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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洪波来源：《中华读书报》
今年初，为纪念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诞辰150周年及其中国行90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包括《杜威与美国民主》、《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等8种图书，孙有中、彭国翔、安乐哲为该丛书撰写的总序有一个惹人注目的标题：。
今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推出《杜威全集》，似乎可视为“杜威归来”这一说法最有力的注脚。该全集由设在南伊里诺大学的美国杜威研究中心组织全美研究杜威最著名的专家，经30年（1961-1991）的努力编辑而成，乔·安·博伊斯顿（JoAnnBoydston）任主编。全集分早、中、晚三期，共37卷，加上1卷索引，共38卷，一千余万字。虽然今天国内出版界对国外思想家著作的译介是如此不遗余力，但这样规模的中译全集仍然是不多见的。
杜威“初来”中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他受到国人热烈欢迎；1930年代以后他在中国逐渐“淡出”，并一度销声匿迹；1970年代末以来的30余年间，是杜威重回中国一个过程，而《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出版无疑是杜威与中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会受到国人追捧？他的“归来”又意味着什么？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威全集》中文版主编刘放桐先生。
其实杜威的口才并不很好，文笔也不怎么出众，但是，他在演讲和著述中极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是高度一致的，这恐怕是他备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
读书报：1919年，杜威访问日本，后来在他的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邀请下，“顺道”访问中国，原计划逗留两个月，最终却延长到两年零两个月，原因是什么？
刘放桐：杜威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来到中国的。他抵达上海是在1919年4月30日，几天之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作为一个毕生以倡导民主和科学为己任的哲学家，杜威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抱着满腔热情，而中国知识界对其学说表现出浓厚兴趣也让他深受鼓舞，所以当他的中国学生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他很乐意，并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后来又续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才踏上归途。杜威的女儿1920年在杜威夫妇当时的书信集的序言中谈到：“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动的热烈的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回国的计划。”
读书报：请谈谈杜威在中国访问的大致情形。
刘放桐：在华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到过中国的十余个省份，就哲学、教育、社会、政治、伦理、逻辑、心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做过上百次讲演，与中国学界有过广泛交流。除了胡适、蒋梦麟等人不时陪同外，孙中山曾专门就中国革命问题与杜威进行过交谈，陈独秀曾参与接待（杜威在广州的演讲就由陈独秀担任主持人），青年毛泽东也对杜威思想表示过赞赏。当时国内报刊大量发表有关他的报道，刊载他的演讲稿，直接促成了民众中的杜威热。杜威在北京大学做的系列演讲被结集成书（即著名的《五大讲演》），他在华期间即已行销10余万册，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书店里就曾销售过这本书。可以说，当时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家、知识界，以及青年学子和普通民众都有影响。
读书报：胡适在杜威起程回国时写的《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这一说法是否过于夸大了？
刘放桐：作为杜威的学生和信徒，胡适所做评价可能偏高，但在当时，除了马克思以外，也许的确没有其他现代西方思想家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与杜威相比。现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大体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那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时期，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著作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罗素受邀来华讲学，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杜里舒代替柏格森访问中国，都很受欢迎，但是，从影响所及的范围和深度来看，他们都比不上杜威。
其实杜威的口才并不很好，文笔也不怎么出众，但是，他在演讲和著述中极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是高度一致的，这恐怕是他备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他的讲演不局限于纯哲学的思辨而特别关注现实问题，更多地谈及教育、社会、伦理问题，强调改造旧社会、改变旧文化，这更能激起听众兴趣。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杜威的实用主义与此也是契合的。总的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只是把杜威当作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而是同时将他看作一个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思想家。
读书报：杜威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放桐：最大的方面恐怕是教育，像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等教育家都曾深受他的影响。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三大主张，都可以辨识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子，他创办的晓庄学校堪称杜威1896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的实验学校的翻版。
读书报：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还写道：“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显然，胡适的期望落空了。
刘放桐：实用主义本身有它的弱点。它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但却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在革命呼声日益高涨的年代，它被抛弃并不奇怪。
早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中国的实用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有所暴露，不过由于双方在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反帝反封建上有一致之处，他们仍然处于统一战线内，矛盾没有激化。在论战中，李大钊既批评了胡适的片面性，又指出自己的观点有的和胡适“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而当政治形势发生剧变，这种统一战线必然瓦解，本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内部论战必然转化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外部斗争。1921年，几乎与杜威离开中国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追随马克思主义，而疏远了实用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走向对立，知识界的统一战线也随之破裂。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虽然赞成杜威思想的还大有人在，但由于当局倡导的不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对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的研究往往被利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杜威思想实际上也就很难再发挥积极作用。而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杜威的实用主义则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1930年代初，瞿秋白就已在把实用主义批为帝国主义哲学，不过他还承认在五四时期，实用主义能“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当时的需要。19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否定由斯大林领导的对托洛茨基案的审判，杜威在苏联立即由“进步人士”变成“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这种评价立即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跟随，杜威哲学从此也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全盘否定了。
桑塔亚那等一些美国思想家甚至说，美国人不管其口头上拥护的是什么样的哲学，骨子里都是实用主义者。只有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要研究美国，不研究实用主义哲学是不行的。
读书报：1970年代末以来，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杜威思想研究也步入正规，他的重要论著都已相继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投入如此大的人力和财力翻译其全集呢？
刘放桐：翻译出版《杜威全集》是我提出的，我的诸多考虑在全集序言中已有详述，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我特别想说的是，杜威的著述代表的不但是他个人的思想，也是美国两百年来的思想。实用主义当然不是美国唯一的哲学，但它却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实用主义产生以前的许多美国思想家（特别是富兰克林、杰斐逊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大多已具有实用主义的某些特征。实用主义产生以后，传入美国的欧洲各国哲学虽然能在美国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分析哲学在较长时期甚至能在哲学讲坛上占有支配地位，但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迟早被实用主义同化，成为整个实用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逻辑经验主义、英国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同实用主义“在性质上是协同一致的”,它们“每一种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实用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之内的中心问题之一”。桑塔亚那等一些美国思想家甚至说，美国人不管其口头上拥护的是什么样的哲学，骨子里都是实用主义者。只有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要研究美国，不研究实用主义哲学是不行的。
另外，杜威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活动已扩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他在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宗教学等领域的论述不单数量多，影响也大。即使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经验与自然》，除了第一二章为纯哲学论述外，大量篇幅还是对艺术、道德等思想文化问题的阐述。这也正是美国哲学家的一个特点，他们很少提出思辨性的哲学，而重在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我认为，《杜威全集》的出版是有利于促进对各门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的，它的读者也不会仅仅限于哲学界。
读书报：人们平常使用实用主义一词，一般暗含贬义，这种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合理吗？
刘放桐：中国哲学界过去往往把詹姆士“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的说法当作整个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而且认为这种理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也由此被认为是一种市侩哲学。这种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如果具体地分析杜威的理论，就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曾针对这种批评说了一段话：“当真理被看作是一种满足时，常被误认为是情绪的满足、私人的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这个满足包含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它不为乍起的念头或个人的嗜好所左右。又当真理被理解作效用的时候，它常被认为对于纯个人目的的一种效用，或特殊的个人所着意的一种利益。……其实，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的改造那种效用。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观念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杜威认为，作为真理的观念不是主观随意的，而必需满足“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是一清二楚的，可以说，杜威与马克思在真理观上并无根本性的冲突。
我们也曾激烈地批判杜威的个人主义，但实际上，我们所批判的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是杜威坚决谴责的。他倡导的是一种“新个人主义”，提倡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以服务于社会。他强调，私利必须服从公益，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需要改造社会，培养一代新人。他还提出“伟大共同体”的思想。他的主张使他被西方思想界视为“左派”（杜威说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因此，我们以前把他描绘为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市侩哲学家显然不符合实际。
读书报：杜威的著作以前有不少已翻译为中文，那么《杜威全集》中有多大比例是新译的？这样大的翻译工程，如何保证译文质量？
刘放桐：杜威最重要的专著大多已译成中文，比如《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追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哲学之改造》等等。但是，在杜威的写作中，专著只是一部分，单篇的文章（包括论文、书评、杂录、教学大纲等）占的比例更大，而这些文字，99%都未曾译成中文。
《杜威全集》的中译是一项极其庞大和困难的任务，除了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倾力投入这一工作之外，我们还争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等兄弟单位诸多专家的参与。为了确保译文质量，特别是不出明显的差错，我们一般要求每一卷都由两人以上参与，互校译文；译稿完成后，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多轮审校。对于已有中译的著作，有的会在旧译的基础上重校后收入全集（如童世骏教授负责的《确定性的追求》就计划采用傅统先先生的译文），有的则会重新翻译（如俞吾金教授负责的《民主与教育》一书）。总之，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杜威全集》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版本。
相关阅读：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
斯蒂文·洛克菲勒著
《杜威与美国民主》
罗伯特·威斯布鲁克著
《理解杜威：自然与协作的智慧》
詹姆斯·坎贝尔著
《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
托马斯·亚历山大著
《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
拉里·希克曼主编
《杜威与道德想象力》
斯蒂文·费什米尔著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
拉里·希克曼著
《造就道德——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
托德·莱肯著
今年初，为纪念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诞辰150周年及其中国行90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包括《杜威与美国民主》、《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等8种图书，孙有中、彭国翔、安乐哲为该丛书撰写的总序有一个惹人注目的标题：。
今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开始推出《杜威全集》，似乎可视为“杜威归来”这一说法最有力的注脚。该全集由设在南伊里诺大学的美国杜威研究中心组织全美研究杜威最著名的专家，经30年（1961-1991）的努力编辑而成，乔·安·博伊斯顿（JoAnnBoydston）任主编。全集分早、中、晚三期，共37卷，加上1卷索引，共38卷，一千余万字。虽然今天国内出版界对国外思想家著作的译介是如此不遗余力，但这样规模的中译全集仍然是不多见的。
杜威“初来”中国要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他受到国人热烈欢迎；1930年代以后他在中国逐渐“淡出”，并一度销声匿迹；1970年代末以来的30余年间，是杜威重回中国一个过程，而《杜威全集》中文版的出版无疑是杜威与中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会受到国人追捧？他的“归来”又意味着什么？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杜威全集》中文版主编刘放桐先生。
其实杜威的口才并不很好，文笔也不怎么出众，但是，他在演讲和著述中极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是高度一致的，这恐怕是他备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
读书报：1919年，杜威访问日本，后来在他的中国学生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邀请下，“顺道”访问中国，原计划逗留两个月，最终却延长到两年零两个月，原因是什么？
刘放桐：杜威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期来到中国的。他抵达上海是在1919年4月30日，几天之后，“五四运动”就爆发了。作为一个毕生以倡导民主和科学为己任的哲学家，杜威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抱着满腔热情，而中国知识界对其学说表现出浓厚兴趣也让他深受鼓舞，所以当他的中国学生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他很乐意，并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后来又续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才踏上归途。杜威的女儿1920年在杜威夫妇当时的书信集的序言中谈到：“为争取统一、独立和民主而发动的热烈的奋斗，正在中国展开；这一奋斗，迷住了他们，使他们改变了回国的计划。”
读书报：请谈谈杜威在中国访问的大致情形。
刘放桐：在华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到过中国的十余个省份，就哲学、教育、社会、政治、伦理、逻辑、心理等各方面的问题做过上百次讲演，与中国学界有过广泛交流。除了胡适、蒋梦麟等人不时陪同外，孙中山曾专门就中国革命问题与杜威进行过交谈，陈独秀曾参与接待（杜威在广州的演讲就由陈独秀担任主持人），青年毛泽东也对杜威思想表示过赞赏。当时国内报刊大量发表有关他的报道，刊载他的演讲稿，直接促成了民众中的杜威热。杜威在北京大学做的系列演讲被结集成书（即著名的《五大讲演》），他在华期间即已行销10余万册，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书店里就曾销售过这本书。可以说，当时杜威对中国的政治家、知识界，以及青年学子和普通民众都有影响。
读书报：胡适在杜威起程回国时写的《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这一说法是否过于夸大了？
刘放桐：作为杜威的学生和信徒，胡适所做评价可能偏高，但在当时，除了马克思以外，也许的确没有其他现代西方思想家在中国的影响可以与杜威相比。现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大体上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那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时期，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著作都先后被介绍到中国，罗素受邀来华讲学，德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杜里舒代替柏格森访问中国，都很受欢迎，但是，从影响所及的范围和深度来看，他们都比不上杜威。
其实杜威的口才并不很好，文笔也不怎么出众，但是，他在演讲和著述中极力倡导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追求是高度一致的，这恐怕是他备受欢迎的最重要原因。他的讲演不局限于纯哲学的思辨而特别关注现实问题，更多地谈及教育、社会、伦理问题，强调改造旧社会、改变旧文化，这更能激起听众兴趣。另外，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注重解决现实问题，杜威的实用主义与此也是契合的。总的来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只是把杜威当作一个实用主义哲学家，而是同时将他看作一个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启蒙思想家。
读书报：杜威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放桐：最大的方面恐怕是教育，像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等教育家都曾深受他的影响。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三大主张，都可以辨识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子，他创办的晓庄学校堪称杜威1896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的实验学校的翻版。
读书报：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还写道：“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显然，胡适的期望落空了。
刘放桐：实用主义本身有它的弱点。它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但却不能为中国革命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在革命呼声日益高涨的年代，它被抛弃并不奇怪。
早在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中国的实用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就有所暴露，不过由于双方在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反帝反封建上有一致之处，他们仍然处于统一战线内，矛盾没有激化。在论战中，李大钊既批评了胡适的片面性，又指出自己的观点有的和胡适“完全相同”，有的“稍有差异”。而当政治形势发生剧变，这种统一战线必然瓦解，本来居于次要地位的内部论战必然转化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外部斗争。1921年，几乎与杜威离开中国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追随马克思主义，而疏远了实用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走向对立，知识界的统一战线也随之破裂。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虽然赞成杜威思想的还大有人在，但由于当局倡导的不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对实用主义等西方思潮的研究往往被利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杜威思想实际上也就很难再发挥积极作用。而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杜威的实用主义则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批判。1930年代初，瞿秋白就已在把实用主义批为帝国主义哲学，不过他还承认在五四时期，实用主义能“用它的积极方面来满足”当时的需要。1930年代后期，由于杜威否定由斯大林领导的对托洛茨基案的审判，杜威在苏联立即由“进步人士”变成“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帝国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这种评价立即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跟随，杜威哲学从此也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全盘否定了。
桑塔亚那等一些美国思想家甚至说，美国人不管其口头上拥护的是什么样的哲学，骨子里都是实用主义者。只有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要研究美国，不研究实用主义哲学是不行的。
读书报：1970年代末以来，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杜威思想研究也步入正规，他的重要论著都已相继出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投入如此大的人力和财力翻译其全集呢？
刘放桐：翻译出版《杜威全集》是我提出的，我的诸多考虑在全集序言中已有详述，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我特别想说的是，杜威的著述代表的不但是他个人的思想，也是美国两百年来的思想。实用主义当然不是美国唯一的哲学，但它却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实用主义产生以前的许多美国思想家（特别是富兰克林、杰斐逊等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大多已具有实用主义的某些特征。实用主义产生以后，传入美国的欧洲各国哲学虽然能在美国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分析哲学在较长时期甚至能在哲学讲坛上占有支配地位，但是，它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迟早被实用主义同化，成为整个实用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者莫利斯说：逻辑经验主义、英国语言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同实用主义“在性质上是协同一致的”,它们“每一种所强调的，实际上是实用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范围之内的中心问题之一”。桑塔亚那等一些美国思想家甚至说，美国人不管其口头上拥护的是什么样的哲学，骨子里都是实用主义者。只有实用主义，才是美国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要研究美国，不研究实用主义哲学是不行的。
另外，杜威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他的思想活动已扩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他在教育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宗教学等领域的论述不单数量多，影响也大。即使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经验与自然》，除了第一二章为纯哲学论述外，大量篇幅还是对艺术、道德等思想文化问题的阐述。这也正是美国哲学家的一个特点，他们很少提出思辨性的哲学，而重在解决现实问题。所以我认为，《杜威全集》的出版是有利于促进对各门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的，它的读者也不会仅仅限于哲学界。
读书报：人们平常使用实用主义一词，一般暗含贬义，这种对实用主义的理解合理吗？
刘放桐：中国哲学界过去往往把詹姆士“真理就是有用”、“有用就是真理”的说法当作整个实用主义的真理论，而且认为这种理论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也由此被认为是一种市侩哲学。这种批评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如果具体地分析杜威的理论，就发现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曾针对这种批评说了一段话：“当真理被看作是一种满足时，常被误认为是情绪的满足、私人的安适纯个人需要的供应。……这个满足包含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它不为乍起的念头或个人的嗜好所左右。又当真理被理解作效用的时候，它常被认为对于纯个人目的的一种效用，或特殊的个人所着意的一种利益。……其实，所谓真理即效用，就是把思想或学说认为可行的拿来贡献于经验的改造那种效用。道路的用处不以便利山贼劫掠的程度来测定。它的用处决定于它是否实际尽了道路的功能，是否做了公众运输和交通的便利而有效的手段。观念或假设的效用所以成为那观念或假设所含真理的尺度也是如此。”杜威认为，作为真理的观念不是主观随意的，而必需满足“公众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是一清二楚的，可以说，杜威与马克思在真理观上并无根本性的冲突。
我们也曾激烈地批判杜威的个人主义，但实际上，我们所批判的自私自利意义上的个人主义也是杜威坚决谴责的。他倡导的是一种“新个人主义”，提倡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以服务于社会。他强调，私利必须服从公益，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需要改造社会，培养一代新人。他还提出“伟大共同体”的思想。他的主张使他被西方思想界视为“左派”（杜威说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因此，我们以前把他描绘为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市侩哲学家显然不符合实际。
读书报：杜威的著作以前有不少已翻译为中文，那么《杜威全集》中有多大比例是新译的？这样大的翻译工程，如何保证译文质量？
刘放桐：杜威最重要的专著大多已译成中文，比如《经验与自然》、《确定性的追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哲学之改造》等等。但是，在杜威的写作中，专著只是一部分，单篇的文章（包括论文、书评、杂录、教学大纲等）占的比例更大，而这些文字，99%都未曾译成中文。
《杜威全集》的中译是一项极其庞大和困难的任务，除了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倾力投入这一工作之外，我们还争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大等兄弟单位诸多专家的参与。为了确保译文质量，特别是不出明显的差错，我们一般要求每一卷都由两人以上参与，互校译文；译稿完成后，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组织多轮审校。对于已有中译的著作，有的会在旧译的基础上重校后收入全集（如童世骏教授负责的《确定性的追求》就计划采用傅统先先生的译文），有的则会重新翻译（如俞吾金教授负责的《民主与教育》一书）。总之，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的《杜威全集》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版本。
相关阅读：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
斯蒂文·洛克菲勒著
《杜威与美国民主》
罗伯特·威斯布鲁克著
《理解杜威：自然与协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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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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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
拉里·希克曼主编
《杜威与道德想象力》
斯蒂文·费什米尔著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
拉里·希克曼著
《造就道德——伦理学理论的实用主义重构》
托德·莱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