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与信念构造
庄朝晖，厦门大学
2013.5.16
摘 要
自由意志问题，在哲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介绍自由意志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重要实验，考察自由意志的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尝试提出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种新的解释——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具有一种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能力。
习性（内在约束）的倾向性，会影响但不会决定人类的自由选择。人类的自由选择，反过来又重塑了内在习性。
自由意志问题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在此层面，神经可塑性，概念构造性，解释学，爱智慧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自由意志（free will）的问题，在西方思想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近代心灵哲学兴起，使用概念分析的方法重新思考这一古老问题。这几年，由于磁共振成像等观测技术的成熟，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突飞猛进，又赋予了这一古老话题以科学内涵与科学手段。
人类有没有某种自由能力，或者人类是完全被决定的？当代研究的方法结合了日常经验，概念分析和科学观测。在日常经验上看来，面对某种情境的时候，我们有可供取舍的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与行动。人类的自由意志，还表示在我们是可以选择其他可能性的（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
决定论
决定论者（determinism）认为：未来的一切都已经被过去预先决定了 。现代决定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自然的物理决定论。
在经典物理时代，拉普拉斯提出物质世界的决定论，他认为：“宇宙的当前状态，是宇宙过去状态的结果，又是宇宙未来状态的原因。”或者说，如果给定宇宙间的力量和宇宙间所有事物的相对位置，那么就可以确定地计算出宇宙未来的状态 。
作为自愿的自由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免于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mpulsion） 。从另一方向来说，人类具有作为自愿的自由能力（freedom as voluntary）。如果我们的行动不是出于外在的强迫，而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自愿选择，那么这种能力就是人类的自由能力。
霍布斯说：“从自由意志一词的使用中，我们也不能推论出意志、欲望或意向的自由，而只能推论出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他在从事自己具有意志、欲望或意向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受阻碍。”
他认为：“这种行为（自愿行动）由于来自人们的意志，所以便是出于自由的行动。”
李贝特实验及其解释
上世纪80年代初，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关于自由意志的脑神经实验。研究表明，自愿行为的背后，也有相当的内在决定因素。
实验是这样的：用脑电记录装置监测志愿者的脑电活动，然后给他们下达指令：一知觉到行动意图(intention)时，就立刻反馈并且采取行动(action)。
脑电记录装置显示，在志愿者意识到行动意图之前，仪器早已检测到引导身体活动的相关脑电活动，也就是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
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吗？
有些学者认为，李贝特实验揭示了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所谓的自愿行动，其实已经被大脑中的无意识过程所决定。
然而，这样的解释是有争议的。
实验要求：志愿者一意识到意图就执行行动。实验要求干扰了志愿者的自由选择。
三个阶段：大脑准备电位（1无意识），志愿者意识到意图（2有意识），选择根据意图行动（3选择确定）
疑问：1，2之间会不会因人而异，有些人比较敏锐？2，3之间是不是决定的？
意识到意图，与决定根据意图行动，这是两回事。
1999年，李贝特在一篇名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吗？”的论文中回顾了他的实验，他认为尽管自愿行为是被无意识启动的，但是意识功能仍然可以控制结果，也可以选择不行动（free won't）。因此，自由意志并没有被排除。
评论：有选择不行动的自由（free won't），就有选择行动的自由（free will）。可以将意图与对于意图的自由选择比喻成下属与老板，下属向老板提交了一个策划案，老板有否决的权力，也有肯定的权力。而且，老板对于此策划案的最终决策具有最大的自由与责任。
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
1978年，丹尼尔?邓尼特（Daniel Dennett）较清楚地整理了一个包含“非决定性”的双层模型说。在第一个阶段，生成各种可能的考量（Consideration）。这些考量的生成具有某种非决定性。在第二个阶段，根据这些考量生成最终的决定。
邓尼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发生在第一个阶段，因为这些选项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决定性的。
后来梅乐（Alfred R. Mele）发展了邓尼特的双层模型说。
然而，双层模型说并不能充分表达人类的自由能力。
一方面，在第一阶段的所谓“非决定性”，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直觉上，我们所认为的自由能力，指的是人类具有某种控制的能力，而不是超出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某种“非决定性”。
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的具有决定意味的慎思中，人类也缺失自由选择的能力。
简单而言，双层模型说的第一阶段非决定性过强，第二阶段决定性过强。
新的双层模型说
埃克斯多姆（Laura Waddell Ekstrom）在她的《自由意志：一个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双层模型说。
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安置在第二个阶段。埃克斯多姆引入了偏好（preference）这一概念，认为第二阶段的输出是某一偏好。这些偏好是有原因的（causal），但并非被决定的（determined）。
另外，埃克斯多姆认为“主体因果”（agent-causation）的分析框架过于笼统，提出“事件因果”（event-causal）的分析框架，更具体地来探讨事件的因果关联。
她说：“偏好所导致的行动，是被主体（agent）所控制和因果决定的，因为在我看来，所谓主体就是指偏好与认可的集合，还有我们塑造与重塑个性的能力。关于形成哪一个偏好的决定，基于我们关于主体的分析，是一个关于我们想成为哪一类人的决定。这种决定来自于过去，但并不是被过去所完全决定的。”
通过对于“偏好”和“事件因果”的阐述，埃克斯多姆认为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偏好，这些过去的偏好，会对我们的自由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
但埃克斯多姆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自由选择的机制，只是将行动的自由性归结于偏好的自由性。
另外，在所有的双层模型中，都是从多种可能考量出发，通过慎思确立最终的决定。在慎思的选择中，自由选择其实已发生多次。
对于每一种可能选择，人类都有执行与不执行的自由选择能力。正是因为不立刻执行某一种选择，我们才有机会考虑另一种选择。
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往往会生起一种惯性的倾向，但是人类的自由性恰恰在于，人类并不一定要按照这种惯性倾向直接反应，而是可以将这种惯性倾向先停止下来，进入一种更富于理性与自由的慎思与抉择。
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以下借鉴“事件因果说”，提出自由意志的新模型：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约束条件包含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
所谓外在约束，包含宇宙法则，科学定律，环境因素，身体条件等等，
所谓内在约束，主要指的是我们以前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倾向，习气，志向，偏好，爱好，习惯，潜意识，习性等等（以下统称为“习性”）。各种习性对应了各种情境之中的刺激与反应模式，在遇到相似的情境时相应的习性会触发。
在这些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之下，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与自由行动的能力。
习性的构造性
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的时候，我们的某类习性会生成一个可能的反应。
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按照习性进行反应的话，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习性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对这个可能的反应进行反思的话，可以选择是否按照这个反应执行。如果选择不按照这个习性进行反应，这反过来削弱了该习性的影响力。
这类习性的影响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立即按照这类习性进行反应。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该习性非常强大，我们就倾向于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该习性非常微弱，我们就倾向于不受该习性的控制。
过往累积的习性会对我们的选择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完全决定性。
在高级监控功能下，我们具有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的能力。所谓高级监控功能，是指人类的反思，理性，觉察与选择等能力。高级监控能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对该习气进行理性的觉察与选择。在高级监控功能不力的情况下，习气成为主人。当高级监控功能进行觉察时，习气已处于被观察位置，也就是已经从主人的位置沦为客人。
如果我们选择执行相应的习性反应，那么我们可以说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有条件的，但并不能说该习性反应是被事先决定的。
当该习性反应已经发生，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是受先前的习性的影响的。但该习性反应并不是被事先决定的，因为在事情发生前我们具有不执行该反应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们所选择的习性反应可以说是“自由”的。
在自由选择了意图之后，引发身体，语言或者思想的行动（行动的理由解释）。这种行动，也可以说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塑造和重塑着我们的个性。
可能的反驳与分析
对于自由意志说，有一种常见的反驳称为“对于自由意志的典型反驳”（The Standard Argument Against Free Will）。
大概而言，这种反驳认为：一方面，如果非决定论成立，那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不妨称为随机论），我们并没有对于意志的控制力，人类也就不必为随机行为负责。在此意义上，人类并不具有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如果决定论成立，那么未来是可预测的，也就没有自由意志的空间。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意志都不能成立。斯马特（Smart）认为，或者决定论是正确的，或者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这两种已经穷尽了逻辑的可能性。因此，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其实，斯马特混淆了非决定论与随机论，非决定论并不一定导致随机论。在决定论与随机论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有原因，但非决定。斯马特将“有原因”（caused）与“被决定”（determined）混为一谈。事实上，事情可以是有原因的，但是这并非等价于被决定。
例如，当我们面对分叉路的时候，我们走向哪条路是非决定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有可能选择不走，我们有可能选择这条路，我们也有可能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不管我们最终选择走向某条道路，我们可以说最终选择是有原因的。
自由与责任
面对着外在与内在的各种约束，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的能力，所以人类也就要承担由此自由带来的责任。
即使一个人处于负面的环境里，他接受到的教育是负面的，但是这个人依然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外在的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
一个健康的人或社会，都需要理性与智慧的判断力。教育不只是学习，教育更是开发理性智慧。
更进一步地，假设一个人的大脑接收到某种指令，如果这个人按照这个指令执行的话，那么他也要承担责任。因为内在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
自由选择与信念构造
休谟认为：“形成关于任何事实的信念的这种心灵作用，似乎从来是哲学中最大的神秘之一”。（《人性论》，P115）
狭义下，意见，信念，知识并列。
广义下，意见与知识也是信念的一部分。比如知识的JTB定义：知识为有辩护的真信念。
这里讨论的信念构造是广义上而言的。
休谟对于信念的分析
信念的发生论：一个意见或信念可以很精确地下定义为：和现前一个印象关联着的或联结着的一个生动的观念。（P114）
信念的稳固性：相似的对象在处于相似的环境下时，永远会产生相似的结果；这条规则既然是借着充分的习惯确立起来的，所以它不论应用于什么信念上，都会以明白性和稳固性赋予那个信念。（P125）
信念的来源：信念是来自习惯的一种心理作用。(P134)
对于休谟信念发生论的评论
信念的作用：相似的对象在处于相似的环境下时，永远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习惯而成的信念有何种稳固性与必然性？
其实习惯是变化的，是构造的，也是可解构的。例如即使是科学知识，也有变化。
习惯是如何习成的？这个部分，休谟没谈及。
信念的构造论
其实，信念并不稳固。相似对象并一定产生相似结果。
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情境下的相似对象时，信念以一种习惯的力量倾向于产生相似结果。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决定性的。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觉察，理性反思与自由选择。（理性反思环节）
理性反思的作用
如果没有理性反思，那么我们倾向于按照信念来运作。如果有理性反思，那么我们会对于信念的当前可应用性进行评估。
如果信念被理性通过，信念的力量会加强。如果信念被否决，信念的力量会减弱。
按照稳固程度，可以将信念分为：知识，狭义信念，意见。
从最不稳固的意见到最稳固的知识，其实都具有变化性。区别只是在于，知识相对意见来说较稳固一些而已。
自由意志与习性构造
休谟：人类的动机和其有意的动作之间那种会合，正和自然的任何部分中因果间的那种会合是一样有规则，一样一律的。（《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80）
在这里，休谟也没有注意到习性的可变性。
习性的构造论
习性构造论，与信念构造论是平行的。
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情境下的相似对象时，习性以一种习惯的力量倾向于产生相似动机。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决定性的。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觉察，理性反思与自由选择。（理性反思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认知与伦理具有某种平行性。
我们有各种认知规则，这些信念是习惯的产物。
我们也有各种伦理习性，这些习性也是习惯的产物。
在理性反思的作用下，这些信念与习性都是可变的。
各种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逻辑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斯马特等人对于自由意志的反证是可疑的。
奇怪的是，仅仅通过逻辑（或概念）推理居然可以证明一个经验问题。逻辑是已有知识的符号表达，在演绎封闭的意义上，逻辑推理并不能发现新知识。从信息的角度来看，演绎推理并不能增加信息量。同样，逻辑矛盾并不能用来发现新知识。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而要看”。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本质上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的是对于人类经验的各种观察，而不是逻辑上的反证法可以确认的。
二、概念分析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对于“自由意志”，哲学家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同样一个语词，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一个语词的理解，要在上下文中得到理解。
所以，在讨论“自由意志”的时候，有必要先澄清所谓“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邓尼特的双层模型，与其说是 “自由意志”，不如说是某种“非决定性”或者“随机性”。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免于外在强制的情况下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当前讨论的“自由意志”，则不但要考虑外在约束，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内在约束。
纯粹的概念分析也还没有触及到经验问题。
三、科学实验方法（第三人称观察）：
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李贝特实验。在李贝特实验中，习性形成一个可能的反应，志愿者意识到这个可能的反应，可以选择付诸执行或者不执行。习性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选择，并没有完全决定志愿者的最终选择。所以，李贝特实验并没有取消人类的自由能力。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同样一个科学实验，可以具有相当不同的解释。科学实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科学实验的解释可以是有争议的。
对于一个前沿问题的科学实验，往往会超越现有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过程中，哲学式的理性反思能力与概念分析能力是相当重要的。
四、所是：休谟认识论（第一人称观察）
休谟认识论过于强调信念的稳固性与必然性，并且从信念的稳固性又推广到习性的稳固性，没有注意到理性反思这一环节，没有注意到信念与习性的可变性。
在理性反思的作用，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按照既有的信念或者习性产生作用，我们也可以自由选择不按照既有的信念或者习性产生作用。
在理性反思的作用下，我们可以放下负面的信念与习性。
爱智慧：对于所是的研究，比较侧重研究当前状态，既有习得。对于应是的研究，则比较侧重研究如何更好，侧重理性与智慧。
五、应是：理性与智慧的作用（觉察与超越）
西方哲学的爱智慧传统，东方智慧的“为道日损”传统都是在此层面。人类构造的概念框架并非完美，总是可以被超越的。当我们超越现有概念框架时，我们正是在爱智慧。
比如，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中，放下对于绝对时空的成见，才可能去追求相对时空的理论，放下对于连续能量的成见，才可能去追求量子的理论。科学如此，认识论也如此。
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特征。
通过这种自由选择能力，我们可以放下既有的习性模式，可以拥有更好的可能性。（free from，aletheia）
或许，这正是智慧传统对于何谓“自由”的理解。在此意义上，人类应是：自由地存在着。
谢谢诸位老师和同学！
庄朝晖，厦门大学
2013.5.16
摘 要
自由意志问题，在哲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介绍自由意志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重要实验，考察自由意志的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尝试提出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种新的解释——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具有一种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能力。
习性（内在约束）的倾向性，会影响但不会决定人类的自由选择。人类的自由选择，反过来又重塑了内在习性。
自由意志问题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在此层面，神经可塑性，概念构造性，解释学，爱智慧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自由意志（free will）的问题，在西方思想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近代心灵哲学兴起，使用概念分析的方法重新思考这一古老问题。这几年，由于磁共振成像等观测技术的成熟，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突飞猛进，又赋予了这一古老话题以科学内涵与科学手段。
人类有没有某种自由能力，或者人类是完全被决定的？当代研究的方法结合了日常经验，概念分析和科学观测。在日常经验上看来，面对某种情境的时候，我们有可供取舍的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与行动。人类的自由意志，还表示在我们是可以选择其他可能性的（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
决定论
决定论者（determinism）认为：未来的一切都已经被过去预先决定了 。现代决定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自然的物理决定论。
在经典物理时代，拉普拉斯提出物质世界的决定论，他认为：“宇宙的当前状态，是宇宙过去状态的结果，又是宇宙未来状态的原因。”或者说，如果给定宇宙间的力量和宇宙间所有事物的相对位置，那么就可以确定地计算出宇宙未来的状态 。
作为自愿的自由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免于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mpulsion） 。从另一方向来说，人类具有作为自愿的自由能力（freedom as voluntary）。如果我们的行动不是出于外在的强迫，而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自愿选择，那么这种能力就是人类的自由能力。
霍布斯说：“从自由意志一词的使用中，我们也不能推论出意志、欲望或意向的自由，而只能推论出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他在从事自己具有意志、欲望或意向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受阻碍。”
他认为：“这种行为（自愿行动）由于来自人们的意志，所以便是出于自由的行动。”
李贝特实验及其解释
上世纪80年代初，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关于自由意志的脑神经实验。研究表明，自愿行为的背后，也有相当的内在决定因素。
实验是这样的：用脑电记录装置监测志愿者的脑电活动，然后给他们下达指令：一知觉到行动意图(intention)时，就立刻反馈并且采取行动(action)。
脑电记录装置显示，在志愿者意识到行动意图之前，仪器早已检测到引导身体活动的相关脑电活动，也就是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
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吗？
有些学者认为，李贝特实验揭示了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所谓的自愿行动，其实已经被大脑中的无意识过程所决定。
然而，这样的解释是有争议的。
实验要求：志愿者一意识到意图就执行行动。实验要求干扰了志愿者的自由选择。
三个阶段：大脑准备电位（1无意识），志愿者意识到意图（2有意识），选择根据意图行动（3选择确定）
疑问：1，2之间会不会因人而异，有些人比较敏锐？2，3之间是不是决定的？
意识到意图，与决定根据意图行动，这是两回事。
1999年，李贝特在一篇名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吗？”的论文中回顾了他的实验，他认为尽管自愿行为是被无意识启动的，但是意识功能仍然可以控制结果，也可以选择不行动（free won't）。因此，自由意志并没有被排除。
评论：有选择不行动的自由（free won't），就有选择行动的自由（free will）。可以将意图与对于意图的自由选择比喻成下属与老板，下属向老板提交了一个策划案，老板有否决的权力，也有肯定的权力。而且，老板对于此策划案的最终决策具有最大的自由与责任。
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
1978年，丹尼尔?邓尼特（Daniel Dennett）较清楚地整理了一个包含“非决定性”的双层模型说。在第一个阶段，生成各种可能的考量（Consideration）。这些考量的生成具有某种非决定性。在第二个阶段，根据这些考量生成最终的决定。
邓尼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发生在第一个阶段，因为这些选项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决定性的。
后来梅乐（Alfred R. Mele）发展了邓尼特的双层模型说。
然而，双层模型说并不能充分表达人类的自由能力。
一方面，在第一阶段的所谓“非决定性”，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直觉上，我们所认为的自由能力，指的是人类具有某种控制的能力，而不是超出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某种“非决定性”。
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的具有决定意味的慎思中，人类也缺失自由选择的能力。
简单而言，双层模型说的第一阶段非决定性过强，第二阶段决定性过强。
新的双层模型说
埃克斯多姆（Laura Waddell Ekstrom）在她的《自由意志：一个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双层模型说。
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安置在第二个阶段。埃克斯多姆引入了偏好（preference）这一概念，认为第二阶段的输出是某一偏好。这些偏好是有原因的（causal），但并非被决定的（determined）。
另外，埃克斯多姆认为“主体因果”（agent-causation）的分析框架过于笼统，提出“事件因果”（event-causal）的分析框架，更具体地来探讨事件的因果关联。
她说：“偏好所导致的行动，是被主体（agent）所控制和因果决定的，因为在我看来，所谓主体就是指偏好与认可的集合，还有我们塑造与重塑个性的能力。关于形成哪一个偏好的决定，基于我们关于主体的分析，是一个关于我们想成为哪一类人的决定。这种决定来自于过去，但并不是被过去所完全决定的。”
通过对于“偏好”和“事件因果”的阐述，埃克斯多姆认为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偏好，这些过去的偏好，会对我们的自由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
但埃克斯多姆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自由选择的机制，只是将行动的自由性归结于偏好的自由性。
另外，在所有的双层模型中，都是从多种可能考量出发，通过慎思确立最终的决定。在慎思的选择中，自由选择其实已发生多次。
对于每一种可能选择，人类都有执行与不执行的自由选择能力。正是因为不立刻执行某一种选择，我们才有机会考虑另一种选择。
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往往会生起一种惯性的倾向，但是人类的自由性恰恰在于，人类并不一定要按照这种惯性倾向直接反应，而是可以将这种惯性倾向先停止下来，进入一种更富于理性与自由的慎思与抉择。
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以下借鉴“事件因果说”，提出自由意志的新模型：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约束条件包含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
所谓外在约束，包含宇宙法则，科学定律，环境因素，身体条件等等，
所谓内在约束，主要指的是我们以前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倾向，习气，志向，偏好，爱好，习惯，潜意识，习性等等（以下统称为“习性”）。各种习性对应了各种情境之中的刺激与反应模式，在遇到相似的情境时相应的习性会触发。
在这些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之下，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与自由行动的能力。
习性的构造性
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的时候，我们的某类习性会生成一个可能的反应。
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按照习性进行反应的话，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习性的影响力。
如果我们对这个可能的反应进行反思的话，可以选择是否按照这个反应执行。如果选择不按照这个习性进行反应，这反过来削弱了该习性的影响力。
这类习性的影响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立即按照这类习性进行反应。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该习性非常强大，我们就倾向于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该习性非常微弱，我们就倾向于不受该习性的控制。
过往累积的习性会对我们的选择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完全决定性。
在高级监控功能下，我们具有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的能力。所谓高级监控功能，是指人类的反思，理性，觉察与选择等能力。高级监控能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对该习气进行理性的觉察与选择。在高级监控功能不力的情况下，习气成为主人。当高级监控功能进行觉察时，习气已处于被观察位置，也就是已经从主人的位置沦为客人。
如果我们选择执行相应的习性反应，那么我们可以说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有条件的，但并不能说该习性反应是被事先决定的。
当该习性反应已经发生，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是受先前的习性的影响的。但该习性反应并不是被事先决定的，因为在事情发生前我们具有不执行该反应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们所选择的习性反应可以说是“自由”的。
在自由选择了意图之后，引发身体，语言或者思想的行动（行动的理由解释）。这种行动，也可以说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塑造和重塑着我们的个性。
可能的反驳与分析
对于自由意志说，有一种常见的反驳称为“对于自由意志的典型反驳”（The Standard Argument Against Free Will）。
大概而言，这种反驳认为：一方面，如果非决定论成立，那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不妨称为随机论），我们并没有对于意志的控制力，人类也就不必为随机行为负责。在此意义上，人类并不具有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如果决定论成立，那么未来是可预测的，也就没有自由意志的空间。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意志都不能成立。斯马特（Smart）认为，或者决定论是正确的，或者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这两种已经穷尽了逻辑的可能性。因此，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其实，斯马特混淆了非决定论与随机论，非决定论并不一定导致随机论。在决定论与随机论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有原因，但非决定。斯马特将“有原因”（caused）与“被决定”（determined）混为一谈。事实上，事情可以是有原因的，但是这并非等价于被决定。
例如，当我们面对分叉路的时候，我们走向哪条路是非决定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有可能选择不走，我们有可能选择这条路，我们也有可能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不管我们最终选择走向某条道路，我们可以说最终选择是有原因的。
自由与责任
面对着外在与内在的各种约束，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的能力，所以人类也就要承担由此自由带来的责任。
即使一个人处于负面的环境里，他接受到的教育是负面的，但是这个人依然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因为外在的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
一个健康的人或社会，都需要理性与智慧的判断力。教育不只是学习，教育更是开发理性智慧。
更进一步地，假设一个人的大脑接收到某种指令，如果这个人按照这个指令执行的话，那么他也要承担责任。因为内在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
自由选择与信念构造
休谟认为：“形成关于任何事实的信念的这种心灵作用，似乎从来是哲学中最大的神秘之一”。（《人性论》，P115）
狭义下，意见，信念，知识并列。
广义下，意见与知识也是信念的一部分。比如知识的JTB定义：知识为有辩护的真信念。
这里讨论的信念构造是广义上而言的。
休谟对于信念的分析
信念的发生论：一个意见或信念可以很精确地下定义为：和现前一个印象关联着的或联结着的一个生动的观念。（P114）
信念的稳固性：相似的对象在处于相似的环境下时，永远会产生相似的结果；这条规则既然是借着充分的习惯确立起来的，所以它不论应用于什么信念上，都会以明白性和稳固性赋予那个信念。（P125）
信念的来源：信念是来自习惯的一种心理作用。(P134)
对于休谟信念发生论的评论
信念的作用：相似的对象在处于相似的环境下时，永远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习惯而成的信念有何种稳固性与必然性？
其实习惯是变化的，是构造的，也是可解构的。例如即使是科学知识，也有变化。
习惯是如何习成的？这个部分，休谟没谈及。
信念的构造论
其实，信念并不稳固。相似对象并一定产生相似结果。
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情境下的相似对象时，信念以一种习惯的力量倾向于产生相似结果。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决定性的。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觉察，理性反思与自由选择。（理性反思环节）
理性反思的作用
如果没有理性反思，那么我们倾向于按照信念来运作。如果有理性反思，那么我们会对于信念的当前可应用性进行评估。
如果信念被理性通过，信念的力量会加强。如果信念被否决，信念的力量会减弱。
按照稳固程度，可以将信念分为：知识，狭义信念，意见。
从最不稳固的意见到最稳固的知识，其实都具有变化性。区别只是在于，知识相对意见来说较稳固一些而已。
自由意志与习性构造
休谟：人类的动机和其有意的动作之间那种会合，正和自然的任何部分中因果间的那种会合是一样有规则，一样一律的。（《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P80）
在这里，休谟也没有注意到习性的可变性。
习性的构造论
习性构造论，与信念构造论是平行的。
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情境下的相似对象时，习性以一种习惯的力量倾向于产生相似动机。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决定性的。
其中，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觉察，理性反思与自由选择。（理性反思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认知与伦理具有某种平行性。
我们有各种认知规则，这些信念是习惯的产物。
我们也有各种伦理习性，这些习性也是习惯的产物。
在理性反思的作用下，这些信念与习性都是可变的。
各种研究方法的分析
一、逻辑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斯马特等人对于自由意志的反证是可疑的。
奇怪的是，仅仅通过逻辑（或概念）推理居然可以证明一个经验问题。逻辑是已有知识的符号表达，在演绎封闭的意义上，逻辑推理并不能发现新知识。从信息的角度来看，演绎推理并不能增加信息量。同样，逻辑矛盾并不能用来发现新知识。
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而要看”。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本质上是一个经验问题，需要的是对于人类经验的各种观察，而不是逻辑上的反证法可以确认的。
二、概念分析方法的优势与局限：
对于“自由意志”，哲学家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同样一个语词，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一个语词的理解，要在上下文中得到理解。
所以，在讨论“自由意志”的时候，有必要先澄清所谓“自由意志”是什么意思。邓尼特的双层模型，与其说是 “自由意志”，不如说是某种“非决定性”或者“随机性”。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免于外在强制的情况下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当前讨论的“自由意志”，则不但要考虑外在约束，更重要的还要考虑内在约束。
纯粹的概念分析也还没有触及到经验问题。
三、科学实验方法（第三人称观察）：
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李贝特实验。在李贝特实验中，习性形成一个可能的反应，志愿者意识到这个可能的反应，可以选择付诸执行或者不执行。习性只是提供了一个可能选择，并没有完全决定志愿者的最终选择。所以，李贝特实验并没有取消人类的自由能力。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同样一个科学实验，可以具有相当不同的解释。科学实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科学实验的解释可以是有争议的。
对于一个前沿问题的科学实验，往往会超越现有理论框架的解释范围，这时候就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过程中，哲学式的理性反思能力与概念分析能力是相当重要的。
四、所是：休谟认识论（第一人称观察）
休谟认识论过于强调信念的稳固性与必然性，并且从信念的稳固性又推广到习性的稳固性，没有注意到理性反思这一环节，没有注意到信念与习性的可变性。
在理性反思的作用，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按照既有的信念或者习性产生作用，我们也可以自由选择不按照既有的信念或者习性产生作用。
在理性反思的作用下，我们可以放下负面的信念与习性。
爱智慧：对于所是的研究，比较侧重研究当前状态，既有习得。对于应是的研究，则比较侧重研究如何更好，侧重理性与智慧。
五、应是：理性与智慧的作用（觉察与超越）
西方哲学的爱智慧传统，东方智慧的“为道日损”传统都是在此层面。人类构造的概念框架并非完美，总是可以被超越的。当我们超越现有概念框架时，我们正是在爱智慧。
比如，在科学理论的发展中，放下对于绝对时空的成见，才可能去追求相对时空的理论，放下对于连续能量的成见，才可能去追求量子的理论。科学如此，认识论也如此。
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是人类智慧的重要特征。
通过这种自由选择能力，我们可以放下既有的习性模式，可以拥有更好的可能性。（free from，aletheia）
或许，这正是智慧传统对于何谓“自由”的理解。在此意义上，人类应是：自由地存在着。
谢谢诸位老师和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