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道：韦伯的学术人生
陈铭道
以音乐为生，终身都在钢丝绳上走。
这是学术人生。学术人生有四种类型：有学有术，有学无术，不学无术。在我们这个知识速成（其标准是应试）并追求简单答案（A,B,CorD,挑一个）的时代，四种认都进学术圈里。大家挤来挤去，其实，都很累——在知识、思想、信息漫无边际的人类社会，没人能享尽天年之福，只能从生累到死。比尔·盖茨也说，他很累。或许富累跟学术累有点不同。
1919年，德国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做了一个讲演——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benif），他“长期吟咏斟酌的一切，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 韦伯学术一生（当过一段时间兵），却认为学术迟早会被后人推翻.他这个讲演有点叫学术人寒心.用他的话说:”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是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个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学术的生死被他剥离了意义。就连人生尚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何谈完美的学术？
学术是一个吃草挤奶的职业，不落好——学术是为后人而学术，有、没有学，或有、没有术，都面对下一代。这等于把自己叫给他人做靶子。人们常常用枪在他人的学术上打一些洞，并在它们的周围画圆圈——把它们描成靶心，然后把靶指给人看瞧，证明自己的神枪。在世界上，偏偏学术这个职业前仆后继——自己挺身挨枪子儿。于是，不少学术人生前就被从钢丝绳上打下来。但学术通常很自信：把人家栽下来了自己在钢丝上走称作进步。
韦伯是社会学家，他有句言简意赅的社会学概括——人是挂在自己创造的意义网之上的动物。诚哉斯言，天下之人，无不在网上奋斗；智哉斯言，电脑还没有出现，他就谈到了互联网。韦伯曾患过精神病，在休养一段时间以后，复出学界。此后的韦伯，思如泉涌，写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文章。至今学界没人说他的文章是发神经，只不过觉得，韦伯很赞赏卡尔·马克思，但他认为，将来的世界是知识、技术、管理专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的专政。这个预言正在应验。
1920年6月14日，韦伯在慕尼黑去世，他生前曾在两个大学讲授社会学角度研究音乐。1911年，韦伯写了篇有关文章《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Die rationlen und soziologichen Grandlagen der Musik）。这篇文章在他死后才发表出来，1958年译为英文，台湾近年来发表了中文译文。韦伯从欧洲的理性主义（这种主义对权力不太恭敬）出发。就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各种社会因素，来探讨音乐，文章涉及音阶、旋律、律制、乐器、复调、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内容。该文成了音乐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现在的学者，不管意识形态差别有多大，举凡谈音乐社会学，都把韦伯请出来助阵。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内也有全译本（三联书店，1992）。对比着一读，就知道韦伯推崇什么。
其实，韦伯是想说西方音乐有着特殊的理性性质，这种性质出自欧洲化的各种社会因素，跟历史、文化都不同的国家距离很远。莱茵河的风景跟杨柳岸晓风残月大不相同，干卿嘛事？还是在中国走自己的钢丝绳吧，韦伯在讲演中，同时还给学术轮胎打足了气，“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那才是真正的学术人生。学术轮胎会不会也扎死人？
陈铭道
以音乐为生，终身都在钢丝绳上走。
这是学术人生。学术人生有四种类型：有学有术，有学无术，不学无术。在我们这个知识速成（其标准是应试）并追求简单答案（A,B,CorD,挑一个）的时代，四种认都进学术圈里。大家挤来挤去，其实，都很累——在知识、思想、信息漫无边际的人类社会，没人能享尽天年之福，只能从生累到死。比尔·盖茨也说，他很累。或许富累跟学术累有点不同。
1919年，德国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做了一个讲演——以学术为业（Wissenschaft alsbenif），他“长期吟咏斟酌的一切，以爆炸性的力量当场成篇。” 韦伯学术一生（当过一段时间兵），却认为学术迟早会被后人推翻.他这个讲演有点叫学术人寒心.用他的话说:”今天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是化学，能教给我们一个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学术的生死被他剥离了意义。就连人生尚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何谈完美的学术？
学术是一个吃草挤奶的职业，不落好——学术是为后人而学术，有、没有学，或有、没有术，都面对下一代。这等于把自己叫给他人做靶子。人们常常用枪在他人的学术上打一些洞，并在它们的周围画圆圈——把它们描成靶心，然后把靶指给人看瞧，证明自己的神枪。在世界上，偏偏学术这个职业前仆后继——自己挺身挨枪子儿。于是，不少学术人生前就被从钢丝绳上打下来。但学术通常很自信：把人家栽下来了自己在钢丝上走称作进步。
韦伯是社会学家，他有句言简意赅的社会学概括——人是挂在自己创造的意义网之上的动物。诚哉斯言，天下之人，无不在网上奋斗；智哉斯言，电脑还没有出现，他就谈到了互联网。韦伯曾患过精神病，在休养一段时间以后，复出学界。此后的韦伯，思如泉涌，写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文章。至今学界没人说他的文章是发神经，只不过觉得，韦伯很赞赏卡尔·马克思，但他认为，将来的世界是知识、技术、管理专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的专政。这个预言正在应验。
1920年6月14日，韦伯在慕尼黑去世，他生前曾在两个大学讲授社会学角度研究音乐。1911年，韦伯写了篇有关文章《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Die rationlen und soziologichen Grandlagen der Musik）。这篇文章在他死后才发表出来，1958年译为英文，台湾近年来发表了中文译文。韦伯从欧洲的理性主义（这种主义对权力不太恭敬）出发。就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各种社会因素，来探讨音乐，文章涉及音阶、旋律、律制、乐器、复调、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内容。该文成了音乐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现在的学者，不管意识形态差别有多大，举凡谈音乐社会学，都把韦伯请出来助阵。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内也有全译本（三联书店，1992）。对比着一读，就知道韦伯推崇什么。
其实，韦伯是想说西方音乐有着特殊的理性性质，这种性质出自欧洲化的各种社会因素，跟历史、文化都不同的国家距离很远。莱茵河的风景跟杨柳岸晓风残月大不相同，干卿嘛事？还是在中国走自己的钢丝绳吧，韦伯在讲演中，同时还给学术轮胎打足了气，“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那才是真正的学术人生。学术轮胎会不会也扎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