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世代都有很有劲的人。论机会，比我晚一辈的人远比我有机会，他们当中如果有人像我一样饥渴，他们会比我读得更好”
三十多年前，詹宏志离开家乡南投县草屯镇，带着半条棉被、两件衬衫、一本《荒漠甘泉》，高分考入台大经济系。棉被的另一半被他哥带走，那本《荒漠甘泉》是中学老师所赠，因为蒋经国的推荐成为当时的热门书。
行李中还有一把“扁钻”——压扁的长铁钉，是那一代台湾人小时候所能拥有的最便宜的防身武器。
临行前，母亲只吩咐他两件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千万不要写文章。当时略有文艺倾向的小孩大都受过此类教训，母亲们别无所求，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苟全性命于乱世”。
大学一年之后，詹宏志准备丢掉那半条旧棉被，整理房间时，那把扁钻“哐当”掉在地上，他想了想，决定把扁钻也扔了。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用到它。
毕业后，他辗转做了多份工作，不断地转行，前后拥有过两百多张不同的名片——编辑、出版人、杂志主编、电影制片、唱片公司老板、网络公司董事长……自己也写文章，没有一份工作符合母亲当初的要求，几乎样样都是著书立说、公共发言。
1980年代台湾文化推手
詹宏志是七八十年代台湾文艺圈绕不开的人物。《联合报》副刊编辑出身，继而办报、办杂志、经营唱片，偶尔在电影中客串一个路人甲的角色。
他是《台湾新电影宣言》的起草人，担任过《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多桑》等经典电影的监制或制作人；他是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作家的出版人，由他创办的城邦文化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因为大多数工作都位居幕后，那些导演、作家朋友都比他更有名。
1980年代后期，詹宏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台湾社会变迁的作品——《趋势索隐》、《趋势报告》、《城市观察》等，占据台湾金石堂图书排行榜头名几乎一整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那些书，让他后来“在社会上浪得一点虚名”。
他在书里效仿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写的是台湾的“小趋势”。说小也不小，从政治权利的分散写到商业文明的兴起，从城乡关系写到男女关系，兼论老龄化、中产阶级、核能发电、医疗体系、创业风潮等诸多社会现象。人们称他为“趋势专家”，大老板们请他去讲课，蓝绿两党同时抛来橄榄枝，大家都想把这个书呆子拽出书房，从他嘴里套出点玄机，解释台湾，预测未来。
当时的台湾处在经济起飞的后期，政治经济都在进步，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美国好像靠不住了，大陆又没有完全开放，农民除了种米还要卖米，年轻人都去大城市里寻找生计。刚到台北时，詹宏志就“仿佛感觉到有一场社会的巨变要来临”。念了点书之后，他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是因为它充满了机会。坏，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再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轨迹供我们不假思索地追寻前进。”
返乡一看，轰隆的挖掘机正在拆除旧屋、拓宽道路，路两边建起了新式洋房，开起了录影带租售店，亮起了霓虹灯，卖起了汉堡炸鸡，“城市都到乡村里来了”——小时候，他就是在同样的地点，穿过一片甘蔗田，走路去上学。
“从一个安定、沉静、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变成另外一种面目，这就是我这个世代在台湾面临的过程。”
这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症候，詹宏志、侯孝贤、杨德昌等文化中坚都身处其中。侯孝贤从农村来到城市，杨德昌从美国回到台湾，两人电影中那些迷茫、愤怒的年轻人，多少都是在社会结构的剧变中失控。两位导演尽管在后期分道扬镳，但已然合力营造出一种反抗的氛围，在风险和禁忌之中，对各种官方说法提出质疑。
在詹宏志看来，侯孝贤是“呈现者”，总在重现某个时期的氛围、人的状态，宁可把镜头拉远一点，甚至把声音抽掉，让观众好像是不小心瞥见一般，“天地不仁，人世间就是这个样子”。而杨德昌是一个“解释者”，他的电影像论文，有前提、发展和结局，花很多力气去铺陈人的行为和社会大环境的关系。
作为观众，他被侯、杨二人的电影震撼，也为二人当时在台湾电影工业中碰到困难而感到震惊，“有这样的创作者，这个社会怎么会不期望他们再有更好的机会，为什么会有一种力量要拦住他、摧毁他？”
詹宏志并不是喜欢做电影，他只是看不得好电影被糟蹋。
他认为掷地有声的《新电影运动宣言》还不够有效，“语言上的对抗对创作无济于事，让一部作品出现，远比10场论战有意义”。他愿意做的，是让这些创作者赶快有戏可拍。
从此，他就成了导演和金主之间的“翻译”、艺术与投资之间的桥梁。他的工作就是反复与投资商沟通。为了摸索艺术电影的市场规律，他甚至想过绕开院线上映，尝试卖书式的邮寄电影，甚至为导演发行公债。
他的第一次成功就是《悲情城市》。这是台湾电影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奖，但这次巨大的成功很难复制。后来他帮杨德昌经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尽管在台湾本土赔钱，世界各地的票房都不佳，但整体上盈利，足够支撑下一次创作。那是他的得意之作。
如今，侯孝贤、杨德昌都已拥有大师之名，便常有人来向詹宏志讨要当时的秘诀，因为他是在后期仍与两位导演同时维持合作与友谊的极少数人之一。
他想这与他的性格有关，“看起来没有情绪，从来也没表达过情绪。”“但我必须说，他们最好的作品都是各自发展时做出来的，两人继续维持友谊和作品质量没什么关系。个性的差异、创作的自我意志，必然会把他们带到愈远的地方。”
1995年之后，詹宏志也渐渐淡出影坛。
与书的亲密关系
“我并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工作的，但我会想象如果书长成电影那样，我应该怎么工作。”
这就是詹宏志的法宝，每遇到一个问题，他都相信会有一本书里有答案，每进入一个新行业，他都会拿书来作类比。“为什么我不害怕去做一份我完全陌生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心里偷偷相信，一定有人写了这样的书。在茫茫书海中，一定隐藏着一个朋友是那方面的专家，会帮我的忙。”
梁文道夸他是“绝代才子”，马英九说他是“阅读达人”，“藏书4万余册，每年买2000本书，每小时阅读10万字”，这几乎创造了华人阅读的纪录。詹宏志说：“印刷品这个形式供应了我对世界90%的理解。”
上大学时，他半夜两点睡早上6点起，工作以后12点睡4点半起，早起晚睡多出的时间都献给读书，睡眠严格控制在5小时以内；上楼梯、过马路、搭公交车，随时都拿着书；等飞机、坐飞机、飞机延误、被别人爽约，在他眼里都成了开心的事情——又多出好多阅读时间。
他把这样的状态比作酗酒，甚至吸毒，一天不打几针，简直没法过活。
这时的他不再像是一个为文艺电影拉投资的“皮条客”，而是浮现出一副典型的书呆子形象，厚眼镜，薄衣衫，举止木讷，不修边幅，喜欢掉书袋。他口才极好，待客周到，有求必应，大有成功人士的气派。暴露他“书呆子”身份的是办公室里几个将他包围的落地大书柜。
毕业时，他的理想是找到一份可以上班看书而不被老板骂的工作，于是，在出版界一混就是37年。
“我不是家里读书最好的人，但成绩比我好的哥哥姐姐都很羡慕我，因为我从来没有迁就别人的需求去读书。”
上学以后，詹宏志开始自力更生去找书。从同学家里借来过期的《读者文摘》，运气好的话，还能借到《胡适文存》和《朱自清全集》。初中时当上学习委员，负责保管集体订阅的杂志，每月一期的《幼狮文艺》帮他打开了现代文学的门缝。年纪尚小的詹宏志竟像一块磁铁，把乡下所有能找到的书都吸到了自己周围。
有一次，班上一位女同学告诉他，她弟弟有一套《世界各国童话故事全集》，詹宏志专程拜访，用给小弟弟讲故事为诱饵，换来了对那套故事集的阅读权。整个星期，每天放学后他都泡在那本书里，其中两次因为回家太晚，挨了母亲的鸡毛掸子。
没有理由不能忍受纸张变iPad
“我有我的来历，从一个很匮乏的地方来。”詹宏志的许多童年玩伴念完初中就回家种田，从此以后只是翻翻报纸，连政府寄来的公文都要请别人过目。此后他自己的写作，始终假想是为一个自己熟悉的人而写，一个和他高中时期很像的年轻人，“我比他有经验，但他很聪明、求知若渴，我认得他，我记得他，我是写给他看的。”
即将在内地出版的《人生一瞬》、《绿光往事》等书是他对1960年代的回顾。詹宏志之前都以社会观察者自居，不动声色，不谈自我，而在这几本书里，他写阿姨们的婚事，写父亲的遗物，写没有尽头的山路，写小镇里的脱衣舞娘表演。书店里甜蜜的味道、山林里潮湿的感觉、童子梦里的惊奇与美好，一点一点被他的文字召回。
1960年代，詹宏志还小，不能插手社会，世界对他来说就像静物画一样。
1970年代，他以编辑的身份闯了进来，表达不满，心怀期待，成了社会的麻烦。
如今，他功成名就，成为网络公司董事长，经营一个名为PChome Online的网站，互联网来势汹汹，“书呆子”詹宏志竟然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爪印。这个网站既是台湾三大门户网站之一，又是全台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并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此外，詹宏志还是最早在台湾提出“电子报纸”的人，也最早在台湾发展出“博客”的概念，由他创办的个人新闻台可以看作是UGC的前身。
他说：“我没有改过行，是行改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编辑——“一个创造沟通情境的人”，左边是有话要说的人，右边是渴望知识的人，他是那个中介者。“这几乎解释了我参与过的所有事情，包括互联网在内。”
还是拿书来作类比，网络就是一个“新的古腾堡”、一种新的印刷术。“纸张和印刷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也不超过两百年，既然人可以忍受泥版变纸草，竹简变绢布，那就没有理由不能忍受纸张变iPad。”
詹宏志始终不甘落后，主动或被动地跟上了大家的步子，与新人新事打交道，而他周围有些朋友，最辉煌、最投入的时刻就是在1980年代，从此以后，“世界好像停了下来”。
现在，詹宏志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太钻研新东西，开始做一些“收拾”的工作，比如把自己的人生写进书里。
至于他读过的那成千上万本书，竟然也开始渐渐地忘记。年轻的时候，他颇有一点过目不忘的本事，看书很容易进入状况、很容易记得，现在却常常记错作者、记错书名。那些书变得不能引述、无法炫耀。
年轻一代很少有人再像他那样爱书。有一次他回乡演讲，问台下的学生：
有没有人读过《白鲸记》？
有没有人读过《傲慢与偏见》？
有没有人读过白先勇？
《鲁宾逊漂流记》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答案要么是否定，要么是只看过卡通或日本漫画。
他当然也遗憾，但并不着急。“每一个世代都有他接触世界的方法，他有他的出路。我不相信有某一个世代会完全不读书，大部分说下一代不读书的人都是想提醒别人，他们自己读了很多书。其实我们这一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读书，只是我恰巧读书而已。我不能这样说下一代，正如我的上一代不能这样说我。每一个世代都有很有劲的人。论机会，比我晚一辈的人远比我有机会，他们当中如果有人像我一样饥渴，他们会比我读得更好。”
詹宏志举了一个例子。初中时学英文，他对照读梁实秋的译本和莎士比亚的原文，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一场舞会提到“Lute”这个词，查了梁实秋编的《远东英汉字典》，才知道那是“鲁特琴”，中古世纪欧洲的一种乐器。后来上大学，朋友介绍一本英文图解字典，他偶然翻到“Lute”这一页，看到一张照片，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鲁特琴的样子。到了1995年，他有了电脑，买回来一套电子版百科全书，“Lute”词条还搭配了声音信息，一按下去，叮叮咚咚响起来，这就是鲁特的琴声。
让所有的感官认识这个“Lute”，詹宏志用了二十多年。但如果他的儿子再看到这个词，上网一搜便有几千条介绍，形状、声音、演奏者、演奏方法、古谱，要什么有什么。詹宏志说：“你看，他一分钟取得的知识是我20年的所得。”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链接：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430.html
三十多年前，詹宏志离开家乡南投县草屯镇，带着半条棉被、两件衬衫、一本《荒漠甘泉》，高分考入台大经济系。棉被的另一半被他哥带走，那本《荒漠甘泉》是中学老师所赠，因为蒋经国的推荐成为当时的热门书。
行李中还有一把“扁钻”——压扁的长铁钉，是那一代台湾人小时候所能拥有的最便宜的防身武器。
临行前，母亲只吩咐他两件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千万不要写文章。当时略有文艺倾向的小孩大都受过此类教训，母亲们别无所求，只希望自己的孩子“苟全性命于乱世”。
大学一年之后，詹宏志准备丢掉那半条旧棉被，整理房间时，那把扁钻“哐当”掉在地上，他想了想，决定把扁钻也扔了。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用到它。
毕业后，他辗转做了多份工作，不断地转行，前后拥有过两百多张不同的名片——编辑、出版人、杂志主编、电影制片、唱片公司老板、网络公司董事长……自己也写文章，没有一份工作符合母亲当初的要求，几乎样样都是著书立说、公共发言。
1980年代台湾文化推手
詹宏志是七八十年代台湾文艺圈绕不开的人物。《联合报》副刊编辑出身，继而办报、办杂志、经营唱片，偶尔在电影中客串一个路人甲的角色。
他是《台湾新电影宣言》的起草人，担任过《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多桑》等经典电影的监制或制作人；他是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等作家的出版人，由他创办的城邦文化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因为大多数工作都位居幕后，那些导演、作家朋友都比他更有名。
1980年代后期，詹宏志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台湾社会变迁的作品——《趋势索隐》、《趋势报告》、《城市观察》等，占据台湾金石堂图书排行榜头名几乎一整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那些书，让他后来“在社会上浪得一点虚名”。
他在书里效仿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写的是台湾的“小趋势”。说小也不小，从政治权利的分散写到商业文明的兴起，从城乡关系写到男女关系，兼论老龄化、中产阶级、核能发电、医疗体系、创业风潮等诸多社会现象。人们称他为“趋势专家”，大老板们请他去讲课，蓝绿两党同时抛来橄榄枝，大家都想把这个书呆子拽出书房，从他嘴里套出点玄机，解释台湾，预测未来。
当时的台湾处在经济起飞的后期，政治经济都在进步，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美国好像靠不住了，大陆又没有完全开放，农民除了种米还要卖米，年轻人都去大城市里寻找生计。刚到台北时，詹宏志就“仿佛感觉到有一场社会的巨变要来临”。念了点书之后，他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是因为它充满了机会。坏，是因为我们必须选择，再没有一个简单明确的轨迹供我们不假思索地追寻前进。”
返乡一看，轰隆的挖掘机正在拆除旧屋、拓宽道路，路两边建起了新式洋房，开起了录影带租售店，亮起了霓虹灯，卖起了汉堡炸鸡，“城市都到乡村里来了”——小时候，他就是在同样的地点，穿过一片甘蔗田，走路去上学。
“从一个安定、沉静、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变成另外一种面目，这就是我这个世代在台湾面临的过程。”
这是一个转型时代的症候，詹宏志、侯孝贤、杨德昌等文化中坚都身处其中。侯孝贤从农村来到城市，杨德昌从美国回到台湾，两人电影中那些迷茫、愤怒的年轻人，多少都是在社会结构的剧变中失控。两位导演尽管在后期分道扬镳，但已然合力营造出一种反抗的氛围，在风险和禁忌之中，对各种官方说法提出质疑。
在詹宏志看来，侯孝贤是“呈现者”，总在重现某个时期的氛围、人的状态，宁可把镜头拉远一点，甚至把声音抽掉，让观众好像是不小心瞥见一般，“天地不仁，人世间就是这个样子”。而杨德昌是一个“解释者”，他的电影像论文，有前提、发展和结局，花很多力气去铺陈人的行为和社会大环境的关系。
作为观众，他被侯、杨二人的电影震撼，也为二人当时在台湾电影工业中碰到困难而感到震惊，“有这样的创作者，这个社会怎么会不期望他们再有更好的机会，为什么会有一种力量要拦住他、摧毁他？”
詹宏志并不是喜欢做电影，他只是看不得好电影被糟蹋。
他认为掷地有声的《新电影运动宣言》还不够有效，“语言上的对抗对创作无济于事，让一部作品出现，远比10场论战有意义”。他愿意做的，是让这些创作者赶快有戏可拍。
从此，他就成了导演和金主之间的“翻译”、艺术与投资之间的桥梁。他的工作就是反复与投资商沟通。为了摸索艺术电影的市场规律，他甚至想过绕开院线上映，尝试卖书式的邮寄电影，甚至为导演发行公债。
他的第一次成功就是《悲情城市》。这是台湾电影首次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获奖，但这次巨大的成功很难复制。后来他帮杨德昌经营《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尽管在台湾本土赔钱，世界各地的票房都不佳，但整体上盈利，足够支撑下一次创作。那是他的得意之作。
如今，侯孝贤、杨德昌都已拥有大师之名，便常有人来向詹宏志讨要当时的秘诀，因为他是在后期仍与两位导演同时维持合作与友谊的极少数人之一。
他想这与他的性格有关，“看起来没有情绪，从来也没表达过情绪。”“但我必须说，他们最好的作品都是各自发展时做出来的，两人继续维持友谊和作品质量没什么关系。个性的差异、创作的自我意志，必然会把他们带到愈远的地方。”
1995年之后，詹宏志也渐渐淡出影坛。
与书的亲密关系
“我并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工作的，但我会想象如果书长成电影那样，我应该怎么工作。”
这就是詹宏志的法宝，每遇到一个问题，他都相信会有一本书里有答案，每进入一个新行业，他都会拿书来作类比。“为什么我不害怕去做一份我完全陌生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心里偷偷相信，一定有人写了这样的书。在茫茫书海中，一定隐藏着一个朋友是那方面的专家，会帮我的忙。”
梁文道夸他是“绝代才子”，马英九说他是“阅读达人”，“藏书4万余册，每年买2000本书，每小时阅读10万字”，这几乎创造了华人阅读的纪录。詹宏志说：“印刷品这个形式供应了我对世界90%的理解。”
上大学时，他半夜两点睡早上6点起，工作以后12点睡4点半起，早起晚睡多出的时间都献给读书，睡眠严格控制在5小时以内；上楼梯、过马路、搭公交车，随时都拿着书；等飞机、坐飞机、飞机延误、被别人爽约，在他眼里都成了开心的事情——又多出好多阅读时间。
他把这样的状态比作酗酒，甚至吸毒，一天不打几针，简直没法过活。
这时的他不再像是一个为文艺电影拉投资的“皮条客”，而是浮现出一副典型的书呆子形象，厚眼镜，薄衣衫，举止木讷，不修边幅，喜欢掉书袋。他口才极好，待客周到，有求必应，大有成功人士的气派。暴露他“书呆子”身份的是办公室里几个将他包围的落地大书柜。
毕业时，他的理想是找到一份可以上班看书而不被老板骂的工作，于是，在出版界一混就是37年。
“我不是家里读书最好的人，但成绩比我好的哥哥姐姐都很羡慕我，因为我从来没有迁就别人的需求去读书。”
上学以后，詹宏志开始自力更生去找书。从同学家里借来过期的《读者文摘》，运气好的话，还能借到《胡适文存》和《朱自清全集》。初中时当上学习委员，负责保管集体订阅的杂志，每月一期的《幼狮文艺》帮他打开了现代文学的门缝。年纪尚小的詹宏志竟像一块磁铁，把乡下所有能找到的书都吸到了自己周围。
有一次，班上一位女同学告诉他，她弟弟有一套《世界各国童话故事全集》，詹宏志专程拜访，用给小弟弟讲故事为诱饵，换来了对那套故事集的阅读权。整个星期，每天放学后他都泡在那本书里，其中两次因为回家太晚，挨了母亲的鸡毛掸子。
没有理由不能忍受纸张变iPad
“我有我的来历，从一个很匮乏的地方来。”詹宏志的许多童年玩伴念完初中就回家种田，从此以后只是翻翻报纸，连政府寄来的公文都要请别人过目。此后他自己的写作，始终假想是为一个自己熟悉的人而写，一个和他高中时期很像的年轻人，“我比他有经验，但他很聪明、求知若渴，我认得他，我记得他，我是写给他看的。”
即将在内地出版的《人生一瞬》、《绿光往事》等书是他对1960年代的回顾。詹宏志之前都以社会观察者自居，不动声色，不谈自我，而在这几本书里，他写阿姨们的婚事，写父亲的遗物，写没有尽头的山路，写小镇里的脱衣舞娘表演。书店里甜蜜的味道、山林里潮湿的感觉、童子梦里的惊奇与美好，一点一点被他的文字召回。
1960年代，詹宏志还小，不能插手社会，世界对他来说就像静物画一样。
1970年代，他以编辑的身份闯了进来，表达不满，心怀期待，成了社会的麻烦。
如今，他功成名就，成为网络公司董事长，经营一个名为PChome Online的网站，互联网来势汹汹，“书呆子”詹宏志竟然还是留下了自己的爪印。这个网站既是台湾三大门户网站之一，又是全台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并是台湾第一家上市的互联网公司。此外，詹宏志还是最早在台湾提出“电子报纸”的人，也最早在台湾发展出“博客”的概念，由他创办的个人新闻台可以看作是UGC的前身。
他说：“我没有改过行，是行改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编辑——“一个创造沟通情境的人”，左边是有话要说的人，右边是渴望知识的人，他是那个中介者。“这几乎解释了我参与过的所有事情，包括互联网在内。”
还是拿书来作类比，网络就是一个“新的古腾堡”、一种新的印刷术。“纸张和印刷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也不超过两百年，既然人可以忍受泥版变纸草，竹简变绢布，那就没有理由不能忍受纸张变iPad。”
詹宏志始终不甘落后，主动或被动地跟上了大家的步子，与新人新事打交道，而他周围有些朋友，最辉煌、最投入的时刻就是在1980年代，从此以后，“世界好像停了下来”。
现在，詹宏志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太钻研新东西，开始做一些“收拾”的工作，比如把自己的人生写进书里。
至于他读过的那成千上万本书，竟然也开始渐渐地忘记。年轻的时候，他颇有一点过目不忘的本事，看书很容易进入状况、很容易记得，现在却常常记错作者、记错书名。那些书变得不能引述、无法炫耀。
年轻一代很少有人再像他那样爱书。有一次他回乡演讲，问台下的学生：
有没有人读过《白鲸记》？
有没有人读过《傲慢与偏见》？
有没有人读过白先勇？
《鲁宾逊漂流记》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答案要么是否定，要么是只看过卡通或日本漫画。
他当然也遗憾，但并不着急。“每一个世代都有他接触世界的方法，他有他的出路。我不相信有某一个世代会完全不读书，大部分说下一代不读书的人都是想提醒别人，他们自己读了很多书。其实我们这一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读书，只是我恰巧读书而已。我不能这样说下一代，正如我的上一代不能这样说我。每一个世代都有很有劲的人。论机会，比我晚一辈的人远比我有机会，他们当中如果有人像我一样饥渴，他们会比我读得更好。”
詹宏志举了一个例子。初中时学英文，他对照读梁实秋的译本和莎士比亚的原文，发现《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的一场舞会提到“Lute”这个词，查了梁实秋编的《远东英汉字典》，才知道那是“鲁特琴”，中古世纪欧洲的一种乐器。后来上大学，朋友介绍一本英文图解字典，他偶然翻到“Lute”这一页，看到一张照片，大吃一惊，原来这就是鲁特琴的样子。到了1995年，他有了电脑，买回来一套电子版百科全书，“Lute”词条还搭配了声音信息，一按下去，叮叮咚咚响起来，这就是鲁特的琴声。
让所有的感官认识这个“Lute”，詹宏志用了二十多年。但如果他的儿子再看到这个词，上网一搜便有几千条介绍，形状、声音、演奏者、演奏方法、古谱，要什么有什么。詹宏志说：“你看，他一分钟取得的知识是我20年的所得。”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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