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与哥白尼学说在华的传播
江晓原
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指出：
一、Tycho体系当时比Copernicus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de]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de]理由。
二、耶稣会士从未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对Copernicus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
三、Tycho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四、天文学[de]基本方法，从Hipparchus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de]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引 言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入中国上层社会[de]手段，以帮助他们[de]传教活动。在耶稣会士传播[de]科学技术知识中，天文学知识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天文历法向来被视为王权得以确立[de]必要条件和象征，［１］而耶稣会士恰好获得了运用他们[de] 天文学知识为明廷修历[de]机会。正是通过修历，使耶稣会士得以直接接触中华帝国[de]最高统治者，并进入中国社会[de]上层，从而使他们[de] 传教事业一度站稳了脚跟。
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动机，很多人士作过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de]手段，基本上可以成为定论。然而，动机与效果并不是一回事。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客观效果，学者们[de]看法很不一致，甚至是明显对立[de]。虽然有人主张“由于他们[de]活动形成了中国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de]早期接触”，［２］因而应该肯定他们[de]功绩。但公开表达这种观点[de]人相当少，因为在上个世纪[de]很长时期中，人们不大敢谈论耶稣会士[de]功绩。而更有影响[de]则是流行已久[de]“阻挠说”。其说认为：“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de]阻挠，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３］并进而论定：“近代科学在中国当时未能正式出现，那阻力并不来自中国科学家这方面，而来自西方神学家那方面。”［４］
但是，评价一种活动[de]历史功过，主要不应该从这种活动[de]动机出发，更不应该从某些现成[de]、未经深入考察过[de]观念模式出发，轻率作出结论。特别是，如果那些模式是出于某种非学术[de]原因而被虚构出来[de]（详见下文），就更容易将讨论引入歧途。
鄙意以为，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历史功过，应该从史料出发，并结合中西天文学发展[de]历史进程及当时[de]历史背景，针对这种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所产生[de]客观效果，进行实事求是[de]研究，以得出尽可能公允[de]评价。这正是本文打算进行[de]尝试。
１ Tycho体系在当时不失为先进
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在编撰《崇祯历书》时采用了Tycho[de]宇宙体系而未采用Copernicus[de]日心说，通常被认为是“阻挠”了中国人接受日心说，因而其心可诛。为此我们有必要先考察Tycho体系，看它在当时究竟是现今还是落后，然后再进而探讨“阻挠说”能否成立。
这里还需要注意[de]是，在评价一个历史事物时，如果笼统地、不加推敲地使用“先进”或“落后”这类概念，很容易带来混乱，而无助于问题之讨论。因此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对Tycho体系进行考察：
甲、“先进”与否因时间而异
Copernicus之《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发表于1543年，今天我们从从历史[de]角度来评价它，谓之先进，固无问题，但16、17世纪[de]欧洲学术界，对它是否也作如是观？而且，当时学者之怀疑Copernicus日心说，并不是没有科学上[de]理由。
日心地动之说，早在古希腊时代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终存在着两条重大反对理由——Copernicus本人也未能驳倒这两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观测不到恒星[de]周年视差（地球如确实在绕日公转，则从其椭圆轨道之此端运行至彼端，在此两端观测远处恒星，方位应有所改变），这就无法证实地球是在绕日公转。Copernicus在《天体运行论》中只能强调恒星非常遥远，因而周年视差非常微小，无法观测到［５］这确实是事实。但要驳倒这条反对理由，只有将恒星周年视差观测出来，而这要到19世纪才由F.W.Bessel办到——1838年他公布了对恒星天鹅座61观测到[de]周年视差。［６］第二条理由被用来反对地球自转，认为如果地球自转，则垂直上抛物体[de]落地点应该偏西，而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也要等到17世纪伽利略阐明运动相对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de]矢量合成之后才被驳倒。因此在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时（1629～1634），Copernicus学说并未在理论上获得胜利。当时欧洲天文学界[de]大部分人士对这一学说持怀疑态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为和本文论题密切相关[de]历史背景，我们应该对当时[de]欧洲天文学界有一个正确[de]了解。多年来一些非学术[de]宣传品给公众造成了这样 [de]错觉：似乎当时除了Copernicus、Galileo、Kepler等几人之外，欧洲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de]天文学家了。又因为罗马教廷烧死了Bruno（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他宣传日心说）、审判了Galileo，就将当时[de]情形简单化地描述成“神学迫害科学”、“宗教与科学斗争”，并进而将当时[de]许多学术之争都附会到这种“斗争”模式中去。［７］
而实际上，当时欧洲还有许多天文学家，其中名声大、地位高者大有其人，正是这些天文学家、天文学教授组成了当时[de]欧洲天文学界。其中有不少是教会人士（Copernicus本人也是神职人员），参与在华修历[de]耶稣会士如汤若望、邓玉函（Joannes Terrenz）等人皆是此界中人——邓玉函且与Galileo、Kepler皆有很好[de]私交。Galileo、Kepler等人率先接受日心说，固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足证其伟大，但这并不能成为当时怀疑日心说[de]人士“反动”、“腐朽”[de]证据。
Tycho就是日心说[de]怀疑者之一。他提出自己[de]宇宙新体系（De Mundi，1588），试图折衷日心与地心两家。尽管Galileo、Kepler不赞成其说，但在当时和此后一段时间里Tycho体系还是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天文学家[de]支持。比如N.Reymers[de]著作（Ursi Dithmarsi Fundamentum astronomicum，1588），其中[de]宇宙体系几乎和Tycho[de]一样，Tycho还为此与他产生了发明权之争。又如丹麦宫廷 [de]“首席数学教授”、哥本哈根大学教授K.S.Longomontanus[de]著作《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1622）也是采用Tycho体系[de]。直到J.B.Riccioli雄心勃勃[de]巨著《新至大论》（New Almagest，1651），仍主张Tycho学术优于Copernicus学说。该书封面画因生动反映了作者这一观点而流传甚广：司天女神正手执天秤衡量Tycho与Copernicus体系——天秤[de]倾斜表明Tycho体系更重，而Ptolemy体系则已被委弃于女神脚下。
乙、“先进”与否因判据而异
当时许多欧洲天文学家认为Tycho体系足以与Copernicus体系并驾齐驱甚至更为优越，除了上述两条关于日心说[de]反对理由之外，是有他们 [de]判断依据[de]。他们当时[de]判断依据是否和我们今日所用[de]相同，这一点对于本文[de]论题至关重要——先前许多讨论都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而陷于混乱。
我们今日认为Copernicus体系“先进”，主要是用“接近宇宙真实情况”这一判据。但是这一判据只有我们今日才能用，因为现在我们对宇宙[de]了解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我们将今日所知之太阳系情况定义为真实，回头看前人足迹，谁较接近，则谓之先进。而当时人们对日心还是地心尚在争论不休，尚未有一个公认[de]“标准模型”，如何能使用这条判据？
另一个判据，现代学者多喜用之，即“简洁”。但这一判据其实对Copernicus体系并不十分有利。多年来许多普及读物给人们造成这样[de]印象： Ptolemy体系要用到本轮、均轮数十个之多，而Copernicus日心体系则非常简洁。许多读物上转载了Copernicus表示日心体系[de] 那张图。［８］那张图确实非常简洁，然而那只是一张示意图，并不能用它来计算任何具体天象。类似[de]图Ptolemy体系也有，一套十多个同心圆，岂不比Copernicus体系更佳简洁？［９］而实际情况是，Copernicus要描述天体[de]具体位置时，仍不得不使用本轮和偏心圆--地球需要用3个，月球4个，水星7个，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各5个，共计34个之多。［１０］这虽比Ptolemy体系[de]79个圆少了一些，但也没有数量级上[de]差别。而且，Copernicus是个“比Ptolemy本人更加正统[de]‘本轮主义者’”。［１１］
这里需要附带说一句，”简洁”并不是一个科学[de]判据，因为它是以”自然规律是简洁[de]”为前提，而这无疑是一个先验[de]观念--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排除自然规律不简洁[de]可能性。
第三个判据，是从古希腊天文学开始一脉相承，直到今天仍然有效[de]，即”对新天象[de]解释能力”。1610年Galileo发表他用望远镜观测天象所获得[de]6条新发现，其中有两条对当时[de]各家宇宙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当时欧洲[de]宇宙体系主要有如下4家：
1、 1543年问世[de]Copernicus日心体系，
2、 1588年问世[de]Tycho准地心体系，
3、 当时尚未推出历史舞台[de]Ptolemy地心体系，
4、 当时仍然维持着罗马教会官方哲学中”标准天文学”地位[de]Aristotle”水晶球”地心体系。［１２］
Galileo发现了金星有位相（即如月亮那样有圆缺），这一事实对上列后两种体系构成了致命打击，因为在这两种体系中根本无法解释金星位相。但是 Copernicus和Tycho[de]体系则都能够圆满解释金星位相。所以在”对新天象[de]解释能力”这条判据之下，Tycho仍能与 Copernicus平分秋色。
最后是第四个判据，也是天文学家最为重视[de]判据，即”推算出来[de]天象与实测吻合”。此一判据古今中外皆然，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家则习惯于以一个字表达之，曰”密”，即计算天象与实测天象之间[de]密合程度。然而恰恰是这一最为重要[de]判据，对Copernicus体系大为不利，而对 Tycho体系极为有利。
那时欧洲天文学家通常根据自己所采用[de]体系编算并出版星历表。这种表给出日、月和五大行星在各个时刻[de]位置，以及其它一些天象非时刻和方位。天文学界同行可以用自己[de]实测来检验这些表[de]精确程度，从而评价各表所依据之宇宙体系[de]优劣。Copernicus[de]原始星历表身后由E. Reinhold加以修订增补之后出版，即Tabulae Prutenicae（1551），虽较前人之表有所改进，但精度还达不到角分[de]数量级--事实上，Copernicus对”密”[de]要求是很低[de]，他曾对弟子Rheticus表示，理论值与实测值之间[de]误差只要不大于10′，他即满意。［１３］
而Tycho生前即以擅长观测享有盛誉，其精度前无古人，达到前望远镜时代[de]观测精度最高峰。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黄经误差小于2′；他[de] 太阳运动表误差不超过20″而此前各星历表（包括Copernicus[de]在内）[de]误差皆有15～20′之多。［１４］行星方面误差更严重，直到1600年左右，根据Copernicus理论编算[de]行星运动表仍有4°～5°[de]巨大误差，故从”密”这一判据来看，Tycho体系明显优于Copernicus体系，这正是当时不少欧洲学者赞成Tycho体系[de]原因。
特别值得注意[de]是，以”密”定历法--也即中国[de]数理天文学方法--[de]优劣，也是中国天学自古以来[de]传统。耶稣会士既想说服中国人承认西方天文学优越，他们当然最好是拿出在当时中国人[de]判据下为优[de]东西来给中国人。这东西在当时不能是别[de]，只能是Tycho体系。
丙、Tycho体系相对于中国传统方法[de]先进性
不少人云亦云[de]文章都说，当时耶稣会士所介绍[de]以Tycho体系为基础[de]西方天文学是”陈旧落后”[de]。但是”先进”和”落后”都是有时间性[de]，Tycho体系以今视之固为落后，但是和当时中国传统[de]天文学方法相比，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只有对有关史料进行考察之后才能下结论。
《明史·历志一》中，载有当时天文学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较量[de]史料八条，包括日食、月食、行星运动三个方面。这八次较量都是完全以”密”为判据[de]--双方预先公布各自推算[de]未来天象，届时由各地观测[de]结果来衡量谁[de]推算准确。对于此八条珍贵史料，笔者先前已经逐一作过考证，此处仅列出这八次较量[de]年份和天象内容：
1629年，日食。
1631年，月食。
1634年，木星运动。
1635年，水星及木星运动。
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
1636年，月食。
1637年，日食。
1**3年，日食。
这八次较量[de]结果竟是8比0--中国[de]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八次都远不及”西法”准确。其中三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五次发生于编成并”进呈御览”之后。到第七次时，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较量[de]结果使他下了决心，”诏西法果密”，下令颁行天下。可惜此时明朝[de]末日已经来临，诏令也无法实施了。［１５］
而且必须强调指出，能够显示”中法”优于”西法”[de]材料，在《明史·历志》中一条也没有！这就有力地表明：当时耶稣会士和徐光启、李天经等人所掌握 [de]以Tycho体系为基础[de]西方天文学方法，较之中国传统方法，有着极为明显[de]先进性。这当然是以”密”为判据[de]--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对西法[de]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赞成以”密”为判据来定优劣，所以才屡屡和对手一同去进行实测检验。
多次实测检验无一例外皆为西法优胜，这就不是偶然[de]了。李约瑟认为，当时耶稣会士所持西方天文学有以下六点较中国先进：［１６］
1、交食预报
2、以几何方法描述行星运动
3、几何学小日晷、星盘及测量上之应用
4、地圆概念和球面坐标方法
5、新代数学和计算方法、计算工具
6、仪器制造
这是颇为全面[de]归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讨论。当年王锡阐对于中法之负于西法不服，谓：”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无其人也。”［１７］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并不比西方[de]差，只是掌握运用未得其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这才屈于西法。其说很容易从感情上在后世乃至当代获得赞成者，然而无情 [de]历史事实是，西方天文学引入之后，中国学者竞相学习，再也没有人如王锡阐所希望[de]那样以”甄明法意”为己任了。王锡阐本人是进行这种努力 [de]最后一人，他[de]《晓庵新法》凝聚了他[de]心血，寄托了他[de]希望，然而并不成功。［１８］ 再往后，现代形态[de]西方天文学全面植入中土，连中土[de]”法义”也成为历史陈迹，当然更不可能证明中法会有多少”潜力”──中医在西医大举进入后，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证明它确实有潜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种天文学在实际运作，恐怕只能说明，众多古老文明中[de]传统天学，还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能与西方天文学相颉颃[de]潜力。
２ “阻挠说”完全不能成立
这里要讨论[de]”阻挠”，暂时仅限于天文学，即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乃至阻挠中国人接受近代天文学。至于本文后面[de]结论能否从”近代天文学”推广至”近代科学”，兹事体大，非本文所拟论述。
甲、罗马教廷对Copernicus学说态度之变化
这只需简单列出一个大事年表即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本文讨论[de]线索，此处将一些有关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de]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de]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28年，J. Bradlay发现光行差，构成对日心地动学说[de]有力证据。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Copernicus日心学说[de]禁令。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正面介绍了Copernicus日心学说。
1799年，阮元在《地球图说》序中激烈攻击Copernicus日心学说。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de]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早已在欧洲广泛流传。
乙、三位与Copernicus学说有关[de]来华耶稣会士
流行多年[de]”阻挠说”，其思路其实颇为简单，可以归纳成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罗马教廷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烧死Bruno，审判Galileo）
小前提：来华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de]忠实助手
结 论：来华耶稣会士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
根据这个思路，某些学者（包括对这一时期[de]中西方文化颇有研究[de]学者）认定，耶稣会士必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上面这个三段论，初听起来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样雄辩，其实是大有问题[de]。首先是大前体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样简单，更大[de]问题是，Sokrates是”人”[de]子集，而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罗马教廷”[de]子集。特别是在对待 Copernicus学说[de]态度上，他们并不象有些人士想当然所臆断[de]那样，和审判Galileo时[de]罗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至少有三位与在中国传播Copernicus学说有关：［１９］
第一位是卜弥格（Michael Boym）。他在1**6年将一套Kepler编[de]《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转送到北京（《北堂书目第1902号》），热情称赞此书”在计算日全食、偏食和天体运动方面是独一无二[de]、最好[de]”。［２０］该书是Kepler违背了Tycho[de]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体系编成[de]，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de]观测成果，是当时最好 [de]星表。
第二位是穆尼阁（Nicholas Smogulecki）。他曾在南京传播Copernicus学说。这件事在国内不少读物中还被编造成绘声绘色[de]故事，流传甚广。
第三位是祁维材（Wenceslaus Kirwitzer）。”肯定是一个Copernicus主义者”，［２１］可惜在1626年短命而亡。
上述三人都是耶稣会士，而且发生[de]事又都在罗马教廷”训诫”Galileo并颁布包括《天体运行论》在内[de]”禁书目录”（1616）之后。穆尼阁传播Copernicus学说更在教廷审判Galileo（1632）之后。这足以证明来华耶稣会士中在此问题上并不是与教廷完全一致[de]。
此外，J. Bradlay在1728年发现光行差，成为对日心地动学说[de]有力证据，教廷在1757年取消了对Copernicus学说[de]禁令，于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60年借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之机，介绍了Copernicus学说。蒋友仁也是耶稣会士。
丙、《崇祯历书》对Copernicus学说[de]介绍和评价
我们再来看参与修撰《崇祯历书》[de]几位耶稣会士对Copernicus学说[de]态度。
参加这一工作[de]耶稣会士共有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罗雅谷（Jacobus Rho）四人。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略加增删改动，呈献请廷，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颁行。故此书之最后删订者为汤若望。
《天体运行论》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de]参考书之一。［２２］汤若望等人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de]材料，共计译用了原书[de]11章，引用了Copernicus所作27项观测记录中[de]17项。［２３］
更重要[de]是，还对Copernicus在天文学史上[de]地位，以及《天体运行论》[de]内容作了介绍和述评。这是Copernicus学说问世不到一个世纪时，耶稣会士在远东对此所发表[de]述评，因而无疑是天文学史上[de]珍贵史料，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引》中云：
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按即Ptolemy）、曰亚而封所（按即Alfonso X［２４］）、曰歌白泥（按即Copernicus）、曰第谷（按即Tycho）四人者。盖西国之于历学，师传曹习，人自为家，而是四家者，首为后学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测验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极。
这里将Copernicus列为四大名家之一，给以很高[de]评价，而且指出他[de]学说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de]几家天文学说之一。这样 [de]判断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de]。所谓”俱臻至极”，当然是指四家在各自[de]时代臻于至极，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de]。
《西洋新法历书·历法西传》中云：
有歌白泥验多禄某法虽全备，微欠晓明，乃别作新图，著书六卷。
接着依次简述了《天体运行论》六卷[de]大致内容。这里虽未谈到日心说，但是：
一、指出了Ptolemy体系“微欠晓明”，有不及日心说之处。
二、还指出了Copernicus有一个新[de]宇宙体系，即“别作新图”（按照《西洋新法历书》体例，各宇宙体系皆谓之“图”）。
三、指出了日心说所在[de]《天体运行论》，即“著书六卷”。
《西洋新法历书·五纬历指一》中则直接介绍了日心地动说中[de]重要内容：
今在地面以上见诸星左行，亦非星之本行，盖星无昼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气火通为一球自西徂东，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见岸树等，不觉己行而觉岸行；地以上人见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则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亦地之小周面天上之大周也。
这段话几乎就是直接译自《天体运行论》第1卷第8章，［２５］用地球自传来说明天球[de]周日视运动。这是日心地动学说中[de]重要内容，很值得注意，尽管随后作者表示他们赞同[de]是另一种解释。［２６］
《西洋新法历书》是由汤若望定稿[de]，时间在1**5年，已在教廷宣布《天体运行论》为禁书和审判Galileo之后。作为一个耶稣会士，他能够这样介绍和评述Copernicus以及《天体运行论》，已属难能可贵。他和另外三位耶稣会士在《崇祯历书》中大量译用《天体运行论》中[de]内容，也同样是值得称道[de]。
丁、来华耶稣会士是否进行了阻挠？
现在我们可以在历史事实[de]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了：来华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答案显然是否定[de]。
要是汤若望等人真[de]象某些人想当然[de]那样是对Copernicus学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那他们完全可以在《崇祯历书》中对 Copernicus学说绝口不提，为何要既介绍其人，又介绍其书及地动学说？引用Copernicus[de]观测记录，即使从技术角度来说有其必要，那也完全可以不提他[de]著作和”新图”，更无必要将他列为四大名家之一，使之可以与Ptolemy和Tycho分庭抗礼。而且，在一百多卷[de] 《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除了上述”实非正解”，再没有一句否定Copernicus学说[de]话。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汤若望等来华耶稣会士不仅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这一学说[de]某些重要部分，给了这一学说很高[de]评价，对中国人了解、接受这一学说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在程度上还是有限[de]。而且，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 [de]态度上，来华耶稣会士们和罗马教廷并非完全一致。
戊、Tycho体系在客观上是否能产生阻挠作用？
Tycho体系当然不是他闭门造车杜撰出来[de]，而是他根据多年[de]天文观测──他[de]观测精度冠绝当时──精心构造出来[de]。这一体系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de]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事实上，Ptolemy、Copernicus、 Tycho、Kepler乃至Newton[de]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de]。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de]天文学。今天[de] 天文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de]，Newton以后则是物理[de]；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当代著名天文学家A. 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自古希腊[de]希巴恰斯（Hipparchus）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de]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２７］
不少人士认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de]是”托勒密和第谷[de]唯心主义体系”，［２８］或“托勒密[de]神学体系”，［２９］至少是人云亦云[de]说法，源于对天文学及其历史[de]无知。
这里涉及中西天文学传统中[de]两个重大差异。
首先是对天象[de]描述方法。中国自古使用大流士方法，通过近似公式──在本质上与巴比伦[de]周期公式相同──去描述天体运动。西方则从至少从古希腊[de]Eudoxus、Hipparchus、Ptolemy以下，一脉相承，都用几何模型方法。证明这两种方法[de]优劣不是本文[de]任务（尽管结论是显而易见[de]，毕竟中国传统方法未能产生出现代天文学），但从《崇祯历书》修成以后，几何模型方法──即所谓西法──确实风靡了中国天文学界。中国学者认为西法[de]一个重要优越性，是可以提供对天象[de]解释，而这种解释是中国传统方法所不能提供[de]。对此李之藻1613年在向朝廷推荐耶稣会士时说得非常明白：
其所论天文志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３０］
而明显[de]事实是，这种用几何模型描述天象[de]方法，在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手里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从方法上来说。Tycho体系不可能妨碍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其次是宇宙模型问题。众多[de]本轮、均轮偏心圆固然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假设[de]，并非实有其物，对此Ptolemy、Copernicus、 Tycho等人皆无异议，不少中国学者（包括阮元在内）也都明白这一点。但对于地心或日心这种模型[de]大结构，各家都认为是反映了宇宙真实情况 [de]。而此种宇宙模型，在中国传统天学中毫无用处，也从未产生过。因此Copernicus[de]日心模型也好，Ptolemy[de]地心体系也好，Tycho[de]折衷体系也好，对中国学者来说都外来[de]新事物，而它们在作为宇宙模型这一点上又是一致[de]，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学者接受了Tycho体系之后就会妨碍接受Copernicus学说呢？难道中国学者都是先入为主、不会思考之人，以致一旦接受了某种外来之说，就会一味盲从、从此拒绝一切别[de]更好[de]学说？
再次是欧洲天文学史所能提供[de]旁证。众所周知，自Ptolemy以后一千数百年间，几乎所有[de]西方天文学家，包括中世纪[de]阿拉伯天文学家，乃至Copernicus、Tycho、Kepler等伟大天文学家，无一不是从Ptolemy[de]天文学巨著《至大论》中汲取了极其丰富 [de]养料──在这一千数百年间，《至大论》就是天文学[de]《圣经》。与此相仿，Kepler也从Tycho[de]工作中获得营养。 Ptolemy、Tycho体系在欧洲为Copernicus、Kepler提供了养料，成为他们前进[de]阶石，难道到了中国就偏偏会成为人们接受后者[de]障碍？
己、是阮元在阻挠中国人接受日心说
阮元直到18、19世纪之交仍坚决反对日心说。他又是乾嘉学派中[de]重要人物，对当时[de]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大[de]影响，他之不接受日心说，被认为是耶稣会士”阻挠”之故，成为”阻挠说”[de]重要例证之一。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很难站得住脚[de]。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其解说文字中明确主张Copernicus学说是唯一正确[de]。此图虽藏于深宫，一般学者无由得见，但后来由钱大昕润色，将图中解说文字以《地球图说》[de]书名出版（1799）。阮元为此书作了序。阮元完全了解蒋友仁对Copernicus学说 [de]全面介绍，然而真理[de]力量竟未能征服阮元使他接受日心说。阮元恰恰是从耶稣会士那里知道Copernicus日心说[de]，他自己拒不接受，怎么能归罪于耶稣会士[de]”阻挠”呢？
遍查《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de]其它重要天文著作，除了前述”实非正解”一语，几乎找不到有什么攻击诋毁 Copernicus学说[de]话语。而恰恰是阮元，不止一次攻击、否定Copernicus[de]日心学说，例如他攻击日心说，谓：
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其甚焉者也。［３１］
所以，要说有谁曾经阻挠过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de]话，那决不是耶稣会士，而是“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阮元！［３２］
3 耶稣会士[de]历史功绩
通过上面[de]讨论不难看出：
第一，Tycho体系在当时比Copernicus体系更”密”，因此耶稣会士不可能、也无必要用这个比较优越[de]体系来”阻挠”在当时看来还不那么优越[de]Copernicus体系，而且在客观上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汤若望等人不仅不仇视Copernicus学说，事实上还向中国学者作了介绍和积极评价。
第三，最终向中国全面介绍Copernicus学说[de]仍是耶稣会士。
第四，如果说介绍了Tycho体系，而未全面介绍Copernicus体系，就是”阻挠”中国人接受后者，那么干脆任何体系都不介绍又算什么？恐怕反而不是阻挠了？
因此，”阻挠说”是一个在史料上既得不到任何支持，在逻辑上又非常混乱，纯属”想当然耳”[de]、蛮不讲理[de]主观臆断之说。
在评价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天文学[de]历史功过时，他们是否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耶稣会士是否只拿西方天文学中那些”陈旧落后”[de]内容来欺哄中国人？答案也是否定[de]。Tycho体系在当时并不落后，耶稣会士选择它有科学上[de]理由，已见前述。此外，耶稣会士还曾将欧洲当时非常新颖[de]天文学成果介绍进来。
例如，《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介绍了不少Galileo、Kepler等人[de]天文学工作。
又如，Galileo用望远镜作天文观测获得[de]新发现，发表于1609年（Sidereus Nuntius），仅六年之后，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Emanuel Diaz）[de]中文著作《天问略》中已经对此作了介绍。
再如望远镜，1626年汤若望[de]中文著作《远镜说》一书已经详细论及其安装、使用和保养等事项。而至迟到1633年，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 [de]历局中已经装备此物用于天象观测，上距Galileo首次公布他[de]新发现不过二十余年，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快[de]交流速度了。
其实，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当时欧洲新[de]科学成果，本来是很容易理解[de]，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科学成果了打动中国学者，获得中国学者[de]尊重，从而打开进入中国上层社会[de]道路。靠陈货是办不到这一点[de]，因为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毕竟仍有相当[de]水平。
但是，在评价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de]功过时，最重要[de]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这一点，要想得到正确公允[de]评价是不可能[de]。
前面已经指出，天文学[de]基本方法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一脉相承[de]。因此以西方天文学方法为基础[de]《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天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轨道[de]转折点。而这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de]广泛传播，和耶稣会士在清朝钦天监二百年 [de]工作，无疑为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这一演变如今早已经完成。
明乎此，就不难看清，要正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功过，不能一味纠缠于中国学者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却不对天文学发展[de]历史进行考察和理解。因为问题[de]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体系远非宇宙[de] 真实情况，只是人类探索宇宙[de]漫长阶梯中[de]一级而已），而在于认识到，耶稣会士将西方天文学[de]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绍给了中国学者，而且这种方法和精神与现代天文学是共同[de]。无论是用Tycho体系还是用Copernicus体系──哪怕就是用Ptolemy[de]地心体系，甚至利玛窦《乾坤体义》中[de]水晶球体系，都能产生同样[de]效果！
故本文[de]结论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在客观上完全是有功无过。他们[de]功绩在于，使中国在17世纪初即得以了解最终成长为现代天文学[de]西方天文学，并促进了中国传统天学向现代天文学[de]演变，开始使中国走入世界天文学[de]共同轨道。
[1] 关于此一结论之详细论证，请参阅以下两书：1、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以及2、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后[de]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20页。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de]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E. Rosen, 3 Copernican Treatises, Dover, 1959.
[6] J. Bradlay发现了恒星[de]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绕日公转[de]证据，和恒星周年视差同样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这种模式先前曾在苏联[de]一些读物中流行，后来在五十年代被中国[de]普及读物广泛采用，而一个人少年时代所接受[de]观念，往往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头脑中，结果许多当代作者就依旧重复着上述模式。
[8] 该图[de]手稿影印件可见N. M. Swerdllow,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Springer-Verlag, 1984, P.572。
[9] A. Berry,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89.
[10]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1.
[11]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3.
[12]关于”水晶球”体系，请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de]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28卷4期（1987）。
[13]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8.
[14] J. L. E. Dreyer, Tycho Brahe, Edinburgh, 1890, P.334.
[15] 请见江晓原：第谷（Tycho）天文体系[de]先进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1～**3页。
[17] 王锡阐：历策，载《畴人传》卷三十五。
[18]参见江晓原：王锡阐和他[de]《晓庵新法》，《中国科技史料》9卷1期（1986）。
[1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665～666页。
[20] P. M. D扙lia, Galileo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3.
[21] Galileo in China, P.25~28.
[22] 耶稣会士携来中国使用[de]《天体运行论》至少有两种版本：1566年版及1617年版，分别编为《北堂书目》第1385号及1384号。见 Catalogue of the Pei-t抋ng Library, Peking, 1949, P.401。
[23] 江晓原：《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de]传播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北京，1988年5月，40页。
[24] 莱昂和卡斯提尔[de]国王（1223～1284），通常译为阿尔方索十世。当时风行欧洲[de]《阿尔方索星表》和另一部天文学著作都归在他名下，故竟得与另三人并列。
[25]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1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0, P.519.
[26] ”然古今诸士，又以为实非正解”──他们[de]”正解”，自然就是Tycho体系。
[27] A. Danjon，《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0，3页。
[28] 辛可：《哥白尼和日心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62页。
[29]《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21页。
[30]《明史·历志一》。
[31]阮元编：《畴人传》，卷四十六。
[32]阮元享寿颇高，他在1799年编撰《畴人传》时明确排拒哥白尼学说，但是四十余年之后，在《续畴人传》序中，他似乎转而赞成地动之说了，但此时他又陷入另一种荒谬之中：”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将汉代张衡[de]候风地动仪猜测为演示哥白尼式宇宙模型[de]仪器，未免太奇情异想矣。
江晓原
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指出：
一、Tycho体系当时比Copernicus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de]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de]理由。
二、耶稣会士从未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对Copernicus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
三、Tycho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四、天文学[de]基本方法，从Hipparchus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de]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引 言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入中国上层社会[de]手段，以帮助他们[de]传教活动。在耶稣会士传播[de]科学技术知识中，天文学知识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封建社会中，天文历法向来被视为王权得以确立[de]必要条件和象征，［１］而耶稣会士恰好获得了运用他们[de] 天文学知识为明廷修历[de]机会。正是通过修历，使耶稣会士得以直接接触中华帝国[de]最高统治者，并进入中国社会[de]上层，从而使他们[de] 传教事业一度站稳了脚跟。
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动机，很多人士作过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de]手段，基本上可以成为定论。然而，动机与效果并不是一回事。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客观效果，学者们[de]看法很不一致，甚至是明显对立[de]。虽然有人主张“由于他们[de]活动形成了中国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de]早期接触”，［２］因而应该肯定他们[de]功绩。但公开表达这种观点[de]人相当少，因为在上个世纪[de]很长时期中，人们不大敢谈论耶稣会士[de]功绩。而更有影响[de]则是流行已久[de]“阻挠说”。其说认为：“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de]阻挠，直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３］并进而论定：“近代科学在中国当时未能正式出现，那阻力并不来自中国科学家这方面，而来自西方神学家那方面。”［４］
但是，评价一种活动[de]历史功过，主要不应该从这种活动[de]动机出发，更不应该从某些现成[de]、未经深入考察过[de]观念模式出发，轻率作出结论。特别是，如果那些模式是出于某种非学术[de]原因而被虚构出来[de]（详见下文），就更容易将讨论引入歧途。
鄙意以为，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历史功过，应该从史料出发，并结合中西天文学发展[de]历史进程及当时[de]历史背景，针对这种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所产生[de]客观效果，进行实事求是[de]研究，以得出尽可能公允[de]评价。这正是本文打算进行[de]尝试。
１ Tycho体系在当时不失为先进
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在编撰《崇祯历书》时采用了Tycho[de]宇宙体系而未采用Copernicus[de]日心说，通常被认为是“阻挠”了中国人接受日心说，因而其心可诛。为此我们有必要先考察Tycho体系，看它在当时究竟是现今还是落后，然后再进而探讨“阻挠说”能否成立。
这里还需要注意[de]是，在评价一个历史事物时，如果笼统地、不加推敲地使用“先进”或“落后”这类概念，很容易带来混乱，而无助于问题之讨论。因此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对Tycho体系进行考察：
甲、“先进”与否因时间而异
Copernicus之《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发表于1543年，今天我们从从历史[de]角度来评价它，谓之先进，固无问题，但16、17世纪[de]欧洲学术界，对它是否也作如是观？而且，当时学者之怀疑Copernicus日心说，并不是没有科学上[de]理由。
日心地动之说，早在古希腊时代Aristarchus即已提出，但始终存在着两条重大反对理由——Copernicus本人也未能驳倒这两条反对理由。第一条，是观测不到恒星[de]周年视差（地球如确实在绕日公转，则从其椭圆轨道之此端运行至彼端，在此两端观测远处恒星，方位应有所改变），这就无法证实地球是在绕日公转。Copernicus在《天体运行论》中只能强调恒星非常遥远，因而周年视差非常微小，无法观测到［５］这确实是事实。但要驳倒这条反对理由，只有将恒星周年视差观测出来，而这要到19世纪才由F.W.Bessel办到——1838年他公布了对恒星天鹅座61观测到[de]周年视差。［６］第二条理由被用来反对地球自转，认为如果地球自转，则垂直上抛物体[de]落地点应该偏西，而事实上并不如此。这也要等到17世纪伽利略阐明运动相对性原理以及有了速度[de]矢量合成之后才被驳倒。因此在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时（1629～1634），Copernicus学说并未在理论上获得胜利。当时欧洲天文学界[de]大部分人士对这一学说持怀疑态度，正在情理之中。
作为和本文论题密切相关[de]历史背景，我们应该对当时[de]欧洲天文学界有一个正确[de]了解。多年来一些非学术[de]宣传品给公众造成了这样 [de]错觉：似乎当时除了Copernicus、Galileo、Kepler等几人之外，欧洲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de]天文学家了。又因为罗马教廷烧死了Bruno（其实主要不是因为他宣传日心说）、审判了Galileo，就将当时[de]情形简单化地描述成“神学迫害科学”、“宗教与科学斗争”，并进而将当时[de]许多学术之争都附会到这种“斗争”模式中去。［７］
而实际上，当时欧洲还有许多天文学家，其中名声大、地位高者大有其人，正是这些天文学家、天文学教授组成了当时[de]欧洲天文学界。其中有不少是教会人士（Copernicus本人也是神职人员），参与在华修历[de]耶稣会士如汤若望、邓玉函（Joannes Terrenz）等人皆是此界中人——邓玉函且与Galileo、Kepler皆有很好[de]私交。Galileo、Kepler等人率先接受日心说，固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足证其伟大，但这并不能成为当时怀疑日心说[de]人士“反动”、“腐朽”[de]证据。
Tycho就是日心说[de]怀疑者之一。他提出自己[de]宇宙新体系（De Mundi，1588），试图折衷日心与地心两家。尽管Galileo、Kepler不赞成其说，但在当时和此后一段时间里Tycho体系还是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天文学家[de]支持。比如N.Reymers[de]著作（Ursi Dithmarsi Fundamentum astronomicum，1588），其中[de]宇宙体系几乎和Tycho[de]一样，Tycho还为此与他产生了发明权之争。又如丹麦宫廷 [de]“首席数学教授”、哥本哈根大学教授K.S.Longomontanus[de]著作《丹麦天文学》（Astronomia Danica，1622）也是采用Tycho体系[de]。直到J.B.Riccioli雄心勃勃[de]巨著《新至大论》（New Almagest，1651），仍主张Tycho学术优于Copernicus学说。该书封面画因生动反映了作者这一观点而流传甚广：司天女神正手执天秤衡量Tycho与Copernicus体系——天秤[de]倾斜表明Tycho体系更重，而Ptolemy体系则已被委弃于女神脚下。
乙、“先进”与否因判据而异
当时许多欧洲天文学家认为Tycho体系足以与Copernicus体系并驾齐驱甚至更为优越，除了上述两条关于日心说[de]反对理由之外，是有他们 [de]判断依据[de]。他们当时[de]判断依据是否和我们今日所用[de]相同，这一点对于本文[de]论题至关重要——先前许多讨论都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而陷于混乱。
我们今日认为Copernicus体系“先进”，主要是用“接近宇宙真实情况”这一判据。但是这一判据只有我们今日才能用，因为现在我们对宇宙[de]了解已经大大超越了前人，我们将今日所知之太阳系情况定义为真实，回头看前人足迹，谁较接近，则谓之先进。而当时人们对日心还是地心尚在争论不休，尚未有一个公认[de]“标准模型”，如何能使用这条判据？
另一个判据，现代学者多喜用之，即“简洁”。但这一判据其实对Copernicus体系并不十分有利。多年来许多普及读物给人们造成这样[de]印象： Ptolemy体系要用到本轮、均轮数十个之多，而Copernicus日心体系则非常简洁。许多读物上转载了Copernicus表示日心体系[de] 那张图。［８］那张图确实非常简洁，然而那只是一张示意图，并不能用它来计算任何具体天象。类似[de]图Ptolemy体系也有，一套十多个同心圆，岂不比Copernicus体系更佳简洁？［９］而实际情况是，Copernicus要描述天体[de]具体位置时，仍不得不使用本轮和偏心圆--地球需要用3个，月球4个，水星7个，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各5个，共计34个之多。［１０］这虽比Ptolemy体系[de]79个圆少了一些，但也没有数量级上[de]差别。而且，Copernicus是个“比Ptolemy本人更加正统[de]‘本轮主义者’”。［１１］
这里需要附带说一句，”简洁”并不是一个科学[de]判据，因为它是以”自然规律是简洁[de]”为前提，而这无疑是一个先验[de]观念--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排除自然规律不简洁[de]可能性。
第三个判据，是从古希腊天文学开始一脉相承，直到今天仍然有效[de]，即”对新天象[de]解释能力”。1610年Galileo发表他用望远镜观测天象所获得[de]6条新发现，其中有两条对当时[de]各家宇宙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当时欧洲[de]宇宙体系主要有如下4家：
1、 1543年问世[de]Copernicus日心体系，
2、 1588年问世[de]Tycho准地心体系，
3、 当时尚未推出历史舞台[de]Ptolemy地心体系，
4、 当时仍然维持着罗马教会官方哲学中”标准天文学”地位[de]Aristotle”水晶球”地心体系。［１２］
Galileo发现了金星有位相（即如月亮那样有圆缺），这一事实对上列后两种体系构成了致命打击，因为在这两种体系中根本无法解释金星位相。但是 Copernicus和Tycho[de]体系则都能够圆满解释金星位相。所以在”对新天象[de]解释能力”这条判据之下，Tycho仍能与 Copernicus平分秋色。
最后是第四个判据，也是天文学家最为重视[de]判据，即”推算出来[de]天象与实测吻合”。此一判据古今中外皆然，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家则习惯于以一个字表达之，曰”密”，即计算天象与实测天象之间[de]密合程度。然而恰恰是这一最为重要[de]判据，对Copernicus体系大为不利，而对 Tycho体系极为有利。
那时欧洲天文学家通常根据自己所采用[de]体系编算并出版星历表。这种表给出日、月和五大行星在各个时刻[de]位置，以及其它一些天象非时刻和方位。天文学界同行可以用自己[de]实测来检验这些表[de]精确程度，从而评价各表所依据之宇宙体系[de]优劣。Copernicus[de]原始星历表身后由E. Reinhold加以修订增补之后出版，即Tabulae Prutenicae（1551），虽较前人之表有所改进，但精度还达不到角分[de]数量级--事实上，Copernicus对”密”[de]要求是很低[de]，他曾对弟子Rheticus表示，理论值与实测值之间[de]误差只要不大于10′，他即满意。［１３］
而Tycho生前即以擅长观测享有盛誉，其精度前无古人，达到前望远镜时代[de]观测精度最高峰。例如，他推算火星位置，黄经误差小于2′；他[de] 太阳运动表误差不超过20″而此前各星历表（包括Copernicus[de]在内）[de]误差皆有15～20′之多。［１４］行星方面误差更严重，直到1600年左右，根据Copernicus理论编算[de]行星运动表仍有4°～5°[de]巨大误差，故从”密”这一判据来看，Tycho体系明显优于Copernicus体系，这正是当时不少欧洲学者赞成Tycho体系[de]原因。
特别值得注意[de]是，以”密”定历法--也即中国[de]数理天文学方法--[de]优劣，也是中国天学自古以来[de]传统。耶稣会士既想说服中国人承认西方天文学优越，他们当然最好是拿出在当时中国人[de]判据下为优[de]东西来给中国人。这东西在当时不能是别[de]，只能是Tycho体系。
丙、Tycho体系相对于中国传统方法[de]先进性
不少人云亦云[de]文章都说，当时耶稣会士所介绍[de]以Tycho体系为基础[de]西方天文学是”陈旧落后”[de]。但是”先进”和”落后”都是有时间性[de]，Tycho体系以今视之固为落后，但是和当时中国传统[de]天文学方法相比，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只有对有关史料进行考察之后才能下结论。
《明史·历志一》中，载有当时天文学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较量[de]史料八条，包括日食、月食、行星运动三个方面。这八次较量都是完全以”密”为判据[de]--双方预先公布各自推算[de]未来天象，届时由各地观测[de]结果来衡量谁[de]推算准确。对于此八条珍贵史料，笔者先前已经逐一作过考证，此处仅列出这八次较量[de]年份和天象内容：
1629年，日食。
1631年，月食。
1634年，木星运动。
1635年，水星及木星运动。
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
1636年，月食。
1637年，日食。
1**3年，日食。
这八次较量[de]结果竟是8比0--中国[de]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八次都远不及”西法”准确。其中三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五次发生于编成并”进呈御览”之后。到第七次时，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较量[de]结果使他下了决心，”诏西法果密”，下令颁行天下。可惜此时明朝[de]末日已经来临，诏令也无法实施了。［１５］
而且必须强调指出，能够显示”中法”优于”西法”[de]材料，在《明史·历志》中一条也没有！这就有力地表明：当时耶稣会士和徐光启、李天经等人所掌握 [de]以Tycho体系为基础[de]西方天文学方法，较之中国传统方法，有着极为明显[de]先进性。这当然是以”密”为判据[de]--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对西法[de]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赞成以”密”为判据来定优劣，所以才屡屡和对手一同去进行实测检验。
多次实测检验无一例外皆为西法优胜，这就不是偶然[de]了。李约瑟认为，当时耶稣会士所持西方天文学有以下六点较中国先进：［１６］
1、交食预报
2、以几何方法描述行星运动
3、几何学小日晷、星盘及测量上之应用
4、地圆概念和球面坐标方法
5、新代数学和计算方法、计算工具
6、仪器制造
这是颇为全面[de]归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讨论。当年王锡阐对于中法之负于西法不服，谓：”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无其人也。”［１７］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并不比西方[de]差，只是掌握运用未得其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这才屈于西法。其说很容易从感情上在后世乃至当代获得赞成者，然而无情 [de]历史事实是，西方天文学引入之后，中国学者竞相学习，再也没有人如王锡阐所希望[de]那样以”甄明法意”为己任了。王锡阐本人是进行这种努力 [de]最后一人，他[de]《晓庵新法》凝聚了他[de]心血，寄托了他[de]希望，然而并不成功。［１８］ 再往后，现代形态[de]西方天文学全面植入中土，连中土[de]”法义”也成为历史陈迹，当然更不可能证明中法会有多少”潜力”──中医在西医大举进入后，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证明它确实有潜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种天文学在实际运作，恐怕只能说明，众多古老文明中[de]传统天学，还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能与西方天文学相颉颃[de]潜力。
２ “阻挠说”完全不能成立
这里要讨论[de]”阻挠”，暂时仅限于天文学，即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乃至阻挠中国人接受近代天文学。至于本文后面[de]结论能否从”近代天文学”推广至”近代科学”，兹事体大，非本文所拟论述。
甲、罗马教廷对Copernicus学说态度之变化
这只需简单列出一个大事年表即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本文讨论[de]线索，此处将一些有关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de]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de]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28年，J. Bradlay发现光行差，构成对日心地动学说[de]有力证据。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Copernicus日心学说[de]禁令。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正面介绍了Copernicus日心学说。
1799年，阮元在《地球图说》序中激烈攻击Copernicus日心学说。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de]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早已在欧洲广泛流传。
乙、三位与Copernicus学说有关[de]来华耶稣会士
流行多年[de]”阻挠说”，其思路其实颇为简单，可以归纳成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罗马教廷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烧死Bruno，审判Galileo）
小前提：来华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de]忠实助手
结 论：来华耶稣会士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
根据这个思路，某些学者（包括对这一时期[de]中西方文化颇有研究[de]学者）认定，耶稣会士必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上面这个三段论，初听起来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样雄辩，其实是大有问题[de]。首先是大前体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样简单，更大[de]问题是，Sokrates是”人”[de]子集，而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罗马教廷”[de]子集。特别是在对待 Copernicus学说[de]态度上，他们并不象有些人士想当然所臆断[de]那样，和审判Galileo时[de]罗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至少有三位与在中国传播Copernicus学说有关：［１９］
第一位是卜弥格（Michael Boym）。他在1**6年将一套Kepler编[de]《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转送到北京（《北堂书目第1902号》），热情称赞此书”在计算日全食、偏食和天体运动方面是独一无二[de]、最好[de]”。［２０］该书是Kepler违背了Tycho[de]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体系编成[de]，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de]观测成果，是当时最好 [de]星表。
第二位是穆尼阁（Nicholas Smogulecki）。他曾在南京传播Copernicus学说。这件事在国内不少读物中还被编造成绘声绘色[de]故事，流传甚广。
第三位是祁维材（Wenceslaus Kirwitzer）。”肯定是一个Copernicus主义者”，［２１］可惜在1626年短命而亡。
上述三人都是耶稣会士，而且发生[de]事又都在罗马教廷”训诫”Galileo并颁布包括《天体运行论》在内[de]”禁书目录”（1616）之后。穆尼阁传播Copernicus学说更在教廷审判Galileo（1632）之后。这足以证明来华耶稣会士中在此问题上并不是与教廷完全一致[de]。
此外，J. Bradlay在1728年发现光行差，成为对日心地动学说[de]有力证据，教廷在1757年取消了对Copernicus学说[de]禁令，于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60年借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之机，介绍了Copernicus学说。蒋友仁也是耶稣会士。
丙、《崇祯历书》对Copernicus学说[de]介绍和评价
我们再来看参与修撰《崇祯历书》[de]几位耶稣会士对Copernicus学说[de]态度。
参加这一工作[de]耶稣会士共有汤若望、邓玉函、龙华民（Nicolaus Longobardi）、罗雅谷（Jacobus Rho）四人。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略加增删改动，呈献请廷，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颁行。故此书之最后删订者为汤若望。
《天体运行论》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de]参考书之一。［２２］汤若望等人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de]材料，共计译用了原书[de]11章，引用了Copernicus所作27项观测记录中[de]17项。［２３］
更重要[de]是，还对Copernicus在天文学史上[de]地位，以及《天体运行论》[de]内容作了介绍和述评。这是Copernicus学说问世不到一个世纪时，耶稣会士在远东对此所发表[de]述评，因而无疑是天文学史上[de]珍贵史料，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引》中云：
兹惟新法，悉本之西洋治历名家曰多禄某（按即Ptolemy）、曰亚而封所（按即Alfonso X［２４］）、曰歌白泥（按即Copernicus）、曰第谷（按即Tycho）四人者。盖西国之于历学，师传曹习，人自为家，而是四家者，首为后学之所推重，著述既繁，测验益密，立法致用，俱臻至极。
这里将Copernicus列为四大名家之一，给以很高[de]评价，而且指出他[de]学说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de]几家天文学说之一。这样 [de]判断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de]。所谓”俱臻至极”，当然是指四家在各自[de]时代臻于至极，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de]。
《西洋新法历书·历法西传》中云：
有歌白泥验多禄某法虽全备，微欠晓明，乃别作新图，著书六卷。
接着依次简述了《天体运行论》六卷[de]大致内容。这里虽未谈到日心说，但是：
一、指出了Ptolemy体系“微欠晓明”，有不及日心说之处。
二、还指出了Copernicus有一个新[de]宇宙体系，即“别作新图”（按照《西洋新法历书》体例，各宇宙体系皆谓之“图”）。
三、指出了日心说所在[de]《天体运行论》，即“著书六卷”。
《西洋新法历书·五纬历指一》中则直接介绍了日心地动说中[de]重要内容：
今在地面以上见诸星左行，亦非星之本行，盖星无昼夜一周之行，而地及气火通为一球自西徂东，日一周耳。如人行船，见岸树等，不觉己行而觉岸行；地以上人见诸星之西行，理亦如此。是则以地之一行免天上之多行，亦地之小周面天上之大周也。
这段话几乎就是直接译自《天体运行论》第1卷第8章，［２５］用地球自传来说明天球[de]周日视运动。这是日心地动学说中[de]重要内容，很值得注意，尽管随后作者表示他们赞同[de]是另一种解释。［２６］
《西洋新法历书》是由汤若望定稿[de]，时间在1**5年，已在教廷宣布《天体运行论》为禁书和审判Galileo之后。作为一个耶稣会士，他能够这样介绍和评述Copernicus以及《天体运行论》，已属难能可贵。他和另外三位耶稣会士在《崇祯历书》中大量译用《天体运行论》中[de]内容，也同样是值得称道[de]。
丁、来华耶稣会士是否进行了阻挠？
现在我们可以在历史事实[de]基础上来讨论这个问题了：来华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答案显然是否定[de]。
要是汤若望等人真[de]象某些人想当然[de]那样是对Copernicus学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那他们完全可以在《崇祯历书》中对 Copernicus学说绝口不提，为何要既介绍其人，又介绍其书及地动学说？引用Copernicus[de]观测记录，即使从技术角度来说有其必要，那也完全可以不提他[de]著作和”新图”，更无必要将他列为四大名家之一，使之可以与Ptolemy和Tycho分庭抗礼。而且，在一百多卷[de] 《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除了上述”实非正解”，再没有一句否定Copernicus学说[de]话。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指出，汤若望等来华耶稣会士不仅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相反还向中国人介绍了这一学说[de]某些重要部分，给了这一学说很高[de]评价，对中国人了解、接受这一学说起了促进作用──尽管在程度上还是有限[de]。而且，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 [de]态度上，来华耶稣会士们和罗马教廷并非完全一致。
戊、Tycho体系在客观上是否能产生阻挠作用？
Tycho体系当然不是他闭门造车杜撰出来[de]，而是他根据多年[de]天文观测──他[de]观测精度冠绝当时──精心构造出来[de]。这一体系力求能够解释以往所有[de]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未来天象，并且能够经得起实测检验。事实上，Ptolemy、Copernicus、 Tycho、Kepler乃至Newton[de]体系全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de]。而且，这一原则依旧指导着今天[de]天文学。今天[de] 天文学，其基本方法仍是通过实测建立模型──在古希腊是几何[de]，Newton以后则是物理[de]；也不限于宇宙模型，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型等。然后用这模型演绎出未来天象，再以实测检验之。合则暂时认为模型成功，不合则修改模型，如此重复不已，直至成功。当代著名天文学家A. Danjon对此说得非常透彻：
自古希腊[de]希巴恰斯（Hipparchus）以来两千多年，天文学[de]方法并没有什么改变。［２７］
不少人士认为，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de]是”托勒密和第谷[de]唯心主义体系”，［２８］或“托勒密[de]神学体系”，［２９］至少是人云亦云[de]说法，源于对天文学及其历史[de]无知。
这里涉及中西天文学传统中[de]两个重大差异。
首先是对天象[de]描述方法。中国自古使用大流士方法，通过近似公式──在本质上与巴比伦[de]周期公式相同──去描述天体运动。西方则从至少从古希腊[de]Eudoxus、Hipparchus、Ptolemy以下，一脉相承，都用几何模型方法。证明这两种方法[de]优劣不是本文[de]任务（尽管结论是显而易见[de]，毕竟中国传统方法未能产生出现代天文学），但从《崇祯历书》修成以后，几何模型方法──即所谓西法──确实风靡了中国天文学界。中国学者认为西法[de]一个重要优越性，是可以提供对天象[de]解释，而这种解释是中国传统方法所不能提供[de]。对此李之藻1613年在向朝廷推荐耶稣会士时说得非常明白：
其所论天文志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３０］
而明显[de]事实是，这种用几何模型描述天象[de]方法，在Ptolemy、Copernicus、Tycho等人手里没有任何区别。因此从方法上来说。Tycho体系不可能妨碍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其次是宇宙模型问题。众多[de]本轮、均轮偏心圆固然只是为了方便计算而假设[de]，并非实有其物，对此Ptolemy、Copernicus、 Tycho等人皆无异议，不少中国学者（包括阮元在内）也都明白这一点。但对于地心或日心这种模型[de]大结构，各家都认为是反映了宇宙真实情况 [de]。而此种宇宙模型，在中国传统天学中毫无用处，也从未产生过。因此Copernicus[de]日心模型也好，Ptolemy[de]地心体系也好，Tycho[de]折衷体系也好，对中国学者来说都外来[de]新事物，而它们在作为宇宙模型这一点上又是一致[de]，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学者接受了Tycho体系之后就会妨碍接受Copernicus学说呢？难道中国学者都是先入为主、不会思考之人，以致一旦接受了某种外来之说，就会一味盲从、从此拒绝一切别[de]更好[de]学说？
再次是欧洲天文学史所能提供[de]旁证。众所周知，自Ptolemy以后一千数百年间，几乎所有[de]西方天文学家，包括中世纪[de]阿拉伯天文学家，乃至Copernicus、Tycho、Kepler等伟大天文学家，无一不是从Ptolemy[de]天文学巨著《至大论》中汲取了极其丰富 [de]养料──在这一千数百年间，《至大论》就是天文学[de]《圣经》。与此相仿，Kepler也从Tycho[de]工作中获得营养。 Ptolemy、Tycho体系在欧洲为Copernicus、Kepler提供了养料，成为他们前进[de]阶石，难道到了中国就偏偏会成为人们接受后者[de]障碍？
己、是阮元在阻挠中国人接受日心说
阮元直到18、19世纪之交仍坚决反对日心说。他又是乾嘉学派中[de]重要人物，对当时[de]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大[de]影响，他之不接受日心说，被认为是耶稣会士”阻挠”之故，成为”阻挠说”[de]重要例证之一。而事实上这种说法是很难站得住脚[de]。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其解说文字中明确主张Copernicus学说是唯一正确[de]。此图虽藏于深宫，一般学者无由得见，但后来由钱大昕润色，将图中解说文字以《地球图说》[de]书名出版（1799）。阮元为此书作了序。阮元完全了解蒋友仁对Copernicus学说 [de]全面介绍，然而真理[de]力量竟未能征服阮元使他接受日心说。阮元恰恰是从耶稣会士那里知道Copernicus日心说[de]，他自己拒不接受，怎么能归罪于耶稣会士[de]”阻挠”呢？
遍查《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de]其它重要天文著作，除了前述”实非正解”一语，几乎找不到有什么攻击诋毁 Copernicus学说[de]话语。而恰恰是阮元，不止一次攻击、否定Copernicus[de]日心学说，例如他攻击日心说，谓：
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其甚焉者也。［３１］
所以，要说有谁曾经阻挠过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de]话，那决不是耶稣会士，而是“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阮元！［３２］
3 耶稣会士[de]历史功绩
通过上面[de]讨论不难看出：
第一，Tycho体系在当时比Copernicus体系更”密”，因此耶稣会士不可能、也无必要用这个比较优越[de]体系来”阻挠”在当时看来还不那么优越[de]Copernicus体系，而且在客观上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汤若望等人不仅不仇视Copernicus学说，事实上还向中国学者作了介绍和积极评价。
第三，最终向中国全面介绍Copernicus学说[de]仍是耶稣会士。
第四，如果说介绍了Tycho体系，而未全面介绍Copernicus体系，就是”阻挠”中国人接受后者，那么干脆任何体系都不介绍又算什么？恐怕反而不是阻挠了？
因此，”阻挠说”是一个在史料上既得不到任何支持，在逻辑上又非常混乱，纯属”想当然耳”[de]、蛮不讲理[de]主观臆断之说。
在评价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天文学[de]历史功过时，他们是否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耶稣会士是否只拿西方天文学中那些”陈旧落后”[de]内容来欺哄中国人？答案也是否定[de]。Tycho体系在当时并不落后，耶稣会士选择它有科学上[de]理由，已见前述。此外，耶稣会士还曾将欧洲当时非常新颖[de]天文学成果介绍进来。
例如，《崇祯历书》和《西洋新法历书》中介绍了不少Galileo、Kepler等人[de]天文学工作。
又如，Galileo用望远镜作天文观测获得[de]新发现，发表于1609年（Sidereus Nuntius），仅六年之后，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Emanuel Diaz）[de]中文著作《天问略》中已经对此作了介绍。
再如望远镜，1626年汤若望[de]中文著作《远镜说》一书已经详细论及其安装、使用和保养等事项。而至迟到1633年，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 [de]历局中已经装备此物用于天象观测，上距Galileo首次公布他[de]新发现不过二十余年，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快[de]交流速度了。
其实，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当时欧洲新[de]科学成果，本来是很容易理解[de]，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科学成果了打动中国学者，获得中国学者[de]尊重，从而打开进入中国上层社会[de]道路。靠陈货是办不到这一点[de]，因为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毕竟仍有相当[de]水平。
但是，在评价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de]功过时，最重要[de]一点通常都被忽略了。而忽略了这一点，要想得到正确公允[de]评价是不可能[de]。
前面已经指出，天文学[de]基本方法从古希腊到今天是一脉相承[de]。因此以西方天文学方法为基础[de]《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是中国天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走上世界天文学共同轨道[de]转折点。而这部”西方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de]广泛传播，和耶稣会士在清朝钦天监二百年 [de]工作，无疑为这一演变作出了贡献──这一演变如今早已经完成。
明乎此，就不难看清，要正确评价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de]功过，不能一味纠缠于中国学者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却不对天文学发展[de]历史进行考察和理解。因为问题[de]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之迟早（况且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体系远非宇宙[de] 真实情况，只是人类探索宇宙[de]漫长阶梯中[de]一级而已），而在于认识到，耶稣会士将西方天文学[de]基本方法和精神介绍给了中国学者，而且这种方法和精神与现代天文学是共同[de]。无论是用Tycho体系还是用Copernicus体系──哪怕就是用Ptolemy[de]地心体系，甚至利玛窦《乾坤体义》中[de]水晶球体系，都能产生同样[de]效果！
故本文[de]结论是：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在客观上完全是有功无过。他们[de]功绩在于，使中国在17世纪初即得以了解最终成长为现代天文学[de]西方天文学，并促进了中国传统天学向现代天文学[de]演变，开始使中国走入世界天文学[de]共同轨道。
[1] 关于此一结论之详细论证，请参阅以下两书：1、江晓原：《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又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以及2、江晓原：《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例如林健：西方近代科学传来后[de]一场斗争，《历史研究》1980-2。
[3] 何兆武、何高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中华书局，1983，20页。
[4] 何兆武：略论徐光启在中国思想史上[de]地位，《哲学研究》1983-7。
[5] Copernicus, Commentariolus, see E. Rosen, 3 Copernican Treatises, Dover, 1959.
[6] J. Bradlay发现了恒星[de]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绕日公转[de]证据，和恒星周年视差同样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之事了。
[7] 这种模式先前曾在苏联[de]一些读物中流行，后来在五十年代被中国[de]普及读物广泛采用，而一个人少年时代所接受[de]观念，往往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头脑中，结果许多当代作者就依旧重复着上述模式。
[8] 该图[de]手稿影印件可见N. M. Swerdllow, O. Neugebauer, Mathematical Astronomy in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Springer-Verlag, 1984, P.572。
[9] A. Berry,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89.
[10]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1.
[11]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3.
[12]关于”水晶球”体系，请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de]水晶球体系，《天文学报》28卷4期（1987）。
[13] A Short History of Astronomy, P.128.
[14] J. L. E. Dreyer, Tycho Brahe, Edinburgh, 1890, P.334.
[15] 请见江晓原：第谷（Tycho）天文体系[de]先进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1卷1期（1989）。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1～**3页。
[17] 王锡阐：历策，载《畴人传》卷三十五。
[18]参见江晓原：王锡阐和他[de]《晓庵新法》，《中国科技史料》9卷1期（1986）。
[1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665～666页。
[20] P. M. D扙lia, Galileo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53.
[21] Galileo in China, P.25~28.
[22] 耶稣会士携来中国使用[de]《天体运行论》至少有两种版本：1566年版及1617年版，分别编为《北堂书目》第1385号及1384号。见 Catalogue of the Pei-t抋ng Library, Peking, 1949, P.401。
[23] 江晓原：《明清之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de]传播及其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北京，1988年5月，40页。
[24] 莱昂和卡斯提尔[de]国王（1223～1284），通常译为阿尔方索十世。当时风行欧洲[de]《阿尔方索星表》和另一部天文学著作都归在他名下，故竟得与另三人并列。
[25] Copernicus, De Revolutionibu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Vol.16,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0, P.519.
[26] ”然古今诸士，又以为实非正解”──他们[de]”正解”，自然就是Tycho体系。
[27] A. Danjon，《球面天文学和天体力学引论》，科学出版社，1980，3页。
[28] 辛可：《哥白尼和日心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62页。
[29]《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译本序言，21页。
[30]《明史·历志一》。
[31]阮元编：《畴人传》，卷四十六。
[32]阮元享寿颇高，他在1799年编撰《畴人传》时明确排拒哥白尼学说，但是四十余年之后，在《续畴人传》序中，他似乎转而赞成地动之说了，但此时他又陷入另一种荒谬之中：”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或为暗合，未可知也。”将汉代张衡[de]候风地动仪猜测为演示哥白尼式宇宙模型[de]仪器，未免太奇情异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