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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文章】王巍：“交子”的超货币化
[FONT=黑体]http://www.21ccom.net/articles/fsyl/yulu_20140528106675.html
金属货币约在2600年前起源于今天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吕底亚国（Lydia）；纸币则在1000年前起源于中国成都。在金融史上，纸币的创造是一个重要标志，表明货币化程度，交易手段的复杂性，纸张的发达，管理的细致，以及政府信用能力和社会繁荣状态。欧美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世纪末才陆续使用纸币。中国纸币的早期应用和消亡便成为迷津一段。
宋朝960年建立，965年便吞并了蜀国。宋朝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并要求当地用铜钱支付税款。四川铜矿不足，铁钱被废，铜钱昂贵，流通货币奇缺，导致市面冷落，经济萎缩。民间便出现了许多交子铺户，商人把周转钱币存入，用时支付保管费用后提出。这些存款凭证即交子，泛指用于交易的票据。
交子和交子铺户均是民间商人操办，依赖商号和铺户的信用立足。交子作为票据可以在市场上抵押、转让，独立于铜钱流通，既便利大额交易，也节省了铜钱的使用。尽管有少量的伪造和欺诈出现，但交子的流通还是受到民间欢迎。
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005年，时任益州（成都）知府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统一发行交子，用政府信用支持商业信誉，获得成功。商业票据得以脱离发行商家的信誉和偿付能力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并且超出商家市场范围在政府管辖领地作为法定支付手段流通。
1023年宋朝政府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次年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万贯，备本钱36万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至此，交子被确认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尽管史书记载，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商业票据（飞钱）作为货币流转，但得到政府背书并纳入正式发行才是货币史上的里程碑。
1068年，宋朝丞相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进改革，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发行纸币便成为重要的手段。他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但过度发行导致交子大幅贬值到不足面值百分之十。
王安石又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了新的纸币“钱引”，辅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一时形成中国纸币发行的高潮。
但是，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改革失败，而且导致政府信用崩溃，反而令民间出现长期“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
交子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同时期，北宋和南宋各地都在商业发展和政治混乱中产生了各种商业票据的货币化现象。例如在杭州出现了“会子”，也是商人交易中取钱的凭证，多为售货、赊账或典当等交易中形成，在民间流通，也取代了铜钱的功能。朝廷曾严令禁止，但无法生效。
1160年，杭州知府钱端礼沿用交子的经验，干脆将会子收为官营，设立了会子库，将会子作为官方纸币发行并管理，在江南一带流通一时。
宋朝衰退之后，金、元两朝政府更是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导向，变本加厉地发行“交钞”“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面值不断加大，含银价值不断降低。
尽管采用了金银本位和记账银本位等各种稳定币制的尝试，但是，在内乱、外战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金元两朝的整体经济已趋于崩溃，金银货币被藏入民间，纸币被广泛拒绝，民间市场竟然在元末时期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地步。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立即明确恢复铜钱本位制度，苦于一时不能有充足的铜矿和钱币供应，不得不发行“大明宝钞”，但规定其在财政收支中，不能与铜钱和其他贵金属兑换。但经过三百年的无节制发行，中国民间对纸币已毫无信心，纸币不仅不能进入民间市场，在政府与军队中也被排斥。结果，惨淡维持了三十多年后，1394年被废止。早熟的中国纸币终于历经了四百年的跌宕起伏而告终。
如同造纸术的传播，纸币的概念也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当时，来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罗马教廷派往蒙古的使者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把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介绍给欧洲人。他们发现，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因而成为纸币；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的商家。
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直到最近一百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
第一张欧洲纸币是由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银行前身）在1661年发行的，不过，由于过度发行，无法用金属货币兑付而导致银行三年后停业。美国纸币是在17世纪90年代由殖民地银行首先发行，法国纸币则是在1717年才在苏格兰人约翰·劳的主导下由法国银行大量发行。
中国则在晚清的19世纪60年代才再次出现纸币。历史上的教训拖延了纸币在中国的流行，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纸币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交易货币。
货币形态通过政府的强力支持来超越市场进程使用，即超货币化。这种情形只有在政府远比市场强大的社会中才能出现。宋代交子的产生与其说是中国货币化进程的早熟，更应是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早熟。
商业信用刚刚票据化和区域联网化，政府权力便纳为己用，加上自己的标记后强制延伸到非市场的领域，支付政府消费、军费和长期工程。揠苗助长地将货币的商业信用提升为政府信用，这至少有几个弊病:
其一，货币过早脱离了与实业发展和消费能力的自然联系，蜕变为政府的执政手段和控制市场的工具，导致超货币化过程，不但虚夸了市场的增长，而且怂恿了政府过度负债，抑制了市场的空间。
王安石推进行政改革的财务透支，南宋和元朝统治者无休止的军事支出和政府工程等均依赖纸币滥发。
其二，基于信用的货币与基于法定的货币分道扬镳，前者取决于市场供求的自然平衡，与贵金属含量相关；后者则单纯取决于执政者的意志和执政期限。
特别是到了朝代后期和兵荒马乱的危机时段，执政者个人的不安全感使得滥发纸币成为延缓权力的工具。于是，恶性通货膨胀纸币与金融货币荒同时并存，瓦解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元朝末年，军队不接受纸币，形成大规模兵变，是元帝弃位而逃的重要因素。
其三，在信息不透明，货币化程度偏低的环境中，纸币无节制发行的注水经济，非常容易成为政府的本能选择。短期内，这会形成经济景气的幻象，但长期看来却会毁坏政府和社会信用，变成商业文明的内伤。有着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法国、德国和中国都需要很久的时间来弥合伤口。
最后，货币过早地进入政府管制领域，使得历史上的中国一度丧失了民间信用和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纸币通货膨胀对于政权的摧毁作用，使得明清两代统治者高度警觉脱离金属本位的任何信用货币，严禁民间票据的跨区域流通，控制民间铸币和票号的发展。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近代，非但不鼓励本土钱庄和票号的联手，反而利用权力建立垄断业务的政府金融机构，与外国银行合谋分享市场。
[FONT=黑体]来源：《财经》杂志
[FONT=黑体]来源日期：2012年05月26日
[FONT=黑体]责任编辑：萩元
[FONT=黑体]http://www.21ccom.net/articles/fsyl/yulu_20140528106675.html
[FONT=黑体]“交子”的超货币化
[FONT=楷体_GB2312]王 巍
金属货币约在2600年前起源于今天位于土耳其西北部的吕底亚国（Lydia）；纸币则在1000年前起源于中国成都。在金融史上，纸币的创造是一个重要标志，表明货币化程度，交易手段的复杂性，纸张的发达，管理的细致，以及政府信用能力和社会繁荣状态。欧美国家都是在工业革命发生时的17世纪末才陆续使用纸币。中国纸币的早期应用和消亡便成为迷津一段。
宋朝960年建立，965年便吞并了蜀国。宋朝试图用铜钱取代当地流通已久的铁钱，并要求当地用铜钱支付税款。四川铜矿不足，铁钱被废，铜钱昂贵，流通货币奇缺，导致市面冷落，经济萎缩。民间便出现了许多交子铺户，商人把周转钱币存入，用时支付保管费用后提出。这些存款凭证即交子，泛指用于交易的票据。
交子和交子铺户均是民间商人操办，依赖商号和铺户的信用立足。交子作为票据可以在市场上抵押、转让，独立于铜钱流通，既便利大额交易，也节省了铜钱的使用。尽管有少量的伪造和欺诈出现，但交子的流通还是受到民间欢迎。
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005年，时任益州（成都）知府张咏选择了16家商号，统一发行交子，用政府信用支持商业信誉，获得成功。商业票据得以脱离发行商家的信誉和偿付能力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并且超出商家市场范围在政府管辖领地作为法定支付手段流通。
1023年宋朝政府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次年在全国统一发行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万贯，备本钱36万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至此，交子被确认为世界上第一张纸币。尽管史书记载，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商业票据（飞钱）作为货币流转，但得到政府背书并纳入正式发行才是货币史上的里程碑。
1068年，宋朝丞相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进改革，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发行纸币便成为重要的手段。他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但过度发行导致交子大幅贬值到不足面值百分之十。
王安石又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了新的纸币“钱引”，辅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一时形成中国纸币发行的高潮。
但是，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改革失败，而且导致政府信用崩溃，反而令民间出现长期“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
交子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同时期，北宋和南宋各地都在商业发展和政治混乱中产生了各种商业票据的货币化现象。例如在杭州出现了“会子”，也是商人交易中取钱的凭证，多为售货、赊账或典当等交易中形成，在民间流通，也取代了铜钱的功能。朝廷曾严令禁止，但无法生效。
1160年，杭州知府钱端礼沿用交子的经验，干脆将会子收为官营，设立了会子库，将会子作为官方纸币发行并管理，在江南一带流通一时。
宋朝衰退之后，金、元两朝政府更是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导向，变本加厉地发行“交钞”“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面值不断加大，含银价值不断降低。
尽管采用了金银本位和记账银本位等各种稳定币制的尝试，但是，在内乱、外战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金元两朝的整体经济已趋于崩溃，金银货币被藏入民间，纸币被广泛拒绝，民间市场竟然在元末时期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地步。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立即明确恢复铜钱本位制度，苦于一时不能有充足的铜矿和钱币供应，不得不发行“大明宝钞”，但规定其在财政收支中，不能与铜钱和其他贵金属兑换。但经过三百年的无节制发行，中国民间对纸币已毫无信心，纸币不仅不能进入民间市场，在政府与军队中也被排斥。结果，惨淡维持了三十多年后，1394年被废止。早熟的中国纸币终于历经了四百年的跌宕起伏而告终。
如同造纸术的传播，纸币的概念也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当时，来东方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罗马教廷派往蒙古的使者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把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介绍给欧洲人。他们发现，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因而成为纸币；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的商家。
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直到最近一百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
第一张欧洲纸币是由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银行前身）在1661年发行的，不过，由于过度发行，无法用金属货币兑付而导致银行三年后停业。美国纸币是在17世纪90年代由殖民地银行首先发行，法国纸币则是在1717年才在苏格兰人约翰·劳的主导下由法国银行大量发行。
中国则在晚清的19世纪60年代才再次出现纸币。历史上的教训拖延了纸币在中国的流行，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纸币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交易货币。
货币形态通过政府的强力支持来超越市场进程使用，即超货币化。这种情形只有在政府远比市场强大的社会中才能出现。宋代交子的产生与其说是中国货币化进程的早熟，更应是中国政府干预市场的早熟。
商业信用刚刚票据化和区域联网化，政府权力便纳为己用，加上自己的标记后强制延伸到非市场的领域，支付政府消费、军费和长期工程。揠苗助长地将货币的商业信用提升为政府信用，这至少有几个弊病:
其一，货币过早脱离了与实业发展和消费能力的自然联系，蜕变为政府的执政手段和控制市场的工具，导致超货币化过程，不但虚夸了市场的增长，而且怂恿了政府过度负债，抑制了市场的空间。
王安石推进行政改革的财务透支，南宋和元朝统治者无休止的军事支出和政府工程等均依赖纸币滥发。
其二，基于信用的货币与基于法定的货币分道扬镳，前者取决于市场供求的自然平衡，与贵金属含量相关；后者则单纯取决于执政者的意志和执政期限。
特别是到了朝代后期和兵荒马乱的危机时段，执政者个人的不安全感使得滥发纸币成为延缓权力的工具。于是，恶性通货膨胀纸币与金融货币荒同时并存，瓦解了政府的执政基础。元朝末年，军队不接受纸币，形成大规模兵变，是元帝弃位而逃的重要因素。
其三，在信息不透明，货币化程度偏低的环境中，纸币无节制发行的注水经济，非常容易成为政府的本能选择。短期内，这会形成经济景气的幻象，但长期看来却会毁坏政府和社会信用，变成商业文明的内伤。有着恶性通货膨胀历史的法国、德国和中国都需要很久的时间来弥合伤口。
最后，货币过早地进入政府管制领域，使得历史上的中国一度丧失了民间信用和民间金融的发展空间。纸币通货膨胀对于政权的摧毁作用，使得明清两代统治者高度警觉脱离金属本位的任何信用货币，严禁民间票据的跨区域流通，控制民间铸币和票号的发展。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近代，非但不鼓励本土钱庄和票号的联手，反而利用权力建立垄断业务的政府金融机构，与外国银行合谋分享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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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来源日期：2012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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