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
温州试验只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开始。针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垄断格局，若能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最大的成功
3月28日11时57分，刚刚抵京的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微博上发出一张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照片，并在一旁写道：今天北京确实是一个艳阳天，或许预示温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来临。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的十二项金融综合改革任务（下称“十二项任务”）中，第一项即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得以踏上阳光化的道路。
而半年前那场引发举国关注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波，被人们视为是促成这一改革的直接原因。（详见本刊2011年第24期封面文章《温州钱殇》及第25期封面文章《拯救中小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金融风险规避有两种方式，一是事后救火，一是改革，“温州出事，改革变得容易了，因为在危机情况下推进改革，容易形成共识”。
4月1日至3日，在视察福建和广西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
此番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第二项即是“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表明，决策者在承认民间金融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更为其打开了作为合法金融机构的准入大门。
在实际操作层面，无论是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进军小微企业信贷领域，还是地方监管体系构建，均存在争议与变数，国有银行、民间机构、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各执一词。
据了解，决策层面提出，温州试点措施若半年到一年不成功，可以立刻停止并调整思路，而试点成功之处亦可在其他地区快速复制。
一位熟悉中国金融改革历程的前央行人士表示，温州试验当下并不具有太大的标杆性意义，它只是下一步改革的开始，比如利率市场化等涉及全局的改革并未试点。但它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是否能让私营企业或自然人成为贷款公司的股东，其执行的利率是否可以更自由等，均可在下一步改革中尝试推进。而针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垄断格局，若能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改革方案火速出台
3月28日下午，由浙江省副省长夏宝龙带队，省金融办、温州市政府、市金融办人员参与的汇报团队，前往中南海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提出了改革的总体安排。
从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提出，到方案的获批，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但事实上，温州现代金融的改革，发端于1980年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款浮动利率。30多年间，民间金融几番沉浮，并不断壮大。
中金公司在2011年9月末发布的 《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中估算，至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温州当地的民间借贷余额则为1100亿元。（详见本刊2011年第27期封面文章《魅影子银行》）
2011年初，温州市政府先行尝试启动地方金融改革，但并无实质进展。直到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改革才驶入快车道。
2011年9月以来，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借款，出现企业主“跑路”、跳楼自杀现象，引发民间借贷危机。危机迅速蔓延至浙江、江苏、内蒙古等其他地区。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临时改变行程，前往温州调研。
调研期间，浙江省政府提出了在温州设立民间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想，得到温家宝总理的当面认可。随后，温州市政府形成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初稿，在省政府层面稍做修改后，于11月10日上报至国务院。
据了解，方案在浙江省层面草拟期间，中央高层曾多次催促，要求加快申报速度。国务院收到申报方案后，转批给中国人民银行，由其牵头提出修改意见。
后中国人民银行又征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七部委意见，在反馈意见基础上，再次论证、修改。今年2月，完成内部八司局会签，随后，发文向七部委完成会签，会签完毕后，于3月初上报国务院。
试验区获批后，温州市政府、浙江省政府已组成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领导小组，负责具体推进落实。
截至4月4日，围绕“十二项任务”的国务院最终批复方案尚未下达，20余项实施细则亦未最终确定，但金融综合改革的大方向已非常明朗，拟出台的实施细节也渐次明晰，其中包括实行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构建多层次的民间投资渠道、有限放开民间资金金融准入、探索地方金融监管等。
在温州金融办快速推进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整体实施方案初稿已经形成。实施方案提出温州金融改革三个阶段：2012年试点起步，2013年－2014年全面推进，初步形成完善的地方金融体制；2015年及以后深化完善试点，这其中包括2011年一揽子实施细则，目前正在邀请浙江省内专家讨论，修改。
张震宇表示，实施细则将在5月之前上报省政府并获得批准，其个人微博透露，该细则很有可能在省政府召开的“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动员大会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上推出。
上述方案中的“十二项任务”不会齐头并进，而是有先有后。而按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原则，目前，部分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如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和温州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组建，这是20余项实施细则中的两项具体措施。
据了解，国务院层面提出，温州试点若半年到一年不成功，便立刻停止并调整思路，而成功之处其他地区亦可快速复制。可见，在中国全局性金融体制改革尚难深入推进的大环境下，探寻有效的改革突破口，已非常迫切，但决策层态度依旧谨慎。
温州市金融办一位副主任称，“国务院给我们出了一道没有答案的题，我们要破题、解题。”
规范民间融资流通渠道
4月5日下午，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下称服务中心）二层大厅内，技术人员正在对电子显示屏进行试营业前的最后调试。
该服务中心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西路东明锦园1号楼底层商铺，上下两层，共2000多平方米，初步计划于4月中旬启动试营业。其工商注册主体是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
这是全国第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机构，也是落实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二项任务”的重要举措。“十二项任务”的第一项即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招商银行(600036,股吧)行长马蔚华称，此举为“变民间金融的野蛮生长为理性成长”。
开业在即，该服务中心筹备组负责人徐智潜对《财经》(博客,微博)记者说，“能否运营成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
该服务中心业务流程为：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提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民间资金供给信息；进行信息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需求方办理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理资料、归档，向主管部门备案。
目前，已有六家中介机构与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入驻协议，包括三家融资对接机构人人贷、宜信、速贷邦，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公正机构各一家。
温州市政府希望在正式开业前，能引入更多融资对接类撮合机构，目前该服务中心正在全力推进第二批中介机构引驻工作。
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总体框架下，这一重要的制度突破，使得一直以来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借贷撮合机构，如人人贷、宜信的业务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方认可。这些机构进而在温州注册子公司，经营范围也由此前遮遮掩掩的信息咨询变更为正大光明的融资对接。
但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尚未解决，那就是如何吸引资金借出方有动力前往此平台登记备案。
几位温州当地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也担心，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恐怕很难完全杜绝违规行为，例如“委托贷款”，此委托贷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委托贷款，而是出借人出于信任，将资金有偿地交给第三方（借贷撮合机构）自行支配。温州当地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类借贷。
近日，服务中心筹备组的一位负责人，就曾收到来自资金借贷方的询问，如“钱存在你那里几分”“从你那贷款几分”。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的推进，还需打破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依赖于地缘、亲缘、人缘关系的传统民间借贷文化。
但无论如何，组建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推出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是形成层次分明、风险可控的民间资金流通渠道的有益尝试。
金融准入有限松绑
近几年来，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系统快速发展，占据了绝大多数信贷市场份额。温州试点的未来前景，就是要让多种形式的贷款公司争取更多市场份额，从而相对降低银行信贷的占比，这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健康地发展。一位熟悉中国金融改革历程的前央行人士表示，若从温州开始的这些试点，可以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上述国务院批复的“十二项任务”第二项即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目前，温州市正在起草放宽民间资金金融准入的实施细则。其中包含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引入民间资本参股，对辖区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股本扩充，优化股权结构。
2011年11月，按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思路，温州市政府出台了 “1+8”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此方案与试验区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一脉相承。
上述金融改革创新方案明确提出优化股权结构的具体安排，对市区三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入省级、市级、县级国有企业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其他八家县域机构实行市、县两级国有企业参股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原本并无引入民间资本入股的制度安排。
近日，张震宇公开表示，上半年必须完成两家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改革，“要把民资引进来，进行公司化治理，把机构下沉，开到中心镇去。”由此可见，民营资本有望直接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但具体参股比例、股东资格仍在讨论中。
与民间资金有限参与农村合作银行股份改造相比，成立新型金融组织，是近几年民间资本流入金融领域的主流渠道，例如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张震宇称，“未来将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发起或者参与组建村镇银行。”这将打破过去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的制度，董事长由发起行任命的形式。此外，张震宇亦透露另一个突破是，在小额贷款公司转型村镇银行的规定中，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将享受同等待遇。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温州市更倾向于先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方式，实现民间资金的金融准入。2012年，温州市转为村镇银行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望达到三家到五家。
村镇银行是由银监会于2006年底推出的新兴金融机构，目的在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准入，要求股东至少有一家为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且主要发起人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而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两者设立标准有较大差异。在制度设计初期，银监会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但银监会牢牢把握村镇银行的审批权。
“村镇银行合法化三年来，还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功转制为村镇银行。”巴曙松表示，“转机取决于落实。”究其原因，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发起人的苛刻条件，堵死了小贷公司转制的大门。
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在温州，截至目前，已成立27家小额贷款公司，预计今年底达到65家左右，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良莠不齐。
一位温州小额贷款公司高层说，现在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就像危机前的担保公司，吸储、高息放贷，委托放贷现象普遍存在，合规经营者甚少。
这次金融综合改革，提出大幅增加小贷公司数量的目标，门槛将大大降低，亦有当地人士担心，小额贷款公司会陷入一放就乱的情形。
此外，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发起或者参与组建村镇银行，受这一政策利好引导，温州部分小贷公司已经内部启动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准备程序。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捷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温州捷信），便是其中一家。
“为适应银行的监管要求，我们已经在业务领域和经营思路方面开始调整。”该公司一位高层人员透露。业务方面，放弃原来期限短、利润高、风险低的转贷业务，而是压缩转贷量，增加期限稍长的中小企业贷款。经营思路上，放弃此前疯狂扩张、激进的做法，而是选择平稳的过渡。
据了解，温州金融办正在跟银监部门沟通协调，未来将出台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具体细则，转制门槛有望降低。
温州市金融办一直在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考核，已出台详细的考核细则，根据评分高低，将小贷公司分为标兵、先进、合格、不合格四档。
温州金融办的考核指标有贷款利率、大小额贷款占比、贷款期限、不良贷款率等。如每笔贷款利率需在法定利率以内，即不超过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其中包括借贷利率、咨询费、手续费、承诺费等所有费用；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占所有贷款总额的70％；两个月期限以上的贷款，占所有贷款总额的70％；贷款不良率低于1％（今年这一指标可能略有放松）。
满足以上指标，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才能达到合格，这一考核标准将有望成为转制村镇银行的参照指标。
随着温州试验区对民间资金金融准入的开启，似乎也意味着中国金融改革方向的明确。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国务院参事夏斌表示，国有大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未来不同时期，国有资本对各类金融机构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即可，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间资本出售。
主流金融业务再下探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试点方案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导民间资金有序进入金融领域；另一方面，鼓励银行机构发展小微企业信贷。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中称，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
温州当地的现实情况却是，部分国有大行已经在考虑适度收缩小微企业业务，将客户逐渐转移到相对优质的中小业主。虽然银监部门要求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增速，但银行往往只是形式上满足监管要求。
原因在于，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提供者的银行，在经历了去年民间借贷危机后，资产质量有所下滑。温州当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1.74％，比去年8月末上升1.37％。
当地工农中建四大行不良率均明显攀升，其中建设银行(601939,股吧)温州分行贷款不良率已超过4％。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温州分行一位中层人士说，“现在这边按下去，那边冒起来，压力很大。”
与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率迅速上升相比，温州当地小贷公司的风险控制远远好于银行。究其原因，上述温州捷信小额贷款公司高管认为，一方面，小贷公司带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熟人基础上的资金交易行为，参与方知根知底。另一方面，小贷公司经营非常灵活，恰恰能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周转快、频率高顺利对接。
由此可见，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组织，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不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绝对离不开主流金融的融资渠道支撑。
马蔚华认为，中国的银行确实需要进一步向小微企业倾斜。为追求资本的节约和回报，招商银行今年准备在支行层面上不做大中型企业客户，只做小企业、小微企业。目前，招商银行小微企业的贷款已经占贷款总额的52％。
银行不愿为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自身的商业模式有关。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受人力成本约束，不可能依靠“人海战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王叶毅认为，商业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处在控制成本和追求赢利的两难境地。
民生银行(600016,股吧)董事长董文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民生银行早已突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只重资产负债表和抵押品的限制，而辅以熟人社会游戏规则的多重考核标准。
事实上，间接融资仅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一种渠道，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直接融资是解决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主流渠道。而长期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腿太短了”，上述温州金融办副主任表示。
2011年，温州市银行业各类贷款余额6000多亿元，直接融资额仅为100多亿元。今年以来，温州市已经上报企业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材料4家，这相当于2011年以前温州当地上市公司总和。
此外，温州市金融办已与部分重点中小企业沟通，希望企业关注中国证监会即将推出的高收益债券，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丰富融资手段。
4月5日，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制度框架基本已建立，正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制定完毕即有望试点推出，浙江省将成为率先启动试点的省份之一。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多层次融资市场的搭建，在于市场的开放，各显其能，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
探路地方金融监管
除了市场准入和向小微企业倾斜，地方监管体系的补缺亦是温州此番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顾历史，曹远征表示，每一次危机出现，都会带来监管体系的进步，上世纪90年代初股票市场的“过火”，直接促成了1993年证监会的成立；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保险公司大面积浮亏的一个后果，是1998年保监会的挂牌；而到了2003年，面临大笔呆账坏账的中国银行业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管家——银监会。
“但这一次的改革，则主要侧重于地方金融体系、监管体系、防范机制等。”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说。总计十二项金融改革任务中，有四项为强化地方监管。除了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民间融资监测体系的建立，还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和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方案机制。
无论是张震宇还是周松山等地方金融官员，还是包括巴曙松的学界，均认为地方监管体系的构建是难题。周松山透露，央行一度期许温州中心支行接过监管权，但考虑到与市政府的协调，温州中心支行认为还是由市金融办接手较为合适。
一直以来，地方金融办职能是金融服务、协调利益，并无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在突破现有金融监管总体框架后，温州市政府于2011年11月，成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下称监管中心）。
监管中心是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编制15人，规格为正县级，归口温州市金融办管理。监管中心计划设立监管服务一处、监管服务二处、综合统计处三个职能处室，来承担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和检查工作。
具体包括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配合相关金融监管和其他管理部门开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专项管理；聘请第三方组织对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和相关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统计、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
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各县（市、区）均成立了监管中心，把银监局、人民银行、保监局、证监局这些中央监管部门不管的，在温州进行资本运作的公司，统一监管，逐步进行实时监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认为，此举将“一行三会”的垂直监管和地方监管结合起来了，赋予地方政府许多金融管理权力，也解决了“一行三会”怕风险、怕出事的问题。
而巴曙松的担心则是：杭州市金融办只有二十几条“枪”，温州市金融办多一点，也只有40多人，监管缺位很难避免。
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由此确立“一行三会”为主的垂直的金融监管体系，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最低延伸到县级，证监部门只到省级（计划单列市除外）。业界普遍认为，监管力量严重不足，极易引发地方和中央监管的利益博弈。
巴曙松建议，考虑到县一级央行在最近十年间仅以清算业务为主，而机构仍然不小，可以考虑将部分民间金融机构监管权力交由县一级央行行使。
无论是上世纪的几次民间借贷危机，还是半年前的温州风波，民间金融机构“越位”一直是难解之题。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抬会揽储放贷，还是过去两年间众多不具备揽储放贷资格的投资、担保、寄售、典当等公司违规操作，均给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
今后随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政策的逐步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步伐加快，小微金融机构数量将呈激增之势，加之其涉及客户众多，业务类型多样，与地方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仅依靠“一行三会”监管体系，显然难以满足监管需求，而中央将民间金融监管权限下放地方，亦将给温州金融监管部门带来沉重的压力。
张震宇表示，自己有两点担心，一是如何防范风险，二是推出的制度设计能否和现实对接，老百姓、民间资本是否买账。
利率市场化暂缓
尽管半年前的民间借贷风波，凸显了利率管制背景下的金融风险，但在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众所瞩目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写入。
3月29日，回到温州的张震宇公开表示，方案中没有提及利率市场化，是从全局考虑。若在温州启动，全国的钱会不会涌到温州来？其他地方的人，会不会涌到温州来投资？
和实体经济的先行先试不同，金融资本如水般无孔不入的特性，在信息化社会的今日，使资本自由化试点难以单点突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均已有过先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结构单一的美国得克萨斯州经济增长乏力，当地银行也随之遇到经营困难，某些银行想到的办法是：提高利率吸收存款，用规模效应应对利差收窄和潜在的坏账。由于羊群效应，这种做法很快在该州的银行业普及，以至于全美国的银行都知道，到得州存款可以获得一个“得州溢价”，全美存款开始涌向得州。
由于得州银行受联邦存款保险制度（FDIC）的保护，存款人并不担心银行倒闭，这场试点最终以金融危机收场。到上世纪80年代，得州是银行倒闭的重灾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为此付出了巨额代价，靠财政支持方才存活下来。
2010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的盛松成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利用党中央和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会，争取国家允许东北地区率先开展存款利率上浮的试点。这一提议，当时获得部分学者附议。然而后来这一提议，却随着盛松成调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而无疾而终。
而在这之前数年，天津滨海新区“港股直通车”的叫停，同样源自“得州风险”。
利率市场化制度性突破的付之阙如，令业界对温州金融综合试验的前景心存疑虑，担心民间金融被正规金融“招安”后会因为受到存贷款利率限制，而不再热衷于小微企业贷款。
“那不见得。”美银美林董事总经理、中国区行政总裁刘二飞认为，中国贷款利率上限已经放开，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后，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依然是合法的。以当前贷款基准利率6％来估算，最高贷款利率可达24％，那么从银行拆借资金的利率假设是8％，借出去的利率是20％或者15％，仍有可观的收益空间。而以往商业银行不愿借钱给小微企业，是因为缺乏风险防控机制，而这正是民间金融的优势。
国务院参事夏斌也表示，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30年来从未停止，目前仅剩存贷款利率未市场化，即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受管制。由于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变革。现在已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很难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而在本轮宏观调控期间，长达21个月之久的负利率（直到2012年2月，一年期存款利率方才跑赢CPI）催肥了理财市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理财利率几乎等同于市场化的存款利率，债券利率几乎等同于市场化的贷款利率，两相夹攻，利率管制的空间已大为收窄。
但其中的难题是，中国尚无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业破产条例，使利率市场化改革难以开花结果。夏斌说，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会出现银行倒闭、破产。
最新一期《中国金融》杂志刊登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文章称，目前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周小川表示，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财务软约束问题、开始在市场竞争中产生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为推进下一轮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小川在日前召开的博鳌论坛上也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此外，据周小川透露，201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重提金融危机前提出过的“建立存款保险机制”这一议题。
本刊记者刁晓琼、张有义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财经》记者 王培成 杨中旭 】
不谋全局 难谋一隅
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现在已很难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三个月前，61岁的夏斌刚刚卸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一职。温州金融改革从半年前的危机到目前的转机，夏斌恰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对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酝酿有着第一手的考察与思考。
坊间传言，包括夏斌在内的四位国务院参事通过实地调研，对温州金融改革形成书面材料，四度上报国务院，两度面见总理。
4月1日下午，夏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办公室接受了《财经》的专访。
夏斌对自己参与决策的过程避而不谈，他反复强调，放眼全局，温州金融改革的内容并不算“震撼”，其中的“个人境外投资试点”，尚处“研究”阶段，“很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要搞个人境外投资了，这一次把它写进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好看而已”。
夏斌表示，一方面，近些年金融改革的滞后让舆论对温州金融试点期许很大；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依旧征途漫漫。
《财经》：人们认为温州综合金融试验区的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你如何看？
夏斌：讲中国金融改革，内容很广泛。我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概括起来，就是抓六个字：企业、市场、调控。把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是改革的关键，形成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是改革最后成败的标志。
1997年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金融改革方向包括三个方面，大意是：要建立一个能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体系”，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体系”，一个有效的“调控监管体系”。也是从市场主体、市场、对市场的调控三个角度讲。
具体展开说，内容太多了。如果讲市场主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农信社、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各自如何改革？如何定位？讲市场本身，有产品的创新、市场的准入、价格的放开（利率市场化），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讲调控监管，有汇率问题、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现在又有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问题，有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巴塞尔协议Ⅲ落实问题，还有“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总之，改革包括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这次温州改革讲了“十二项任务”，我认为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间资本问题。如何有限进入金融机构，如何把民间融资活动引入正常轨道。二是个人境外投资。三是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当然，现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措施还没看到，但大致范围就是这些。
如果把我以上三段话联系起来看温州改革，第一，还谈不上“综合”改革，仅仅是限于三个方面的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几个城市展开金融改革试点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任命我当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联络员。那时，总行决定改革什么内容，几个试点城市都可以试，倒是有点“综合”改革的味道。第二，也不必去讨论是否有“里程碑意义”，把事情做好就行了。要说“里程碑事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1983年中央银行宣告成立；90年代初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1994年汇率并轨；本世纪初四大银行改组、上市，等等。当然，这是仁者见仁。第三，不管怎么说，温州的改革方案，在面对当前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发展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环境下，即使是在有限的方面能有所突破，对推动当今中国金融改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财经》：资金定价的市场化是民间金融的生存法宝。在温州此次改革中，并未写入利率市场化试点。这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决策考虑？
夏斌：我也注意到，温州方案中并没有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内容。这里我想说几点：第一，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仅剩存贷款利率未市场化，但大额协议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已可浮动。
第二，如果温州的银行利率可市场化，存款利率上升，在金融市场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各地老百姓的存款都会搬到温州来，会出现全国银行存款大搬家的混乱局面。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开发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文件出台后，我曾在天津说，天津的金融改革不能简单复制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变革，现在已不同于上世纪的80年代，很难在某一地方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第三，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会出现有些银行倒闭、破产。银行倒闭破产，老百姓的存款怎么保障？就要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那么，赔保每个老百姓多少存款？银行交多少保费？大、小银行都按同样比例交？这一系列问题要研究。也就是说，推行利率彻底市场化之前，要尽快把存款保险制度建起来，把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建起来，首先要呼吁这件事！
第四，尽管存款利率彻底市场化非常艰难，但我们仍要呼吁，要知难而进。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配套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渐进改革，抓紧出台对贷款利率下浮、存款利率上浮的有限改革，慢慢试，风险并不大。何况，最近几个月贷款需求在下降，银行吃存贷利差，赚的钱也不少。
《财经》：从全局、全国范围看，间接融资比重仍然过高，国有金融资产依旧庞大，而温州金融改革中明确允许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小型新型金融机构，这对于金融领域的“国退民进”以及打造多层次金融体系，都有着积极意义，你认为具体怎样实现这一金融格局的转型？
夏斌：现在各类主要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由国有大型企业控股、中央汇金公司控股。
要知道，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并不完全如此。当时危机后正值中国整顿金融秩序，有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民营老板输了钱，有的老板被抓，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入股，稳定金融。
但应该说，国有大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我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讲道，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方向应该是“有进有出”，而不是规模、资产控制得越多越好，赚钱不是唯一的方向。在未来不同时期，国有资本对各类金融机构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就行了，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间资本出售。
具体说，在某一时期，中央汇金公司对国有大银行控股，持股一定比例就够了，超过比例就不用投资了，应允许摊薄。其他各类小银行慢慢都可以放开，允许民间资本按有关规定组建新银行，但不鼓励地方政府入股。对外资仍要限制。
中国已是经济第二大国，要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大国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在这方面，可以选择几个主要的公司加大投资。在整顿地方融资平台过程中，经过增信、信贷展期、资产重组等措施，有些地方政府仍还不了银行钱，同时又掌握了大量各类金融机构股权的，通过依法办事，逼地方政府吐出金融股权还债。对其他各类小型金融机构更不用说，大踏步向国内民营资本开放。
中央政府部门不应再继续维持过去那种保姆式的监管思维，总是怕出事，把重点放在完善市场制度体系建设上。出事了，只需严格依法处置。
《财经》：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结构调整、政府转型的成败或许将直接决定金融改革的成败，那么，从金融改革这一视角，应如何认识结构调整、政府转型这一趋势？
夏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金融改革中，从保持一个好的货币政策角度讲，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改变，是改变近十年来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被动局面的关键。
这些年来，由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式、外汇占款不断增长所决定的央行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弄得央行很被动，甚至可以说狼狈。尽管央行尽其能力，搞了不少对冲，物价和资产价格的稳定压力仍不减。从此意义上说，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立，真是要依托经济结构的调整。
不过，这一转变过程，今年已有起色。GDP中，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出口占比在下降，扩内需初见成效。
从金融改革与政府转型关系看，在金融改革上，对政府部门的批评不少，确实应加快政府的转型。但细想，为什么改革滞后、转型慢？有人认为是政府部门利益绑架。我同意一点点，但不完全同意。
中国基本还是“官大说了算”的行政体制。如果发现是部门的利益作祟，“官大的”完全可以去制止。问题是：发现了没有？为什么？什么是部门利益？什么是部门间矛盾中正当的改革呼声？如何发现与形成改革的“良策意见”？以什么样的勇气与策略来推动？这是我在思考金融改革与政府转型关系中最为看重的。
《财经》：正如你所说，温州改革的突破是有限的，那么中国金融当前还在哪些方面迫切需要改革？
夏斌：这个问题难以简单回答。除了年初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布置的工作要求，我认为，从经济社会呼声看，迫切要干的事很多很多，在此只能点若干重点。
从市场主体看，有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问题、非银行机构发展的“拾遗补缺”问题，如金融租赁等，农村金融与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小金融机构的大发展问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规范与发展问题，还有金融机构准入制度的放宽和破产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等。
从金融市场本身看，有债券市场“多头管理”问题，两个债券市场的统一问题、股票市场中的三板市场、发审制度，还有信托产品等市场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和统一监管问题，也有市场价格问题，如利率市场化等。
从调控监管来看，有抓紧放宽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进而进一步放宽资本账户管制问题，包括温州及接下来的上海乃至全国的个人账户境外投资放宽的问题；有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离岸市场建设中的各种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与各国的金融合作问题，如货币互换等；也有除日常监管之外，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关系问题；有巴塞尔协议Ⅲ如何在中国落实等问题；还有调控与监管的协调问题，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到底怎么落实、金融控股公司谁来监管等。
总之，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内容非常广泛、非常具体。
由于前一阵子金融领域许多矛盾与问题久拖未决，因此从经济发展的需求看，从全国企业与老百姓对金融的期望看，这些问题都已成为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了。
【作者：《财经》记者 杨中旭 】 (责任编辑：黄玉龙)
要创新 不要招安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意义在于全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如果将此举视为国有金融一次制度招安，甚至用传统监管的方式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倒退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通过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方案，笔者认为，这个方案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
十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向政府管制轨道回归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的4万亿元投资大部分都投向国有企业系统，加上部委与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土地储备，国有企业获得特权经营，信贷规模、上市通道以及税收安排等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全面配合，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发改委主导的新计划经济时代。
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出台，是一个方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金融改革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提出了以资本市场为突破口的“蓝皮书”，期待在计划管制的财政金融系统中撕开一角，不久就在配合物价改革和宏观调控中无疾而终。
上世纪90年代初，以“联办”为代表的北京一批活跃的海归金融人士，试图在体制外独立运作一个证券市场，这个“白皮书”的梦想，也在几年后被整体纳入严格的证券监管体系而成为历史的记忆。
此后关于创建上海、天津等各地的金融中心的设计陆续出台，但基本是表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姿态，配合地方政府和城市开发的配套，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关联不大。
金融是制度安排，金融改革便是制度创新，不仅是强化地域集中、服务丰富、工具增加、激励机制或政治级别的提高等技术层面的改善。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次温州金融改革方案明确民间金融的合理性，同时将监管权力下放到地方，这是具有突破性的变化。
依笔者看，温州金融的核心就是民间金融，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意义就在于全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反之，如果将温州金融改革视为国有金融一次制度招安，甚至用传统监管的方式引蛇出洞一网打尽民间金融力量，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倒退。
温州金融的民间性
温州过去始终是计划经济社会中一个被忽视的小城，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业经营，这也就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试验者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和约束的飞地。温州文化继承了南宋永嘉学派一脉，主张“以利和义”、“道不离器”，重商重利。
这种务实精神和勤勉奋斗，造就温州成为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民营经济中心。服装、电器、贸易和五金制造业等代表了第一代中国市场企业家的业态，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声名远播世界。
活跃的民间金融真正支撑了温州民营经济。一大批以担保、抵押、保理、租赁、汇兑、结算服务、理财投资等金融中介业务见长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长久不散的民间金融生态圈。
尽管公司的名目都是服装、批发、美容、地产中介等匪夷所思的低调，但他们积聚起来的巨量资本，却有效地通过选择最有能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而投入到各个产业，推动温州成为中国最有竞争活力的新兴城市。肯定温州民营企业和经济，就必须肯定温州的民间金融。
温州金融的核心恰恰在其民间性，民间资金、民间借贷、民间管理、行业自律。鉴于相对规模小，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和增值服务，这是弥补主流金融业不足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坚持温州金融的民间性，才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成败的试金石。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严重妖魔化，高利贷、非法集资、洗钱、地下钱庄等词汇习惯地与民间金融画等号，涉及民间金融的机构和个人动辄得咎，战战兢兢。
事实上，那些积极、创新的民间金融不过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
尽管温州出现过一些商业欺诈和信用危机,但与同期国有金融系统出现的更为严重的欺诈和技术破产一样,民间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终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金融进入管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市场需求、成本、创新和技术等多种考量，金融工具和金融过程进入政府管制的范围和方式是不断变化的。管制外金融的广泛存在和蓬勃发展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福音和伴生现象，没有民间金融的丰厚土壤，就不会有真正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会有企业家和金融家的产生。这是西方几百年来的金融经济历史所印证的经验，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写照。
许多空泛的指责常常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例如，高利贷是一个具有道德评价的词汇，不应是讨论的观念因素。在常态社会下，利率应当反映正常的商业活动状况，调节资本进入特定行业区域或企业。而且，在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的环境下，金融业与其他行业利润率也应当是一致的。利率高低都是调节资源流动的信号，不是道德指控。只有在管制经济中，利率才被人为调高或调低，这恰恰是管制经济的结果，不是呼唤管制的理由。
金融资源的制度博弈
市场交换的需求导致货币的创造，风险和发展的需求推动了银行保险和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建立，社会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进步，选择并造就了不同形态的金融制度。
金融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保证以最合理的成本来帮助资金从提供者转移到需求者，给社会以安全和乐观的环境。资金是公共资源，如同阳光和空气一样，要由金融制度来安排到最佳位置。
几千年以来，金融制度都是基于民间需求而在民间发展起来的，只是在西方产业革命后，各国政府才在扶植民间金融演变为现代银行体系后，建立市场监管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制的核心不是产权问题，而是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任何社会的增长核心动力是始终处于创新过程中的中小企业，所有优秀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中发展起来的。金融体制的要点在于两个问题：中小企业获得正常资本资源的途径是否畅通，中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成本是否合理。途径与成本是衡量一个社会中金融制度优劣的根本指标。
中国民间金融没有西方同类那样幸运，在迅速开放之后，钱庄和票号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力下解体，强行转化为军事和政治管制下的国有金融体系。它不仅低成本地获得了最大的社会公共资源：经营许可、大众储蓄、强制利率汇率、财政和外汇储备注资等，而且还从法律上封堵了民间金融正常生存的空间而令其进入非法状态。
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多被赋予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涵义，强调产权所有和歧视，侧重行政监管和规模，以垄断经营和监管政策来维护巨大的存贷利率剪刀差，实施系统的机构高利贷制度。不仅按计划指导分配资金资源，而且不断通过各种税收、合资、股份制和上市等手段强制分配金融利益。
民间金融则在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和国内金融严厉监管下危机四伏，跳楼的有，跑路的多，还有吴英案试图死里逃生。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在此刻出台，其方向和实质自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金融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工具创造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复杂系统，人才和服务远比资本规模和经营特权更为重要。
在中国目前格局下，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个人是民间金融最重要的市场和客户群。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亿到今天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元，在严厉打压的商业环境下，民间金融仍获得巨大的生存空间，本身就说明了民间金融生态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民间金融的温州方案中，有五项涉及既有金融机构(当然是国营为主)面向小微企业进行业务创新和扩张，鼓励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竞争。国有金融的规模、机制、客户群体和管理方式等使得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并非长项，完全可以与民间金融建立互补的合作关系。
金融制度改革的要义是建立一个合理配置资源的金融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于资源的长期博弈仍在剧烈进行之中。
希望温州金融改革不是用国有金融招安民间金融，用行政监管取代行业竞争，用既定的金融系统延伸服务封堵民间金融家的各种创新。而应让民间资本主导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甚至交易所，给温州和全国的市场金融家一个机会。这才是笔者期待的真正的温州金融模式。
温州金融试验区的文本使得金融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上具有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能否具有市场上的合理性需要实践的检验。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无论结果成败,这个努力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与许多学者不同，笔者希望中央不再出台任何细则，给地方、给民间、给市场一个创新甚至失败的机会。当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没有什么技术细则，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精神支持就波澜壮阔地启动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
作者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温州试验只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开始。针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垄断格局，若能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最大的成功
3月28日11时57分，刚刚抵京的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在微博上发出一张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的照片，并在一旁写道：今天北京确实是一个艳阳天，或许预示温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来临。
当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的十二项金融综合改革任务（下称“十二项任务”）中，第一项即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民间金融，得以踏上阳光化的道路。
而半年前那场引发举国关注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波，被人们视为是促成这一改革的直接原因。（详见本刊2011年第24期封面文章《温州钱殇》及第25期封面文章《拯救中小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金融风险规避有两种方式，一是事后救火，一是改革，“温州出事，改革变得容易了，因为在危机情况下推进改革，容易形成共识”。
4月1日至3日，在视察福建和广西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
此番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第二项即是“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这表明，决策者在承认民间金融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更为其打开了作为合法金融机构的准入大门。
在实际操作层面，无论是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进军小微企业信贷领域，还是地方监管体系构建，均存在争议与变数，国有银行、民间机构、监管部门的负责人各执一词。
据了解，决策层面提出，温州试点措施若半年到一年不成功，可以立刻停止并调整思路，而试点成功之处亦可在其他地区快速复制。
一位熟悉中国金融改革历程的前央行人士表示，温州试验当下并不具有太大的标杆性意义，它只是下一步改革的开始，比如利率市场化等涉及全局的改革并未试点。但它提供了较大的想象空间，比如是否能让私营企业或自然人成为贷款公司的股东，其执行的利率是否可以更自由等，均可在下一步改革中尝试推进。而针对中国目前的金融垄断格局，若能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改革方案火速出台
3月28日下午，由浙江省副省长夏宝龙带队，省金融办、温州市政府、市金融办人员参与的汇报团队，前往中南海参与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提出了改革的总体安排。
从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提出，到方案的获批，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但事实上，温州现代金融的改革，发端于1980年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实行存贷款浮动利率。30多年间，民间金融几番沉浮，并不断壮大。
中金公司在2011年9月末发布的 《中国民间借贷分析》研究报告中估算，至2011年中期，中国民间借贷余额达3.8万亿元，同比增长38％，占中国影子银行体系总规模约33％，相当于银行总贷款的7％，温州当地的民间借贷余额则为1100亿元。（详见本刊2011年第27期封面文章《魅影子银行》）
2011年初，温州市政府先行尝试启动地方金融改革，但并无实质进展。直到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改革才驶入快车道。
2011年9月以来，温州地区中小企业由于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借款，出现企业主“跑路”、跳楼自杀现象，引发民间借贷危机。危机迅速蔓延至浙江、江苏、内蒙古等其他地区。
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浙江临时改变行程，前往温州调研。
调研期间，浙江省政府提出了在温州设立民间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想，得到温家宝总理的当面认可。随后，温州市政府形成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初稿，在省政府层面稍做修改后，于11月10日上报至国务院。
据了解，方案在浙江省层面草拟期间，中央高层曾多次催促，要求加快申报速度。国务院收到申报方案后，转批给中国人民银行，由其牵头提出修改意见。
后中国人民银行又征求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七部委意见，在反馈意见基础上，再次论证、修改。今年2月，完成内部八司局会签，随后，发文向七部委完成会签，会签完毕后，于3月初上报国务院。
试验区获批后，温州市政府、浙江省政府已组成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领导小组，负责具体推进落实。
截至4月4日，围绕“十二项任务”的国务院最终批复方案尚未下达，20余项实施细则亦未最终确定，但金融综合改革的大方向已非常明朗，拟出台的实施细节也渐次明晰，其中包括实行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构建多层次的民间投资渠道、有限放开民间资金金融准入、探索地方金融监管等。
在温州金融办快速推进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整体实施方案初稿已经形成。实施方案提出温州金融改革三个阶段：2012年试点起步，2013年－2014年全面推进，初步形成完善的地方金融体制；2015年及以后深化完善试点，这其中包括2011年一揽子实施细则，目前正在邀请浙江省内专家讨论，修改。
张震宇表示，实施细则将在5月之前上报省政府并获得批准，其个人微博透露，该细则很有可能在省政府召开的“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动员大会暨全省金融工作会议”上推出。
上述方案中的“十二项任务”不会齐头并进，而是有先有后。而按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原则，目前，部分试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如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和温州民间资本管理公司的组建，这是20余项实施细则中的两项具体措施。
据了解，国务院层面提出，温州试点若半年到一年不成功，便立刻停止并调整思路，而成功之处其他地区亦可快速复制。可见，在中国全局性金融体制改革尚难深入推进的大环境下，探寻有效的改革突破口，已非常迫切，但决策层态度依旧谨慎。
温州市金融办一位副主任称，“国务院给我们出了一道没有答案的题，我们要破题、解题。”
规范民间融资流通渠道
4月5日下午，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下称服务中心）二层大厅内，技术人员正在对电子显示屏进行试营业前的最后调试。
该服务中心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江滨西路东明锦园1号楼底层商铺，上下两层，共2000多平方米，初步计划于4月中旬启动试营业。其工商注册主体是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
这是全国第一家具有官方背景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机构，也是落实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十二项任务”的重要举措。“十二项任务”的第一项即为：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招商银行(600036,股吧)行长马蔚华称，此举为“变民间金融的野蛮生长为理性成长”。
开业在即，该服务中心筹备组负责人徐智潜对《财经》(博客,微博)记者说，“能否运营成功，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
该服务中心业务流程为：建立资金供求信息库，提供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和民间资金供给信息；进行信息配对与对接；安排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见面；协助资金供给方、需求方办理借款手续并登记备案；为借贷双方整理资料、归档，向主管部门备案。
目前，已有六家中介机构与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入驻协议，包括三家融资对接机构人人贷、宜信、速贷邦，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公正机构各一家。
温州市政府希望在正式开业前，能引入更多融资对接类撮合机构，目前该服务中心正在全力推进第二批中介机构引驻工作。
在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总体框架下，这一重要的制度突破，使得一直以来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借贷撮合机构，如人人贷、宜信的业务模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方认可。这些机构进而在温州注册子公司，经营范围也由此前遮遮掩掩的信息咨询变更为正大光明的融资对接。
但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尚未解决，那就是如何吸引资金借出方有动力前往此平台登记备案。
几位温州当地金融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也担心，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恐怕很难完全杜绝违规行为，例如“委托贷款”，此委托贷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委托贷款，而是出借人出于信任，将资金有偿地交给第三方（借贷撮合机构）自行支配。温州当地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类借贷。
近日，服务中心筹备组的一位负责人，就曾收到来自资金借贷方的询问，如“钱存在你那里几分”“从你那贷款几分”。由此可见，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的推进，还需打破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依赖于地缘、亲缘、人缘关系的传统民间借贷文化。
但无论如何，组建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推出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是形成层次分明、风险可控的民间资金流通渠道的有益尝试。
金融准入有限松绑
近几年来，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系统快速发展，占据了绝大多数信贷市场份额。温州试点的未来前景，就是要让多种形式的贷款公司争取更多市场份额，从而相对降低银行信贷的占比，这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健康地发展。一位熟悉中国金融改革历程的前央行人士表示，若从温州开始的这些试点，可以培育出更多有竞争力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上述国务院批复的“十二项任务”第二项即为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目前，温州市正在起草放宽民间资金金融准入的实施细则。其中包含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引入民间资本参股，对辖区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进行股本扩充，优化股权结构。
2011年11月，按照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思路，温州市政府出台了 “1+8”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此方案与试验区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一脉相承。
上述金融改革创新方案明确提出优化股权结构的具体安排，对市区三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入省级、市级、县级国有企业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其他八家县域机构实行市、县两级国有企业参股各占总股本9.9％的股份。原本并无引入民间资本入股的制度安排。
近日，张震宇公开表示，上半年必须完成两家农村合作银行股份制改革，“要把民资引进来，进行公司化治理，把机构下沉，开到中心镇去。”由此可见，民营资本有望直接参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但具体参股比例、股东资格仍在讨论中。
与民间资金有限参与农村合作银行股份改造相比，成立新型金融组织，是近几年民间资本流入金融领域的主流渠道，例如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
张震宇称，“未来将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发起或者参与组建村镇银行。”这将打破过去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主发起人的制度，董事长由发起行任命的形式。此外，张震宇亦透露另一个突破是，在小额贷款公司转型村镇银行的规定中，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将享受同等待遇。
据《财经》记者了解，目前温州市更倾向于先通过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方式，实现民间资金的金融准入。2012年，温州市转为村镇银行的小额贷款公司有望达到三家到五家。
村镇银行是由银监会于2006年底推出的新兴金融机构，目的在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准入，要求股东至少有一家为持股比例不低于20％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且主要发起人为出资额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而小额贷款公司是由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是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两者设立标准有较大差异。在制度设计初期，银监会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制为村镇银行，但银监会牢牢把握村镇银行的审批权。
“村镇银行合法化三年来，还没有一家小额贷款公司成功转制为村镇银行。”巴曙松表示，“转机取决于落实。”究其原因，以银行类金融机构为发起人的苛刻条件，堵死了小贷公司转制的大门。
根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1年12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282家，贷款余额3915亿元，全年累计新增贷款1935亿元。在温州，截至目前，已成立27家小额贷款公司，预计今年底达到65家左右，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良莠不齐。
一位温州小额贷款公司高层说，现在温州小额贷款公司就像危机前的担保公司，吸储、高息放贷，委托放贷现象普遍存在，合规经营者甚少。
这次金融综合改革，提出大幅增加小贷公司数量的目标，门槛将大大降低，亦有当地人士担心，小额贷款公司会陷入一放就乱的情形。
此外，允许优质民营企业发起或者参与组建村镇银行，受这一政策利好引导，温州部分小贷公司已经内部启动转制为村镇银行的准备程序。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捷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温州捷信），便是其中一家。
“为适应银行的监管要求，我们已经在业务领域和经营思路方面开始调整。”该公司一位高层人员透露。业务方面，放弃原来期限短、利润高、风险低的转贷业务，而是压缩转贷量，增加期限稍长的中小企业贷款。经营思路上，放弃此前疯狂扩张、激进的做法，而是选择平稳的过渡。
据了解，温州金融办正在跟银监部门沟通协调，未来将出台小额贷款公司转制村镇银行的具体细则，转制门槛有望降低。
温州市金融办一直在进行小额贷款公司考核，已出台详细的考核细则，根据评分高低，将小贷公司分为标兵、先进、合格、不合格四档。
温州金融办的考核指标有贷款利率、大小额贷款占比、贷款期限、不良贷款率等。如每笔贷款利率需在法定利率以内，即不超过同期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其中包括借贷利率、咨询费、手续费、承诺费等所有费用；100万元以下的小额贷款，占所有贷款总额的70％；两个月期限以上的贷款，占所有贷款总额的70％；贷款不良率低于1％（今年这一指标可能略有放松）。
满足以上指标，小额贷款公司经营才能达到合格，这一考核标准将有望成为转制村镇银行的参照指标。
随着温州试验区对民间资金金融准入的开启，似乎也意味着中国金融改革方向的明确。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国务院参事夏斌表示，国有大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在未来不同时期，国有资本对各类金融机构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即可，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间资本出售。
主流金融业务再下探
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试点方案一方面采取措施引导民间资金有序进入金融领域；另一方面，鼓励银行机构发展小微企业信贷。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十二项任务”中称，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
温州当地的现实情况却是，部分国有大行已经在考虑适度收缩小微企业业务，将客户逐渐转移到相对优质的中小业主。虽然银监部门要求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平均贷款增速，但银行往往只是形式上满足监管要求。
原因在于，作为信贷资金主要提供者的银行，在经历了去年民间借贷危机后，资产质量有所下滑。温州当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达1.74％，比去年8月末上升1.37％。
当地工农中建四大行不良率均明显攀升，其中建设银行(601939,股吧)温州分行贷款不良率已超过4％。中国农业银行(601288,股吧)温州分行一位中层人士说，“现在这边按下去，那边冒起来，压力很大。”
与大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不良率迅速上升相比，温州当地小贷公司的风险控制远远好于银行。究其原因，上述温州捷信小额贷款公司高管认为，一方面，小贷公司带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基于熟人基础上的资金交易行为，参与方知根知底。另一方面，小贷公司经营非常灵活，恰恰能与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周转快、频率高顺利对接。
由此可见，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新型金融组织，在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不过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绝对离不开主流金融的融资渠道支撑。
马蔚华认为，中国的银行确实需要进一步向小微企业倾斜。为追求资本的节约和回报，招商银行今年准备在支行层面上不做大中型企业客户，只做小企业、小微企业。目前，招商银行小微企业的贷款已经占贷款总额的52％。
银行不愿为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自身的商业模式有关。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受人力成本约束，不可能依靠“人海战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王叶毅认为，商业银行在服务中小企业过程中，处在控制成本和追求赢利的两难境地。
民生银行(600016,股吧)董事长董文标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民生银行早已突破了传统商业银行只重资产负债表和抵押品的限制，而辅以熟人社会游戏规则的多重考核标准。
事实上，间接融资仅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一种渠道，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直接融资是解决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主流渠道。而长期以来，温州中小企业过度依赖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的腿太短了”，上述温州金融办副主任表示。
2011年，温州市银行业各类贷款余额6000多亿元，直接融资额仅为100多亿元。今年以来，温州市已经上报企业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材料4家，这相当于2011年以前温州当地上市公司总和。
此外，温州市金融办已与部分重点中小企业沟通，希望企业关注中国证监会即将推出的高收益债券，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丰富融资手段。
4月5日，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中小企业私募债的制度框架基本已建立，正在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制定完毕即有望试点推出，浙江省将成为率先启动试点的省份之一。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多层次融资市场的搭建，在于市场的开放，各显其能，以满足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
探路地方金融监管
除了市场准入和向小微企业倾斜，地方监管体系的补缺亦是温州此番金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顾历史，曹远征表示，每一次危机出现，都会带来监管体系的进步，上世纪90年代初股票市场的“过火”，直接促成了1993年证监会的成立；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保险公司大面积浮亏的一个后果，是1998年保监会的挂牌；而到了2003年，面临大笔呆账坏账的中国银行业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管家——银监会。
“但这一次的改革，则主要侧重于地方金融体系、监管体系、防范机制等。”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周松山说。总计十二项金融改革任务中，有四项为强化地方监管。除了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民间融资监测体系的建立，还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和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方案机制。
无论是张震宇还是周松山等地方金融官员，还是包括巴曙松的学界，均认为地方监管体系的构建是难题。周松山透露，央行一度期许温州中心支行接过监管权，但考虑到与市政府的协调，温州中心支行认为还是由市金融办接手较为合适。
一直以来，地方金融办职能是金融服务、协调利益，并无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在突破现有金融监管总体框架后，温州市政府于2011年11月，成立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下称监管中心）。
监管中心是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编制15人，规格为正县级，归口温州市金融办管理。监管中心计划设立监管服务一处、监管服务二处、综合统计处三个职能处室，来承担地方金融组织监管和检查工作。
具体包括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配合相关金融监管和其他管理部门开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专项管理；聘请第三方组织对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和相关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统计、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
在此基础上，温州市各县（市、区）均成立了监管中心，把银监局、人民银行、保监局、证监局这些中央监管部门不管的，在温州进行资本运作的公司，统一监管，逐步进行实时监控。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保育钧认为，此举将“一行三会”的垂直监管和地方监管结合起来了，赋予地方政府许多金融管理权力，也解决了“一行三会”怕风险、怕出事的问题。
而巴曙松的担心则是：杭州市金融办只有二十几条“枪”，温州市金融办多一点，也只有40多人，监管缺位很难避免。
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由此确立“一行三会”为主的垂直的金融监管体系，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最低延伸到县级，证监部门只到省级（计划单列市除外）。业界普遍认为，监管力量严重不足，极易引发地方和中央监管的利益博弈。
巴曙松建议，考虑到县一级央行在最近十年间仅以清算业务为主，而机构仍然不小，可以考虑将部分民间金融机构监管权力交由县一级央行行使。
无论是上世纪的几次民间借贷危机，还是半年前的温州风波，民间金融机构“越位”一直是难解之题。无论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抬会揽储放贷，还是过去两年间众多不具备揽储放贷资格的投资、担保、寄售、典当等公司违规操作，均给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
今后随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政策的逐步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步伐加快，小微金融机构数量将呈激增之势，加之其涉及客户众多，业务类型多样，与地方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联系紧密，仅依靠“一行三会”监管体系，显然难以满足监管需求，而中央将民间金融监管权限下放地方，亦将给温州金融监管部门带来沉重的压力。
张震宇表示，自己有两点担心，一是如何防范风险，二是推出的制度设计能否和现实对接，老百姓、民间资本是否买账。
利率市场化暂缓
尽管半年前的民间借贷风波，凸显了利率管制背景下的金融风险，但在温州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众所瞩目的“利率市场化”并未写入。
3月29日，回到温州的张震宇公开表示，方案中没有提及利率市场化，是从全局考虑。若在温州启动，全国的钱会不会涌到温州来？其他地方的人，会不会涌到温州来投资？
和实体经济的先行先试不同，金融资本如水般无孔不入的特性，在信息化社会的今日，使资本自由化试点难以单点突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均已有过先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产业结构单一的美国得克萨斯州经济增长乏力，当地银行也随之遇到经营困难，某些银行想到的办法是：提高利率吸收存款，用规模效应应对利差收窄和潜在的坏账。由于羊群效应，这种做法很快在该州的银行业普及，以至于全美国的银行都知道，到得州存款可以获得一个“得州溢价”，全美存款开始涌向得州。
由于得州银行受联邦存款保险制度（FDIC）的保护，存款人并不担心银行倒闭，这场试点最终以金融危机收场。到上世纪80年代，得州是银行倒闭的重灾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也为此付出了巨额代价，靠财政支持方才存活下来。
2010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的盛松成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利用党中央和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机会，争取国家允许东北地区率先开展存款利率上浮的试点。这一提议，当时获得部分学者附议。然而后来这一提议，却随着盛松成调任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而无疾而终。
而在这之前数年，天津滨海新区“港股直通车”的叫停，同样源自“得州风险”。
利率市场化制度性突破的付之阙如，令业界对温州金融综合试验的前景心存疑虑，担心民间金融被正规金融“招安”后会因为受到存贷款利率限制，而不再热衷于小微企业贷款。
“那不见得。”美银美林董事总经理、中国区行政总裁刘二飞认为，中国贷款利率上限已经放开，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小型金融机构后，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依然是合法的。以当前贷款基准利率6％来估算，最高贷款利率可达24％，那么从银行拆借资金的利率假设是8％，借出去的利率是20％或者15％，仍有可观的收益空间。而以往商业银行不愿借钱给小微企业，是因为缺乏风险防控机制，而这正是民间金融的优势。
国务院参事夏斌也表示，关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30年来从未停止，目前仅剩存贷款利率未市场化，即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受管制。由于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变革。现在已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很难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而在本轮宏观调控期间，长达21个月之久的负利率（直到2012年2月，一年期存款利率方才跑赢CPI）催肥了理财市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理财利率几乎等同于市场化的存款利率，债券利率几乎等同于市场化的贷款利率，两相夹攻，利率管制的空间已大为收窄。
但其中的难题是，中国尚无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业破产条例，使利率市场化改革难以开花结果。夏斌说，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会出现银行倒闭、破产。
最新一期《中国金融》杂志刊登央行行长周小川的文章称，目前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基本具备。
周小川表示，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财务软约束问题、开始在市场竞争中产生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为推进下一轮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周小川在日前召开的博鳌论坛上也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此外，据周小川透露，201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又重提金融危机前提出过的“建立存款保险机制”这一议题。
本刊记者刁晓琼、张有义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财经》记者 王培成 杨中旭 】
不谋全局 难谋一隅
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现在已很难在某一地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三个月前，61岁的夏斌刚刚卸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一职。温州金融改革从半年前的危机到目前的转机，夏斌恰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任职期间，对温州金融改革试点酝酿有着第一手的考察与思考。
坊间传言，包括夏斌在内的四位国务院参事通过实地调研，对温州金融改革形成书面材料，四度上报国务院，两度面见总理。
4月1日下午，夏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办公室接受了《财经》的专访。
夏斌对自己参与决策的过程避而不谈，他反复强调，放眼全局，温州金融改革的内容并不算“震撼”，其中的“个人境外投资试点”，尚处“研究”阶段，“很快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要搞个人境外投资了，这一次把它写进温州金融改革方案，好看而已”。
夏斌表示，一方面，近些年金融改革的滞后让舆论对温州金融试点期许很大；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依旧征途漫漫。
《财经》：人们认为温州综合金融试验区的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你如何看？
夏斌：讲中国金融改革，内容很广泛。我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概括起来，就是抓六个字：企业、市场、调控。把银行办成真正的企业，是改革的关键，形成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是改革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对金融市场的调控，是改革最后成败的标志。
1997年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正式提出金融改革方向包括三个方面，大意是：要建立一个能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体系”，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体系”，一个有效的“调控监管体系”。也是从市场主体、市场、对市场的调控三个角度讲。
具体展开说，内容太多了。如果讲市场主体，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农信社、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各自如何改革？如何定位？讲市场本身，有产品的创新、市场的准入、价格的放开（利率市场化），有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讲调控监管，有汇率问题、资本账户开放问题、货币政策问题，现在又有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离岸市场问题，有宏观审慎监管问题、巴塞尔协议Ⅲ落实问题，还有“一行三会”的协调问题。总之，改革包括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
这次温州改革讲了“十二项任务”，我认为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间资本问题。如何有限进入金融机构，如何把民间融资活动引入正常轨道。二是个人境外投资。三是研究确立地方政府对小型金融机构、地方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地位与监管责任。当然，现在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措施还没看到，但大致范围就是这些。
如果把我以上三段话联系起来看温州改革，第一，还谈不上“综合”改革，仅仅是限于三个方面的内容。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几个城市展开金融改革试点之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曾任命我当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联络员。那时，总行决定改革什么内容，几个试点城市都可以试，倒是有点“综合”改革的味道。第二，也不必去讨论是否有“里程碑意义”，把事情做好就行了。要说“里程碑事件”，我首先想到的却是：1983年中央银行宣告成立；90年代初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1994年汇率并轨；本世纪初四大银行改组、上市，等等。当然，这是仁者见仁。第三，不管怎么说，温州的改革方案，在面对当前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发展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环境下，即使是在有限的方面能有所突破，对推动当今中国金融改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财经》：资金定价的市场化是民间金融的生存法宝。在温州此次改革中，并未写入利率市场化试点。这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决策考虑？
夏斌：我也注意到，温州方案中并没有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内容。这里我想说几点：第一，从3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仅剩存贷款利率未市场化，但大额协议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已可浮动。
第二，如果温州的银行利率可市场化，存款利率上升，在金融市场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各地老百姓的存款都会搬到温州来，会出现全国银行存款大搬家的混乱局面。
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开发区金融改革“先行先试”文件出台后，我曾在天津说，天津的金融改革不能简单复制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金融改革了。
为什么？就是因为全国金融市场的组织架构体系、法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加上现代信息技术，只要在某地就某一重大制度进行变革，在全国统一市场下，就是全国性的变革，现在已不同于上世纪的80年代，很难在某一地方就重大的金融制度做试点。
第三，利率彻底市场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银行成本提高，利差缩小，竞争加剧，难免会出现有些银行倒闭、破产。银行倒闭破产，老百姓的存款怎么保障？就要建立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那么，赔保每个老百姓多少存款？银行交多少保费？大、小银行都按同样比例交？这一系列问题要研究。也就是说，推行利率彻底市场化之前，要尽快把存款保险制度建起来，把金融机构破产条例建起来，首先要呼吁这件事！
第四，尽管存款利率彻底市场化非常艰难，但我们仍要呼吁，要知难而进。一方面，加快利率市场化配套制度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渐进改革，抓紧出台对贷款利率下浮、存款利率上浮的有限改革，慢慢试，风险并不大。何况，最近几个月贷款需求在下降，银行吃存贷利差，赚的钱也不少。
《财经》：从全局、全国范围看，间接融资比重仍然过高，国有金融资产依旧庞大，而温州金融改革中明确允许民间资金投资设立小型新型金融机构，这对于金融领域的“国退民进”以及打造多层次金融体系，都有着积极意义，你认为具体怎样实现这一金融格局的转型？
夏斌：现在各类主要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由国有大型企业控股、中央汇金公司控股。
要知道，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并不完全如此。当时危机后正值中国整顿金融秩序，有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民营老板输了钱，有的老板被抓，在这种情况下，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入股，稳定金融。
但应该说，国有大企业、国有资本控股各类金融机构，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我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讲道，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的方向应该是“有进有出”，而不是规模、资产控制得越多越好，赚钱不是唯一的方向。在未来不同时期，国有资本对各类金融机构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比例就行了，多余的股份可以向民间资本出售。
具体说，在某一时期，中央汇金公司对国有大银行控股，持股一定比例就够了，超过比例就不用投资了，应允许摊薄。其他各类小银行慢慢都可以放开，允许民间资本按有关规定组建新银行，但不鼓励地方政府入股。对外资仍要限制。
中国已是经济第二大国，要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大国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在这方面，可以选择几个主要的公司加大投资。在整顿地方融资平台过程中，经过增信、信贷展期、资产重组等措施，有些地方政府仍还不了银行钱，同时又掌握了大量各类金融机构股权的，通过依法办事，逼地方政府吐出金融股权还债。对其他各类小型金融机构更不用说，大踏步向国内民营资本开放。
中央政府部门不应再继续维持过去那种保姆式的监管思维，总是怕出事，把重点放在完善市场制度体系建设上。出事了，只需严格依法处置。
《财经》：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结构调整、政府转型的成败或许将直接决定金融改革的成败，那么，从金融改革这一视角，应如何认识结构调整、政府转型这一趋势？
夏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金融改革中，从保持一个好的货币政策角度讲，结构调整、发展方式的改变，是改变近十年来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被动局面的关键。
这些年来，由出口主导的发展方式、外汇占款不断增长所决定的央行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弄得央行很被动，甚至可以说狼狈。尽管央行尽其能力，搞了不少对冲，物价和资产价格的稳定压力仍不减。从此意义上说，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立，真是要依托经济结构的调整。
不过，这一转变过程，今年已有起色。GDP中，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出口占比在下降，扩内需初见成效。
从金融改革与政府转型关系看，在金融改革上，对政府部门的批评不少，确实应加快政府的转型。但细想，为什么改革滞后、转型慢？有人认为是政府部门利益绑架。我同意一点点，但不完全同意。
中国基本还是“官大说了算”的行政体制。如果发现是部门的利益作祟，“官大的”完全可以去制止。问题是：发现了没有？为什么？什么是部门利益？什么是部门间矛盾中正当的改革呼声？如何发现与形成改革的“良策意见”？以什么样的勇气与策略来推动？这是我在思考金融改革与政府转型关系中最为看重的。
《财经》：正如你所说，温州改革的突破是有限的，那么中国金融当前还在哪些方面迫切需要改革？
夏斌：这个问题难以简单回答。除了年初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布置的工作要求，我认为，从经济社会呼声看，迫切要干的事很多很多，在此只能点若干重点。
从市场主体看，有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问题、非银行机构发展的“拾遗补缺”问题，如金融租赁等，农村金融与小贷公司、村镇银行等小金融机构的大发展问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规范与发展问题，还有金融机构准入制度的放宽和破产金融机构市场退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建设等。
从金融市场本身看，有债券市场“多头管理”问题，两个债券市场的统一问题、股票市场中的三板市场、发审制度，还有信托产品等市场创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和统一监管问题，也有市场价格问题，如利率市场化等。
从调控监管来看，有抓紧放宽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进而进一步放宽资本账户管制问题，包括温州及接下来的上海乃至全国的个人账户境外投资放宽的问题；有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离岸市场建设中的各种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与各国的金融合作问题，如货币互换等；也有除日常监管之外，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监管的关系问题；有巴塞尔协议Ⅲ如何在中国落实等问题；还有调控与监管的协调问题，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到底怎么落实、金融控股公司谁来监管等。
总之，金融改革与开放的内容非常广泛、非常具体。
由于前一阵子金融领域许多矛盾与问题久拖未决，因此从经济发展的需求看，从全国企业与老百姓对金融的期望看，这些问题都已成为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了。
【作者：《财经》记者 杨中旭 】 (责任编辑：黄玉龙)
要创新 不要招安
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意义在于全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如果将此举视为国有金融一次制度招安，甚至用传统监管的方式引蛇出洞一网打尽，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倒退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通过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方案，笔者认为，这个方案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值得关注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
十年来，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向政府管制轨道回归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的4万亿元投资大部分都投向国有企业系统，加上部委与地方政府过度开发土地储备，国有企业获得特权经营，信贷规模、上市通道以及税收安排等各种社会公共资源的全面配合，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进入发改委主导的新计划经济时代。
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出台，是一个方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金融改革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二届中国金融年会上提出了以资本市场为突破口的“蓝皮书”，期待在计划管制的财政金融系统中撕开一角，不久就在配合物价改革和宏观调控中无疾而终。
上世纪90年代初，以“联办”为代表的北京一批活跃的海归金融人士，试图在体制外独立运作一个证券市场，这个“白皮书”的梦想，也在几年后被整体纳入严格的证券监管体系而成为历史的记忆。
此后关于创建上海、天津等各地的金融中心的设计陆续出台，但基本是表达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姿态，配合地方政府和城市开发的配套，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关联不大。
金融是制度安排，金融改革便是制度创新，不仅是强化地域集中、服务丰富、工具增加、激励机制或政治级别的提高等技术层面的改善。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次温州金融改革方案明确民间金融的合理性，同时将监管权力下放到地方，这是具有突破性的变化。
依笔者看，温州金融的核心就是民间金融，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的意义就在于全国民间金融的发展。反之，如果将温州金融改革视为国有金融一次制度招安，甚至用传统监管的方式引蛇出洞一网打尽民间金融力量，这会成为一个更大的倒退。
温州金融的民间性
温州过去始终是计划经济社会中一个被忽视的小城，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业经营，这也就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试验者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和约束的飞地。温州文化继承了南宋永嘉学派一脉，主张“以利和义”、“道不离器”，重商重利。
这种务实精神和勤勉奋斗，造就温州成为3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的民营经济中心。服装、电器、贸易和五金制造业等代表了第一代中国市场企业家的业态，不仅在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声名远播世界。
活跃的民间金融真正支撑了温州民营经济。一大批以担保、抵押、保理、租赁、汇兑、结算服务、理财投资等金融中介业务见长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长久不散的民间金融生态圈。
尽管公司的名目都是服装、批发、美容、地产中介等匪夷所思的低调，但他们积聚起来的巨量资本，却有效地通过选择最有能力的创业者和企业家，而投入到各个产业，推动温州成为中国最有竞争活力的新兴城市。肯定温州民营企业和经济，就必须肯定温州的民间金融。
温州金融的核心恰恰在其民间性，民间资金、民间借贷、民间管理、行业自律。鉴于相对规模小，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和增值服务，这是弥补主流金融业不足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坚持温州金融的民间性，才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成败的试金石。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严重妖魔化，高利贷、非法集资、洗钱、地下钱庄等词汇习惯地与民间金融画等号，涉及民间金融的机构和个人动辄得咎，战战兢兢。
事实上，那些积极、创新的民间金融不过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
尽管温州出现过一些商业欺诈和信用危机,但与同期国有金融系统出现的更为严重的欺诈和技术破产一样,民间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终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市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金融进入管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基于市场需求、成本、创新和技术等多种考量，金融工具和金融过程进入政府管制的范围和方式是不断变化的。管制外金融的广泛存在和蓬勃发展应当是经济发展的福音和伴生现象，没有民间金融的丰厚土壤，就不会有真正资本市场的发展，也不会有企业家和金融家的产生。这是西方几百年来的金融经济历史所印证的经验，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写照。
许多空泛的指责常常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例如，高利贷是一个具有道德评价的词汇，不应是讨论的观念因素。在常态社会下，利率应当反映正常的商业活动状况，调节资本进入特定行业区域或企业。而且，在资本可以自由进出的环境下，金融业与其他行业利润率也应当是一致的。利率高低都是调节资源流动的信号，不是道德指控。只有在管制经济中，利率才被人为调高或调低，这恰恰是管制经济的结果，不是呼唤管制的理由。
金融资源的制度博弈
市场交换的需求导致货币的创造，风险和发展的需求推动了银行保险和一系列金融机构的建立，社会经济与金融市场的进步，选择并造就了不同形态的金融制度。
金融是一种制度安排，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保证以最合理的成本来帮助资金从提供者转移到需求者，给社会以安全和乐观的环境。资金是公共资源，如同阳光和空气一样，要由金融制度来安排到最佳位置。
几千年以来，金融制度都是基于民间需求而在民间发展起来的，只是在西方产业革命后，各国政府才在扶植民间金融演变为现代银行体系后，建立市场监管原则。
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制的核心不是产权问题，而是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
任何社会的增长核心动力是始终处于创新过程中的中小企业，所有优秀的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中发展起来的。金融体制的要点在于两个问题：中小企业获得正常资本资源的途径是否畅通，中小企业获得资本的成本是否合理。途径与成本是衡量一个社会中金融制度优劣的根本指标。
中国民间金融没有西方同类那样幸运，在迅速开放之后，钱庄和票号在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压力下解体，强行转化为军事和政治管制下的国有金融体系。它不仅低成本地获得了最大的社会公共资源：经营许可、大众储蓄、强制利率汇率、财政和外汇储备注资等，而且还从法律上封堵了民间金融正常生存的空间而令其进入非法状态。
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多被赋予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涵义，强调产权所有和歧视，侧重行政监管和规模，以垄断经营和监管政策来维护巨大的存贷利率剪刀差，实施系统的机构高利贷制度。不仅按计划指导分配资金资源，而且不断通过各种税收、合资、股份制和上市等手段强制分配金融利益。
民间金融则在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和国内金融严厉监管下危机四伏，跳楼的有，跑路的多，还有吴英案试图死里逃生。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在此刻出台，其方向和实质自然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金融市场是一个多层次多角度多工具创造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复杂系统，人才和服务远比资本规模和经营特权更为重要。
在中国目前格局下，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个人是民间金融最重要的市场和客户群。从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亿到今天的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元，在严厉打压的商业环境下，民间金融仍获得巨大的生存空间，本身就说明了民间金融生态的合理性和效率性。
民间金融的温州方案中，有五项涉及既有金融机构(当然是国营为主)面向小微企业进行业务创新和扩张，鼓励国有金融与民间金融竞争。国有金融的规模、机制、客户群体和管理方式等使得面向中小企业的服务并非长项，完全可以与民间金融建立互补的合作关系。
金融制度改革的要义是建立一个合理配置资源的金融制度，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于资源的长期博弈仍在剧烈进行之中。
希望温州金融改革不是用国有金融招安民间金融，用行政监管取代行业竞争，用既定的金融系统延伸服务封堵民间金融家的各种创新。而应让民间资本主导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甚至交易所，给温州和全国的市场金融家一个机会。这才是笔者期待的真正的温州金融模式。
温州金融试验区的文本使得金融在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上具有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能否具有市场上的合理性需要实践的检验。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的实施,无论结果成败,这个努力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与许多学者不同，笔者希望中央不再出台任何细则，给地方、给民间、给市场一个创新甚至失败的机会。当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没有什么技术细则，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精神支持就波澜壮阔地启动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历史。
作者为中国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秘书长、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