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葛四友: 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功利主义还是反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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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利主义与教育的目的
近年来,中国教育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应试教育导致的高分低能问题、异地高考体现的地域歧视问题和竞赛加分的舞弊问题只是几个典型。但我们在反思这些问题时,往往出于种种误解将功利主义视作了问题之源。由于误解的例子随处可见,不胜枚举,本文在此只是总结几种最常见类型的批评。第一种批评跟功利主义这个译名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往往会把急功近利的行为归结为功利主义的行为。由此,一旦教育中出现了只顾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通常就会冠以功利主义之名而批之。第二种批评其实往往指的是那种工具主义思潮,因此教育目的就变成在国家的评比中得奖,获得国家体制中的各种资源。当面对此种行为时,人们往往也把它归结为功利主义的罪过。第三种批评针对的是拜金主义思想。当我们批评学习目的只是为了今后当官发财,为了权力与金钱时,我们也认为这是功利主义所造成的。第四种批评实际上指向的是人们的利己主义倾向,比如个人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可以忘恩负义,罔顾亲情。自然,我们也经常认为这是功利主义教育所导致的。第五种批评大概是与功利主义最为相关的,即认为人生的所有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所有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只有工具价值。当我们认为教育中忽略德性的培养,让人陷入享乐主义思潮时,我们往往也把它归罪于教育中的功利主义思想。
然而,这几种批评实际上与功利主义没有多少关联。尽管自边沁系统地发展功利主义以来,功利主义经历了诸多的变化,但它依然还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化。[ Tim Mulgan(2007), Understanding Utilitarianism, Acumen Publishing Ltd.]第一,功利主义强调后果,强调动机要以能实现的后果为依据。第二,在如何计算后果时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保持不偏不倚,没有任何人的价值或幸福应该得到更多的考量。第三,功利主义强调价值的最大化。一旦确定了价值,那么在功利主义看来,我们要采取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地最大化这种价值。假定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个人的幸福,那么功利主义就表现为尽可能最大化所有人的幸福。实际上这也是功利主义最为经典的表述,而其具体内容则随着对幸福的不同理解而有各种版本。但这个表述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已经足够了。
根据上面的表述,功利主义显然不同于通常归罪于它的各种思潮。功利主义首先不可能强调急功近利,这显然是直接有悖于功利主义精神的。因为功利主义强调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让人们过得尽可能地幸福。第二,功利主义不可能只强调工具价值。因为若是真的没有内在价值,那么工具价值无从谈起。而功利主义强调的内在价值就是人的幸福,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强调工具价值。第三,功利主义更不可能接受拜金主义,因为在功利主义思想里,金钱与权势并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只是作为工具而有价值,显然无法直接纳入计算。第四,功利主义要求我们对于所有人一视同仁,在计算后果时是把所有人的幸福看得同样重要,因此它不可能是利己主义的。第五,功利主义发展到今天并不再强调快乐就是我们唯一所追求的,同时更不可能强调只有生理性快乐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东西,快乐显然并不是个人过得幸福与否的唯一条件。
尽管作为一种体系的功利主义是舶来品,并且多少是因为把utility翻译为功利而引起了上述的诸多误解,但功利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不是外来的。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比如墨家的兼爱与非攻。但最经典地表达功利主义思想的还是这一广为人知的格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对微积分数学略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两点的实现就相当于价值的最大化。换言之,当我们努力地想实现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时,我们正是在按照功利主义的思想做事。
“人尽其才”蕴含着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首先得有才,有各种各样的技能。但是人不是生而知之,人生下来只是有各种天赋与潜能,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教育来让人们的天赋变成真正的才能。这是属于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第二个方面就是如何使得人们能够实现其真正的才能。换言之,人们需要各种机会来展现其才能。这是属于市场与计划方面的。物尽其用也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物得有“用”,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用”不是纯客观的,尽管物必须得有某些属性和特征才有可能有用,但没有人欣赏与利用这些特征与属性的才能,这些物还是只是“死”物。因此,物尽其用既要包括物,还包括能够利用、欣赏和享受物的才能(也就是人如何过一种好生活的能力),这实际上是当今教育极为缺失的一个方面,通识教育在某些方面正是试图弥补这点。第二个方面则是各种物品能够让其消费者实现最大的价值。钢琴到了屠夫手上一般没什么价值,而赛车到了哲学家手上估计用处也不大。这种事物的配置一般要由市场与计划等实现。这里要注意的是,物尽其用跟人尽其才并非独立而是相互关联的。人有什么样的欣赏能力,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会决定“物”能够具有什么样的效用。尽管人们有这种能力并不表示他一定能够得到相关的“物”,但是没有这种能力,“物”也是不可能尽其用的。
按照上面的分析,在功利主义的视野下,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让学生发挥自己的天赋潜能,培养出具有相关的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人才;第二个则是培养出人们的欣赏与享受美好事物的能力,即具有过好生活的能力。第三个是培养出恰当的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这种环境在两种意义上是必要的,一是对于学生培养自己的各种欣赏能力与享受能力是必要的,二是对各种价值要具有可能性是必要的。[ Joseph Raz (1994)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Clarendon Press, pp.175-178.]很显然,这几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一切均是为了人们的幸福着想。这些目的均是具有直觉吸引力的,因此用功利主义视野来理解教育满足了第一个证成要求:具有直觉合理性。
2,功利主义式教育公平
但功利主义要想真的能用在教育问题上,它还得应对各种反驳。其中最有力的就是公平反驳。我们一般认为功利主义是反对分配正义,忽略公平的,由此就可以认为教育公平很难用功利主义加以解释。为了回应这个挑战,我们首先得搞清楚这个挑战的真正含义。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类型的教育公平。第一种公平针对的是公平原则本身的内容,比如说教育资源的分配政策与原则本身是否是公平的。第二种公平则是各种原则在执行上是否是公平的。比如说,在接受了高考制度是种公平的制度之后,我们是否确实在择优录取,还是说进行暗箱操作,为有钱者与有权者大开方便之门。当我们讨论教育公平是何种公平的时候,我们是就第一种意义说的。就此而言,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公平观。一种是义务论的独立公平观,它认为公平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具有内在价值,我们要为了公平自身的缘故而去追求公平,公平的内容是独立于人类的幸福的。追求这种公平并不一定会损害人类的整体幸福,但它在某些条件下是有可能的。另一种是功利主义的依赖性公平观,它认为我们不是真正为了公平的缘故而去追求公平,相反追求公平本身是为了某个目的,最常见的就是为了人类幸福。按照这种观点,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存在一种会破坏人类幸福(功利主义)的公平。这种公平观可能会在特殊的条件下损害个人的利益,但它在整体上必然要是对人类幸福有利的,否则我们就不会认为它是公平的。[ 两种公平观的不同可参见葛四友,“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观真的反后果主义吗?”,《哲学研究》,2012年第7期。]
现在我们来考虑高考制度,看它是否真的只能由独立公平观加以解释。高考制度给所有人以平等的机会参加,只讲择优录取。这种制度唯一考虑的似乎人人都有权得到平等的机会,只要你考了高分,那么就会录取你,不讲这样做的后果,这似乎是独立的公平观。然而,这只是表象。我们对此给出可以以下回应。首先,独立的公平观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只是给予大家平等的机会参加高考。因为我们显然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不是参加高考的机会平等,而是读大学的机会平等,换言之就是抽签上大学。不管个人的智商与努力情况,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进大学,即使你完全无法利用那些资源。独立的公平观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高考制度的内容是“择优录取”。其次,功利主义公平观既可以解释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加高考,也能解释大学为什么要择优录取。这两者都是由功利主义的目标所决定的,它们都有助于实现教育的目的,尽可能多地培养人才,不浪费资源。按照功利主义的公平观,抽签上大学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那不符合教育的第一个功能,那就是让人们具有才能,为全体社会做贡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让更聪明、努力和更有兴趣的人得到这些稀缺的资源,他们能更大幅度地提高能力,从而能够做更大的贡献。不仅如此,如果资源实在紧张,那么不仅大学需要选拔,高中,甚至初中都会遵循这样的规则。显然,功利主义能比义务论更好地解释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且表明这种公平性的优点。
此外,功利主义所强调的择优录取不仅仅能够解释高考按分数录取的优点,还能够同时解释这种制度的缺点,由此能够解释我国近年来对高考制度所做的反思与改革。比如我们近年来实行的自主招生考试,其初衷就是改进高考制度。高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尽其才,让有更好潜能的人得到更好的资源,从而在做出同样的贡献时,利用的教育资源越少。然而,有两个原因使得分数与潜能并不能划上等号。第一个原因是高考制度本身只看重高考一次的考试成绩,偶然性较大。第二,高考试卷的设计要针对所有的考生,然而人的资质是非常多样化的,且人们的资质又不一定是均衡发展的,因此我们的试卷设计不可能反映出所有人的所有潜能。自主招生考试规模相对较小,学校能够按照自己学校的特色,多方面、全方位地考察考生的学习能力,这自然更有利于我们真正做到择优录取。除此外,各种竞赛可以选出那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高考制度的缺陷。如果这两种制度确实能够实现其初衷的话,我们既不会反对,也不会认为它们是不公平的。从这点不说,教育公平也并不是独立于后果的。只是这种公平所考虑的后果是作为整体的后果,而不是对某个人的影响。无论是高考制度本身,还是对这种制度的改革与改良,都是可以依据功利主义得到解释的。可见,教育的功利主义视野对于教育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3,功利主义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
如果上面的说明是可行的,即教育公平在根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分析与解释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问题。但是有的分配不公平比较容易说明,有的则不是那么好解释。利用权、钱交易得到进大学的名额,这种执行不公比较好说明。只要认定了原则是公平的,那么执行原则上的各种不公平就很好解释。但是有时候的不公平则不那么好说明,如近几年炒得沸沸扬扬的地域歧视问题,即北京、上海等地的录取比例远高于其他地省市,北京考生进北大几率是广东的37.5倍,是安徽的41倍[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2-06-28/1512346300.shtml 类似的数据在网上到处都是,有兴趣者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但这里要小心,这些数字比例本身并不能直接表明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不公平的。这个比例里面包含了几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所谓的北京、上海人并不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有很多肯做、肯冒险和天赋好的人迁移到了这个地方,能够留下来的,一般来说资质都是很不错的。因此,如果智商具有一定的遗传性的话,那么北京、上海等地生源的资质就会比其他地方好。功利主义并不会认为此种因素导致的差别也是不公平的。第二种因素就是北京、上海等地的教育设施,包括老师的质量要高于其他地方。那么在高考按分数录取的意义上讲,这种因素导致的差别不属于不公平。但是,无论如何,这两种因素都不可能导致上述那么大的比例。否则,人们也不会努力争取在北京、上海参加高考了,北京、上海也就用不着自主命题了,异地高考也就不会成为一个难题了。实际上,这种地域歧视最遭人诟病的是因为它包含了一种公然的执行不公平。
然而,更大的地域歧视出现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只是更加隐晦。事实上,武汉、长沙等市的录取比例肯定会大大高于当地省份的农村地区,但很少直接听到说这种比例过大的抱怨。原因就在于,只要在一个省里面,那么录取的分数就是一样的,由此不存在执行意义上的不公平。然而,这种比例在其他意义上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城市的工作环境更好,待遇更高,更多的人愿意留在城市教书。乡村和县城的骨干教师,也经常被城市吸纳,导致乡村教育的空心化,这些也在弱化乡村儿童的教育发展。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城市里的人更加富有,由此父母可投入的资源更多。这些因素导致城乡学生在一开始得到的教育资源就是不公平的,结果农村生源的录取比例远低于城市生源。2011年北大的生源据说农村与城市的比例是1:9,[ 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1-08-06/1118309006.shtml]而如果农村的人口与城市的比例按7:3算,那么城市生源上北大的比例是农村人的21倍。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两个条件(第一,人类潜能分布满足大数定理,也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潜能的分布大致与人数成正比,第二,人类学习兴趣与努力程度的分布也满足大数定理),那么根据功利主义的公平标准,城乡录取比例本该是接近于1:1的。即使考虑迁移因素导致的智商差别,比例也绝对不会有这么高。这种比例显然显示目前的大学录取制度并不能真正实现人尽其才,从而在资源有限的时候造成了智力资源的浪费,由此就是不公平的。
然而,按照功利主义的教育公平观来说,除了这种地域的不公平外,还有一种更严重但甚至不为人所注意的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这就是资源分配在性别上的不公平。这种性别不公平有两种表现,一种是强制性所造成的,另一种则是自愿所造成的。两者的根源都与男尊女卑思想相关。强制性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在农村里面。父母亲不愿意送女孩子上学,这是一种公然的歧视。但还有另一种隐藏的性别歧视,很多女性都接受她们的家庭定位,认为应该把时间精力更多地放在家庭里面。这自然会让女性不愿意在教育上面花时间,大大弱化女性对事业的追求,对技能的培养,结果就是女性占有的教育资源大大低于男性。然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有好的证据表明女性在智力上是系统性地弱于男性的。如果我们认为男女在智力上差不多,同时人口中男女也差不多是1:1,那么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男女性在教育资源的享受上也应该是接近1:1,产生成就的女性应该也跟男性差不多。如果这种理解是对的,那么几乎可以说有接近一半的人类智力资源被浪费了,没有为社会做出她们本该可以做出的各种巨大贡献。
也许有人会说,造成这一点的并不是教育政策,而是人们的自由意愿。然而,即使有些人由于从小接受了奴化教育,自认是奴才,但把此类人当作奴隶并非因此就是正义的。因此,即使女性是自愿地接受其身份定位,我们也不能说这种教育现状就是公平的,因为这个分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社会风气所造成的。柯恩在《拯救正义与平等》[ G.A. Cohen (2008) 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一书中对此做了颇多的批评性探讨,指出正义不只是制度的事情,尽管它可能非常重要。但我们还得要发展与正义精神相配套的社会风气。这个观点对于教育公平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这里的要指在于:按照功利主义的教育公平观,我们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存在着巨大的性别歧视。
4,应试教育与教育改革的配套
前面我们已经澄清了教育公平的功利主义根据,并且分析且解释了两种主要的不公平。本节我们将讨论功利主义如何分析应试教育以及教育改革的配套。拉兹在讨论法律改革时对改革的配套性有过很好的阐述。假设我们现在的法律为A与B,但是C与D的组合是理想的。我们在现能够把A改为C,不过无法把B改为D。不幸的是,C与B的组合比A与B的组合还要差。同时,我们还能够把A改为E,而E、B组合比C、B组合和A、B组合要好。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把A改为C,而是应该将其改为E。[ Joseph Raz (2001)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Clarendon Press, p.240.]我们可以把这种思想称为改革的配套主义。
在教育改革中,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那么容易造成理想主义泛滥,造成改革的失败。目前中国的“应试教育”的改革问题就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首先得明白“应试”教育的问题在哪。“应试教育”引起了不同的问题,且有不同的根源,需要分开讨论。第一个问题是导致“高分低能”问题。但“应试”的本来意义就是以“适应考试”来指导教学,这是考试制度的应有之义。因此,“高分低能”问题根子不应该在“应试”上,而是在考试制度上。如果考试制度的设计使得只有高能力的人才能考出高分,那么学校的教育越是“应试”,那就越不会出现“高分低能”现象。或者我们不只以分数来决定高考的录取,那么自然,学校的教育也不会只是以考试为指挥棒。就此而言,如果只从教学上入手解决“高分低能”问题,效果显然是会大打折扣的。因为考上大学对学生来说意义太大,只要高考唯分,“应试教育”在这点上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
“应试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是由教育的工具主义思想所导致的。从功利主义的视角看,这个问题是我们只注意培养学生的技能,忽略了培养学生过“好生活”的能力,忽略了培养学生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与享受能力。在我们的传统中,这个就相当于教育中的“育人”,尽管这点所指的具体内容可能不一样,但基本精神是一样的。个人的生活要过得有价值是需要各种德性能力的,不仅如此,各种价值的提供本身就是需要良好的文化环境的。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和恰当的教育,我们是无法获得过好生活的能力的。个人生活价值的贫乏反过来又会通过今天的消费市场而放大,导致教育越来越把重点放技术能力的培养上。因此,在社会大环境不做出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所谓的“素质”教育改革是贯彻不了,也无法取得成功的。
“应试教育”现在不仅出现在高考中,现在还出现在研究生考试中了。许纪霖教授在《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一文就提到了这一点:“那些考研基地出身的研究生们,除了笔试成绩比较理想外,在面试及以后的学习之中,大多在知识训练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且对专业缺乏起码的兴趣和热情。”[ http://edu.qq.com/a/20041025/000049.htm]而许教授重视这个问题是因为这种情况“耗费了大量纳税人资源的研究生教育,本来是为培养专业研究和应用性人才,如今却像高考一样,承担了额外的非学术性使命。”[ http://edu.qq.com/a/20041025/000049.htm]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许教授的结论是对的,研究生教育的资源是稀缺的,因此要要尽可能选拔优秀的人才。但他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额外的非学术性的使命”透露出了他与很多人具有一个误解:教育公平与功利主义是相冲突的。二是搞错了应该指责的对象。不管二三流院校学生的资质真实情况如何,他们的行为在一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我们赞扬的,这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不违背法律与道德的前提下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功利主义角度看,这种动机与努力无论怎么样赞扬都不过分。
实际上,这个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我们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设计也出了问题。但由于研究生招生规模小,因此它没有高考所面临的复杂情境,容易解决。但这种现象的持续存在表明根本原因在于别处:我们教育系统的观念以及报酬系统出了问题。这种问题导致优秀的人才不愿意来从事基础性研究工作,文科更是如此。如果没有配套的措施出现,从而引来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么无论招生考试如何设计,都不可能招到真正能做学问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讲,只是要求那些学生自觉放弃考研,根本于事无补。也就是说,这种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整个社会制度(既包括具体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的配套)和社会风气等各方面因素的配套。
此外,前面提到的为了改善高考“唯分论”的缺陷而做的自主招生改革也未必是有效的。因为自主招生的许多操作不具公开性,很多事情的判断取决于专家,因此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择优录取”这一目标,要取决于许多招生教授和大学领导的良知与操守。不仅如此,自主招生无疑增加了考试成本,在没有有效的国家资助之前,这种自主招生必然会在多方面对农村生源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自主招生考试要想真的加强教育公平,同样需要有更多的配套措施确保其意图得以实现,否则只会加大教育不公平。同样,为了弥补高考命题本身固有的缺陷而出现的各种竞赛加分,尽管其本意显然是为了考虑某些特殊人才,或说具有特殊天分的学生。但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来监督其公开性、可操作性等各种问题,这种制度实际上便利了有权者、有钱者来享受这种加分,这时候它非但不是对高考制度的改善,反而演变成了另一种不公平,这是改革中极值得我们重视的。
5,结语
综上所述,功利主义非但不是各种教育问题的根源,相反,它能够提供很好的理论资源来诊断当今的教育问题,找出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从而在改革中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功利主义可以从两个根本方面对教育改革提供帮助,一是确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从而可以据之诊断教育问题的根源所在,为评价各种教育政策提供标准;二是确立改革的各项政策必须配套和有针对性,这才能达到教育改革的真正目的,不能为了理想主义而罔顾现实。当然,本文只是就几个常见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实际上功利主义对于许多其他的教育问题都能提供理论资源上的指导,只是这些工作还有待于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进来,从而发挥出这种思想本来该有的积极意义。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分配正义与社会公平实证研究(10CZX044)”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2013年第1期,略有修正,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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