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黑体]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
张世英
[FONT=黑体]一、先打点基础
黑格尔在《小逻辑》第三版序言中，曾经很愤慨地谈到当时哲学界某些空疏无知的现象。他说：人们对于一般的研究对象倒还懂得，在讨论之前应该“有先具备某种程度的知识之必要”；唯独对于哲学，却以为不要些微知识，甚至不必依据常识，就可以参加讨论和评点，这种人“没有凭借作为讨论出发的根据，于是他们只能徘徊于模糊空疏以及毫无意义的情况中。”一般地搞哲学而缺乏具体知识，固易流于“模糊空疏”；专攻哲学史而缺乏哲学史的知识，那就不仅是“模糊空疏”的问题，而且更容易闹出笑话。所以，我们在决定以哲学史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多学点哲学史的知识，为研究和写作打下一点基础。
哲学史的资料来源，最重要的是哲学家本人的著作。问题是哲学家的著作浩如烟海，究竟从何下手？有几位青年朋友，已经是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了，在大学期间泛泛读过北京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编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现在决定专搞西方哲学史，很想花三四年的时间系统地精读一些原著，要我替他们开个基本的书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什么叫作“基本的”？五本？十本？还是十五本？你说这些是“基本的”，我也可以说那些是“基本的”；你可以在三四年内读完，我却要五六年，也许有人只要两年。所有这些，都很难确定。但这几位朋友的问题也许不是没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还是硬着头皮借这个机会开个所谓“基本的”书目（限于西方古典哲学），供大家参考，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FONT=楷体_GB2312]1.[FONT=楷体_GB2312]柏拉图：《理想国》；2.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3.笛卡尔：《哲
[FONT=楷体_GB2312]学原理》；4.斯宾诺莎：《伦理学》；5.洛克：《人类理智论》；6.莱布尼 兹：《人类理智新论》；7.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8.休谟：《人类理 智研究》；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10.黑格尔：《小逻辑》。
这个书目，是在假定已经泛读《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古西腊罗
马”、“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的前提下拟定的。有些很重要的哲学家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和费尔巴哈的著作，《选辑》已经收得比较全面、比较完整，这里就没有列入。要打一点哲学史的基础，还应该细读几本哲学史。罗素说：哲学史无用，研究哲学最好是读哲学家的原文。他的话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事实上他自己也写了一部不坏的哲学史。一个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一般对我国解放后出版的哲学史都比较熟悉了，但要想专门研究西方哲学史，我想还应该仔细阅读几本西方学者讲西方哲学史的著作。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开了五本哲学史，对于我们开始搞研究工作的人说，还不甚适宜。德国哲学史家余柏威（F.Ueberweg,1826—1871）在他的《哲学史》《导言》中列了四十几种哲学史，供读者参考，数目太大，不可能全部细读。根据我们今天的情况，我觉得先熟悉下列几本哲学史，颇易受益。当然，这个书目也同样只能作为一个提示和参考，不能作为限制读者的框框。
1.美国学者弗兰克·梯利（F.Thilly）：《哲学史》。这部著作文字浅显易懂，涉及到的人物、学派比较全面，对各种思想潮流的论述简明扼要。本书原是作者在大学教书时编写的教材，对于掌握西方哲学史的基本内容，初步了解西方学者的基本哲学史观，颇有帮助，值得细读。此书已有中文译本。
2.美国学者赫尔巴特·E·库西曼（HerbertE.Cushman）：《哲学史》。这也是一本教材，其特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一本以地理与文学史和政治史为根据的哲学史”；此书对许多哲学思想的来龙去脉都有所论述；而且条理清楚，讲解通俗，附有不少摘要和图解，能起到提纲挈领，便于记忆的作用。解放前有中译本。
比较高深一些的哲学史，似可先读两种：第一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二是余柏威的《哲学史》，有莫里士（Geo.S.Morris）的英译本。余柏威的《哲学史》首先在形式上就很奇特。它的正文比较简短，只是一个提纲，很多重要内容都被驱逐到注解中去了，注解所占的篇幅比正文要多得多，其中提到的人名和学派范围比较广，对哲学家的生平特别是著作及其思想内容，介绍得特别详细，可备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者查阅之用。
以上的书目当然只能起到一点打基础的作用，真正从事研究和论文写作，那还需要根据研究方向和论文的题目，大量搜集有关资料：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固不可缺，第二手的资料（其中不仅包括哲学史，也包括对某些哲学思想的论述以及关于某些学说的引证），对于我们的研究和写作也有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
基础性的东西和非基础性的东西，其间并没有什么固定的界限，区别只是相对的。对于基础性的东西重在熟透；对于非基础性的东西，重在广博。如何达到熟透的目的？这也没有什么成规。我只觉得我从前的老师冯文潜先生教我的西方哲学史，使我很受教益。他要我熟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梯利的《哲学史》，办法是每读完一章或一节，都要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作的大意写成读书报告，个人的评论则写在正文的一侧或下方。冯老师嘱咐我，写读书报告首先要注意自己的概括是否与原意相符，但又不准照抄，要合上书本再写。在作读书报告的过程中，有时自以为读懂了，临到执笔，却又概括不起来，表达不出来，这往往是因为懂得不透的原故，于是打开原书再看，再合上，再写。这样写完一次读书报告之后，原著的那一部分内容就不仅懂得比较透彻了，而且也记得比较牢固了。实在不懂的地方，口头请教冯老师，这就更是终生难忘。冯老师评阅时，不太着重看我个人的评论，主要是指出有失原意的地方。后来每一回想，越来越觉得从冯老师那里学得的知识最熟透最牢靠。
如何做到广博？这颇不易。博闻强记，也要靠记忆力，记忆力差，怎么办？好在有一条古训：勤能补拙。但勤奋也得有点讲究：一个勤奋读书的人，除了有条件买书的，买到后就急忙翻阅之外，还可以多逛书店，多上图书馆，以长见识。对于一些很难全读，一时也不必全读的书，只看前言后语，扼要翻阅一过，知其大略就行了。即使是辞典、百科全书之类的工具书，也要广泛涉猎，知其梗概。关键是要养成这种习惯。我有一位良师益友，由于有这个癖好，知道的“门牌号码”就比较多，知识面也比较广。这对于搞研究，写论文，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条件：既可以帮助查材料，不致临时“抓瞎”，又可以使思路开阔，不致捉襟见肘，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说，多记“门牌号码”，本身也是一个打基础的工夫。我个人没有养成这方面的习惯，迄今仍然把这位师友当做学习的榜样。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觉得倒也不必如此。但凡遇到自己专业方面有所不知的地方，也该随即查阅，记入卡片或笔记，久而久之，也会集腋成裘，起到扩大知识面的效用。李商隐写的《李长吉小传》说，李贺“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李贺是诗人，尚且呕尽心血，持之以恒，搞哲学史研究工作的人，为了积累知识，更应该学习李贺锦囊觅句的精神。
我说先打点基础，并不意味着在打基础以前就不能写论文。基础有宽有窄，有深有浅，这本来就很难定得太死；而且基础也可以在论文写作的实践中逐渐加宽加固，两者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因此，我倒是赞成青年人可以早点写东西。但总的说来，还是应该先多花时间和精力读点基本的东西，掌握点基本的史料，然后再从事论文的写作，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比较厚实些、有份量些。等到年纪大了，自己感到基础不够，这时再想补基础课，也就比较困难了。
[FONT=黑体]二、要善于选题，善于概括和分析
写哲学史的论著，如何避免一般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的青年同志，初学写作，文字倒也流畅，条理也很清楚，就是内容一般，既没有提出什么新论点，也没有提供一点新材料。产生这种毛病的原因很多，主要一点是，不了解当前研究哲学史的状况，不知道有些什么问题值得一写，一句话，“不懂行情”。搞研究，写论文，总是要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增添一点新东西，所谓新，倒也不是说非有惊人的东西不可，更不是故意标新立异；但既然是写研究论文，起码要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再不然，能提供一点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有用的资料，也同样可以算作是为哲学史的研究增添了一砖一瓦。可是，如果对现有情况和基础不了解，当然也就不知道增添点什么东西，只好改头换面地照抄一些现成的东西。所以，研究哲学史，除熟悉过去哲学家的著作和哲学史著作外，还要经常注意已有的研究状况，仔细考虑考虑：有哪些哲学史上的问题是至今还没有搞清楚的或者是从来没有触及过的？有哪些问题先研究清楚了就便于解决另一较大的问题？有哪些问题即使一时解决不了，但多少可以通过研究，提供一点启发性的东西？如此等等。能提出像样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对于决定一篇论著的内容和价值来说，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说它不容易，是因为提问题本身就需要研究；一个不研究某一行道的人，不可能提出某一行道的问题。也正因为要经过一个研究过程才能提出像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说，问题提得像样了，这篇论文的内容和价值也就很有几分了。这就是选题的重要性之所在。
选题过程中，当然要大量翻阅资料，东翻翻西翻翻，左想想右想想，题目的中心内容也就酝酿得差不多了。等到题目大体上选定以后，就更要做踏实的资料工作。一般是以题目为中心，分很多小问题，按问题把资料摘成卡片或装入纸袋，或者夹书签，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各人自由选择。重要的是对史料如何进行分析和概括。
写哲学史的论文，只会在概念上颠来倒去，固然不行，但如果只是史料一大堆，却概括不起来，缺乏必要的分析，那也会使人感到茫无头绪，不知
所云。
概括，就要把杂乱无章的史实连贯起来，穿在一根线上，达到用史料说明一个中心论点的目的。例如，在一篇论文中，通过比较丰富的史料，说明哲学发展中某一点有规律性的东西，这点有规律性的东西，就是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对史料概括的结果。又如针对当前现实中正在讨论的哲学问题，从哲学史的角度，以哲学史的事实为依据，提供一点发人深思的看法，这当然也需要对史料进行概括。概括就是对一部分史实作点总结或小结，或者说，给一堆史实画出个鼻子眼睛来。画龙不点睛，不能使龙飞腾；写论文不指出一点道道，也不能使论文活跃起来。写一篇论文，首先要注意“睛”（中心论点）点在哪里，并且自始至终都要注意让读者对“睛”有深刻明确的印象。对史料进行概括，不能停留于简单抓取史料现象中共同的东西，而要同时进行分析，探究其原因。只有这样概括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是深刻的。例如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神秘主义，都主张无限的统一的整体（“绝对”）是不能认识的，而只能靠神秘的直觉去把握。如果只是作这样的概括，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作研究，写论文，不是罗列事实，必须多进行些追问：为什么神秘主义者都这样看？难道他们都是简单地胡说八道吗？他们这种观点的深处有什么更隐蔽的想法驱使他们作如是观？这就要通观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把其中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考查。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发现，原来神秘主义者都不满足于支离破碎的、推论式的知识（discursive knowledge），不满足于在分离、对立中思维，而希望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或主客浑一的整体。神秘主义者认为对立统一或主客浑一的整体不能靠思维把握。驱使他们达到这个结论的出发点，是由于不满足于支离破碎的推论式的思维，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总而言之，作研究，写论文，要一层一层地多追问几个为什么，要把材料安放在对这些“为什么”的回答之中，把这些问题的答案融化在材
料之中，这样，才会使论点明确，步步深入，理论性强，耐人寻味。
这里值得专门提出来谈谈的是，对古人思想的不当之处，要特别着重问几个为什么？古人之言，为时已远，简单地以今日之标准衡量，则何一不可以奇谈怪论目之？但是，哲学史上任何一个有影响的哲学家，无论其观点、结论如何“荒谬”，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胡言乱语；古人立说必有其用意，必有所为而发。为了深刻了解古人思想的本来面目，弄清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规律，那就不能停留于单纯地指出古人思想的不当之处，而要更进一步追问：何以会有这样的不当？在不当的背后，作者洞察到了什么？提出了什么问题？他所提出的问题，对哲学史的发展有何意义？例如黑格尔认为，把真理了解为“我知如何某物存在”（指意识符合客观存在——引者），这种真理，只不过是“形式的真理”，仅只是“不错”罢了，而非“较深意义的真理”，“较深意义的真理乃在于客观性与概念的同一”，在于客观性“符合它们的概念”。我们研究黑格尔哲学，就应该追问一下，黑格尔在这个观点的背后，洞察到了什么东西？提出了什么有意义的问题？联系黑格尔的整个思想，经过仔细分析，原来黑格尔是不满足于把一些简单事实的正确反映给以“真理”的美名，他认为那样的反映虽说“正确”（“不错”），但未能揭示事物的深刻本质和核心，而“较深意义的真理”应该是能揭示事物的深刻本质和核心的。黑格尔洞察到了这一点，起到了推进哲学发展的作用。
哲学史既然是史，那么，研究哲学史，写哲学史的论文，就要富有历史感，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种思想。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来无影去无踪、孤立存在的。分析概括一个哲学家的思想，要联系它的前前后后，指出其来龙去脉（包括后人的评论和注释），勾画出它在曲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处的地位，区分其与前人后人的异同，这才能认识其真相。不久前看研究生试卷，有一个题目是“莱布尼兹的单子论”。一般人都是就莱布尼兹单子论本身分点论述，唯有一个考生，不仅讲单子论本身，而且联系笛卡尔、斯宾诺莎关于心物关系的观点，说明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是如何为了解决前人所未解决的问题而提出来的，还说明了莱布尼兹单子论对后世的影响，并进而触及到了人类认识在关于心物关系问题上曲折前进的过程。这样，他就把莱布尼兹的思想讲成了活生生的发展着的东西，而不象其他考生那样把它讲成了一潭死水。
研究哲学家个人早期和成熟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包括同时代人对某哲学家的各式各样的评论，这对于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很有意义，是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当然还应该联系社会政治思想、社会历史背景，对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概括。这方面，我们一般都比较注意，不拟多讲。我只想引证内个现代西方学者的话来表示一下：连西方学者也很重视这样的研究方法。罗素的哲学史，书名就叫做《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明确地说：“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又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的原因，在大多数哲学史中，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仿佛出现于真空中一样；除了顶多和早先哲学家思想有些联系外，他们的见解总是被描述得好象和其它方面没有关系似的。与此相反，在真相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我总是试图把每一个哲学家显示为他的环境的产物，显示为一个以笼统而广泛的形式，具体地并集中地表现了以他作为其中一个成员的社会所共有的思想与感情的人。”美国哲学史家库西曼（Herbert E.Cushman）在他的《哲学史》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是一本以地理与文学史和政治史为依据的哲学史。”“哲学思想与当时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不可分离的两方面。两个方面相得益彰，缺一不可。”杜威也说过：如果有人将哲学史的研究与人类学、原始生活、宗教史、文学与社会组织的研究相连，??哲学史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意义。
强调联系社会历史背景、政治思想研究哲学史，决不是说在撰写任何一篇哲学史的论文或哲学史的专著时，都要挂上这些。一篇论文和一本专著有其特殊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有许多论著根本没有必要提到这些。但是，一般地说，搞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具体地写一部哲学通史，总以重视这个问题为宜。
[FONT=黑体]三、切忌穿凿附会，注意核对原文
古人的学说，不是文献不足，就是晦涩难解，在讲解的过程中，很容易有意无意把自己主观的想法强加给古人，流于穿凿附会，有时甚至讲得越是条理分明，头头是道，其去古人思想之真相愈远。《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面关于“郢书燕说”的故事，我们应该引以为戒。郢人写信给燕相国，误加了“举烛”二字，燕相国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在本非书意的“举烛”二字上大作了一番文章，居然还博得燕王赞赏。这个故事或系杜撰，可是很生动地讽刺了文人们附会的恶习。时至今日，还容易发生“多似此类”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毛病，最紧要的是，不要抓住一点表面上甚至很明确的只言片语，就遽尔作出断定，大事渲染，无限推论。“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做学问就是要“聚”，要“辨”。“聚”就是集中材料，“辨”就是分析研究。要从左右前后，正面反面，多搜集些资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全面的分析、对照，然后才能达到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的结论。下结论时，最好自己多设些疑难，多找点材料加以印证。倒不是说，引证的材料越多越好，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博学，写论文有必要的引证就够了，但在写出的论文背后，还应有未写出的东西做“后盾”，“后盾”越强，文章也就越扎实，越有份量。采取这种实事求是、谨慎小心的态度，即使结论有错，也不致闹出“郢书燕说”的笑话。
搞西方哲学史，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引用译文，有时需要注意核对原文。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用译文；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全代替原文。研究工作越深入，越会发现当初译者所始料不及，或者不可能料及的东西。有时，同一个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径庭的两个字。像这样的地方，如果完全按中译本写文章，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原载《怎样写学术论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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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漫谈学习与研究
张世英
一九八○年，我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文章，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小册子《怎样写学术论文》（1981
年 5 月第 1 版）上。那篇文章写得比较长，凡是那里谈过的，我都不想再重复了，这里只是继那篇文章之后作些补充。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常感具体科学知识不够。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史家，可是他的具体科学知识又何等渊博！我们读黑格尔，一方面觉得非常艰涩，另一方面又总是感到内容丰富，意味无穷，这不仅是单纯地由于他思之深切，而且是由于他的学识博大深厚。从黑格尔这里，我认识到，即使专门搞哲学史，也该把学习具体科学当做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单纯地研究哲学原理本身，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原理；单纯地研究哲学史本身，也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史。——这是我多年来在教学研究工作中积累的一点体会，也是我经常觉得没有做到而引为遗憾的一个方面。现在年事已大，再想补课，已为时过晚，只能寄希望于青年学者了。有的同志主张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应该兼读一个副系，我很赞成这个办法。哲学家宜兼作某一门别的具体科学家。
关于黑格尔哲学，我的论著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想概括和评论黑
格尔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其深刻合理的思想，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二是讲述黑格尔著作特别是解释他的逻辑学著作。
我觉得学习和论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首要的是真正搞懂原著，理解原
意，忠于原意。对于黑格尔的这样晦涩难读的著作，尤其如此。读黑格尔，最容易望文生义却还不易察觉，而在察觉以后却又最容易找理由为错误的理解作辩护。我在这里说的，还不是指治学态度问题，而只是指黑格尔著作的晦涩的特点在客观上就容易使人陷入这种境地。该怎么办？我想，最主要的是，不要到处都采取抓住只言片语不放的态度。黑格尔的行文，就字句来看，往往前后正好相反：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所以我们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特别要通贯他的整个思想，联系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各处的讲法与提法，这样才能通晓他的真谛。遇到一个地方不懂，当然不能随便放过，但不能老停留在那里，死抠仍然不懂，无妨放下，继续往下看，很可能黑格尔在另外的地方会对同一问题又从另外的角度有所阐发，这就能使你对前面不懂的地方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讲解和注释《小逻辑》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就同一问题，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以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材料和论述都联系起来，搜集、集中在一起，俾使读者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能从多处收到互相参照、互相发明之便，这也许可以叫做“用黑格尔注黑格尔”的方法。二是借用一些现代西方黑格尔学者包括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注释和论述来注释黑格尔，以作为我们理解黑格尔原著的参考，这实际上是一种“集注”的方法。我想，采用这两种方法，也许能使我们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比较贯通，比较接近原意。
理解黑格尔原意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注意到黑格尔所用术语的特点：同一个术语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和用法，但也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和用法。因此我们在读黑格尔著作时不能拘泥于一种含义和用法，否则，就会感到矛盾，感到讲不通，甚至牵强附会地曲解原意。例如“自为”（für sich）这个术语，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指“展开”的意思，但如果死抓住这个含义到处套用，就会使你迷惑不解，因为这个字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它有时是指“自觉”的意思，有时是“独立”的意思，有时是指“孤立”的意思，有时是指“就一事物本身而言”的意思，等等，这就要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决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理解黑格尔的原意，还有一个外文问题。我在黑格尔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听众提出的疑难问题有不少是由于单凭阅读中文译本而引起的。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用中译本。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完全全地代替原文。有时同一个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径庭的两个字；有时同一个原文字，由于两处的用法不同，译者用了两个不同的中译文术语，这在翻译上是允许的，有时是很必要、很妥贴的，但单从中文译文却看不出这同一个字的两种译法、两种用法上的内在联系。象这样一些地方，如果仅仅按中译本读书、写文章，就难免出差错。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事研究、翻译和注解黑格尔著作的专业工作者帮助解决，但有条件的同志特别是有志于读懂黑格尔著作的青年人，不妨利用已有的条件或争取条件，学点外文。
如何区分一种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在黑格尔这里，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能否做到忠于黑格尔原意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结合成了一个内在的有机的整体。例如黑格尔哲学有两条基本原理：一个是，只有精神才是真实的；一个是，只有对立统一才是真实的。这二者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件事情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他认为，精神，也只有精神，才能达到对立统一。这个观点既可以说是最唯心的，又可以说是他哲学中最富有辩证法的思想，是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如何区分这个观点中的良莠，决不能简单造次。抓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一个方面，都会曲解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面
貌。
我在研究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深感对某一问题的原始资料如果掌握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就很难写出扎实可靠的研究论文。好比一个商店，如果缺货，或者货色很差，则无论怎样摆设布置，也最多只能引起那些随便逛逛商店而不想买货的人的兴趣，却决不能满足真正的顾客的需要。对于我们搞哲学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项货源就是哲学家的原著，当然也一定要掌握当前的研究资料。不先对这些东西作一番搜集、钻研，就不可能提出有根有据的新见解。联系到这一点，我倒是很赞赏有些前辈哲学史学者的看法：宁可先多下些述而不作的功夫，然后才能有所作。我领会这个意思无非是说，先对前人的东西、已有的东西，搜集全面，理解准确，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新见新解不同于标新立异：前者是在祖述前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后者是随风飘摇的转蓬。我的老师，前南开大学文学院长、图书馆长冯文潜（字柳漪）教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里，指着我翻译的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一段翻译文字说：这句话译得很漂亮，但不太切合原意。接着，他提高了嗓子，借题发挥了一通，大意是说，做学问要严谨扎实，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讲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应该从原著出发，应该忠于原著。有人在写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可以写得天花乱坠，立论似乎很新，但对照原文一看，却破绽百出，所谓新论不过是空中楼阁。柳漪师平素对我亲如慈母，但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突然严肃起来。
他的这番话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使我不由自主地忐忑起来。柳漪师去世已经二十一年了，他的告诫至今犹在我的耳边。
我从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来，讲授过《形式逻辑》、《哲学概论》、《政治课》、《列宁的〈哲学笔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部分）、《西方哲学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课程。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语言表达对促进思想的重要性。一般地说，当然是先要在思想上把问题搞清楚，然后才有可能在语言上表达清楚。但我却还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就是，在对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和粗线条的想法以后，就往往急于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写讲授提纲不过是语言表达的方式之一）来考验这些想法的正确性和准确程度，来发展这些想法的细节。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原以为正确的，也许会证明是错误的；原以为是明白的，也许会证明是模糊的；原以为是充分的，也许会证明还有待补充。例如我在讲完一课之后，经常会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进的问题，有时甚至就在课堂上也能一边讲一边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这就促使我把问题想得更深透。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指导研究生时，总爱强调：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概要式地复述一下自己所精读的哲学原著，才能把这部原著掌握得更熟练、更准确。根据同样的想法，我在搞研究、写论文时，往往是有了基本资料、基本论点和基本结构以后就立即动笔，然后在动笔表达过程中再不断充实，不断修改，不断发展。有时，只是由于动了笔才发现问题严重，才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这时就要不怕艰辛，停下笔来，再广泛搜集资料，整理自己的论点，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重新酝酿，才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这里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人所熟知的名言，就以它来结束我这篇漫谈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吧：“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原载《文史哲》198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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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
一九八○年，我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写了一篇题为《谈谈哲学史的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文章，发表于该社出版的小册子《怎样写学术论文》（1981
年 5 月第 1 版）上。那篇文章写得比较长，凡是那里谈过的，我都不想再重复了，这里只是继那篇文章之后作些补充。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研究过程中常感具体科学知识不够。黑格尔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史家，可是他的具体科学知识又何等渊博！我们读黑格尔，一方面觉得非常艰涩，另一方面又总是感到内容丰富，意味无穷，这不仅是单纯地由于他思之深切，而且是由于他的学识博大深厚。从黑格尔这里，我认识到，即使专门搞哲学史，也该把学习具体科学当做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单纯地研究哲学原理本身，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原理；单纯地研究哲学史本身，也不可能研究好哲学史。——这是我多年来在教学研究工作中积累的一点体会，也是我经常觉得没有做到而引为遗憾的一个方面。现在年事已大，再想补课，已为时过晚，只能寄希望于青年学者了。有的同志主张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应该兼读一个副系，我很赞成这个办法。哲学家宜兼作某一门别的具体科学家。
关于黑格尔哲学，我的论著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想概括和评论黑
格尔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其深刻合理的思想，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二是讲述黑格尔著作特别是解释他的逻辑学著作。
我觉得学习和论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首要的是真正搞懂原著，理解原
意，忠于原意。对于黑格尔的这样晦涩难读的著作，尤其如此。读黑格尔，最容易望文生义却还不易察觉，而在察觉以后却又最容易找理由为错误的理解作辩护。我在这里说的，还不是指治学态度问题，而只是指黑格尔著作的晦涩的特点在客观上就容易使人陷入这种境地。该怎么办？我想，最主要的是，不要到处都采取抓住只言片语不放的态度。黑格尔的行文，就字句来看，往往前后正好相反：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所以我们在读黑格尔的著作时，特别要通贯他的整个思想，联系与主题相关的其他各处的讲法与提法，这样才能通晓他的真谛。遇到一个地方不懂，当然不能随便放过，但不能老停留在那里，死抠仍然不懂，无妨放下，继续往下看，很可能黑格尔在另外的地方会对同一问题又从另外的角度有所阐发，这就能使你对前面不懂的地方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讲解和注释《小逻辑》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就同一问题，把散见在《小逻辑》各节以及黑格尔其他著作中的有关材料和论述都联系起来，搜集、集中在一起，俾使读者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能从多处收到互相参照、互相发明之便，这也许可以叫做“用黑格尔注黑格尔”的方法。二是借用一些现代西方黑格尔学者包括新黑格尔主义者的注释和论述来注释黑格尔，以作为我们理解黑格尔原著的参考，这实际上是一种“集注”的方法。我想，采用这两种方法，也许能使我们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比较贯通，比较接近原意。
理解黑格尔原意的另一个重要之点，就是要注意到黑格尔所用术语的特点：同一个术语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和用法，但也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和用法。因此我们在读黑格尔著作时不能拘泥于一种含义和用法，否则，就会感到矛盾，感到讲不通，甚至牵强附会地曲解原意。例如“自为”（für sich）这个术语，我们一般都知道是指“展开”的意思，但如果死抓住这个含义到处套用，就会使你迷惑不解，因为这个字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它有时是指“自觉”的意思，有时是“独立”的意思，有时是指“孤立”的意思，有时是指“就一事物本身而言”的意思，等等，这就要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决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要理解黑格尔的原意，还有一个外文问题。我在黑格尔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听众提出的疑难问题有不少是由于单凭阅读中文译本而引起的。我决不是说现在的翻译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用中译本。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译文，也不能完完全全地代替原文。有时同一个中译文的术语，原文却是意义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径庭的两个字；有时同一个原文字，由于两处的用法不同，译者用了两个不同的中译文术语，这在翻译上是允许的，有时是很必要、很妥贴的，但单从中文译文却看不出这同一个字的两种译法、两种用法上的内在联系。象这样一些地方，如果仅仅按中译本读书、写文章，就难免出差错。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事研究、翻译和注解黑格尔著作的专业工作者帮助解决，但有条件的同志特别是有志于读懂黑格尔著作的青年人，不妨利用已有的条件或争取条件，学点外文。
如何区分一种哲学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在黑格尔这里，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也是一个能否做到忠于黑格尔原意的问题。黑格尔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往往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结合成了一个内在的有机的整体。例如黑格尔哲学有两条基本原理：一个是，只有精神才是真实的；一个是，只有对立统一才是真实的。这二者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件事情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因为他认为，精神，也只有精神，才能达到对立统一。这个观点既可以说是最唯心的，又可以说是他哲学中最富有辩证法的思想，是他的辩证法的核心。如何区分这个观点中的良莠，决不能简单造次。抓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一个方面，都会曲解黑格尔哲学的真正面
貌。
我在研究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和新黑格尔主义的过程中，深感对某一问题的原始资料如果掌握得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就很难写出扎实可靠的研究论文。好比一个商店，如果缺货，或者货色很差，则无论怎样摆设布置，也最多只能引起那些随便逛逛商店而不想买货的人的兴趣，却决不能满足真正的顾客的需要。对于我们搞哲学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项货源就是哲学家的原著，当然也一定要掌握当前的研究资料。不先对这些东西作一番搜集、钻研，就不可能提出有根有据的新见解。联系到这一点，我倒是很赞赏有些前辈哲学史学者的看法：宁可先多下些述而不作的功夫，然后才能有所作。我领会这个意思无非是说，先对前人的东西、已有的东西，搜集全面，理解准确，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明。新见新解不同于标新立异：前者是在祖述前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后者是随风飘摇的转蓬。我的老师，前南开大学文学院长、图书馆长冯文潜（字柳漪）教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里，指着我翻译的巴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的一段翻译文字说：这句话译得很漂亮，但不太切合原意。接着，他提高了嗓子，借题发挥了一通，大意是说，做学问要严谨扎实，搞翻译重在忠于原文，讲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应该从原著出发，应该忠于原著。有人在写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时可以写得天花乱坠，立论似乎很新，但对照原文一看，却破绽百出，所谓新论不过是空中楼阁。柳漪师平素对我亲如慈母，但一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突然严肃起来。
他的这番话说得那么斩钉截铁，使我不由自主地忐忑起来。柳漪师去世已经二十一年了，他的告诫至今犹在我的耳边。
我从大学毕业后几十年来，讲授过《形式逻辑》、《哲学概论》、《政治课》、《列宁的〈哲学笔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部分）、《西方哲学史》、《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等课程。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体会到语言表达对促进思想的重要性。一般地说，当然是先要在思想上把问题搞清楚，然后才有可能在语言上表达清楚。但我却还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就是，在对问题有了一定的研究和粗线条的想法以后，就往往急于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写讲授提纲不过是语言表达的方式之一）来考验这些想法的正确性和准确程度，来发展这些想法的细节。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原以为正确的，也许会证明是错误的；原以为是明白的，也许会证明是模糊的；原以为是充分的，也许会证明还有待补充。例如我在讲完一课之后，经常会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改进的问题，有时甚至就在课堂上也能一边讲一边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这就促使我把问题想得更深透。也正因为如此，我在指导研究生时，总爱强调：只有用自己的语言，概要式地复述一下自己所精读的哲学原著，才能把这部原著掌握得更熟练、更准确。根据同样的想法，我在搞研究、写论文时，往往是有了基本资料、基本论点和基本结构以后就立即动笔，然后在动笔表达过程中再不断充实，不断修改，不断发展。有时，只是由于动了笔才发现问题严重，才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这时就要不怕艰辛，停下笔来，再广泛搜集资料，整理自己的论点，只有经过这样一段时间的重新酝酿，才会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这里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马克思的那句人所熟知的名言，就以它来结束我这篇漫谈并以此来激励自己吧：“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原载《文史哲》198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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