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走一趟吉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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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 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 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 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 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这个城 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 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 败而走。

  满面烟尘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 ,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 。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 ,眼睛就红了。

  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 活着的士兵也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 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 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因为是冰冻 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 绳子。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 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 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尸横遍野。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 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像,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 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 一头猪

  一九四三 一只鸡

  一九四五 一个蛋

  一九四七 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 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 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 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我们把台北街道图 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 ,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 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资料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 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

  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 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 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城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 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 、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了打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 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 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 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沈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 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6.9万 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余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 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 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

  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 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国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 人在满洲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日本战败之后,洪在明仍在长春,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他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 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 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 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有一丝的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

  □ 摘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xia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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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历史角度看问题,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不是一次意外的军事冲突或社会动乱所导致。抗日战争结束后,不论当时国共双方的价值观存在多大差异,只要其中任何一方的和平建国方案是以消灭另一方为先决条件,战争就不可避免。以战争为手段解决当时的中国问题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最后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那场“国家悲剧”造成了千百万人的不幸,但绝不能说是不必要的。因为,当时双方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之上,完全没有讨论余地,退让意味着自取灭亡。避免战争只能依靠双方达成必要的妥协,而妥协必须以双方的共存为基础。国共双方以消灭对方作为和平的原则是永远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发展是“敌对的各方互相迫使对方行动。”这是在为现实主义辩护。现实主义认为,战争处于道德范围之外,以道德观念评判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美国当代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在《正义与非正义战争》中写到,“与人类所受的其它苦难不同,战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卷入战争的人们不仅是受害者,也是参加者”,战争是“一种有目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人应为其结果负责的人类活动”。这是说,战争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人类无法逃脱对自己有意识的活动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他通过大量的实例和精辟的分析,驳斥了现实主义为战争所作的辩解,同时也论证了正义战争存在的可能性。根据迈克尔·沃尔泽的理论,那场国共战争不是正义战争,就是非正义战争,二者必居其一。龙女士从和平主义立场出发,著书立说对那场战争进行了道德审判。和平主义反对一切战争,从根本上否认有所谓正义战争的存在。

我感觉,龙女士向今天的人们展示的不是“一张历史兵图”,而是一张历史股票走势图。她想告诉人们应该在哪里买入,应该在哪里抛出。这种正确得不能再正确,既超越历史又超越现实的著作意义何在?一己之见,欢迎批判。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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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悲剧早已发生,但揭露历史真相或许可以还死者以生命的尊严
 

sb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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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的文章總是發人深思,希望她的書能在各地都能出版
 

l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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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女士的分析当然不是政治的,她只是表达了文学的一个维度,她所看到的只是人而已,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已,对我双方无论身上负载着什么样的角色内涵,但都是有感情的血肉之躯。你也可以说她说的是抽象的人,脱离了具体身份、阶级、集团等等。但这个人在根子上却又是具体的,走在大街上,或端着枪参加战斗,碰到的陌生人给人的第一感受恰恰只是一个人而已,像自己一样的人而已。更何况,对于当事人,是难以做到事后的理性与宏观分析的,人对自己身处其间的环境往往难以说得很清楚,难免懵懵懂懂,这也是一种真实的情境,在这种境况中牺牲的人,对他们而言,正义与非正义不是那么简单明了的事。从这个角度,龙女士并非是超历史超道德的,只是在走进历史与道德遮蔽的某类真实。这往往是文学的维度。在《静静的顿河》《日瓦格医生》里均有相关的描述。余华的《活着》也有涉及。
 

xia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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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女士的分析当然不是政治的,她只是表达了文学的一个维度,……

lym朋友认为,“龙女士的分析当然不是政治的,……”。我认为龙女士在书中的分析绝对是政治的。龙应台于9月2日在台北为她这本新作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她请来了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拉包尔战俘营倖存的90岁高龄游击队长李维恂、参与接收台湾的国军70军军人林精武、12岁就成了“少年兵”的桑品载、加入国军转而成为解放军的台湾原住民陈清山、亲身经历济南城破的卢雪芳等人。现场还播放了这几位历史见证者的亲身访谈纪录片段。她质疑:“战争,有所谓的胜利者吗?”她指的“战争”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共之间的战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龙应台希望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在大陆建政60周年的时候,对于战乱造成的历史创伤向人民道一声“对不起”。

“对不起”一词是人们在自己的言行对别人有所冒犯时使用的词语。但这一词语必须在下述语境中使用才有意义:一是这种冒犯属于无意;二是这种冒犯完全没有必要。由此可知,龙女士所谓的“对不起”,是指那场战争没有必要。她自称是“失败者的后代”。就是说,她承认国军失败,但否认国军的失败是共军的胜利。她要将“一胜一败”的历史颠覆为“两败俱伤”的历史。这怎么能说是“她只是表达了文学的一个维度”?这分明是用文学的形式在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巫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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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龙女士并非是超历史超道德的,只是在走进历史与道德遮蔽的某类真实。这往往是文学的维度。在《静静的顿河》《日瓦格医生》里均有相关的描述。余华的《活着》也有涉及。
其实龙应台的文风和思想的确是政治的,或是历史的,只是借由一种文学的“穿插”“蒙太奇”将历史的宏大叙事和个人命运联系了起来,但这一样是历史的,甚至是所谓“新历史主义”的最重要论述手段。
至于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那是因为它们将主人公的命运融入了一种俄罗斯广袤土地的神话之中,将人类精神推回到了诸神之前,从而获得了那种超越一切的文学美感。看过《静静的顿河》的大概都不会忘记《哥萨克古歌》,还有它的第一章的开头几页叙述潘泰莱的那段,丝毫不逊色于荷马史诗啊。
而龙应台丝毫没有这种打算,自然也就不是超历史、超政治的。
 

xia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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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对某政党、某政府、某个人提出批评,或者对某个历史事件、某项政府政策提出个人意见和看法,应该依据两点,即历史事实和理性分析。在无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分析批评,其结论不会是合理的。坚持不合理的个人意见和看法,充其量是表现出个人风格和品德。这种个人风格和品德无助于改善个人意见和看法的合理性,亦不会使其中所含的真理成分有所增减,如果它确实含有真理的话。反过来,利用权力禁毁和封杀一本书,仅能在一定时期内阻止某种思想或意见的传播。由于个人无力和权力相对抗(至少在中国),个人意见与看法中的不合理成分,恰好为禁止言论自由的权力,提供了禁止的借口和理由。不合理的成分越多,禁止的理由就越显得冠冕堂皇,貌似合理。个人偏见、歪曲事实是在帮助对方打倒自己,自己的偏见掩盖了自己良好的初衷。批判精神变成情绪发泄。与《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不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作者是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给不合时宜的政治观念作注脚。因此,这本书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政治价值更谈不上。这是我个人对龙女士这本书所感到的一点遗憾。
 

l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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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我对龙女士所知不多,以前仅看过她几篇散文,也没看到那她么直白的政治表露。只是就“走一趟吉林路”这一“节选”发表一下看法。这种看法更多的是就文字本身引发的某种感触而言的。从对于文学作品的外部(社会的、政治的等)分析而言,可以说很难有哪部作品能逃离政治干系,帕斯捷尔纳克的领奖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从这个角度,文学就是政治的。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来看,也几乎没有单纯的文学问题,背后都有政治的影子。但文学也有超越这些东西的一面,所谓的“超时代”价值等。在我看这个“节选”时,没有龙女士的一系列背景作铺垫,仅仅觉得有某些令人感动的东西,而且文字较为细腻、优美。如果做一个粗糙的比喻,“xiaoz”“巫仪”两位朋友的阐释可能偏重于外部吧,我那些看法可能重在作品内部吧。
 

tei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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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江河湖海的风波

作者:英伦在线

注:本文是英伦在线网站与《英中时报》合作的专栏《性先进》系列评论,也是过去今天转贴的评论中最新一期。《英中时报》目前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周报,是大陆背景的报纸,与老牌的《星岛日报》读者对象不同,主要读者是在英工作人士,餐馆厨房办公室人士都有。

龙应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陆发行受阻,笔者花了两个小时看完了电子版。龙女士的文章,大约在十年前第一次看《野火集》,一句话“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核心逻辑是,以西方生活经验,评点台湾的社会陋习,只不过是“兄弟我在英国时候”的过日子版,不明白何以形成“龙旋风”。二十年后,大陆留美学者薛涌也有类似著作问世,遭到了很多大陆老派笔杆反击,比如《北京晚报》的苏文洋。

到后期看过《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请用文明来说服我》,逐渐显露出了“论”背后的“政”的视角,以现成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来做历史的筛子。在最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类似的叙事技巧,已经后继乏力,显示出停滞状态。

没错,大陆民主滞后,成了大陆人的原罪。作者念念不忘,一个绸缎庄老板女儿,孤身在台撑起一家杂货店,不管是回乡,还是看样板戏(见《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始终带着一股子怨气,却忽略了另外一批同为绸缎庄老板子女一样的亲戚长辈,身在大陆,他们的大江大海是在1949年之后如何渡过。这就是文化政论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关键是否选择性关注,不仅仅是事实,还有情感的投射。

在此书出版之际,BBC前政治主编马尔(Andrew Marr)先生的《现代英国的建成》(The Making of Modern Britain),在BBC二台热播,相应图书也已经面世。现代英国在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后,逐渐展开,作为纪录片的文字基础,马尔先生相当冷静地讲述了现代英国转型中的种种残忍与代价。

关于历史,事实总是比意识形态耐看。中国1949年前后的灾难,是弱者的不幸,这点我支持龙应台女士的情怀;但却因为民主自由的关照,那些生命显得更加轻飘飘,所谓大江大海,被窄化为胜负双方,互品文化政论下午茶时,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常让我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暗示,所谓“文化政论”的自卑感:不是纯粹的文人,做不到至情至性;能写,又不是写的特别好;参与政治,基本上边缘;感觉处处想帮忙,时刻要批判;自认很务实,又给自己理想划了一个无限大的辩护空间,其实挣脱不开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个“小”与“怨”。这是搞“文化政论”常见的格局。

我所担心的是,当历史一直这样被情感所霸占,如果有一天,题材耗尽,高度到头,思想用完,还有什么东西,是一个民族,被反复消费之后剩下?于是,我准备一个人居住在英格兰乡间,安安静静,在夏天夜晚,在冬天台灯前,把自己民族所经历的残忍、死亡、杀戮、亵渎都阅读一遍,管它需不需要看之前有个文明来和我絮叨。

原文出处
http://www.ylzx.co.u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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