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六十四岁了。我爸爸也只活到六十四岁。我和爸爸同岁。
有时候想起爸爸，想起那些具体的事情，我常常会想到自己：在这个年纪，我在干什么呢？
爸爸去世那年，我二十九岁。爸爸二十九岁的时候，在福建永安。这也是我猜的，因为我姐姐出生在永安，她出生那年，爸爸二十九岁。那是抗战时期，永安是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的战时所在地。爸爸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带着家眷随银行在浙闽山区过着动荡的日子。比起一般的逃难民众，处境或许应该算还不错。
我的祖父三十多岁就病故了，因此父亲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来养活母亲和弟妹。他先是在一所小学做体育教员，后来考取了中国银行。银行待遇不错，不仅把弟弟和妹妹都供养到高中毕业，自己也维持了一个体面的小康生活。我如此判断的依据，是他留下来的那么多照片。
我家曾经有很多照片，都是爸爸照的，多是风景照，山水舟渔春花秋树。照片尺寸大概有六十四开，比明信片略微小一点。我见过这个相机，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种尺寸的照相胶卷了，所以这个相机也就没法使用。家里常常用的是一个德国蔡斯镜头的120相机。当时有照相机的人家不多，常有同学来问我借相机。因为算得上是个贵重的东西，妈妈有时候舍不得借出去，这是常常使我很为难的事情。
二
我二十一岁离开家去当兵。一个男人，只有在离开家，独立以后，才成为男人。但我二十一岁的时候，只是不需要家里负担了，但家里也不需要我负担。而父亲高中毕业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一岁，他已经不仅需要负担自己，还需要负担家里其他三个人的生计。现在想起来，他是在一夜之间成熟的。当时的情景，我完全不了解。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直到那时，在我已经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真正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还没有感觉到负担一个家庭的重量。
爸爸成熟得比我要早，也比很多男人早。
在他病重期间，叔叔和姑姑多次从宁波和杭州来上海探望。他们对我爸爸的感情，远远超出对哥哥的感情。我祖父死的时候，他们都还年幼，完全没有印象了。是我爸爸把他们拉扯大的，的确是长兄如父。
叔叔和姑姑无数次和我讲，你爸爸不容易！
我至今难以想象，十八岁的爸爸，面对着没有工作的母亲，和不满十岁的弟妹，他怎么办？
但是他很成功。他不仅让母亲和弟妹活下来了，还让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叔叔读书的中学，是宁波最好的一所中学！他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了，妻子还挺漂亮。他生儿育女。人生的每一步他都没耽误。还碰上战争，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真是不简单！
我现在想，他怎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这些呢，讲他那个时候怎么难，讲他如何战胜这些难，这是很值得炫耀的一段人生啊！哪怕是在教育我的时候，现身说法的讲讲，讲讲“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没有。他从来没有讲过。或许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并不值得炫耀；或许他就是不习惯在别人面前用炫耀的口吻谈论自己，即便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我以为这是一种美德。
三
我对爸爸最早的记忆，是50年代初。我们家房间不大，但朝南，窗户面对着一个空旷的停车场，满屋子从早到晚铺满灿烂的阳光。我没上过幼儿园，整天和邻居在停车场玩。空旷的停车场真是孩子的乐园。妈妈在窗口就可以看到我，很放心，所以从没阻止我去。晚饭前，就等爸爸回家。等爸爸回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他常常会带回好吃的，糖炒栗子啊、白果啊、三北盐炒豆啊。解放初期，社会比较宽松，好像还遗留着不少“旧社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爸爸上班都是西装领带呢子大衣，很气派。
那时候已经没有中国银行了，所有的银行都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爸爸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储蓄科科长。但他当科长的时间不长，1952年搞三反五反运动，银行成立打虎队，爸爸是打虎队的队长。所谓“老虎”，是指那些经济上有问题的同事。爸爸是个脾气温和宽厚谦让的人，让他做打虎队长实在是力不胜任，没多久，队长就被撤职了，顺便，储蓄科长也被掳掉了，薪水自然相应地降低。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这件事情曾经对爸爸构成多大的打击。我想，爸爸大概不会特别在乎，因为按照他的个性，在那个年代当领导，太勉为其难了，撤职或许正是个解脱。
不过家里的生活，是渐渐地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或许不仅仅是因为爸爸不当科长，而是整个社会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冲击下，迅速地“去资产阶级化”。西装不穿了，朋友之间有点情调的聚会也少了，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拮据了。
四
我和父亲的接触，比起别的父子，或许更加密切一些，因为爸爸1956年生病了。这个病，本来并不算重，胆结石引起胆囊炎。现在，这只是一个微创手术，在当时，虽然是个大手术，一般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手术后医生告诉我们，爸爸的肝已经硬化了，而且很严重。这不是诊断结果，而是医生在开刀时亲眼所见后的判断，是毫无疑义的。我想这是爸爸长期饮酒的结果。爸爸酒量很大，我的记忆里，他常常会邀几位朋友来家里喝酒。很奇怪喝酒的基因完全没有遗传给我，更没有遗传给我儿子。
因为肝硬化，医生的结论是不能继续工作了，必须长期病休。几年后，“三年自然灾害”来临，各单位都精简职工，爸爸便理所当然办理了因病退休手续。就是说，他从四十三岁开始，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1956年我九岁，当然不理解爸爸的心情。
原来我妈妈不工作。结婚前她是电讯局的话务员，结婚以后就回家了。解放以后，作为精神消遣，她去读过几年俄语。爸爸病休以后，她就凭着俄语训练班的毕业证书，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然后当上了小学语文教师，以弥补爸爸因病休减少的薪水。从此，我们家的结构就变为妈妈工作，爸爸管家务。
现在想想，也未必是坏事。1956年后给很多家庭带来厄运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从反右到“文革”，和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关系。
1956年暑假，爸爸手术后回宁波老家休养，我跟着一起去。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令我记忆深刻的暑假。现在的城市人，是很少有故乡概念的。说是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山东人，但多数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许多人根本就没去过原籍。1956年的那个暑假，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
我的祖母和叔叔当时住在宁波市月湖边的堰月街22号，那是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有宽敞的天井和后花园。我非常喜欢至今留在我记忆里的这个故乡的印象，并且，这个印象和1956年的中国很匹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的前辈们一致认为，1956年是新中国最好的年代。
就是在那个暑假，爸爸教会我游泳。50年代小学两三年级学生中会游泳的很少，我因此在四年级时被选入业余少体校游泳队，经历过两年正规的游泳训练，使这项运动成为持续至今的我的终生爱好。
爸爸也很开心。也许他成年以后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后来我父亲病重期间以及去世以后，我的叔叔和姑妈多次怀着感激的心情讲述爸爸对他们承担起的长兄为父的责任，说我爸爸太辛苦了！现在，他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了，并且和母亲儿子朝夕相处。
父亲也酷爱游泳。他告诉我年轻时在清澈的兰溪江游泳的快乐。所以去兰溪曾经是我很多年的愿望。但是后来这个去兰溪的念头被打消了，因为我知道已经不存在一条清澈的兰溪江了。
一年以后，1957年秋天，爸爸又带我去杭州姑妈家，因为祖母住在那里。那时候姑夫是浙江师范学院的教师，家就安在校区。那块地方现在是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在钱塘江边临近六和塔的山上。真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学校，西式的洋楼错落在茂密的绿树中，清冽的溪水沿着山势蜿蜒。旁边可以看到六和塔和钱塘江。真是既有小桥流水，又有大江东去。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风景之中，享受着亲情和闲适。那年我上四年级，居然不可思议地被允许请假一个学期，真要羡慕煞现在的小学生了。
五
父亲在那些快乐的日子里的形象，却是模糊的。或许我只顾着自己快乐了，或许快乐的日子的确很难留在记忆里。让人难忘的，总是苦难。苦难才会度日如年，父亲生命的后三分之一应该过得很慢。
父亲的身体基本恢复后，他正式承担起家庭主夫的责任。那可不是现在的男人在家里干点家务活这样的概念，他完全替代了原来作为家庭妇女的妈妈的位置。而且他甫一上任，就遇到了特殊的境遇。1961年到1962年，上海紧随着农村的饥荒，也进入了“自然灾害”的年代。大城市的居民虽然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特权，不至于饿死人，但也让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知道了饥饿的味道。
现在已经难以想象了。要说，像我这样的学生，有二十六斤粮食定量，应该差不多够吃了吧！但是，在所有副食品，包括一切荤腥、食油、糖、豆制品、饼干点心以及蔬菜统统定量供应的情况下，在定量少到以两为计量单位的时候，每个人的胃都不可思议地变成了无底洞。况且我们是处于发育阶段的孩子，饭真是不够吃呀！
爸爸是当家的。他要千方百计让餐桌丰盛一些。那是难度相当大的任务。比如吃饭总要有点菜吧，但是的确没有。蔬菜只有一种，叫做“革命菜”，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菜，后来也没有这种菜了。其实就是卷心菜最最外面的叶子，在正常年份，这些叶子都是丢掉的，现在拿来吃了。中间的正宗的卷心菜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即便那么难吃的“革命菜”，也不是想要就有的。我现在记得的一个非常好吃的菜，是爸爸自己发明的：把面粉在锅里炒成焦黄，加一点点油，加一点葱花，加一点盐。每人分一小碟，那种美味，那份珍贵，大概可以和俄国人的鱼子酱媲美了。
最困难的年月过去以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依然是节衣缩食的。一切食品副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都是定量供应的，一切都要票证。有钱人家当然好办，那时候有高价食品，但我家不可能去动那个念头。直到我去当兵离开家，我们从来没有上过馆子。我记得唯一的一次，是在外面的点心店吃过一碗小馄饨，只要了一碗，我吃，爸爸在边上陪着，看我吃。那是我还不懂事的年纪，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有点辛酸。
六
我有时候会想象，爸爸对于他晚年（对于他来说的晚年，其实应该属于盛年）的生活，是怎么想的。他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能够阅读原版的英文书，我们家不多的藏书中，有当年能够买到的一些哲学著作和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他似乎没有抱怨。按理，他应该抱怨，因为他的生活，比年轻的时候差得太多！我们家里有收音机，有留声机，有电风扇，还有前面提到的照相机。在当年都是一些奢侈品啊，都是他年轻时留下来的。后来留声机和电风扇都不用了。留声机是因为买不起新唱片，又不敢听那些美国老唱片；电风扇则是因为用不起电。西服、领带、马裤呢大衣都压到箱子底去了，曾经风度翩翩相貌堂堂的“白领”，穿着油腻破旧的蓝布中山装，锱铢必较地算计着操持着家务，或者和那些阿姨妈妈们一起做一些“里弄工作”。真是太没劲了！
他当然也觉得没劲，我想内心深处他很难不抱怨。但他不会在子女面前抱怨。他也不敢在别人面前抱怨。
唉，子女总是不理解父母的，也很难真正的关心父母。那时候，我们哪里想过爸爸有没有劲啊，我们想的都是自己的那点事情。
1960年我姐姐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农机学院水利系，就离开家了。动因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966年我高中毕业，竟然决定不考大学去新疆建设兵团。父母似乎没有非常强烈地反对。虽然后来因为“文革”爆发，高考取消，我们的革命壮举也没有实现，但两年以后，我报名参军，父母好像也没有以“独子可以不当兵”为理由阻拦。那时候的成年人，也真是积极得很啊。但我不知道是真的积极，还是无可奈何。反正阻挡也是没有用的，他们起码是表现出了一种明智。
七
从1957年开始，爸爸成为这个社会的旁观者。
1957年前，虽然受过“三反五反”运动的挫折，父亲对新社会，是寄予热情和希望的，他在日记里对于新生活抱着类似中学生那样的热情。生病后他没再记日记了，心情不好吧。心情不好，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因为1957年是个分水岭。
1957年秋天我和父亲在杭州钱塘江边的山水间流连。我是真的逍遥，父亲大概未必。虽然没有卷入那场反右运动的疾风暴雨，但我们借住在姑姑家，姑夫是大学教师，他在风暴中心，并且最终成为“右派”。爸爸和姑夫之间不会没有交流。我想他会庆幸自己生病。如果在工作岗位上他会不会变“右派”呢？不知道。
基因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我发现性格和父亲极像。在中学读书时，申请加入共青团，我一再检讨的缺点就是“斗争性不强”。我父亲就是“斗争性不强”才被撤职的。但平时在多数情况下的温和宽厚和骨子里的好胜较真不是矛盾的，否则我也不会卷入二十多年前那场风波并受到严厉处分。所以1957年父亲未必一定能逃过那一劫。如果他做了“右派”，那我们家的生活轨迹，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爸爸的病，以及政治运动接连兴起，使得爸爸很少有朋友。他离开了单位，又无法很快融入里弄街道。做完家务以后，他在家里干什么呢？不知道。孤独、乏味和经济上的拮据对一个曾经风光过的男人的摧残，我可以想象。偶然，父母亲吵架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郁闷心情的借机爆发；更多的时候，他是平和的。我有时看到他晚上在隔壁弄堂打太极拳。据说他的师傅是杨式太极拳的嫡传弟子，反正看上去，功架是不错的。
八
爸爸如果知道儿子和孙子都变成了作家，他会高兴得发疯。他是极其尊重作家的人。
1972年我到了成都空军政治部创作组，先是借，后是调。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写作成为一个风险很高的职业。正式调动之前，我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爸爸的回信毫不犹豫，一口表示赞成，并且为儿子能够从事写作由衷地高兴和自豪。
当然，我知道爸爸喜欢文学。后来，他病故以后，整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他写的一些旧体诗，也看到他50年代的日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的日记，简直就像中学生日记，那么阳光，那么单纯。那就是50年代。那是一个新政权给了普通老百姓以希望的年代，那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遍信任执政党的年代。这种信任多么难得，多么珍贵，但是，却被轻易地奢侈地消费掉了！
九
对父母的想念，是在离开家以后。
1968年3月，我去四川当兵。当兵以前，对于解放军的认识，基本来自于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这本书，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却是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那本书里的解放军，基本上个个都是雷锋。所以，当我从新兵连集训结束分到连队的第一天，看到两个老兵打架，居然惊呆了。解放军怎么会打架呢！
对于部队生活的艰苦，我当然是有准备的，但现实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或者说，现实生活毕竟比“革命的浪漫主义”来得现实。但即便如此，对超出想象的艰苦并非无法忍受。我带着宗教信徒的虔诚，带着“天将降大任”的豪迈，苦中寻乐，无怨无悔，直到1971年，直到知道了“9.13”发生的事情。随着信仰的崩溃，苦难就变得不可承受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第一次探家的机会。正是在我开始想家的时候。
回家，汽车换火车，需要四天时间。到达上海北火车站是晚上八九点钟。在站台上，远远看见爸爸苍老的身影，我眼睛有点湿润。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我，已经超过了爸爸当年的岁数，不过我印象中的爸爸，确实苍老。那是一个生活在糟糕的年代里的不得志的男人。那是一个在日常岁月里消磨了锐气耗尽了能量被焐熟了的男人。
十
我需要说一说爸爸整天呆着的那个家，那间屋子。我前面写过那曾经是一间阳光灿烂的屋子。最早，朝南的窗外是一个私家花园，我家晾衣服的竹竿就搭在一棵起码有几十年树龄的广玉兰的树枝上。后来，私家花园变成了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的停车场，虽然早晚车辆进出有点声响，但绝大部分时间很安静，也很阳光。再后来，停车场变成了一家工厂，搭起了工棚，不再那么安静了，但阳光还有。再后来，紧贴着我家窗户建起了一幢厂房，间距只有两三米，阳光被彻底挡住了，风也挡住了；如果不拉上窗帘，家里的一切都暴露在外人面前，毫无隐私可言。在今天，是很难想象这样造房子的。但在当年，则理所当然。“抓革命促生产”，私人利益在国家的事情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最最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新建的厂房，居然是一个冲床车间。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连续十六小时两班制开工，几十台冲床开动起来，我家的房子都会震动，声音则响到我们无法在屋子里正常说话。必须喊叫，才能听得出来。这连续不断的声音，是比丧失隐私严重得多得多的折磨，这是要让人发疯的折磨！每天，我们期待着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各半小时的停工。那突然安静下来的半个小时带给我们的幸福，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的人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爸爸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我探亲的半个月，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去和工厂交涉。但虽然我是解放军，也毫无结果。因为在当年，我们“理亏”。个人服从国家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当人的承受能力超出了极限，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天经地义的道理，也是要想办法去冲破的。我爸爸最后的岁月，就是在和工厂反复交涉中折腾。我探亲时发现，他连脾气都有点变了，暴躁，谈起关于房子的交涉，会气得发抖。但是，交涉的过程一波三折，直到他死，也没有折腾出结果来。而这些年的折腾，大概就是他患上恶性肿瘤的原因！
十一
从患病到死，一年左右。
我是接到电报赶回来的。在我二十八岁的那年，我觉得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但陪伴爸爸治病的过程，是痛苦而无奈的。
癌症是极可怕的病，它的可怕不仅在于会直接导致死亡，还在于它选择的走向死亡的形式。比如脑溢血、比如心肌梗死，他们几乎会在一瞬间跨越生与死的界线。而癌，仿佛一条狼狗，一口一口撕咬你活生生的肌血；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消耗你，用剧痛来折磨你，让你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眼巴巴等待末日的来临。这种死法有点像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人类所能想得出来的最可怕的刑罚。很多年以后，看到“癌”字我还心悸。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癌”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父亲已经瘦得落形。有时候昏迷有时候清醒。这一天，他忽然精神一些，让我们扶他倚在床头。我知道是回光返照，又抱着一丝侥幸，希望真是病情有所好转，或许还可以拖一段。我竭力想找出一点高兴的话来说说，实在是想不出什么高兴的事。好像还是生拉硬扯地说过几句什么，父亲显然没有听进去。他沉思着，眼神黯然，嘴唇一张一翕，背了一首诗，是陆游的《示儿》，背完以后，他长叹一声：“你们以后怎么办啊！”浑浊的泪水沿嶙峋的面颊淌下。
那是1976年4月，刚刚发生过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谁也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将来。
我说不出话。我想不出任何可以安慰他的言语。我不知道陆游的儿子听到《示儿》时怎么想。我想哭，但好像没有哭出来。我已经麻木了。妻在黑龙江农场，且拖着病残的身子，唯一的姐在浙江也是个多年无法上班的病人。剩下病病歪歪的母亲，今后孤身一人怎么在上海生活？
以后，父亲再没有清醒过，慢慢烧尽最后一滴生命的油，终于，灯灭了。灯灭时，连扑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许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内疚。在父亲最后的时刻，我关心他太少了，我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叫我怎么办呢？死者去了，活人总还要活下去。再不能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上海。风雨飘零之际，一家人好赖也要团在一起。我申请转业，没有转业指标；我申请复员，部队同意了，上海却不接收，条件是必须爱人在上海。妻子申请病退，农场同意了，医院同意了，上海也不接收，条件同样是：爱人必须在上海。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就处在工作调动的两难之中。我们绞尽脑汁设想对策对付“28条军规”，我们四方奔走寻找门路。我们终于在上海安顿下来了，腾出了感情和精力，却已经无法为父亲做一些什么了。当然，即使没有调动的事，我也做不了更多的事。对晚期癌症，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但我还是内疚。
最使我内疚的是关于杜冷丁。杜冷丁是一种止痛麻醉剂，当时奇缺。医生再三关照，杜冷丁里含吗啡，会上瘾，千万不能多打。其实，上瘾就上瘾，只要有足够的量。问题是买不到足够的量。
现在，我回上海很多年了，我已经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了一张属于我的“网”。买几盒杜冷丁绝对不是办不到的事。可那个时候，我刚回上海。不，还没回上海。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个未涉足社会的中学生。我两眼一抹黑，我去找谁？我到哪里去弄杜冷丁？
靠医生的慈悲，靠岳母的帮忙，总算是凑足了一盒，十支。十支是个多么有限的数目。一天一支能用十天，一天两支能用五天……这十支只能留在最后，留在父亲最最痛苦，最最不能忍受的时刻。
我守在父亲床头。父亲呻吟着，说：“打一支吧！”我就解释：“爸爸，医生说杜冷丁会上瘾，能不打最好不打。”父亲看看我，似乎点了点头，合上了眼。
后来，看样子实在不行了，我下决心动用杜冷丁。但还是留有余地，半支半支地用。必须省，要留到最后的时刻。
我没想到，最后的时刻无声无息地来到了。我不知道会这么快。直到父亲辞别我们的时候，仅用了一支半！剩下八支半杜冷丁徒然躺在纸盒里。
我后悔！我骂自己混蛋！你这个做儿子的，怎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很有克制力，他不会轻易喊痛的。我应该知道，可我没料到父亲的自制力如此惊人！我内疚，在内疚的同时，我对父亲肃然起敬。
内疚的事还有。我想到开刀那一天。
癌症病人要不要开刀是颇费踌躇的。父亲1957年患胆结石也是在这家医院动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他对主刀的李医生很感激，很信任。这次又提出要李医生主刀。二十年过去了，李医生已经是外科主任，是闻名全市的“一把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因为凡人皆要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父亲不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可以通达李医生或他的父母妻儿叔侄。我们只能说：“父亲是您的老病人，他信任您。”这种话实在苍白无力，李医生居然不可思议地答应了。这使我们陡然增添了信心。黯淡的前景亮起一星火花，父亲似乎是有救了。
李医生来替父亲检查，在父亲肚皮上按摸，从他的脸上读不出一点儿信息来。按摸完，他没说一句话，走出病房，走到医生办公室，在水龙头下仔细地反复地洗手。我从病房跟到办公室，想问，却没问。
他看看我：“开刀吗？”
我畏怯地问：“您以为……”
“你们家属定吧。寄希望于我的错误。”
我没听懂，看着他。
他说：“X光片子诊断是结肠癌。如果真是结肠癌，那就好了，把肠子割掉一段，多割一点，没问题。可是，据我诊断，癌不是在结肠上，不是结肠癌。癌长在后腹膜上。如果长在后腹膜上，根本就不能动刀，一动就会大出血，就会死在手术台上。就这样，你们自己决定吧。”
我似乎仍然没听明白。X光是现代化医疗仪器，而李医生只是隔着肚皮，用手在外面摸了摸，就能摸出癌长在什么地方？
生活又出了个“28条军规”的难题：只有李医生医术高明，父亲才有救；而李医生真的高明，高明到超出X光的话，父亲也没救了。
“那就……还是开刀吧！”不开刀又怎么办呢？
进手术室之前，父亲对我说：“如果手术时间长，还有救；手术时间短，就没救了。”
父亲是老病号，久病成良医，很有经验了。他已经知道是癌。不知道怎么会知道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看着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去。
不幸被李医生言中。我诅咒李医生那只似乎有魔法的手。诅咒是毫无道理的，可我止不住地要诅咒。果然不是结肠癌，是腹膜癌，学名叫什么间皮细胞瘤，打开腹腔，又原封不动地缝起来，推出了手术室。
我坐在父亲病床前。父亲从麻醉中醒过来，问我几点钟。我告诉他。他轻轻叹口气：“没有动刀。是不是没有动刀？你告诉我。”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
“你给我说说实话。我都知道。你放心好了，我受得住。养病我有经验，等刀口恢复了，我打太极拳，用自身的抵抗力来战胜它！”
我看着父亲。我相信他。他养病确实有经验。1957年，因胆结石开刀发现肝已经基本硬化。可是，居然靠太极拳逐步恢复了健康。或许，他也能对付癌。
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安祥地闭眼休息了。
当时，我没感觉到什么。既然已经知道了，瞒还有什么意思？而且，据说癌症病人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瞒得住的，到最后，即使表面上不点穿，病人心里都明白。还不如说了。
可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我却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瞒呢？问你几点钟，你不会瞎说一个时间吗？病人吊着液又没法看表，他麻醉过，哪有什么时间概念？为什么不让父亲在比较轻松的心情下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即使他怀疑，总不能确定，总还抱着一线希望。我诚实得太残酷了。
开刀以后，居然不痛了。也许是在打开腹腔的时候切断了致痛的神经。父亲确实打算和癌搏斗一番，拆线以后就下床在走廊来回走，扶着墙，很吃力地走。但他终于没能打太极拳。
1976年1月9日早晨，医院走廊里隐隐传来哀乐声。哀乐声是从收音机里传出的。父亲让我去打听。周总理去世了！父亲听完，闭上眼，很久很久，才睁开来，有气无力地说：“去买黑纱。总理的黑纱要带的。”
赶快去布店。布店里已排起长队。我终于搞到黑纱赶回医院。父亲躺在床上，没法带黑纱，看着我们带上。他默默地听我和病房里其他人谈论周总理，谈论不让设灵堂的奇怪规定。
父亲很注意地听，有时显得很吃力，但我没有阻止他，我理解他的心情。但他不插话，连其他的话也很少很少，直到出院。
让父亲出院是个残酷的决定。他不是病愈出院，是……那意思谁都明白，只是说不出口来，对医生的决定当然都不满意。“不出去！”“哪有那么容易，说走就走？”“都是这么拖着的。”病友们纷纷帮腔。
父亲说：“出院吧，占着这个床也没意思，别人倒住不进来。”
就这么出院了。
父亲对人宽容，对己却严格得近乎苛刻。在生命的最后的几个月，我们请了一位保姆服侍他。他不习惯别人的服侍，垂危时仍自己撑着起床解手。但肌体已经失控了，有时难免会弄脏被褥。这时候，他一脸都是抱歉、不安、自责，仿佛犯了严重的过错，使人不忍卒看。现在，我一闭眼就出现那样的一张脸，心里就一阵酸楚。他一贯如此，大事小事都如此。
十二
我的年龄已经赶上爸爸了。到了这个年纪，常常会想起爸爸来。
他死的太不是时候。晚半年，他就能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晚若干年，他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大变化。尽管大家总嫌中国变得还太慢，但假如爸爸活着，他会感觉天翻地覆。
去年我去家乡宁波看望叔叔。叔叔送我一张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是1942年元旦爸爸送给他的。这张照片放在我随身的包里，天天带着。
爸爸生于1913年，活到现在的话，一百岁了。比我大三十四岁。
来源：上海文化
我六十四岁了。我爸爸也只活到六十四岁。我和爸爸同岁。
有时候想起爸爸，想起那些具体的事情，我常常会想到自己：在这个年纪，我在干什么呢？
爸爸去世那年，我二十九岁。爸爸二十九岁的时候，在福建永安。这也是我猜的，因为我姐姐出生在永安，她出生那年，爸爸二十九岁。那是抗战时期，永安是国民政府福建省政府的战时所在地。爸爸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带着家眷随银行在浙闽山区过着动荡的日子。比起一般的逃难民众，处境或许应该算还不错。
我的祖父三十多岁就病故了，因此父亲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来养活母亲和弟妹。他先是在一所小学做体育教员，后来考取了中国银行。银行待遇不错，不仅把弟弟和妹妹都供养到高中毕业，自己也维持了一个体面的小康生活。我如此判断的依据，是他留下来的那么多照片。
我家曾经有很多照片，都是爸爸照的，多是风景照，山水舟渔春花秋树。照片尺寸大概有六十四开，比明信片略微小一点。我见过这个相机，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这种尺寸的照相胶卷了，所以这个相机也就没法使用。家里常常用的是一个德国蔡斯镜头的120相机。当时有照相机的人家不多，常有同学来问我借相机。因为算得上是个贵重的东西，妈妈有时候舍不得借出去，这是常常使我很为难的事情。
二
我二十一岁离开家去当兵。一个男人，只有在离开家，独立以后，才成为男人。但我二十一岁的时候，只是不需要家里负担了，但家里也不需要我负担。而父亲高中毕业的时候，还不到二十一岁，他已经不仅需要负担自己，还需要负担家里其他三个人的生计。现在想起来，他是在一夜之间成熟的。当时的情景，我完全不了解。他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要问他这个问题，因为直到那时，在我已经二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有真正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我还没有感觉到负担一个家庭的重量。
爸爸成熟得比我要早，也比很多男人早。
在他病重期间，叔叔和姑姑多次从宁波和杭州来上海探望。他们对我爸爸的感情，远远超出对哥哥的感情。我祖父死的时候，他们都还年幼，完全没有印象了。是我爸爸把他们拉扯大的，的确是长兄如父。
叔叔和姑姑无数次和我讲，你爸爸不容易！
我至今难以想象，十八岁的爸爸，面对着没有工作的母亲，和不满十岁的弟妹，他怎么办？
但是他很成功。他不仅让母亲和弟妹活下来了，还让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叔叔读书的中学，是宁波最好的一所中学！他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了，妻子还挺漂亮。他生儿育女。人生的每一步他都没耽误。还碰上战争，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真是不简单！
我现在想，他怎么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这些呢，讲他那个时候怎么难，讲他如何战胜这些难，这是很值得炫耀的一段人生啊！哪怕是在教育我的时候，现身说法的讲讲，讲讲“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没有。他从来没有讲过。或许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一个男人的责任，并不值得炫耀；或许他就是不习惯在别人面前用炫耀的口吻谈论自己，即便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我以为这是一种美德。
三
我对爸爸最早的记忆，是50年代初。我们家房间不大，但朝南，窗户面对着一个空旷的停车场，满屋子从早到晚铺满灿烂的阳光。我没上过幼儿园，整天和邻居在停车场玩。空旷的停车场真是孩子的乐园。妈妈在窗口就可以看到我，很放心，所以从没阻止我去。晚饭前，就等爸爸回家。等爸爸回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他常常会带回好吃的，糖炒栗子啊、白果啊、三北盐炒豆啊。解放初期，社会比较宽松，好像还遗留着不少“旧社会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爸爸上班都是西装领带呢子大衣，很气派。
那时候已经没有中国银行了，所有的银行都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爸爸是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储蓄科科长。但他当科长的时间不长，1952年搞三反五反运动，银行成立打虎队，爸爸是打虎队的队长。所谓“老虎”，是指那些经济上有问题的同事。爸爸是个脾气温和宽厚谦让的人，让他做打虎队长实在是力不胜任，没多久，队长就被撤职了，顺便，储蓄科长也被掳掉了，薪水自然相应地降低。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这件事情曾经对爸爸构成多大的打击。我想，爸爸大概不会特别在乎，因为按照他的个性，在那个年代当领导，太勉为其难了，撤职或许正是个解脱。
不过家里的生活，是渐渐地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或许不仅仅是因为爸爸不当科长，而是整个社会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冲击下，迅速地“去资产阶级化”。西装不穿了，朋友之间有点情调的聚会也少了，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拮据了。
四
我和父亲的接触，比起别的父子，或许更加密切一些，因为爸爸1956年生病了。这个病，本来并不算重，胆结石引起胆囊炎。现在，这只是一个微创手术，在当时，虽然是个大手术，一般也不会有太严重的后遗症。但手术后医生告诉我们，爸爸的肝已经硬化了，而且很严重。这不是诊断结果，而是医生在开刀时亲眼所见后的判断，是毫无疑义的。我想这是爸爸长期饮酒的结果。爸爸酒量很大，我的记忆里，他常常会邀几位朋友来家里喝酒。很奇怪喝酒的基因完全没有遗传给我，更没有遗传给我儿子。
因为肝硬化，医生的结论是不能继续工作了，必须长期病休。几年后，“三年自然灾害”来临，各单位都精简职工，爸爸便理所当然办理了因病退休手续。就是说，他从四十三岁开始，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1956年我九岁，当然不理解爸爸的心情。
原来我妈妈不工作。结婚前她是电讯局的话务员，结婚以后就回家了。解放以后，作为精神消遣，她去读过几年俄语。爸爸病休以后，她就凭着俄语训练班的毕业证书，以同等学历的资格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然后当上了小学语文教师，以弥补爸爸因病休减少的薪水。从此，我们家的结构就变为妈妈工作，爸爸管家务。
现在想想，也未必是坏事。1956年后给很多家庭带来厄运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从反右到“文革”，和我们家都没有什么关系。
1956年暑假，爸爸手术后回宁波老家休养，我跟着一起去。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令我记忆深刻的暑假。现在的城市人，是很少有故乡概念的。说是江苏人浙江人广东人山东人，但多数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许多人根本就没去过原籍。1956年的那个暑假，让我有了故乡的感觉。
我的祖母和叔叔当时住在宁波市月湖边的堰月街22号，那是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有宽敞的天井和后花园。我非常喜欢至今留在我记忆里的这个故乡的印象，并且，这个印象和1956年的中国很匹配。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的前辈们一致认为，1956年是新中国最好的年代。
就是在那个暑假，爸爸教会我游泳。50年代小学两三年级学生中会游泳的很少，我因此在四年级时被选入业余少体校游泳队，经历过两年正规的游泳训练，使这项运动成为持续至今的我的终生爱好。
爸爸也很开心。也许他成年以后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后来我父亲病重期间以及去世以后，我的叔叔和姑妈多次怀着感激的心情讲述爸爸对他们承担起的长兄为父的责任，说我爸爸太辛苦了！现在，他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休息了，并且和母亲儿子朝夕相处。
父亲也酷爱游泳。他告诉我年轻时在清澈的兰溪江游泳的快乐。所以去兰溪曾经是我很多年的愿望。但是后来这个去兰溪的念头被打消了，因为我知道已经不存在一条清澈的兰溪江了。
一年以后，1957年秋天，爸爸又带我去杭州姑妈家，因为祖母住在那里。那时候姑夫是浙江师范学院的教师，家就安在校区。那块地方现在是浙江大学之江校区，在钱塘江边临近六和塔的山上。真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学校，西式的洋楼错落在茂密的绿树中，清冽的溪水沿着山势蜿蜒。旁边可以看到六和塔和钱塘江。真是既有小桥流水，又有大江东去。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风景之中，享受着亲情和闲适。那年我上四年级，居然不可思议地被允许请假一个学期，真要羡慕煞现在的小学生了。
五
父亲在那些快乐的日子里的形象，却是模糊的。或许我只顾着自己快乐了，或许快乐的日子的确很难留在记忆里。让人难忘的，总是苦难。苦难才会度日如年，父亲生命的后三分之一应该过得很慢。
父亲的身体基本恢复后，他正式承担起家庭主夫的责任。那可不是现在的男人在家里干点家务活这样的概念，他完全替代了原来作为家庭妇女的妈妈的位置。而且他甫一上任，就遇到了特殊的境遇。1961年到1962年，上海紧随着农村的饥荒，也进入了“自然灾害”的年代。大城市的居民虽然享受着国家给予的特权，不至于饿死人，但也让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知道了饥饿的味道。
现在已经难以想象了。要说，像我这样的学生，有二十六斤粮食定量，应该差不多够吃了吧！但是，在所有副食品，包括一切荤腥、食油、糖、豆制品、饼干点心以及蔬菜统统定量供应的情况下，在定量少到以两为计量单位的时候，每个人的胃都不可思议地变成了无底洞。况且我们是处于发育阶段的孩子，饭真是不够吃呀！
爸爸是当家的。他要千方百计让餐桌丰盛一些。那是难度相当大的任务。比如吃饭总要有点菜吧，但是的确没有。蔬菜只有一种，叫做“革命菜”，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种菜，后来也没有这种菜了。其实就是卷心菜最最外面的叶子，在正常年份，这些叶子都是丢掉的，现在拿来吃了。中间的正宗的卷心菜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即便那么难吃的“革命菜”，也不是想要就有的。我现在记得的一个非常好吃的菜，是爸爸自己发明的：把面粉在锅里炒成焦黄，加一点点油，加一点葱花，加一点盐。每人分一小碟，那种美味，那份珍贵，大概可以和俄国人的鱼子酱媲美了。
最困难的年月过去以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依然是节衣缩食的。一切食品副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都是定量供应的，一切都要票证。有钱人家当然好办，那时候有高价食品，但我家不可能去动那个念头。直到我去当兵离开家，我们从来没有上过馆子。我记得唯一的一次，是在外面的点心店吃过一碗小馄饨，只要了一碗，我吃，爸爸在边上陪着，看我吃。那是我还不懂事的年纪，现在想起来，才觉得有点辛酸。
六
我有时候会想象，爸爸对于他晚年（对于他来说的晚年，其实应该属于盛年）的生活，是怎么想的。他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能够阅读原版的英文书，我们家不多的藏书中，有当年能够买到的一些哲学著作和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他似乎没有抱怨。按理，他应该抱怨，因为他的生活，比年轻的时候差得太多！我们家里有收音机，有留声机，有电风扇，还有前面提到的照相机。在当年都是一些奢侈品啊，都是他年轻时留下来的。后来留声机和电风扇都不用了。留声机是因为买不起新唱片，又不敢听那些美国老唱片；电风扇则是因为用不起电。西服、领带、马裤呢大衣都压到箱子底去了，曾经风度翩翩相貌堂堂的“白领”，穿着油腻破旧的蓝布中山装，锱铢必较地算计着操持着家务，或者和那些阿姨妈妈们一起做一些“里弄工作”。真是太没劲了！
他当然也觉得没劲，我想内心深处他很难不抱怨。但他不会在子女面前抱怨。他也不敢在别人面前抱怨。
唉，子女总是不理解父母的，也很难真正的关心父母。那时候，我们哪里想过爸爸有没有劲啊，我们想的都是自己的那点事情。
1960年我姐姐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农机学院水利系，就离开家了。动因是因为毛主席的一句话，“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966年我高中毕业，竟然决定不考大学去新疆建设兵团。父母似乎没有非常强烈地反对。虽然后来因为“文革”爆发，高考取消，我们的革命壮举也没有实现，但两年以后，我报名参军，父母好像也没有以“独子可以不当兵”为理由阻拦。那时候的成年人，也真是积极得很啊。但我不知道是真的积极，还是无可奈何。反正阻挡也是没有用的，他们起码是表现出了一种明智。
七
从1957年开始，爸爸成为这个社会的旁观者。
1957年前，虽然受过“三反五反”运动的挫折，父亲对新社会，是寄予热情和希望的，他在日记里对于新生活抱着类似中学生那样的热情。生病后他没再记日记了，心情不好吧。心情不好，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因为1957年是个分水岭。
1957年秋天我和父亲在杭州钱塘江边的山水间流连。我是真的逍遥，父亲大概未必。虽然没有卷入那场反右运动的疾风暴雨，但我们借住在姑姑家，姑夫是大学教师，他在风暴中心，并且最终成为“右派”。爸爸和姑夫之间不会没有交流。我想他会庆幸自己生病。如果在工作岗位上他会不会变“右派”呢？不知道。
基因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我发现性格和父亲极像。在中学读书时，申请加入共青团，我一再检讨的缺点就是“斗争性不强”。我父亲就是“斗争性不强”才被撤职的。但平时在多数情况下的温和宽厚和骨子里的好胜较真不是矛盾的，否则我也不会卷入二十多年前那场风波并受到严厉处分。所以1957年父亲未必一定能逃过那一劫。如果他做了“右派”，那我们家的生活轨迹，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爸爸的病，以及政治运动接连兴起，使得爸爸很少有朋友。他离开了单位，又无法很快融入里弄街道。做完家务以后，他在家里干什么呢？不知道。孤独、乏味和经济上的拮据对一个曾经风光过的男人的摧残，我可以想象。偶然，父母亲吵架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郁闷心情的借机爆发；更多的时候，他是平和的。我有时看到他晚上在隔壁弄堂打太极拳。据说他的师傅是杨式太极拳的嫡传弟子，反正看上去，功架是不错的。
八
爸爸如果知道儿子和孙子都变成了作家，他会高兴得发疯。他是极其尊重作家的人。
1972年我到了成都空军政治部创作组，先是借，后是调。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写作成为一个风险很高的职业。正式调动之前，我写信征求父母的意见。爸爸的回信毫不犹豫，一口表示赞成，并且为儿子能够从事写作由衷地高兴和自豪。
当然，我知道爸爸喜欢文学。后来，他病故以后，整理他的遗物，我发现他写的一些旧体诗，也看到他50年代的日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的日记，简直就像中学生日记，那么阳光，那么单纯。那就是50年代。那是一个新政权给了普通老百姓以希望的年代，那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普遍信任执政党的年代。这种信任多么难得，多么珍贵，但是，却被轻易地奢侈地消费掉了！
九
对父母的想念，是在离开家以后。
1968年3月，我去四川当兵。当兵以前，对于解放军的认识，基本来自于金敬迈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这本书，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却是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那本书里的解放军，基本上个个都是雷锋。所以，当我从新兵连集训结束分到连队的第一天，看到两个老兵打架，居然惊呆了。解放军怎么会打架呢！
对于部队生活的艰苦，我当然是有准备的，但现实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或者说，现实生活毕竟比“革命的浪漫主义”来得现实。但即便如此，对超出想象的艰苦并非无法忍受。我带着宗教信徒的虔诚，带着“天将降大任”的豪迈，苦中寻乐，无怨无悔，直到1971年，直到知道了“9.13”发生的事情。随着信仰的崩溃，苦难就变得不可承受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获得了第一次探家的机会。正是在我开始想家的时候。
回家，汽车换火车，需要四天时间。到达上海北火车站是晚上八九点钟。在站台上，远远看见爸爸苍老的身影，我眼睛有点湿润。写下这些文字时的我，已经超过了爸爸当年的岁数，不过我印象中的爸爸，确实苍老。那是一个生活在糟糕的年代里的不得志的男人。那是一个在日常岁月里消磨了锐气耗尽了能量被焐熟了的男人。
十
我需要说一说爸爸整天呆着的那个家，那间屋子。我前面写过那曾经是一间阳光灿烂的屋子。最早，朝南的窗外是一个私家花园，我家晾衣服的竹竿就搭在一棵起码有几十年树龄的广玉兰的树枝上。后来，私家花园变成了祥生出租汽车公司的停车场，虽然早晚车辆进出有点声响，但绝大部分时间很安静，也很阳光。再后来，停车场变成了一家工厂，搭起了工棚，不再那么安静了，但阳光还有。再后来，紧贴着我家窗户建起了一幢厂房，间距只有两三米，阳光被彻底挡住了，风也挡住了；如果不拉上窗帘，家里的一切都暴露在外人面前，毫无隐私可言。在今天，是很难想象这样造房子的。但在当年，则理所当然。“抓革命促生产”，私人利益在国家的事情面前，是没有任何地位的。最最难以接受的，是这个新建的厂房，居然是一个冲床车间。从早晨六点到晚上十点，连续十六小时两班制开工，几十台冲床开动起来，我家的房子都会震动，声音则响到我们无法在屋子里正常说话。必须喊叫，才能听得出来。这连续不断的声音，是比丧失隐私严重得多得多的折磨，这是要让人发疯的折磨！每天，我们期待着中午和晚上两顿饭各半小时的停工。那突然安静下来的半个小时带给我们的幸福，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的人绝对想象不出来的！
爸爸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我探亲的半个月，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去和工厂交涉。但虽然我是解放军，也毫无结果。因为在当年，我们“理亏”。个人服从国家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当人的承受能力超出了极限，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天经地义的道理，也是要想办法去冲破的。我爸爸最后的岁月，就是在和工厂反复交涉中折腾。我探亲时发现，他连脾气都有点变了，暴躁，谈起关于房子的交涉，会气得发抖。但是，交涉的过程一波三折，直到他死，也没有折腾出结果来。而这些年的折腾，大概就是他患上恶性肿瘤的原因！
十一
从患病到死，一年左右。
我是接到电报赶回来的。在我二十八岁的那年，我觉得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但陪伴爸爸治病的过程，是痛苦而无奈的。
癌症是极可怕的病，它的可怕不仅在于会直接导致死亡，还在于它选择的走向死亡的形式。比如脑溢血、比如心肌梗死，他们几乎会在一瞬间跨越生与死的界线。而癌，仿佛一条狼狗，一口一口撕咬你活生生的肌血；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消耗你，用剧痛来折磨你，让你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眼巴巴等待末日的来临。这种死法有点像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人类所能想得出来的最可怕的刑罚。很多年以后，看到“癌”字我还心悸。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癌”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父亲已经瘦得落形。有时候昏迷有时候清醒。这一天，他忽然精神一些，让我们扶他倚在床头。我知道是回光返照，又抱着一丝侥幸，希望真是病情有所好转，或许还可以拖一段。我竭力想找出一点高兴的话来说说，实在是想不出什么高兴的事。好像还是生拉硬扯地说过几句什么，父亲显然没有听进去。他沉思着，眼神黯然，嘴唇一张一翕，背了一首诗，是陆游的《示儿》，背完以后，他长叹一声：“你们以后怎么办啊！”浑浊的泪水沿嶙峋的面颊淌下。
那是1976年4月，刚刚发生过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谁也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将来。
我说不出话。我想不出任何可以安慰他的言语。我不知道陆游的儿子听到《示儿》时怎么想。我想哭，但好像没有哭出来。我已经麻木了。妻在黑龙江农场，且拖着病残的身子，唯一的姐在浙江也是个多年无法上班的病人。剩下病病歪歪的母亲，今后孤身一人怎么在上海生活？
以后，父亲再没有清醒过，慢慢烧尽最后一滴生命的油，终于，灯灭了。灯灭时，连扑的一声响都没有。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发现，他已经没有气了。我甚至无法把他临终的时间精确到分。
许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有一种深深的内疚。在父亲最后的时刻，我关心他太少了，我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有时候，我只好安慰自己：叫我怎么办呢？死者去了，活人总还要活下去。再不能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上海。风雨飘零之际，一家人好赖也要团在一起。我申请转业，没有转业指标；我申请复员，部队同意了，上海却不接收，条件是必须爱人在上海。妻子申请病退，农场同意了，医院同意了，上海也不接收，条件同样是：爱人必须在上海。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就处在工作调动的两难之中。我们绞尽脑汁设想对策对付“28条军规”，我们四方奔走寻找门路。我们终于在上海安顿下来了，腾出了感情和精力，却已经无法为父亲做一些什么了。当然，即使没有调动的事，我也做不了更多的事。对晚期癌症，谁也没有回天之力。但我还是内疚。
最使我内疚的是关于杜冷丁。杜冷丁是一种止痛麻醉剂，当时奇缺。医生再三关照，杜冷丁里含吗啡，会上瘾，千万不能多打。其实，上瘾就上瘾，只要有足够的量。问题是买不到足够的量。
现在，我回上海很多年了，我已经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了一张属于我的“网”。买几盒杜冷丁绝对不是办不到的事。可那个时候，我刚回上海。不，还没回上海。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是个未涉足社会的中学生。我两眼一抹黑，我去找谁？我到哪里去弄杜冷丁？
靠医生的慈悲，靠岳母的帮忙，总算是凑足了一盒，十支。十支是个多么有限的数目。一天一支能用十天，一天两支能用五天……这十支只能留在最后，留在父亲最最痛苦，最最不能忍受的时刻。
我守在父亲床头。父亲呻吟着，说：“打一支吧！”我就解释：“爸爸，医生说杜冷丁会上瘾，能不打最好不打。”父亲看看我，似乎点了点头，合上了眼。
后来，看样子实在不行了，我下决心动用杜冷丁。但还是留有余地，半支半支地用。必须省，要留到最后的时刻。
我没想到，最后的时刻无声无息地来到了。我不知道会这么快。直到父亲辞别我们的时候，仅用了一支半！剩下八支半杜冷丁徒然躺在纸盒里。
我后悔！我骂自己混蛋！你这个做儿子的，怎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很有克制力，他不会轻易喊痛的。我应该知道，可我没料到父亲的自制力如此惊人！我内疚，在内疚的同时，我对父亲肃然起敬。
内疚的事还有。我想到开刀那一天。
癌症病人要不要开刀是颇费踌躇的。父亲1957年患胆结石也是在这家医院动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他对主刀的李医生很感激，很信任。这次又提出要李医生主刀。二十年过去了，李医生已经是外科主任，是闻名全市的“一把刀”。1976年，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唯独医生，似乎地位并不低。因为凡人皆要求助于医生，手下总要留情一点。
父亲不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我们又没有什么关系可以通达李医生或他的父母妻儿叔侄。我们只能说：“父亲是您的老病人，他信任您。”这种话实在苍白无力，李医生居然不可思议地答应了。这使我们陡然增添了信心。黯淡的前景亮起一星火花，父亲似乎是有救了。
李医生来替父亲检查，在父亲肚皮上按摸，从他的脸上读不出一点儿信息来。按摸完，他没说一句话，走出病房，走到医生办公室，在水龙头下仔细地反复地洗手。我从病房跟到办公室，想问，却没问。
他看看我：“开刀吗？”
我畏怯地问：“您以为……”
“你们家属定吧。寄希望于我的错误。”
我没听懂，看着他。
他说：“X光片子诊断是结肠癌。如果真是结肠癌，那就好了，把肠子割掉一段，多割一点，没问题。可是，据我诊断，癌不是在结肠上，不是结肠癌。癌长在后腹膜上。如果长在后腹膜上，根本就不能动刀，一动就会大出血，就会死在手术台上。就这样，你们自己决定吧。”
我似乎仍然没听明白。X光是现代化医疗仪器，而李医生只是隔着肚皮，用手在外面摸了摸，就能摸出癌长在什么地方？
生活又出了个“28条军规”的难题：只有李医生医术高明，父亲才有救；而李医生真的高明，高明到超出X光的话，父亲也没救了。
“那就……还是开刀吧！”不开刀又怎么办呢？
进手术室之前，父亲对我说：“如果手术时间长，还有救；手术时间短，就没救了。”
父亲是老病号，久病成良医，很有经验了。他已经知道是癌。不知道怎么会知道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看着父亲被推进手术室去。
不幸被李医生言中。我诅咒李医生那只似乎有魔法的手。诅咒是毫无道理的，可我止不住地要诅咒。果然不是结肠癌，是腹膜癌，学名叫什么间皮细胞瘤，打开腹腔，又原封不动地缝起来，推出了手术室。
我坐在父亲病床前。父亲从麻醉中醒过来，问我几点钟。我告诉他。他轻轻叹口气：“没有动刀。是不是没有动刀？你告诉我。”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
“你给我说说实话。我都知道。你放心好了，我受得住。养病我有经验，等刀口恢复了，我打太极拳，用自身的抵抗力来战胜它！”
我看着父亲。我相信他。他养病确实有经验。1957年，因胆结石开刀发现肝已经基本硬化。可是，居然靠太极拳逐步恢复了健康。或许，他也能对付癌。
我点点头。他也点点头，安祥地闭眼休息了。
当时，我没感觉到什么。既然已经知道了，瞒还有什么意思？而且，据说癌症病人没有一个能够真正瞒得住的，到最后，即使表面上不点穿，病人心里都明白。还不如说了。
可是，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我却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瞒呢？问你几点钟，你不会瞎说一个时间吗？病人吊着液又没法看表，他麻醉过，哪有什么时间概念？为什么不让父亲在比较轻松的心情下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即使他怀疑，总不能确定，总还抱着一线希望。我诚实得太残酷了。
开刀以后，居然不痛了。也许是在打开腹腔的时候切断了致痛的神经。父亲确实打算和癌搏斗一番，拆线以后就下床在走廊来回走，扶着墙，很吃力地走。但他终于没能打太极拳。
1976年1月9日早晨，医院走廊里隐隐传来哀乐声。哀乐声是从收音机里传出的。父亲让我去打听。周总理去世了！父亲听完，闭上眼，很久很久，才睁开来，有气无力地说：“去买黑纱。总理的黑纱要带的。”
赶快去布店。布店里已排起长队。我终于搞到黑纱赶回医院。父亲躺在床上，没法带黑纱，看着我们带上。他默默地听我和病房里其他人谈论周总理，谈论不让设灵堂的奇怪规定。
父亲很注意地听，有时显得很吃力，但我没有阻止他，我理解他的心情。但他不插话，连其他的话也很少很少，直到出院。
让父亲出院是个残酷的决定。他不是病愈出院，是……那意思谁都明白，只是说不出口来，对医生的决定当然都不满意。“不出去！”“哪有那么容易，说走就走？”“都是这么拖着的。”病友们纷纷帮腔。
父亲说：“出院吧，占着这个床也没意思，别人倒住不进来。”
就这么出院了。
父亲对人宽容，对己却严格得近乎苛刻。在生命的最后的几个月，我们请了一位保姆服侍他。他不习惯别人的服侍，垂危时仍自己撑着起床解手。但肌体已经失控了，有时难免会弄脏被褥。这时候，他一脸都是抱歉、不安、自责，仿佛犯了严重的过错，使人不忍卒看。现在，我一闭眼就出现那样的一张脸，心里就一阵酸楚。他一贯如此，大事小事都如此。
十二
我的年龄已经赶上爸爸了。到了这个年纪，常常会想起爸爸来。
他死的太不是时候。晚半年，他就能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晚若干年，他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大变化。尽管大家总嫌中国变得还太慢，但假如爸爸活着，他会感觉天翻地覆。
去年我去家乡宁波看望叔叔。叔叔送我一张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照片，是1942年元旦爸爸送给他的。这张照片放在我随身的包里，天天带着。
爸爸生于1913年，活到现在的话，一百岁了。比我大三十四岁。
来源：上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