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种】 翻译标准有用吗?

Aaron

普通会员
对翻译规范的追求古今有之,中外有之。纵览中国翻译史,最早的翻译标准来自于佛经翻译的实践。自支谦提出“用意译取代音译,……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胃”。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主张翻译必须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唯惧失实”;直至玄奘的“五种不翻”,中国最早期的翻译理论即为翻译界的后来者们拟定了一条规定性的道路。时至近现代,规定性的译论更是层出不穷:马建忠提出“善译”的翻译标准;严复提倡“信、达、雅”;鲁迅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 瞿秋白强调翻译者必须“非常忠实”,要追求“精确”; 林语堂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朱生豪极为重视保持原作的“神味”和“神韵”;傅雷反复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还有钱钟书的“化境”。对翻译的规范性要求也一直贯穿着西方的翻译研究史:早期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哲罗姆(St.Jerome)和路德(Martin Luther)强调意译;16世纪多莱(Etienne Dolet)提出翻译的五大原则、17世纪德莱登(John Dryden)论翻译的五大原则和18世纪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的翻译三原则;二战后西方翻译研究虽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不乏有卡特福德(J.C.Catford) 、奈达(Eugene A.Nida)与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人从各自研究角度出发,提出翻译的规范性要求。
当前大家通常讨论的标准主要包括:功能对等、目的论、多元互补,还有另两者国内学者提出的“最高\低标准”与“和谐中庸说”。我不禁要问,这些标准多为抽象要求,很难适应实际所需,尤其是对于翻译初学者而言。他们从这些大家所列出的标准中除了获得一些所谓方向上的指引、与道德上的约束外,似乎并没有对于翻译实践的多大好处,即以上标准缺乏对于翻译实践可操作性的指导。
基于此我的确认为建立以翻译过程为基础的过程标准(过程评价体系)更为重要。
 

吴茗

知名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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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在《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中有这么一段话:翻译一部哲学书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莫过于说它完全忠实于原文,也即彻头彻尾照本宣科。……难以理解,为什么众多现代译者会近乎迷信第害怕照本宣科的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中世纪门徒对希腊文一窍不通,解读亚里士多德却远胜于只能对希腊老古董如数家珍的现代学者。决定这种优胜的关键因素在于,中世纪评注家随时参照亚里士多德文本最为照本宣科的译文,汲汲于文本和文本的措辞。这是斯特劳斯对翻译的标准的看法。这是对“信”的要求。可见斯特劳斯认为翻译,信是最高的标准。我同意这种看法。
 

Aaron

普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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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信”的标准在历史中存活了二千年之久,足见其地位之高、统摄之深,但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信”作为标准所存在背景,即有某种权威的存在。施特劳斯作为“成功的注经者”,他对于“信”的笃信相信一定与这种对于权威有关。但现在的问题是,你可以对着“最为照本宣科的译文”笃信不二吗?你又会从中读出什么,悟出什么呢?再有就是,你相信这种“最为照本宣科的译文”就一定能传递原文的精神吗?再现实一点,这种“最为照本宣科的译文”除了(或许)作点研究时用来试图最大化地溯源之外,在现实中还有用吗?
 

addresstoliang

普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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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标准和技巧在初始阶段是必要的,随着实践的增加,会有更深的体会,有时会采取非常手段。
 

Aaron

普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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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对于翻译标准的认识是:对于初学者有约束力,但一般又难以遵照执行;对于熟练翻译者来说,由于具体工作有具体要求,一般多有变通;而对于翻译家来说,翻译标准无非就是一种翻译的心得,多为有感而发。
对于现在科学化、标准化的翻译工作来说,除了译文评价之外,还应该有翻译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就如ISO9001等标准体系一样。
 

trillin

普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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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達可以了,雅就不必了,至於钱锺书所說的傳神,這樣可遇不可求的譯法可以專門做成掌故,卻沒必要貫徹在譯本中
 

Aaron

普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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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所谓翻译标准是定给新手或翻译译从业者的,以于翻译大家无从、当然也不必有任何外界强加的翻译标准。中国的翻译理论史可以认为就是翻译标准史,从中我们只能见到大家之言,而鲜有技术标准(佛经翻译中偶有例外)。这一点明显不合现在的翻译业实际。这也正是(个人觉得)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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