1855年1月27日，第二页）。许多同时代的妇女出版商和期刊也身体力行，这使得劳动对妇女不再神秘，妇女也掌握了一定的科技和技术能力。奥立维亚（Olivia）是规模最大最早的妇女唱片商标，立志要为妇女提供关于唱片工业的技术和其他领域的训练，并且提供一份有像样薪资的工作，让妇女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工作（Tilchen ，1984 ：301）。
大多数妇女媒介允许男性的参与，但有所限制。最著名的描写不同派别的妇女参政权运动并提出了“新妇女”不同的形象的报纸，也是由男性占领导地位的。《革命报》是由意志坚强的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通（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强烈反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派克•比尔比利(Parker Pillsbury)联合编辑的，这份报纸一开始由乔治•弗朗西斯•翠恩(George Francis Train)资助的，有几位男性投稿者因为性别问题一直与她们意见相左。《妇女杂志》是一本发行时间更长也更“负责任”的杂志，多年来被作为美国参政权组织的主要机关报刊，由露西•斯通（Lucy Stone）和她的丈夫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 Blackwell）共同创办，其董事会也包括男性成员。目前，男性可以帮助妇女运作媒介（在挪威的一个妇女广播台，男性占了志愿者人数的三分之一），但男性极少编辑或出版女性主义期刊。当然，当代妇女媒介通常由妇女控制，并具有所有权。
因为妇女媒介强调真诚的交流，所以并不要求妇女具备专业经验或在大众媒介受过正式训练。妇女接触这些媒介正好为她们提供了集中精力工作的机会，与一群和自己有着同样热情的妇女做一件她们认为很重要的事业，而不去计较报酬微薄，甚至没有任何报酬。19世纪的妇女政权论者和20世纪的女性主义者把参与到媒介看作不断改善她们社会境遇的活动。事实也的确如此。她们是积极推动变革的献身者而不是中立散播常识的旁观者，纯妇女成员的出版社就集体声称：“我们所做的是参与妇女运动而不是生产热狗！”（Cadman, Chester and Pivot 1981:35）
不幸的是，妇女媒介的工作人员常常很快就懈怠了——或是精力有限，或是热情耗尽。由于资源有限，它们无法雇拥到训练有素的人来填补空缺，很多期刊发行一年，甚至一期之后就停刊了。杰里恩（Joreen）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刊物的先驱，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声》这份报纸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它（《妇女解放运动之声》）的目的是争取潜在的支持者，让她们知道，她们所做的事也正是另一些人所想的事，她们并不是孤立无援，也并非疯癫。它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让有同样想法的妇女走到一起，以促进一个新群体的产生（1975：110）。
但事实证明，要想依靠工作人员无偿劳动（从3页增长到25页）来发行报纸难如登天，《妇女解放运动之声》实际上只生存了16个月。
妇女媒介的目标即是沟通而非盈利，它们不想亏本，也并非反对盈利，但是有些妇女期刊只是昙花一现。另一方面，“迄今没有纪录显示有企业家在女性主义报纸上赚了钱”（Doughan and Sanchez ,1987:xiii）。无法吸引足够多合适的广告，缺乏足够的捐款，再加上报摊的零售缺乏影响，她们只能依靠募捐、个人捐助或是机构资助勉强支持。《革命报》发行了两年半的时间，苏珊•安东尼为此负债1万美元（她靠卖报纸所得的一美元和订阅名单都失窃了）。1975年，当《女性主义革命》第一版最终成册的时候，它已经花费了志愿者大量的时间和6000美元，其中的5200元来自200人的象征性的捐助。
即便妇女媒介经营广告，她们也会限制广告的类型，谨慎地考量广告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用途、广告投放者、广告本身的设计和措辞。《排骨》和《写作之外》（现已停刊）是仅有的两家既不在政见上做妥协，又一贯经营赢利性广告的大型女性主义期刊。而肯尼亚的一家由男性担任主编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杂志《欢呼》却刚好相反，依靠广告获得收入反而为它的出版带来巨大的限制。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妇女国际网络报》的，它报导了1985年在内罗毕举办的联合国会议，因此获得了1310美元的收入和一笔2420美元的赠款，但这只占了她们所有开销经费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尽管如此，但这次报导的组织者相信她们已经在参与者和受众的头脑中获得了成功：“这证明了妇女可以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彼此交流，甚至是与整个世界交流。”（Kassell and Kaufman ，1989：236-237）经济的冲突和困窘同时折磨着其它妇女媒介，以伦敦出版公司的《女强人》（Virago）为例，它对使用香港排字工存有疑虑，因为其印刷要价还不到1万美元。斯康比（Seccombe）和伊斯特兰德（Eastland）对书店的研究集中列举了几种策略来避免女性分离主义思想和商业需求间主要矛盾的正面碰撞。尼尔（Holly Near）的《红木》纪录显示员工们在追求利润和坚持政见之间产生了分歧，但公司仍逐渐转变为有财政支持又不丧失政治立场的“中间派”。为了偿还75000元的欠债，《红木》必须为了商业利益重组编制，运用更商业化的方式说话。卡德曼（Cadman）、切斯特（Chester）、批沃特（Pivot，1981：88）称，女性主义者对这种模式具有很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感到为钱出卖了她们的立场，另一方面完全依原则行事也是凶吉未卜。
妇女媒介对于订阅率很敏感，担心价格过高会使最需要的读者无法接触它们传递的信息。为了诠释“妇女的角色要是不想倒退就要为她们的独立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自第一年度的注解》以5角的价钱售给妇女，售给男性为1元（Freeman ，1975：116）。类似的做法还有《工会工资》，这是由领薪水的妇女为同样有收入的妇女制作的刊物，没有工作的妇女购买还可以得到些折扣。加拿大的《妇女主义者》拥有广告的赞助，因而免费派发，《险恶的智慧》对监狱中的妇女也是免费的。
妇女媒介大多都很小，因为它们面对小众，为了剔除缺乏共识的人，它们有意缩小受众群的范围，受众通过文章、绘图设计和它们对刊物名字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这点（像《革命》和《限制》）。一位美国内战前的女权主义主编苦于《尤纳》的销量太低，但却坚持说：“我们宁可要一个较小的受众群以便在我们的供稿人中发掘新鲜思想，也不要一大群人挤在政治性报纸的小角落。”（《尤纳》，1855年二月，第25页）妇女的唱片也被打上“仅限妇女”或“仅限女同性恋者”的标签。前面提到的盐湖城书店不允许男性在星期五晚上光顾该书店，用这种排他性的方法来巩固妇女情谊和团结也有不利之处。妇女媒介常常对她们的事业和她们的受众群大书特书，这样反而疏远了许多潜在的支持者，也很容易会被嘲笑和看作是少数派。这不光是精英政治的问题，我相信这反映了一种倾向：人们愿意与她们关心的人交流。
崇尚平等的管理和组织结构是妇女媒介面对的永恒的挑战。20世纪早期的妇女主义出版社的结构和19世纪的差不多，都是由一两个个体作为主编或发行人统领运作。尽管这些妇女绝非墨守成规，但等级制度本身如此。但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对所实践的政见有严谨的自我认知。通过借鉴其它女性主义者的实践，如增进自我意识感的团体，今天的女性主义者综合探索的是在群体中转变控制，授予或消除权威的问题。于1971年至1982年在旧金山出版的《工会工资》，它的组织形式就是模仿一个简化的贸易联合会的模型，有人说:“要想掌控《工会工资》的组织形式就好像要抓紧一碗果冻一样。”（Downing，1984：99）它一度尝试与舆论政见保持一致，以解散选举向男权结构做出让步，但最终还是回归大流。另一方面，《探求：女性主义季刊》却有一个平行调动的领导层体系，这样，全职的工作人员能够享受更大的权力，也负有更大的责任，工作人员认识到使《探求》能与政治目标相抗衡的实际要求。加拿大的一个政府资助的女性主义制片集团也是一样，它的编制图表显示了相当清楚的等级，这种“不和谐的”编制显然给它的成员带来了困扰，当然，并非所有成员。（Taylor, 1988）
几家妇女唱片行、出版社和刊物是以集团方式运营，但工作和责任分开，这样就不会有单个的主编、编导或导演因为垄断地位和权力而被指控了。有时，这些媒体用匿名或平等的结构来对抗主流媒体中的特定职员和机构。《限制》就是集团运营的，在谈到集团运营的目的时她们说：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建立一种不被利用的途径与其它相互信任和关心的组织取得联系，而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我们的个人/政治意图非常严肃，即希望打破等级制和精英制的结构，然后尝试无领导的组织和集中决策，这些改革原则和实践对媒体来说是颠覆性的。（Ferro, Holcomb, Saltzman-Webb， 1977： 117）
要想推进创造和维系女性主义者的工作场所是要以效率为代价的。《百合报》就曾因为用一名妇女替代两名顽固的男性排字工而导致两期报纸推迟发售，但布卢姆宣称这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一个世纪之后，《限制》也自豪地解释说，她们的报纸之所以延迟是因为有两名主编上个星期怀孕生产了，“不像大多数男性控制的企业，我们很高兴也很乐意看到我们的员工有这类喜事。”（Armstrong ，1981：230）。巴比（ Babe）集团在1970年代举办公开集会，让当地的妇女们为讽刺报纸挑选文章，但事后证明这是个灾难性的失败（Hole, Levine 1971,272），她们要在每一版上注明：“编者对此表示怀疑或不确定……如果报纸的内容芜杂或缺乏统一性，那是因为每一版都体现了不同妇女的意见。”（273）。
这一现象其实暗示了妇女媒介的外表过于杂乱，而女性主义者又忽视了人们对它的抱怨（Winship， 1987）。圆滑的媒介在形象和内容都尽量不牵涉政治，Kitchen Table出版社的封面特地设计成由不同肤色的妇女作者组成的图片，很多刊物封面设计繁复，只有小片留白，更不会因为经费不足而省去一张浮夸的彩照。
女性主义者正试着实践艾伦（Donna Allen）所说的话，她一直在妇女协会为出版自由而努力，强调自己说话和做出判断的重要性。唐妮（Downie）参考了《1976-1980阿拉加尼的女性主义者的做法，它从由少数人决定出版内容的家长制模式，转变为读者也可以决定出版内容的女性主义模式，唐妮在之后的匹兹堡妇女主义者新闻网络中允许社会成员每月有3/5的时间可以自主编辑内容，她说，她实质上赋予订阅者的不仅是出版的自由，也是定义自己的责任。讽刺的是，她提到，人们希望被编辑但对建立新闻收集的新协议却不感兴趣。她颇感忧虑的总结道：“也许，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学会为自己说话，并且发现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刊物上拥有发言权之后，建立一个相互信任，有共同世界观，权力平等的交流媒介的时代又将来临。”（201）。
1988年，在庆祝Broomstick诞生10周年之际，为了重申对40岁以上的妇女的承诺，发掘她们的力量，Broomstick出版了订阅者真实的个人经历，主编许诺，她们是给中年妇女提供了一个网络，而不是给专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尽管人们不认同所谓的民主政治或是精英政治，但对于民主结构的偏爱会导致人们放弃那些被认为是独裁主义的出版物，要增加读者的参与最典型的办法就是增加对读者的回应，满足她们的要求。阿博（Ann Arbor）的《她自己》和《旅居者：妇女论坛》是没有社论的，号称自己是编者抒发自己见解和扼杀谈话的机器。《妇女媒介报道》优先刊登事实报道和对观点、意译的直接引用，它承诺不对他人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攻击和指责。
当妇女主义杂志发现妇女媒介和妇女运动中敢于公开批评的有抱负的妇女后，她们就愈加希望把自己的信息传播给他人，相互宣传、帮助、给予意见。妇女主义传播工作者比较不愿把别人看作竞争对手，即便有时她们的意见相左，她们更倾向于在各自身上寻找社会和智力的灵感，阿米莉亚•布卢姆经常与女主编进行“精神交流”（1850年3月1日：23）。妇女新闻服务是建立在共享的基础上的，只要她们所面对的矛盾一致，妇女出版商就会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支持和建议（Cadman, Chester, Pivot ，1981：41）
《女士》以其没有规则的语言而闻名，这本杂志在其1972年建立之时从商业媒介，包括华纳和纽约杂志获得了一百万美元的资助，由拥有丰富主流媒体经验的媒介专家领导，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担任联合主编，杂志总是以浮夸的面目示人，色彩丰富设计华而不实，这些都是为了吸引本国的订阅者（总数达50万）和广告商。彻底的妇女主义者一直贬低《女士》花钱大手大脚，中产阶级作风和利己主义倾向。威尔斯（Ellen Willis）在辞去了杂志名誉主编一职后批评Steinem是把没有挑战性的空想强加到杂志上，并且利用杂志为她的政治工作做宣传（1978，170-171）。但另一种呼声认为，尽管形式不鲜明，但《女士》还是起到了桥梁作用，把妇女主义者的思想传递给了社会（Armstrong ，1981），《女士》也在公共决策方面进行探索，让地位较高的工人，比如作者来处理相对地位较低的工作，如打字（Ms. 1974）。17年后，经历了管理层的众多变动后，《女士》还是倒闭了，在1990年，它又以双月刊的面貌重新面市，是一本免费刊登广告的新锐magabook，尽管它希望用高价吸引少量订阅者，但还是可以在书店和书报亭随意买到。
以上所述都是建立在区分本章的关注点与其他以妇女为目标的媒体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排除了圆滑而专业的当代妇女杂志，像Savvy、《女职工》（尽管Kessler，1984：85)把这些期刊定位为妇女主义刊物）和服务杂志，她们强调的是流行的中产阶级对于魅力、时尚、美女和家庭生活的定义，有很多是被专业人士，通常是男性所控制，像白人妇女的杂志《红书》和《魅力》以及它的非洲裔美国人版本《精华》，还有它在南美、亚洲、欧洲、非洲的各种版本，它们自身都随着时间而变化着。事实上，商业机构经常控制专业媒介，采用专业的自上而下的工业模式，商业杂志是用来吸引合适的消费群，最大限度地赚取广告收入而创造巨大利润的，完全忽视了妇女是否会购买或能否购买，妇女被剥夺了话语权和公民权也与她们无关，这些主流杂志并不是为了挑战性别定义来解放和壮大妇女力量而创办的。不知道是因为管理层意识形态的倾向还是迫于广告商的压力，或是为了谨慎的市场策略，主流杂志总是认同和发扬在特别历史时期流行的保守的妇女定义。
雷德威（Radway）的论点是言情小说给妇女读者提供了暂时反抗和逃避家长制文化为她们限定的角色，一是因为她们按自己的兴趣改造了文章，二是因为使她们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脱离出来，这种形式的服务杂志也有同样功效。温希普（Winship）以拿着《妇女的获得》蜷缩在床上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她抱怨妇女杂志成为“新闻业的肥皂剧，被恶意中伤和大量曲解”(1987：7)。读者应该用时尚、国内咨询来维护服务杂志，帮助读者成为更好的妇女、更好的情人、更好的母亲和妻子。或许这些杂志都太具有破坏性，妇女抽出私人时间来阅读这些杂志，虽然在范围和长度上都是有限的。平等的权利也许会扩展到以妇女为中心的谈话类节目、戏剧和肥皂剧。这种维护主要依靠愉悦和情感上的满足，这满足只能通过舒缓有压迫感的任务和责任到达，不能通过挑战压迫感达到。纯粹的愉悦不是我对妇女媒介定义的基础，事实上，一些妇女媒介的销售量令人沮丧甚至痛苦，不知道是否因为叙述的文章和形式太过详尽使读者感到不舒服和生气（例如，进行强奸、家庭暴力、就业歧视），还是因为面对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原则结构形式过于复杂而不熟悉。
二、19世纪的期刊
早期的美国女权运动依靠许多交流策略和设备，但令它持续发展下去的还是妇女主义期刊。抵制进而统治了“真正的女人气质”的定义的妇女们往往在地理上被隔离，除了本地和州的会议与会谈，她们难得有其他机会当面碰到，因此，参政权的刊物对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让她们感到自己被团结在一个社团中，感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因为她们代表了一项最终会获得胜利的有价值的事业。
雄辩的语言在前卫的妇女主义者中产生了共鸣，读者证实，这些期刊改变了她们对于自身的理解，也改变了她们对于妇女团体的理解，通过阅读这些刊物，她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领域，发现了成为新妇女的方法。一位罗切斯特的订阅者写道：“自从《革命》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后，……我开始把妇女看作trees walking。”（1868年10月29日：260）这些较早的期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强调了新的标准，发现了新的女英雄，随后，这些刊物又教导妇女谈吐、穿着、思想、判断和定位自己的新方法。
在美国发行的80多份参政权期刊中，很多都被严格限制了发行期限和发行量，但仍有几家能够在全国范围发行并且获得不错的声誉，还有一些发行时间相当长，比如《妇女杂志》（Woman’s Journal 1870-1931），考尔比（Clara Bewick Colby）的《妇女论坛》（Woman’s Tribune 1883-1909）和《妇女标准》（Woman’s Standard 1886-1911），有许多是在中西部和西部发行的，有《旧金山先锋》（San Francisco Pioneer 1869-1873），杜尼威（Abigail Scott Duniway）的《新西北》（The New Northwest）从1871年到1887年在俄勒冈州发行，1882年到1895年在丹佛发行的《女王蜂》（Queen Bee）。到1910年，几乎每个州都有一些参政权的小报，除了这些地方力量，只有少数期刊是明确针对特殊群体的，其中就有1891年到1894年发行的《农民的妻子》（The Farmer’s Wife）和由摩门教（摩门教的构成基础是“一夫多妻制”）妇女出版的《妇女代表》（The Woman’s Exponent 1872-1914）。另外，参政权报社自诩为为所有新妇女说话，但她们只是不小心忽略了美国黑人妇女还是有意把性别置于人种之上就不得而知了，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期刊只是反映了她们这个阶层关心的事而已。
几份新妇女的期刊并非强烈主张妇女有权参政的，Woodhull Claflin周刊是由纽约的姐妹俩在1870年到1876年发行的，她们主张自由恋爱、服装改革、神秘主义宗教，还支持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参选总统。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914年编辑出版了《妇女的反抗》（The Woman Rebel），她的《节育论》（Birth Control Review）发行了相当长时间，从1917年直到1940年她被联邦陪审团以用邮件散布避孕信息的罪名起诉。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编辑发行的《先驱者》（Forerunner 1909-1916）刊登了她自己的妇女主义文章、社论、诗歌和小说连载。
键词：女性媒介授权女权主义者的斗争
[摘要]：在明确了妇女媒介的定义之后，本章将首先介绍妇女媒介的主要特点，重点介绍它们在媒介定义上的相似之处：妇女经营和控制、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然后我将回顾不同种类的媒介，以次来说明妇女媒介的广阔范围和多样性，同时我也会突出它们显著的共性。
[关键词]：女性媒介授权女权主义者的斗争
在过去的将近250年时间里，妇女已经意识到建立和运作自己的传播媒介的价值，在文字上制造自己的意义，并以此与他人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从某种程度上说，妇女长期以来无法或不愿使用主流或激进/另类的大众媒介促进了另类媒介的发展。“大众化”的媒介机构一直对妇女试图表达她们的另类观点、定义和生存方式存有敌意。最糟糕的情况是，主流媒介忽略、轻视、贬低连续不断的妇女运动及其哲学，主流媒介最多只是淡化或者增补其中的一些主要概念。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坚持认为：只要杂志和报纸还是由男人来控制，妇女的观点就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不过还有其他更为积极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妇女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媒介：为了构连并激烈地表达她们日益显现的自身利益；为了壮大和捍卫她们的身份，以使生命更有意义。她们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挑战占有支配地位的结构、意识形态和媒介内容，而且，通过创立和支持由妇女控制和主导的媒介，她们也在智力和情感上得到了满足。通过媒介传播，她们实现了转变，并为自己赋予了权利。至此，妇女不再是“第二好的”受众了。
在利贝灵（Liebling）的名言“拥有出版物的人就拥有出版的自由。”出现以前，妇女就早已了解了这个道理，她们已经出版发行了许多书籍、杂志、报纸、刊物、小册子和时事通讯，它们的大小、发行周期和持续时间各有不同，目的、受众、组织和融资结构也并不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主义者罗宾•摩根（Robin Morgan, 1977）把印刷看作妇女所必需的技能之一就不足为奇了。出版物很好地服务了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的妇女。随着铁路运输和邮递系统的改进，纸张的费用和邮资下跌了，文学得以普及，印刷技术更为方便（在莱诺铸排机和随后的单版画被发明以后，重印照片也更为方便和便宜），出版物对妇女越来越有用，丹奇（danky）的名单列出了将近1500份妇女创办的期刊和报纸，它们中的先驱是1746年在都柏林出版和编辑的《女性观察者》以及1759年至1766年在伦敦发行的《妇女杂志》，又名《妇女的有教养的同伴》。1834年，安•比拉邦迪（Ann Oddbody）在她出版的那本短命的《妇女》杂志上写道：“男性可以发行报纸，为什么妇女的报纸不可以每天在纽约市出现呢。”（Ross 1936：14）第一份有关妇女参政权的报纸是阿梅利亚布卢姆（Amelia Bloomer）的百合花报，尽管这份报纸从1849年起就沦为塞尼卡瀑布城（纽约市）的一份温和的机关报。道恩和桑切斯（Doughan and Sanchez）列出了从《女裁缝》开始的英国的女性主义期刊，这份期刊至少在1855年出版过一次。
印刷技术在20世纪更为普及，其它途径也被运用起来，包括女性主义字典、辞典和通讯录。比如，许多组织提供她们自己的黄页版本，列出了妇女经营的公司、服务机构和资源。通讯社、新闻局、电脑网络公司也有自己的出版物。现在，妇女正在探索利用广播、唱片、电视和有线光缆的潜力。
由于学者和激进主义者首先关注妇女在主流大众媒体中的角色和代表性，另类媒介显然乏人问津。对妇女媒介的少量研究只将其视为对特定妇女意识的历史纪录，但它们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刊物发行量和受众数量，甚至对其的内容分析也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影响力。在明确了妇女媒介的定义之后，本章将首先介绍妇女媒介的主要特点，重点介绍它们在媒介定义上的相似之处：妇女经营和控制、非盈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结构的排斥。然后我将回顾不同种类的媒介，最先，概要介绍一下19世纪关于妇女参政权的刊物，展示一些早期女性主义媒介的成功例子。我希望能主要通过例子来说明妇女媒介的广阔范围和多样性，同时我也会突出它们显著的共性。妇女运动在风格和政见上的异质性给她们的媒介打上了很清晰的烙印，她们所提倡的风格、模板和观点各不相同。与此同时，诸如身份、团体这样的话题不断出现，显示出媒介与群体、交往、承诺之间一直持续着的沟通联系。
“妇女媒介”是个模棱两可的词汇，以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就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由人种、阶级、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所产生的压迫，因此，有时我将妇女媒介视为“女性主义的”。若非参考过去出现过的专有名词和女权运动前出现的相关事例，这场讨论也许会被命名为“女性主义媒介”。当然我们必须把“妇女媒介”与那些把妇女当作行销目标的主流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节目区分开来。
我把介绍的重点放在妇女媒介独特的“结构性特征”上，但这里所说的“妇女媒介”主要源于它们另类的媒介内容。《另类出版物索引》1970年代首次出版，其副标题是“放大社会变革与正义呼声的出版物的索引”，可以推想，妇女媒介即是专门为了妇女的社会变革与公正而呼吁的媒介。在主流媒介隐藏、忽视、歪曲社会性别问题的时候，妇女媒介则表达了许多对于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的运动的不同关注、观点和需要，也展现了妇女在这一运动中不断变化、的身份认同。从产品和生产过程而言，妇女媒介都是充满对抗精神的、另类的与抵制性的。
一、妇女媒介的结构特征
妇女媒介要求把妇女看作是一个通过传播形成的群体，信息“来源”和“受众”是同一批人。更精确地说，妇女媒介的运作和最终原则是表达和激励特定妇女团体中的观点。然而这些“特定”团体并非总是被清晰地指认出来，妇女媒介也经常夸大她们为全体妇女说话的能力。阿米莉亚布卢姆在《百合报》（The Lily）的创刊号中许诺道：“通过《百合报》说话的都是妇女。”（1894年1月1日，第4页）成立于1975年，现在列克星敦的WIN（妇女国际网络）在宣言中称自己为“报道全世界妇女、由全世界妇女组成、向全世界妇女开放的媒介共享系统，无论她的背景、信仰、民族和年龄。”声称能代表全世界妇女是被夸大了，妇女媒介所能做的只是批判商业的语言来支持妇女团体的语言。
妇女媒介的这种承诺大致上使妇女能够参与到大部分甚至所有生产活动中，当然有时每个工人只知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1855年于费城创办的《妇女拥护者》（The Woman’s Advocate）其副题为：“致力于提升妇女工业地位，创造属于妇女的股份资本、公司和工业。”《拥护者》的主编坚持认为妇女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应该享有全数利润（1855年1月27日，第二页）。许多同时代的妇女出版商和期刊也身体力行，这使得劳动对妇女不再神秘，妇女也掌握了一定的科技和技术能力。奥立维亚（Olivia）是规模最大最早的妇女唱片商标，立志要为妇女提供关于唱片工业的技术和其他领域的训练，并且提供一份有像样薪资的工作，让妇女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工作（Tilchen ，1984 ：301）。
大多数妇女媒介允许男性的参与，但有所限制。最著名的描写不同派别的妇女参政权运动并提出了“新妇女”不同的形象的报纸，也是由男性占领导地位的。《革命报》是由意志坚强的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通（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强烈反对所谓上流社会的派克•比尔比利(Parker Pillsbury)联合编辑的，这份报纸一开始由乔治•弗朗西斯•翠恩(George Francis Train)资助的，有几位男性投稿者因为性别问题一直与她们意见相左。《妇女杂志》是一本发行时间更长也更“负责任”的杂志，多年来被作为美国参政权组织的主要机关报刊，由露西•斯通（Lucy Stone）和她的丈夫亨利•布莱克威尔（Henry Blackwell）共同创办，其董事会也包括男性成员。目前，男性可以帮助妇女运作媒介（在挪威的一个妇女广播台，男性占了志愿者人数的三分之一），但男性极少编辑或出版女性主义期刊。当然，当代妇女媒介通常由妇女控制，并具有所有权。
因为妇女媒介强调真诚的交流，所以并不要求妇女具备专业经验或在大众媒介受过正式训练。妇女接触这些媒介正好为她们提供了集中精力工作的机会，与一群和自己有着同样热情的妇女做一件她们认为很重要的事业，而不去计较报酬微薄，甚至没有任何报酬。19世纪的妇女政权论者和20世纪的女性主义者把参与到媒介看作不断改善她们社会境遇的活动。事实也的确如此。她们是积极推动变革的献身者而不是中立散播常识的旁观者，纯妇女成员的出版社就集体声称：“我们所做的是参与妇女运动而不是生产热狗！”（Cadman, Chester and Pivot 1981:35）
不幸的是，妇女媒介的工作人员常常很快就懈怠了——或是精力有限，或是热情耗尽。由于资源有限，它们无法雇拥到训练有素的人来填补空缺，很多期刊发行一年，甚至一期之后就停刊了。杰里恩（Joreen）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刊物的先驱，他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声》这份报纸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它（《妇女解放运动之声》）的目的是争取潜在的支持者，让她们知道，她们所做的事也正是另一些人所想的事，她们并不是孤立无援，也并非疯癫。它的另一个功能就是让有同样想法的妇女走到一起，以促进一个新群体的产生（1975：110）。
但事实证明，要想依靠工作人员无偿劳动（从3页增长到25页）来发行报纸难如登天，《妇女解放运动之声》实际上只生存了16个月。
妇女媒介的目标即是沟通而非盈利，它们不想亏本，也并非反对盈利，但是有些妇女期刊只是昙花一现。另一方面，“迄今没有纪录显示有企业家在女性主义报纸上赚了钱”（Doughan and Sanchez ,1987:xiii）。无法吸引足够多合适的广告，缺乏足够的捐款，再加上报摊的零售缺乏影响，她们只能依靠募捐、个人捐助或是机构资助勉强支持。《革命报》发行了两年半的时间，苏珊•安东尼为此负债1万美元（她靠卖报纸所得的一美元和订阅名单都失窃了）。1975年，当《女性主义革命》第一版最终成册的时候，它已经花费了志愿者大量的时间和6000美元，其中的5200元来自200人的象征性的捐助。
即便妇女媒介经营广告，她们也会限制广告的类型，谨慎地考量广告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用途、广告投放者、广告本身的设计和措辞。《排骨》和《写作之外》（现已停刊）是仅有的两家既不在政见上做妥协，又一贯经营赢利性广告的大型女性主义期刊。而肯尼亚的一家由男性担任主编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杂志《欢呼》却刚好相反，依靠广告获得收入反而为它的出版带来巨大的限制。
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妇女国际网络报》的，它报导了1985年在内罗毕举办的联合国会议，因此获得了1310美元的收入和一笔2420美元的赠款，但这只占了她们所有开销经费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尽管如此，但这次报导的组织者相信她们已经在参与者和受众的头脑中获得了成功：“这证明了妇女可以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彼此交流，甚至是与整个世界交流。”（Kassell and Kaufman ，1989：236-237）经济的冲突和困窘同时折磨着其它妇女媒介，以伦敦出版公司的《女强人》（Virago）为例，它对使用香港排字工存有疑虑，因为其印刷要价还不到1万美元。斯康比（Seccombe）和伊斯特兰德（Eastland）对书店的研究集中列举了几种策略来避免女性分离主义思想和商业需求间主要矛盾的正面碰撞。尼尔（Holly Near）的《红木》纪录显示员工们在追求利润和坚持政见之间产生了分歧，但公司仍逐渐转变为有财政支持又不丧失政治立场的“中间派”。为了偿还75000元的欠债，《红木》必须为了商业利益重组编制，运用更商业化的方式说话。卡德曼（Cadman）、切斯特（Chester）、批沃特（Pivot，1981：88）称，女性主义者对这种模式具有很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感到为钱出卖了她们的立场，另一方面完全依原则行事也是凶吉未卜。
妇女媒介对于订阅率很敏感，担心价格过高会使最需要的读者无法接触它们传递的信息。为了诠释“妇女的角色要是不想倒退就要为她们的独立付出高昂的代价”，《来自第一年度的注解》以5角的价钱售给妇女，售给男性为1元（Freeman ，1975：116）。类似的做法还有《工会工资》，这是由领薪水的妇女为同样有收入的妇女制作的刊物，没有工作的妇女购买还可以得到些折扣。加拿大的《妇女主义者》拥有广告的赞助，因而免费派发，《险恶的智慧》对监狱中的妇女也是免费的。
妇女媒介大多都很小，因为它们面对小众，为了剔除缺乏共识的人，它们有意缩小受众群的范围，受众通过文章、绘图设计和它们对刊物名字的选择上就可以看出这点（像《革命》和《限制》）。一位美国内战前的女权主义主编苦于《尤纳》的销量太低，但却坚持说：“我们宁可要一个较小的受众群以便在我们的供稿人中发掘新鲜思想，也不要一大群人挤在政治性报纸的小角落。”（《尤纳》，1855年二月，第25页）妇女的唱片也被打上“仅限妇女”或“仅限女同性恋者”的标签。前面提到的盐湖城书店不允许男性在星期五晚上光顾该书店，用这种排他性的方法来巩固妇女情谊和团结也有不利之处。妇女媒介常常对她们的事业和她们的受众群大书特书，这样反而疏远了许多潜在的支持者，也很容易会被嘲笑和看作是少数派。这不光是精英政治的问题，我相信这反映了一种倾向：人们愿意与她们关心的人交流。
崇尚平等的管理和组织结构是妇女媒介面对的永恒的挑战。20世纪早期的妇女主义出版社的结构和19世纪的差不多，都是由一两个个体作为主编或发行人统领运作。尽管这些妇女绝非墨守成规，但等级制度本身如此。但第二次浪潮中的女性主义者对所实践的政见有严谨的自我认知。通过借鉴其它女性主义者的实践，如增进自我意识感的团体，今天的女性主义者综合探索的是在群体中转变控制，授予或消除权威的问题。于1971年至1982年在旧金山出版的《工会工资》，它的组织形式就是模仿一个简化的贸易联合会的模型，有人说:“要想掌控《工会工资》的组织形式就好像要抓紧一碗果冻一样。”（Downing，1984：99）它一度尝试与舆论政见保持一致，以解散选举向男权结构做出让步，但最终还是回归大流。另一方面，《探求：女性主义季刊》却有一个平行调动的领导层体系，这样，全职的工作人员能够享受更大的权力，也负有更大的责任，工作人员认识到使《探求》能与政治目标相抗衡的实际要求。加拿大的一个政府资助的女性主义制片集团也是一样，它的编制图表显示了相当清楚的等级，这种“不和谐的”编制显然给它的成员带来了困扰，当然，并非所有成员。（Taylor, 1988）
几家妇女唱片行、出版社和刊物是以集团方式运营，但工作和责任分开，这样就不会有单个的主编、编导或导演因为垄断地位和权力而被指控了。有时，这些媒体用匿名或平等的结构来对抗主流媒体中的特定职员和机构。《限制》就是集团运营的，在谈到集团运营的目的时她们说：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建立一种不被利用的途径与其它相互信任和关心的组织取得联系，而不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我们的个人/政治意图非常严肃，即希望打破等级制和精英制的结构，然后尝试无领导的组织和集中决策，这些改革原则和实践对媒体来说是颠覆性的。（Ferro, Holcomb, Saltzman-Webb， 1977： 117）
要想推进创造和维系女性主义者的工作场所是要以效率为代价的。《百合报》就曾因为用一名妇女替代两名顽固的男性排字工而导致两期报纸推迟发售，但布卢姆宣称这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一个世纪之后，《限制》也自豪地解释说，她们的报纸之所以延迟是因为有两名主编上个星期怀孕生产了，“不像大多数男性控制的企业，我们很高兴也很乐意看到我们的员工有这类喜事。”（Armstrong ，1981：230）。巴比（ Babe）集团在1970年代举办公开集会，让当地的妇女们为讽刺报纸挑选文章，但事后证明这是个灾难性的失败（Hole, Levine 1971,272），她们要在每一版上注明：“编者对此表示怀疑或不确定……如果报纸的内容芜杂或缺乏统一性，那是因为每一版都体现了不同妇女的意见。”（273）。
这一现象其实暗示了妇女媒介的外表过于杂乱，而女性主义者又忽视了人们对它的抱怨（Winship， 1987）。圆滑的媒介在形象和内容都尽量不牵涉政治，Kitchen Table出版社的封面特地设计成由不同肤色的妇女作者组成的图片，很多刊物封面设计繁复，只有小片留白，更不会因为经费不足而省去一张浮夸的彩照。
女性主义者正试着实践艾伦（Donna Allen）所说的话，她一直在妇女协会为出版自由而努力，强调自己说话和做出判断的重要性。唐妮（Downie）参考了《1976-1980阿拉加尼的女性主义者的做法，它从由少数人决定出版内容的家长制模式，转变为读者也可以决定出版内容的女性主义模式，唐妮在之后的匹兹堡妇女主义者新闻网络中允许社会成员每月有3/5的时间可以自主编辑内容，她说，她实质上赋予订阅者的不仅是出版的自由，也是定义自己的责任。讽刺的是，她提到，人们希望被编辑但对建立新闻收集的新协议却不感兴趣。她颇感忧虑的总结道：“也许，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学会为自己说话，并且发现她们在一些女性主义刊物上拥有发言权之后，建立一个相互信任，有共同世界观，权力平等的交流媒介的时代又将来临。”（201）。
1988年，在庆祝Broomstick诞生10周年之际，为了重申对40岁以上的妇女的承诺，发掘她们的力量，Broomstick出版了订阅者真实的个人经历，主编许诺，她们是给中年妇女提供了一个网络，而不是给专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尽管人们不认同所谓的民主政治或是精英政治，但对于民主结构的偏爱会导致人们放弃那些被认为是独裁主义的出版物，要增加读者的参与最典型的办法就是增加对读者的回应，满足她们的要求。阿博（Ann Arbor）的《她自己》和《旅居者：妇女论坛》是没有社论的，号称自己是编者抒发自己见解和扼杀谈话的机器。《妇女媒介报道》优先刊登事实报道和对观点、意译的直接引用，它承诺不对他人的行为和思想进行攻击和指责。
当妇女主义杂志发现妇女媒介和妇女运动中敢于公开批评的有抱负的妇女后，她们就愈加希望把自己的信息传播给他人，相互宣传、帮助、给予意见。妇女主义传播工作者比较不愿把别人看作竞争对手，即便有时她们的意见相左，她们更倾向于在各自身上寻找社会和智力的灵感，阿米莉亚•布卢姆经常与女主编进行“精神交流”（1850年3月1日：23）。妇女新闻服务是建立在共享的基础上的，只要她们所面对的矛盾一致，妇女出版商就会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支持和建议（Cadman, Chester, Pivot ，1981：41）
《女士》以其没有规则的语言而闻名，这本杂志在其1972年建立之时从商业媒介，包括华纳和纽约杂志获得了一百万美元的资助，由拥有丰富主流媒体经验的媒介专家领导，斯坦纳姆（Gloria Steinem）担任联合主编，杂志总是以浮夸的面目示人，色彩丰富设计华而不实，这些都是为了吸引本国的订阅者（总数达50万）和广告商。彻底的妇女主义者一直贬低《女士》花钱大手大脚，中产阶级作风和利己主义倾向。威尔斯（Ellen Willis）在辞去了杂志名誉主编一职后批评Steinem是把没有挑战性的空想强加到杂志上，并且利用杂志为她的政治工作做宣传（1978，170-171）。但另一种呼声认为，尽管形式不鲜明，但《女士》还是起到了桥梁作用，把妇女主义者的思想传递给了社会（Armstrong ，1981），《女士》也在公共决策方面进行探索，让地位较高的工人，比如作者来处理相对地位较低的工作，如打字（Ms. 1974）。17年后，经历了管理层的众多变动后，《女士》还是倒闭了，在1990年，它又以双月刊的面貌重新面市，是一本免费刊登广告的新锐magabook，尽管它希望用高价吸引少量订阅者，但还是可以在书店和书报亭随意买到。
以上所述都是建立在区分本章的关注点与其他以妇女为目标的媒体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排除了圆滑而专业的当代妇女杂志，像Savvy、《女职工》（尽管Kessler，1984：85)把这些期刊定位为妇女主义刊物）和服务杂志，她们强调的是流行的中产阶级对于魅力、时尚、美女和家庭生活的定义，有很多是被专业人士，通常是男性所控制，像白人妇女的杂志《红书》和《魅力》以及它的非洲裔美国人版本《精华》，还有它在南美、亚洲、欧洲、非洲的各种版本，它们自身都随着时间而变化着。事实上，商业机构经常控制专业媒介，采用专业的自上而下的工业模式，商业杂志是用来吸引合适的消费群，最大限度地赚取广告收入而创造巨大利润的，完全忽视了妇女是否会购买或能否购买，妇女被剥夺了话语权和公民权也与她们无关，这些主流杂志并不是为了挑战性别定义来解放和壮大妇女力量而创办的。不知道是因为管理层意识形态的倾向还是迫于广告商的压力，或是为了谨慎的市场策略，主流杂志总是认同和发扬在特别历史时期流行的保守的妇女定义。
雷德威（Radway）的论点是言情小说给妇女读者提供了暂时反抗和逃避家长制文化为她们限定的角色，一是因为她们按自己的兴趣改造了文章，二是因为使她们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脱离出来，这种形式的服务杂志也有同样功效。温希普（Winship）以拿着《妇女的获得》蜷缩在床上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她抱怨妇女杂志成为“新闻业的肥皂剧，被恶意中伤和大量曲解”(1987：7)。读者应该用时尚、国内咨询来维护服务杂志，帮助读者成为更好的妇女、更好的情人、更好的母亲和妻子。或许这些杂志都太具有破坏性，妇女抽出私人时间来阅读这些杂志，虽然在范围和长度上都是有限的。平等的权利也许会扩展到以妇女为中心的谈话类节目、戏剧和肥皂剧。这种维护主要依靠愉悦和情感上的满足，这满足只能通过舒缓有压迫感的任务和责任到达，不能通过挑战压迫感达到。纯粹的愉悦不是我对妇女媒介定义的基础，事实上，一些妇女媒介的销售量令人沮丧甚至痛苦，不知道是否因为叙述的文章和形式太过详尽使读者感到不舒服和生气（例如，进行强奸、家庭暴力、就业歧视），还是因为面对的金融危机和政治原则结构形式过于复杂而不熟悉。
二、19世纪的期刊
早期的美国女权运动依靠许多交流策略和设备，但令它持续发展下去的还是妇女主义期刊。抵制进而统治了“真正的女人气质”的定义的妇女们往往在地理上被隔离，除了本地和州的会议与会谈，她们难得有其他机会当面碰到，因此，参政权的刊物对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让她们感到自己被团结在一个社团中，感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因为她们代表了一项最终会获得胜利的有价值的事业。
雄辩的语言在前卫的妇女主义者中产生了共鸣，读者证实，这些期刊改变了她们对于自身的理解，也改变了她们对于妇女团体的理解，通过阅读这些刊物，她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领域，发现了成为新妇女的方法。一位罗切斯特的订阅者写道：“自从《革命》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后，……我开始把妇女看作trees walking。”（1868年10月29日：260）这些较早的期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强调了新的标准，发现了新的女英雄，随后，这些刊物又教导妇女谈吐、穿着、思想、判断和定位自己的新方法。
在美国发行的80多份参政权期刊中，很多都被严格限制了发行期限和发行量，但仍有几家能够在全国范围发行并且获得不错的声誉，还有一些发行时间相当长，比如《妇女杂志》（Woman’s Journal 1870-1931），考尔比（Clara Bewick Colby）的《妇女论坛》（Woman’s Tribune 1883-1909）和《妇女标准》（Woman’s Standard 1886-1911），有许多是在中西部和西部发行的，有《旧金山先锋》（San Francisco Pioneer 1869-1873），杜尼威（Abigail Scott Duniway）的《新西北》（The New Northwest）从1871年到1887年在俄勒冈州发行，1882年到1895年在丹佛发行的《女王蜂》（Queen Bee）。到1910年，几乎每个州都有一些参政权的小报，除了这些地方力量，只有少数期刊是明确针对特殊群体的，其中就有1891年到1894年发行的《农民的妻子》（The Farmer’s Wife）和由摩门教（摩门教的构成基础是“一夫多妻制”）妇女出版的《妇女代表》（The Woman’s Exponent 1872-1914）。另外，参政权报社自诩为为所有新妇女说话，但她们只是不小心忽略了美国黑人妇女还是有意把性别置于人种之上就不得而知了，中产阶级白人妇女的期刊只是反映了她们这个阶层关心的事而已。
几份新妇女的期刊并非强烈主张妇女有权参政的，Woodhull Claflin周刊是由纽约的姐妹俩在1870年到1876年发行的，她们主张自由恋爱、服装改革、神秘主义宗教，还支持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参选总统。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1914年编辑出版了《妇女的反抗》（The Woman Rebel），她的《节育论》（Birth Control Review）发行了相当长时间，从1917年直到1940年她被联邦陪审团以用邮件散布避孕信息的罪名起诉。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编辑发行的《先驱者》（Forerunner 1909-1916）刊登了她自己的妇女主义文章、社论、诗歌和小说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